“两性对话”——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两性论文,前景论文,女性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间：1998年11月12日
地点：重庆沙坪坝金太阳宾馆
主持人：谭湘
谭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秘书长、《当代人》副主编）：我参与女性文学研究的时间不长，本来无意于主持这个“新中国文学五十年学术研讨会”中的“会中会”，可是几天来，一拨儿一拨儿的女同胞找到我，交流或述说我们彼此对于女性文学的热情以及新的思考或发现，大家都有意以一个专门的时间坐一坐；而恰好许多男性精英也出现在这个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年会上，因此，倾听和关注他们对于当下中国女性文学的看法，——男女“两性对话”，也成就了今天这个座谈会的题中之义。
为什么以“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前景”作为今天的中心话题？回顾百来年的历史，中国女性文学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或因革命的成功而诞生而活跃，或因社会的发展而变异而衰落；业已取得的写作经验在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或更长的日子里，将遵循怎样的轨迹持续发展？女性是否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建立自己的独立文化空间？等等。我想，以“前景”这样一个视点或许可能带出女性文学本身一系列相关话题；同时，也比较适合今天各种话语资源背景的与会者这样一个成份纷繁的构成局面——“大家都有话说”，便是我们这种多向性话题选择的魅力和意义所在。
谢冕（北京大学教授）：我想以“女性文学的大收获”为题概括我今天的发言。
这些年女性文学大兴，女作家不仅数量多，且才华出众，创造了自有新文学以来从未有过的女性写作的最繁荣的时期。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骄傲。
中国女性文学在中国新文学历史中，大体走过了如下的历史性进程：一、女性觉醒并争取女权的时代。表现女性争取自身权利，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以及争取与男性同样的劳动、教育、工作的权利等，这一时期的女性写作汇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个性解放的时代大潮流之中；二、投身社会运动的时代。此即所谓“男女都一样”的消弭女性的性别意识的时代；三、突出性征，女性反归自身的时代。这一个阶段是中国社会开放的产物，女性文学呈现出与世界同步的状态。也是女性文学最接近本真的性别写作的阶段。
世界由两性构成。男女两性的差异造成了世界的无比丰富性。首先是差异，是两性充分展示并突现各自的性别特征，而后才有多姿多彩的两性关系的万种风情：吸引和排斥、相互折磨和和谐共处。以往幽微而闭锁的女性世界，带有极大的神秘性，对于男性来说，乃是一种拒绝，是难以进入的。现在由于女性作家的展开，使这一神奇而丰富的世界在文学中有一种空前的展示。中国女性作家用小说、用诗、也用散文及其它文体，为中国文学所展开的这一丰裕的世界，不仅使男性、也使女性能够诗意地、情感地、当然更是形象地领略女性生理的、心理的、感觉的广阔的天空。这是中国女性写作对于中国文学的无可比拟的巨大贡献。
要是说，中国当代作家在个别和总体上都未曾作过超越他们前辈的成就的话，那么，当代的女性写作却是唯一的例外——她们在性别写作以及揭示女性独有的私秘性方面，是对历史空缺的一次重大的填补。
以上所述，都是无可置疑的。但是我们面对成绩，难免尚有隐忧。通常讲的女性写作，其前提是以女性独立于男性的立场为支撑的——即指排除了男权支配的“男性观点”的独立意识的支持。而当前一些女性作家的一些甚有影响的作品，似乎表现出对于男性“窥见”的“自觉”的迎合。她们声称她们不曾依附，而她们的创作实践却“不经意”地“迎合”了那些“目光”。这是否是一种动摇和后退？在这种实践的背后有没有商业动机的驱使？
张慧敏（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可以说是因美国在当今世界政经格局中的重要，才使现任总统与莱温斯基的性关系得以爆炒，男女性爱的私人性话语，转而享有世界级的市场价值。性爱的隐私、身体的隐秘，被强迫性的放弃，转而成为权力角逐的场所。总统之位与色情细节，大大刺激了大众媒体，它们尽责尽职地创造日日不同且每每更新的消费产品，女性的身体成为此消费生产的资源和促销的符码。据报道：“性丑闻”上网的当天，数以万计的登录者，造成数小时网路堵塞。女主角莱温斯基身价骤然倍增，她讲述的性故事已以价值数百万美金出售，俄国的某导演愿以千万酬金聘她为片中女角……等等等等，莱温斯基在杂志封面、商标品牌上，一下盖过戴安娜王妃。莱温斯基的符号价值，来自于商品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并随着消费而增值。可以说，在消费文化中，莱温斯基这个语符创造的价值，远大于她所获得的报酬。莱温斯基现象中，女性为何物？从主角莱温斯基到配角总统夫人及女儿，哪一个不被政权、法权、市场、传媒操纵和伤害？纵观“性丑闻”始末，有哪一行动、哪一措施环节的实施，有稍微保护妇女权益的顾忌和立场？
1998年5月，印尼发生暴乱，据印尼全国人权机构不完全统计， 在三天的骚乱中，至少有1188人死亡，168名华人妇女遭强奸或轮奸， 最年长者55岁，最小的仅9岁。其中20人奸后被打或投进火海烧死。 在此暴乱后，为避受辱华人妇女甘当邮购新娘，不计对方条件，只求离开印尼。另外，许多华人妇女，为保安全，不惜花十万印尼盾（美金七元五角），购买贞操带。雅加达多家报纸都刊登这样一则广告：“你是否希望免遭强暴？那么就须购买一件用人革和不锈钢制成、外带号码锁的护身衣。”此维多利亚时期的贞洁护带新版本，成了当代妇女的护身符。西方女权运动发展至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可女性之尊严与人格，却是如此难以得到保障与维护，不值得深思么？东南亚经济危机，对人的思维影响与行为模式塑造，将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此灾难的发泄为何如此快的落在妇女的身体上？
下岗，在当下的中国，男女双方都会遭遇的字眼。但再就业机会，却昭显出男女的不平等。据报道，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女子文学》杂志社举办了“心系下岗女职工”座谈会，会中一军人的妻子，丈夫一年前去世，下岗后面对“儿子的病要治，老母要养，日子要过下去……”，发出这样的心声：“我比较刚强，不怕吃苦，扫大街，掏厕所，擦皮鞋也没啥不光彩，关键是再就业过程中请用人单位给我们人格尊重。”当这些下岗女职工代表收到杂志社无偿捐助的面粉、鸡蛋等生活必需品时，不少人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面对这些事实报道，我们能说“女人的权力够了够了”么？在消费文化中，在暴力面前、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女性问题难道不更加醒目。
最后还想指出的是女性学科的理论建设及概念清理等问题急待处理。比如“身体语言”，在男女批评家笔下，语义有着绝妙的不同。“身体”一词，属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0， 法国哲学家）哲学之核心，在他的《行为的结构》、《知觉的优越性》、《知觉现象学》及《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等主要著作中，都有对此词的解释。在梅氏，身体与主体（body-subject）可以互为取代，我即我的身体。并认为，“身体”并非只是一个外在认识的对象，它乃具有经历知觉作用的能力，可使世界万世万物更能够彰显出其所潜藏的奥秘。因此，女性主义批评以它为理论资源，来阐释作品及女性主体的建构。它不同于一些男性笔下的纯粹性物质身体。一些西方理论资源，在中国运输及被使用中，常常会出现一些误区，且被误导。
丁帆（南京大学教授）：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女奴、女性和女权的文化选择》。我认为：在二十世纪的女性文学发展史，女性主体意识经历了三个大的起伏过程：首先，五四文化思潮中以“人的文学”为本义的女性创作开始觉醒，但是包括冰心在内的许多女作家的女性主体意识并不是很强烈的，她们基本上是在男性权力话语建构之中进行着有限的私语言说，要说特例，可能只有庐隐最有繁漪那样的“雷雨”性格。直到丁玲的《沙菲女士日记》和《梦珂》的出现，才形成了五四以后第一次女性意识的大觉醒，“我是我自己的”才真正回到了女性话语本体之中。但是，丁玲很快就臣服于“政治话语体制”，而“政治话语体制”从根本上来说，就等于是“男性权力话语中心”的代名词，丁玲直到临死也没有能再跳出这一羁绊，回到最初的原点上。其次就是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提出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出现过一次虚假的妇女解放运动，在“李双双”和“新结识的伙伴”的阴影之下，茹志鹃们也只能在“政治话语”之下略抒一点女性内心的隐秘而已，整个当代文学的前三十年，几乎就是女性主体意识丧失殆尽的过程，她早已被政治体制下的男性言说所替代，是女性自我失落的悲剧时代。直到八十年代初，在“爱是不能忘记的”的“同一地平线上”，女性作家才企图重新确立女性在文学中的地位，当然同时也是确立妇女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这些作品不仅仅是受到了女读者广泛注意，同时也受到许多男性阅读者的瞩目。直到铁凝的《玫瑰门》和王安忆的《岗上的世纪》（她的“三恋”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女性意识尚不是十分醒目的）的出现，才宣告一个新的女性文学时代的到来！司漪文用露阴的方式杀死了她的公公，象征着“第二性”对男性的挑战。而《岗上的世纪》简直就是女权主义的一次宣言书，李晓琴与杨绪国的媾和从不和谐的政治功利语境中挣脱出来后，回到了完完全全的女性主体意识的本位之中。我们可以在如诗如画的性交过程中，看到性别的位移。李晓琴的“超越”就在于她把杨绪国那个男性权力文化视阈给拆解了，在李晓琴的眼里，“他”（杨绪国）只不过是性的对象而已，且完全是模糊不清的。至此，铁凝和王安忆开始将女性文学提升到一个自觉意识的层面。
那么，九十年代文学在进入物质主义时代后，女性文学从表面化上来说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女性文学在政治话语（主流话语）和物欲话语的双重挤压下的变形。我认为九十年代最有个性和最有思想哲理的女作家是陈染，直到她的《私人生活》的发表，我以为陈染的小说在个人的艺术感悟的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哲理表述中，是无人可以比拟和替代的。但是，我以为她的小说一方面是奢侈的精神消费；如她以为人类的最高情感在同性之中，因此在大量的异性恋之外，写的是同性恋和自恋的情节和细节，我们且不去追究写作个体的文化背景和利害关系，就中国的国情来说，这种精神活动是否成为正常值，是值得提出疑问的，那么，“伪后现代”的文化语境是否是陈染们追求的一种乌托邦文化语境呢？另一方面，这种贵族式的精神产品同样迎合了物欲时代的消费要求，从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的封面被庸俗化，到《私人生活》启发了一大批书商炒作“绝对隐私”的泛滥，难道我们从这严重错位中不能找到女性文学在进入体制文化中被男权文化扭曲的悲哀吗？然而，更为悲哀的是，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在借鉴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理论时，不顾中国现实世界的诸多复杂因素，一味鼓吹女权主义文化与男权文化的对立性，而拒绝平权，这样，便把女性文学孤立化、绝对化，使她成为具有攻击的“文化夺权工具”，这无疑是将女性文学送上革命的“断头台”。
我以为女性文学从女奴的地位走向女权的地位，并非是女性文学的幸事，相反，它是致使女性文学走进误区，走向“黑洞”的必然之路。女性文学应该是与社会媾和，与男性媾和的产物，她除了艺术上的独特表现外，在思想上却是谋求与世界的沟通，这是根本目的，而私语独白是通向这一目标的手段。男女平权才是最高境界，任何企图占据文化霸权地位的文本都是可悲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书写了男性文化的文本内容，这是中国文学的悲剧；而进入21世纪后，非得用女性文化的文本内容来构建中国文学新的悲剧内容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反对那种盲目把男女性别文化严重对立的文本和理论。因为我始终相信：人类最高的情感（艺术的、抒情的）是通过两性才能建构的，人类的最美妙的文学是是“超性别”的！唯此，我们才能摆脱文化的困扰和错位。因此，我只赞成女性文学，而不赞成女权和女权文学。
吴思敬（首都师大教授）：我是研究诗歌的，真正接触女性文学是1995年世妇会期间，女性文学委员会这个组织刚刚成立。我买了一套《陈染文集》，看完以后我很震惊，没有哪个男性作家像她这样把心掏出来达到这种程度，直逼人的心灵！我感到，在九十年代的今天，如果我们还不能给陈染这样的作家作品以相应的评价，不是作家的耻辱，而是评论家的耻辱。关注和研究女性作家作品十分必要！譬如舒婷，怎么样看待她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史上的位置？舒婷实际上是中国女性文学第一只报春的燕子。她的《致橡树》、《神女峰》、《惠安女子》代表了她三个不同的阶段。《致橡树》是女性独立宣言；《神女峰》实际上把男人最看重的贞操挂在悬崖上展览千年，是从生理到心理女性真正要求得到的第一声呼唤；《惠安女子》是女性在市场经济之下的命运，被男性作为封面去观赏的命运；——虽然历史已经到了九十年代，但妇女问题并没有真正解放，女性仍然生活在最底层，女性解放的话题并没有完成；女性文学的崛起，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出现和越来越大的声势，有它内在的合理性；只要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没有实现，女性主义就不会消失。女性文学作为精神成果，就像男性作家所写的作品不仅仅属于男性一样，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是属于整个人类的，应当有更多的男性评论家进入到女性文学研究领域来，应当有更多的男性研究者参加到这个事业中来。这个进入九十年代开始成为显学的文学事业，方兴未艾，因为飞速发展的世界科技革命、经济时代的到来，为女性文学提供了崭新的天地，因为这是女性原本具备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所决定的。
毕光明（琼州大学教授）：历史悲剧性的把男性女性构成上下层的关系，但他们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关系。我个人对女性文学的繁荣局面持喜悦和兴奋的态度。我认为没有女性文学的人类文学史是不完整的历史，无视女性文学是批评界的失职。文学是什么？文学最重要的就是一种表述，一种学识，它不可能对既存的世界构成根本的实质性的威胁。我认为，女性文学的发展确实使长期优越心态的男性世界产生了某种恐慌，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文学的写作不应当参照男性文学。
陈骏涛（中国社科院教授）：尽管在这几年我为女性文学做了一些事，但对于女性文学自身，我最多称得上是一个“票友”。我不是女性文学专家，是一个偶然的机遇，让我走错了门，当然，我还想继续走下去。我认为，女性的觉醒，女性文学的崛起，是新时期以来，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坛一个很大的事情，是继五四以后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高潮。作为一个批评家，尤其是男性批评家，我觉得应当持一种支持的态度。事实上，我们中国的所谓女权主义，通常是把它叫女性主义吧，和西方的女性主义是不一样的。中国的文化语境不适合完全照搬西方的女权主义话语。所以说，女性主义研究或女性主义在我国还不存在女性霸权这样的问题，还没有形成尖锐的两性对抗。我承认在中国，在精神上，女性确实仍然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因此，我们对女性文学、女性主义还不应当是指手划脚和横加指责。林白、陈染等女性作家的“身体写作”，确实给九十年代的文学以很新的视点。说到女性文学的持续发展，我主张主要应当是着力处理好几对关系：即“性别意识和超性别意识的关系”；“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关系”；“自恋、自省和自强意识的关系”；“内视角和外视角的关系”；“消解男性中心与促进两性和谐的关系”。这五个话题是从两性对抗到双性和谐的过程。男女两性的差异和冲突是永远存在的，但是，冲突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世界是两性共同构建的，尤其是在今天，这是男性话语男性为中心的情况下，更需要强调双性和谐。我觉得，在五个话题的两点之间寻找结合点，女性文学还会有大的发展。“小女人”是需要的，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是，为什么不能成为“大女人”呢？
南帆（福建省社科院研究员）：中国文学已经结束了清一色的时代，这至少可以从批评家的频繁命名之中得到证明。“意识流”、“寻根文学”、“新写实主义”、“先锋小说”均已叫响，现在轮到了“女性文学”。命名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命名的对象从混沌之中浮现出来，它的单独存在为一个响亮的概念所肯定。这个意义上，女性同胞有理由自豪……她们的性别印记堂而皇之地在文学之中登陆，成为一种显赫的美学类别。
如何诠释女性文学的美学风格呢？细腻，温婉，琐碎，家长里短，有时带些哀怨，有时显得缠绵；如果级别降低一些，那就是纯情，娇媚或者可爱之类。可以料想，这些形容语汇刚刚开始使用，那些“女性主义者”就会兜头泼来一瓢冷水：你们是不是还要说小鸟依人，三从四德，温柔贤慧，相夫教子？事实上，这一切无一不是“菲勒斯中心”的大男子主义趣味。这样的美学风格本身就是大男子主义的想象物。大男子主义按照自己的趣味想象女性，并且将这样的想象作为看不见的枷锁套在女性身上。女性文学的使命之一即是，粉碎男性设置于文学以及一切文化门类之中的圈套；女性文学的美学风格决不会再是男性们的玩物。先生们，醒醒吧！收起你们怜香惜玉的那一套，我们之间存在的是……战斗！
先生们的确吓了一大跳，许多先生的确低估了女性文学的雄图大略。从“一间自己的房子”到“性沟”，从“性别之战”到“身体的写作”，从“雌雄同体”到同性恋式的“姐妹情谊”，从“娜拉走后”的问题到回归“厨房”的问题，咄咄逼人的锋芒早已代替了温情脉脉的秋波。告诉你们，女性失去的只是一条锁链，她们力图得到的是全世界。
先生们终于有些明白了，当前的“女性文学”并不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之类的浅吟低唱，这种文学是代表一个弱势群体发言。这个弱势群体长期遭受男性们的压抑，甚至被贬于社会的视域之外，无声无息。现在她们要发出自己的吼声了。一切男性所挖掘的陷阱……包括美学陷阱……都将是女性文学的践踏对象。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女性要在文学之中站立起来……如果不是在这样的意义出发，我们就不可能读懂今天的女性文学。
这样的反抗姿态同样是想象女性文学未来的依据。这个弱势群体将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位置？她们如何想象理想的性别关系？她们如何想象性别的解放与社会解放之间的关系？她们企图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建立某种新型的女性霸权还是期盼某种性别平等的社会图景？这一切如何同今天或者明天的复杂现实互动？对于女性文学的作家说来，这一切不仅是一批棘手的社会学问题；同时，这一切还将是女性文学的美学解释。
董瑾（北京经贸大学讲师）：我想就丁帆先生的一些看法与之商榷。丁帆先生认为如果女性文学作者还有可理解之处的话，那么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丁帆先生对之是“一个也不会宽恕的。”，我想这个问题涉及到批评家的资源与姿态问题。进入九十年代，面对日益成熟的个人化写作（这不仅仅是对女性作家而言），批评家的批评话语显得贫乏而老套”一方面批评家不愿简单地将文学文本视为意识形态的表意，另一方面单纯的文本分析也会流于机械、琐碎与文本的割裂。那么我们批评的理论资源是什么？尤其是面对九十年代女性作家向内心开掘的写作，男性批评家的态度是迷惑与暧昧的。因此，与西马有深刻渊源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出现为我们解读文本，尤其是女性文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有助于我们发现在面对共同的历史文化语境时，处于男性权力话语边缘的女性的存在与声音；而这种批评方法的实际操作可能是以一种较为激进的，令男性批评家无法忍受的方式进行的。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这种激进方式恰恰表明现代性的启蒙主义与中国遭遇后而发生的诸多变形。例如，种族与性别的差异而导致的变形，这种变形使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时时被疏离感、边缘意识及被压抑的情结所困扰，她们认为必须对代表秩序的语言世界进行反叛，才能开始自我的探索。这种姿态往往被男性批评家视为一种僭越，男性批评家一方面认为中国的女性地位很高，女性应当知足而不必整天一副苦大仇深与咄咄逼人的姿态，另一方面又认为既然中国有那么多失学女童与下岗女工，女性作家整天沉湎于内心与自我就显得奢侈。我想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一方面中国女性的解放程度远远没达到我们所希望的乐观程度，无论是社会参与还是两性关系方面均如是；另一个涉及到男性批评者对女性写作的期待视野问题。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写作是通过写作定义规范女性的，是男性中心意识形态的产物，这种写作是男性写作间或的点缀，是男性乐于以优越者的地位予以接受的。目前部分女性作家的“私人化写作”或“身体写作”让男性批评家困惑：如果你不将女性作为偷窥的客体的话，那么你需要指出浸润于文字之间的女性本质。这就需要调整解读策略。因为显然，忧国忧民的政治教化作用在这部分女性写作中很难找到，在庐隐、丁玲、苏青等的作品中如是，在陈染们的作品中也如是。我的另一个看法是在女性话语被遮蔽、被覆盖得太久的今天，谈论整合与双性和谐倒是一种奢侈。
孟繁华（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女性话语成了这个时代最具冲击力的理论话语之一。这个舶来的命题虽然在西方依然是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古旧话题，但涌进国门后，却同样出人意料地风起云涌。先是理论界的“先觉者”们勇敢地“浮出历史的地表”，接着便是一场空前的女性文学的话语实践。诗歌、小说界的女性作家一如被压抑已久，畅快淋漓地敞开了心扉，向这个男／女共同拥有的世界倾述尚未解放的精神／肉体的伤痛，尽情诉说着对权威／男性的女式愤懑。于是，中国当代小说与诗歌陡然间又别有洞天那陌生的人间体验和隐秘的女性情感如洪水泄闸四方弥漫。各种同情和阐释也一再激活了沉闷的批评界，一如愁肠百结的思想者又发现了可资开掘的思想资源。但是，时至今日，这一热闹一时的话语竟也逐渐凋零，女性话语的想象在这片国土上终未兑现，新的缄默替代了往日的激进。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评介及阐释者对这一话语曾寄以厚望，她们借助于欧美60年代末期兴起的理论潮流，期待能为有更漫长的女性压抑史的中国文化和文学带来新风，并重塑女性形象。这些评介者和阐释者们大都是受过系统的学院式训练、深受西方文化熏染的青年女性，她们的专业知识和女性的敏感一起意识到了这一理论／实践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几本并不畅销的著作却有如石破天惊。《浮出历史的地表》（孟悦、戴锦华著）、《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玛丽·伊格尔顿编、胡敏、陈彩、林树明译）等，在知识界曾传为一时。但是，当这些理论评介到中国或重新被阐释之后，在实践的层面都遭遇了不尽如人意的期待／限度的矛盾。西域理论产生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目标，在当代中国女性文学的实践中无疑遇到了问题。它的具体体现是：不仅并未有效地触动男性作家固有的“陈腐”的男／女性别观念，同时，女性作家以觉醒者姿态的话语实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理论原创者及阐释者的期许尚是问题。看来，拯求中国女性意识并颠覆男性中心的努力，路途尚还漫长。
马相武（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中国当前的女性文学相对停滞。它将向何处去？恐怕应当探索中国女性文学自己的发展道路。不妨“重温”洪常青以马克思的语录给红色粮子军所作的启蒙教育：“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对于中国的女性主义者、女性文学研究者和女性文学来说，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所体现的方法论，仍不无参照价值。恩格斯提出，妇女的彻底解放需要两个客观条件，一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因而是消灭一切剥削制度；二是家务劳动社会化。妇女解放的主观条件则在于妇女自身的觉醒，女性文学的使命和终极目标当然维系于“妇女的彻底解放”。而两个客观条件都以男性参与为必要因素。广义的阶级斗争同性别斗争不一定是对立的。“妇女自身的觉醒”也不可能完全排斥男性参与或男性参照。女性文学当然是“妇女自身的觉醒”中的重要的一部分。
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文学如同七十年代中期以后的西方女性文学，正在更多地研究女性本文，这方面仍然有待深化；而对于男性本文，却基本回避，实际上，这后一方面也应当重视。这正是中国的文化国情所使然。由于西方七十年代中期以前就有这样一个阶段，其女性文学才能在此后更加深入。中国的女性文学在这方面需要“补课”。中国女性文学发达的程度恐怕要看这种女性文学对于“男性文学”介入的深度，以及女性文学研究的深度，“男性文学”的面貌在“女性文学”的改造和批判下发生了何种变化，同时也要看男性以何种方式和角色介入女性文学。女性文学在中国完全独立的、纵深的发展，对我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或者说是不可思议的。这同女性文学的写作者、女性批评家的创造和研究能力、学养等并无多大关系。女性主义者在中国几乎都难以亮出身份，她们的片面性几乎也不如西方同道表现得那样彻底和大胆，正因此，由这种片面性表现出的那种彻底的，以及由这种对立才可能达到的深刻，以及由这种深刻扩展开来的理论建构，都不是那么充分。中国的文化国情和既定传统使得女性主义和女性文学在此岸登陆后就改变了“国籍”。它宿命地要同“男性文学”共同发展。所以应当自觉地开掘两性公共话语资源。
其次，女性文学和女性批评在未来十分需要进一步拓展文化领域和思维空间。不应自我拘囿于狭窄的、自造的和自恋的话语天井，而应当充分利用公共文化资源。纯粹的“累斯嫔”话语及其“绵延”在理论批评世界不可能独立存在。肖瓦特曾将自勃朗特姊妹以来的英国文学分为三个重大阶段：一是女作家模仿主流文学的流行模式，并吸收其艺术标准和社会角色的观点；二是反对这些标准和价值，并为女作家的权利、价值、自主的要求进行辩护；三是寻求自我的同一。它们也分别简称为富于女性特色的、女权主义的和女性的文学阶段。这样的概括对于英国文学史也比较差强。至于中国当代文学，所谓富于女性特色的阶段还能划出，但由于先天和发育的不足，女权主义的和女性的阶段则难以具体化，虽然这样两类现象还是有的。按照肖瓦特的界定，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可分为女权主义批判（feminist critaue ）和女性批评（qynocritics）二类。 她认为女性文学的独特性不应仅仅理解成文学现象，而应视为不同的女作家在各自的社会生活中对男性中心文化不断作出反应的结果。因此，“女性批评便与历史、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上的女权主义研究有关联”，这还必须“考虑政治史、社会史和个人经历在决定妇女的文学选择和创作生涯上所起的不同作用。”法国理论家L·塞弗批评弗洛伊德“使社会的东西心理化， 使心理的东西生物化，使人的东西自然化。”女性主义正好要把弗洛伊德颠倒了的东西再翻过来，既清算弗氏谬误，又试图从精神分析的角度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女性文学完全可以充分利用女性主义同现代西方的若干显学相切生成的理论视野和话语资源来丰富和发展自己。
贺桂梅（北京大学博士）：“女性文学”这一命名是在80年代初提出的，在当时曾引起很大的争议。发展到90年代的今天，这一研究领域的存在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构成一个时期的“显学”。但有意思的是，对于这一研究领域的基本问题——诸如什么是“女性文学”？为什么只有“女性”文学而没有“男性”文学？有没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概念等，至今（尤其在一些参与或不参与“女性文学”研究的男性研究者那儿）仍存有广泛的质疑。
我认为，产生这种滑稽意味的悖论情境，除了可以指责质疑者狭隘的男性中心意识以及对性别问题缺乏必要的反省之外，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来自“女性文学”研究本身。尽管“女性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为女性写作的独特价值、意义提供了有效的辩护，但在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上，“女性文学”提出之初，便存有矛盾，而且至今并没有得到澄清，问题之一，是“女性文学”与抽象的启蒙主义“人”的话语之间的关系。女性首先是“人”，“女性文学”也是“人”的文学——这是女性文学批评的某种典型话语，但所谓的“人”，常常不过是自觉或不自觉的“男人”的化身；问题二，是“女性文学”与经验主义的性别话语的关系。经验主义的女性话语不自觉地将“女性文学”的研究对象局限于女作家作品，而将研究主体局限于“女性”，因而，“女性文学。研究就是“女性”研究者研究“女性作家”的文学作品。一方面，男性研究者在研究女性文学时无法获得合法性，另一方面，女性文学的研究工作始终限制在女性作家作品研究，而无法对整个文学作品中的性别表述作出分析。问题三，是将研究的性别立场简单化地理解为某种女性立场的直接表白，认为研究“女性文学”就是去发现作品中“女性意识”甚至“女性主义立场”。这样，只有少数具有明确“女性意识”的作品才能进入研究视野，同时，这种研究工作也无法对广泛存在的性别问题作出灵活的分析。——鉴于以上理论上的矛盾，我认为“女性文学。研究只有意识地“超越”“女性文学”的狭隘界定，有效地吸纳文化研究和社会身价研究理论的观点与方法，逐渐转向广泛的性别问题研究，才能摆脱目前的尴尬处境。
吴晓种（四川师院讲师）：女性文学目前面临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即是女性话语的读者接受问题。以我们在的高校为例，在中国当代文学教学中，关于女性写作的认同和理解，却并不乐观。我院中文系一直开设有“当代小说研究”，“海峡两岸新诗比较与欣赏”等选修课。我们也有意识地介绍王安忆、铁凝、陈染及翟永明、海男和伊蕾等的女性写作作品。但从各年级的反映看，男生反映不强烈，而女生普遍表示不能理解“身体写作”。较普遍的评价有：“男性写作多是美化女性，女性写作不少的是丑化女性。”“身体写作太放纵，太暴露”。中文系的女生们尚且如此隔膜，我们的女性文学还可以寄希望于其它女性读者群吗？对女性意识的普遍启蒙仍然是女性文学的重要课题。
女性文学的表达太多的是性别对抗性和对立化，我们曾在诗歌教学中比较过大陆与台湾的女性诗歌关于女性体验和身体写作的特征。发现大陆作品在男女关系问题的表达上，往往与痛苦、失落受伤联系在一起。而台湾的诗歌反而更注意对应与和谐，表现出更传统的中华民族关于阴阳和谐的意识。在封建观念仍然顽固存在，女性商品化越来越严重的今天，女性文学俯身大众姐妹，弘扬普遍的人文关怀精神，也是当前女性文学需要踏踏实实做的事。
潘延（苏州铁道师院讲师）：当下的女性文学批评，我们所着力做的并不是文本的、审美的批评，而是通过文本梳理、清导其中的女性意识。这样的批评立场缘于现实遭际中女性面临的困惑与思考。思考的基本点还是关于“人”的问题。在男性文化中心的社会里，对“女性”的认知是站在男性的角度上，由此建立起的女性范式不以女性身心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相反，在这种文化土壤中长大的女孩，很容易将原来是来自外在的、社会的压抑内化为女性自我的压抑，由此造成女性“自律”的恶果。剥离文化外衣的力量只能来自于女性自我生命力的张扬。妇女运动走到今天，基本上赢得了政治解放与经济解放，但要破除“内化”的恶果，即赢得女性自我的解放，仍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赵树勤（湖南师大副教授）：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女性文学功不可没，它以丰富的创作实践与日渐深入的理论探讨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女性的精神性别。回顾近二十年来女性文学的功绩，有两种现象尤为引人注目：一是女性文学中理论与创作的同构现象，一是女性话语对主流话语的消解。展望未来，我以为应当继续注重女性话语的启蒙意义。中国迄今没有、今后相当长时间恐怕也难以产生实践意义上的女权运动，中国妇女解放，尤其是精神上的解放远未完成，需要女性文学担负滋润、培育广大女性的使命，让她们认知自己的精神性别。其次，应当注重表现、研究我国女性话语的独特性、民族性。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创作直接启迪了我国女性文学，这层关系在一些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言论里表露极为明显，她们的立场、语词、文本中常用的意象，大量来自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例如她们喜欢谈论的“逃离”、“菲勒斯中心”、“身体”……都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词典中的经典术语。过多的外力影响和作用使当下某些女性文学文本带有生硬挪借与随风飘散的性质，不那么贴近充满焦虑和混乱的中国大地。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农业文明对女性的渗透、制约无所不在，写出了这一点，才可能写出我国女性话语的独特性，民族性，女性文学才可能真正步入成熟。第三，由两性对视走向两性和谐，当然和谐的基础是平等。因为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双性和谐的境界代表了男女两性共同的追求。
朱青（洛阳师专副教授）：我国作为“第三世界”之一员，每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都不会赞成视西方文化为“优等文化”，甘愿贬低自己为“劣等文化”。不会认可“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文化霸权”。当然也就不会将西方女权主义看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将其理论简单照搬于我国。那种绝对臣服、简单照搬的态度，只能被视为后殖民主义的表现。
我们之所以不肯照搬，也由于中、西国情不同。我国在“五四”后，为抵御外侮而导致了思想启蒙运动的夭折，至今封建意识形态的余毒仍盘踞在多数人的头脑中。我们面临着“反封建”的重任。而西方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西方的物质文明已很雄厚，我们则仍处于经济窘迫、物质匮乏阶段。我国妇女之不利处境，不完全出自父权制。它主要不源于（如西方女权主义所认为的）性别制度，而更多地由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所决定是多参数、多变量的函数。西方的女权主义者主要来自中产阶级，从她们中产生的理论体系，不可能完全适用于正为温饱而奋斗的广大中国妇女。我们主张女性文学学说的多元化，抵制强势经济对弱势经济的文化入侵与全面渗透，防范本民族文化传统与文学个性的彻底丧失。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女权主义思想对中国女性，有着尤其重要的启蒙价值和借鉴价值。我们将其中有价值的成份中国化后，着重与思想领域的封建残余相抗衡。
针对我国女性文学的现状，我们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文学创作的视点有待下沉”。目前，我们的女性作家群体的视平线，高于我国妇女生存状态的平均线。于是，平均线以下，成为观察的盲区。宗璞多表现老年知识女性、张洁常描摹中年知识女性、张抗抗更熟悉“老三届”中的成功者、张欣愿塑造白领丽人……文学表现的地平线之下，是绝对数最大的底层妇女群——农村劳动妇女、流入城市的打工妹、城市原有的大批工厂女工、勤杂人员和服务行业人员——清扫工、售货员、售票员、炊事员、邮递员、话务员，还有：看车的、修路的、拾破烂的、运垃圾的、看厕所的、守电话的、卖冰糕的、烤红薯的……她们没有能力、也没有余暇进行文学创作。她们又找不到赵树理、柳青那样的代言人。代言人职位空缺。于是，她们无法展示自己的现状、抒发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愿望。她们成了缄默的一群。而缄默的群体必然成为被埋没的群体。她们已有的能力未被发现、潜在的能力也得不到开发。不仅于此。现任的女作家们，客观上还容易有脱离群众的倾向。首先，就人格的类型来说，女作家们大多属“自恋型”（对作家职业而言，这并非贬义词）。由于客观上的“精神贵族”（这也不完全是贬义词）的身份，不免有睥睨凡俗的态度：由于事业上的辉煌成就，不免忽略才能平庸者；由于精神上的独立性，不免轻视依附性的族类；由于个人操守很严，不免有道德上的优越感；……总之，这批超凡脱俗的女作家，客观上容易脱离涵盖面最大的妇女群体。其次，就所写人物的代表性格来说，十分有限。当代女作家是女性中的成功者。她们不是由于随俗、从众而成功的，恰恰相反，她们是由于反叛既定的女性角色规范而成功的。她们的超常心态，与传统的女性模式是错位的。而女性作家的作品，又大多有“精神自传”的性质。她们在创作时反观自我、审视自我、表现自我。于是，她们笔下的女主人公，代表面很窄，实在不具普遍性。这些都造成女性文学相当程度地脱离女性大众的局面。指出这种弊端，不是要女作家们勉强去写不熟悉的人和事，而是提醒女作家，在可能的范围内，主动地、自觉地，将自己观察的视点下沉。比如，那些经济上的困窘者、生活上的落魄者、事业上的失败者。文学刊物，一方面，要注意培养出自下层的文学新人；另一方面，特地多发反映下层妇女生存状态的稿件。可以说，我们总的策略是：文学视点下沉。
谭湘：女性以文学建构文化空间的努力无疑遇到了重重阻力。阻力不仅来自性别，更多的来自隶属于文化的方方面面，这对谋求持续发展的中国女性文学是严峻甚而严重的考验。我的观点，就女性批评自身来说，自信，坚守，切忌浮躁，恐怕是迎接挑战的基本策略。这样说，是基于对以下几点的认识：一，女性批评话语在中国的发展至今还是非常不充分的，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的优秀的女性批评鲜有面世，许多还是“善本”、“孤本”，更谈不上操作的随心所欲左右逢源，中国女性批评的问题不是“改弦更张”、“紧急煞车”，而是“太少”，“太小”，“太不充分”，是如何“长大成人”的问题；二，作为一种在世界上也只有几十年历史的批评话语，承认它的“进行时态”，承认它的“开放性”是明智理性之举。以“女性文学不是什么”的“减法”把握其要义实质，以“女性文学应当怎么样”的“加法”指导其话语实践，譬如关于女性文学理论渊源以及其周边关系的梳理等等，诸多的思考和实践才能改变西方女性批评进入中国后的某种被动局面；三，没有谁能遏止思想的生长，女性掌握了文化，就必然以“文化”表达自己的感觉，人类不灭，女性文学就不会灭亡，甚至可以预见会愈加蓬蓬勃勃不可阻挡。建立在如此广阔领域和背景上的女性话语批评不难大展身手，会有出色的表现；四，批评不是作品的判官，不是简单的为某个作家某部作品鼓掌叫好，女性文学批评是通过文本的解读，对文学现象的分析，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自己的文化空间，言说自己的发现，自己的话语。女性文学批评的这种独立性决定了她形而上的本质，女性批评更多的是思想的学问，而非实践的学问，不能简单的以实用性、操作性来要求她，衡量她，女性文学不能救谁于水火；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文学注定了是少数人的事业，注定了不仅接纳女性还接纳男性“访问者”，她的真实意义也是“超性别”的。西马、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精神分析、符号学……二十世纪以来的诸多新说从本质上来说都和女性主义一脉相承（这也就是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很自然的就将这些理论杂糅其间的原因），如许多的人类精神成果的滋养，女性以自己的认知，自己的生命体验搭建女性自己的话语体系，自己的文化空间，自己的精神家园，是可以想象的，也是可以指望的。
董小玉（西南师大教授）：世纪同龄人，98岁的老作家冰心曾说：“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的确，如果没有女性，世界将黯然无色。女性给世界带来了活力、温馨、爱与生命。
传统的妇女文学的审美情趣较为单一，千百年间，历代才女们吟唱的大都是哀怨、缠绵、凄婉、忧伤的歌，其作品常以闺怨情愁为主要内容，以致成为男性文学的附庸。
中国文学史上，女性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时期是“5·4”时期，如我们熟悉的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苏绿漪、白薇、陈学昭、石萍梅、罗淑、袁昌英、丁玲、萧红、陈衡哲、梅娘、张爱玲等，她们风格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从女性感受出发，表现她们急于挣脱封建制度的束缚、控诉包办婚姻、反抗传统道德规范、要求婚姻自由、恋爱自由、个性解放，要求跳出家庭走向社会。第二次高潮是在新时期以后。其间，女性创作的天空非常亮丽，出现了女性意识的复归与深化。其作品表现出对人性、爱与美的呼唤，对婚恋问题的关注和探讨，对性爱母爱的重拾，显示了女性意识的成熟、深化和对男权意识的解构。
竹林的《女性——人》，通过一家中外祖母、母亲和女儿三代妇女，处在不同社会背景和不同经历中的不同命运，再次证明经济独立对妇女来说仍是头等重要的大事。王安忆的“三恋”以及《神圣祭坛》、《岗上的世纪》、《叔叔的故事》等，都是探讨爱情和友情的，她总是从男人和女人所分别充当的性角色的角度，去思考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在铁凝的作品中，没有可堪放入心灵圣坛的完美的男性，没有令女人“不能忘记”的爱情记忆，不乏男性的，真淳的小人物，但他们显然不能奉献坚实的肩膀。
残雪则以对绝望的关怀和表达自1989年以后越来越在中国文坛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总之，新时期女性文学在题材方面主要是两个走向：其一，爱情与性题材；其二，女性处境与命运题材等。女性创作表现出审美的嬗变性、多元性，无论是对社会的剖析，对自然的描摹，还是表现爱情、婚姻、妇女命运，都透着女性丰厚、丰满的挚情。新时期女性作家是女性文化的生力军。女性写作的天空将更加灿烂。
苏敏（重庆师院教授）：信息时代的中国女性怎样活得更有尊严？怎样活得更有生活质量？怎样在以男性为参照系的社会活得自立自强而又不成为女性的“异党”：
中国的贞节牌坊，不仅是中国女性奴化的活化石，也是中国男权专制的象征。相对于丁玲时代，今日女性文学能够描写女性的情感生活、性生活，是一种进步。然而，女性的生存观念不仅是性爱生活、情感生活、家庭生活，还包括更为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在中国从镰刀时代走向电脑时代的世纪之交，仅仅是个人经验与虚构能力很自然是不够的。
不做奴隶、不做奴才，未必就是自由。做主子，也不是自由追求的目标。中国女性自由，不是由男权中心改换门庭为女权中心，而是为了真正获得男性世界的尊重与平等相待。女性文学应该与男性对话，与社会互动，应该有超越性别的更具普遍意义的“人”的视野。
刘锡成（中国文联研究员）：我不认为中国的女性文学写作已经达到了多么高的程度。譬如说，我们的妇女学、人类文化学研究已经依靠文化考察解决了的问题，我们的女性作品即使在观念上也尚没能触及。我主张女性作家应当读一点历史，读一点人类文化学著作，一味的关在小屋子里“闭门造车”，是不可能创作出真正划时代意义上的巨著的。
樊洛平（郑州大学副教授）：女性话语的构建是女性文学的根本所在。这并非将男／女纳入新的二元对立模式，而是要争取与男性相平等的言说权利。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所期望的不只是通过一间“自己的房间”，来达到文化身份上与男性的认同，更重要的，是在这房间里构建怎样的女性话语，透视出怎样的女性文化空间。由此，女性文本的创作至少面临着以下方面的深化与拓展。
其一，关于女性与历史、社会的关系。女性的历史曾是一部“失语”的历史，女性的社会现实生存仍有诸多被男权话语传统所笼罩的难以言说的事实。如何通过女性历史生存真相和社会边缘位置的揭示，来发现被男性中心话语所遮蔽的内幕，从历史破碎的影像中还原女性真实的形像，从男权传统的路线反思封建文化的巨大压力，这仍是女性文学有待深化的内容。
其二，关于两性关系的批判与重建。女性文学的理论是两性和谐，而非两性对抗。颠覆带有封建传统色彩的男女角色规范，首先确立的是女性作为人的形象；突出批判中的重建意识，则是敢于正视男性与女性共同面对的生存世界，从两性之战的焦灼走向两性和谐的互动，为两性之间的自我提升与共同相处提供一种更加合情、合理、和谐的前景，以促进人类的发展。
其三，关于女性的自我发现与自我认识。女性文学应该加强自省意识。在审视女性人生空间如何被男权中心话语侵入的过程中，女性文学也需要反观女性群落与女性个体的自我迷失；在主张两性平等的社会主张的同时，也要看到两性差异。正是这种女性心理与生理等方面的差异，构成了女性话语表达的某种特征。女性出于内在情感与观察视角的独特细致，表达内容往往富于激情，充满生命意识，它较少理性而更充溢着大自然与生命本身的鲜活状态。如何写出女性经验的独异性，这使女性永远面临着“认识自己”的人生命题挑战。
邓阿宁（重庆师院教授）：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经济社会中，女性的地位更加沦落，在有权有钱的男性话语中，女人只是被消费玩弄的对象。面对女性这种尴尬的境地，女性文学的任务应该去深刻探究和反映女性自身被消费和依附男性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状态，去追求女性应当具有的价值地位和精神平等。
曾利君（西南师大讲师）：本世纪以来，中国女性文学的两次大发展都是在思想大解放、文化语境大开放的时期实现的，而这种思想大解放，文化语境大开放的态势在进入下个世纪以后，还将继续得到强化而进一步的推进，所以，我们有理由对中国女性文学的未来持乐观态度。
郭力（哈尔滨师大副教授）：追求男女两性的彻底平等是女性文学的出发点。女作家在作品中用女性话语来反映女性生命本质深层的底蕴，独特的女性心理和生理体验使她们在剖析女性精神世界时也直接指向对男权中心意识的解构，从而所揭示的女性心理深度也更加迫近人性。
谭湘：两性间就女性文学话题如此平等坦诚的对话，其学术氛围和学术水平所达到的高度，学术观点之代表性广泛性，都是近年来不多见的。围绕今天座谈会的中心议题，大家的发言事实上是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本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评价，即女性文学作为女性生命体验对应女性主体和女性意识阐释表达之后其文学期待成功与否及其意义；二是审视女性文学批评与中国女性文学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对只有不太长历史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理论反省和清算。大家的发言为女性文学、女性文学批评的发展梳理了思路，同时也是在告诫，女性文学写作者应当迅速结束“为自身存在辩护”的基础建设阶段，扎扎实实地开始女性文学的话语实践、理论建构是谋求持续发展的文化远景和当务之急。让我们为了这一目标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