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十四次会议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会议纪要论文,研讨会论文,全国高校论文,社会主义经济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00年9月22-26日在福建师范大学召开。全国48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及新闻出版等单位的140多名经济学界人士参加了会议。会议研讨的主要观点如下。
一、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探索
1.正确看待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山东大学经济学院于良春教授认为，国有企业的困难并不是所有权问题，私有化并不是解决国有企业困难的良方，关键还是要在公有制实现形式上做文章。山西财大郝云宏认为，国有企业除了产权问题外，还有一个经营机制问题。经营机制的核心是企业家约束问题，要建立企业家约束机制，重要的是建立合理的委托代理关系。企业家约束机制的实质，就是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监督问题。委托人看重的是代理人的能力，而防范的是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就是说，委托人要选择代理人的能力，要监督代理人的道德。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吴宣恭教授认为：部分中小企业根本无需坚持国家所有的基本制度，可以大胆地通过拍卖转归职工集体或私人所有。中小国有企业由于与国有经济有天然联系，能较好地互助合作，特别是在企业内部不存在阶级对立，有利于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其条件仍然比家族式私营企业有利得多，并非注定经营不好。只要有其他必需条件的配合，如科学的管理制度、合理的分配制度、较好的经营者和职工队伍等，企业还是有发展前途的。厦门大学林民书副教授认为，规模小的企业不适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小企业的经营者就是管理者，这正是小企业的制度优势。
2.如何正确理解国有经济的有进有退。南京大学商学院安同良副教授通过实证分析，提出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滞后，高层决策者的能力低下，成长过程中组织发展迟滞。于良春认为国有企业之所以日益陷入困境，主要是由于缺乏退出机制。(1)企业退出的经济性障碍，包括专用性障碍、固定成本退出障碍、国有企业亏损带来的障碍以及某些行业的生产供给不足和高盈利状况所造成“惜退”心理；(2)原有管理体制的障碍，包括来自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的障碍以及来自企业内部人的障碍；(3)新体制不完善包括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劳动力市场不完善、资本市场不完善等障碍。目前国有经济的退出方式主要是资本市场，但是在实践上有一定困难，所以要大力发展产权交易系统。
吉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张维达教授认为要正确认识国有经济的有进有退，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是主导作用而不是辅助作用，国有经济要进入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而不是从竞争领域全部退出。在国有经济结构调整中，要结合所有制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要做好有进有退这篇大文章，以推动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有的学者认为，国有经济退出实际上与私有化没有根本区别。但有的学者认为国有资本退出不是无偿转让，出卖国有企业实际上仅仅是国有资本价值形态的转换，国家可以将这些资产投入其他国有企业和事业。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高德步教授认为，关键问题是将着眼点放在国有企业上还是放在国有经济上。出卖国有企业，国有经济退出，从企业角度来看当然是所有权的变更，但对于国有经济来说，仅仅是价值形态的变化。
3.国有企业改革要有新思路。国有经济必须有进有退，但国有企业究竟应该如何定位，应如何思考国有企业的作用，这是必须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郝云宏提出应该区别国有企业与国有资本的概念。国有资本是特殊的，国有企业是一般的。作为具有特殊意义的国有资本，可以不考虑盈利问题，而是以追求社会目标为主；但作为具有一般意义的国有企业，必须遵循通行的企业规则，必须要盈利。国家不应经营国有企业，而应经营国有资本。
河南大学魏成龙教授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必须依靠市场，所以必须加快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加快传统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政府要构建内动机制，减少这种双重过渡的时间，为国企改革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要建立完善的投资人制度、企业家制度、投资银行家制度。中南财大范新成教授认为，必须走出债转股的误区。债转股不是“最后的免费晚餐”，债转股本身也不能解决企业的经济效益问题，更不是可以医治企业百病的“灵丹妙药”。国有企业必须谨防债转股的陷阱，走出债转股的一些误区。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在规范化公司制改革的基础上，通过债转股手段，使出资人真正到位，改变传统的把企业经营者当干部任命的制度，改由包括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在内的出资人选聘经营者，建立真正的法人治理结构。
二、关于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探讨
1.西部大开发的意义与含义。宋涛教授指出，小平同志提出的两个大局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改革初期，东部沿海地区在中央政策指导下，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经济发展上了一个大台阶，这其中包括着中西部地区人民所作出的贡献。但现在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已经拉开较大差距，而如果我国的地区发展差距拉大，不仅会影响会国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还会影响社会的稳定、民族的团结和国防的巩固。西南财经大学袁文平教授指出，西部大开发不同于的一般土地开垦、资源开采和道路开通，它具有特定的内容和实质。它不仅仅是改变西部经济落后面貌，使西部经济发展水平赶上东部，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而是要实现经济现代化、经济市场化、经济国际化。
2.西部大开发战略与东部经济发展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陈秀山教授认为，各国和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是一个非均衡推进的过程，我国经济发展的极化作用并没有结束，东部经济的聚集效应还在增强，因而西部经济大开发不应影响东部地区的持续高速增长。同时，西部大开发也应注意发挥经济的聚集效应，应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地区加大政策的倾斜力度，如西安至兰州、重庆至成都一带，而不应同时全面铺开。在培育经济发展极的过程中，政府对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十分重要的，但要按市场规律办事，不能凭长官意志，特别是象建机场、修高速公路等大型投资项目，一定要考虑其市场需求和经济效益。辽宁大学林木西教授指出，东部地区参与西部大开发已是势在必行。问题在于如何选准目标，确定各自的投资重点，以期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在这方面必须从长计议，努力实现十大转变，包括由过去的对口支援、扶贫转变为东西合作、有利互补、共同发展；由单纯的政府行为转变为政府扶持、市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由过去单纯的产业支援、项目支援转变为产业合作、人才交流、资金流动、信息共享、技术互补相结合等。
3.正确认识西部地区的经济潜力与优势。多数学者认为，西部地区存在着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巨大潜力和优势。林木西指出，这些优势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市场优势，西部地区人口占全国的1/3，生活水平又较低，拥有广泛的市场发展前景；(2)资源优势，西部地区土地广阔，资源丰富，具有不可多得的资源优势；(3)一定的产业优势，如在机械、电子、冶金、航空航天、化工等产业已形成一定的优势；(4)政策优势，“九五”以来由国家安排的预算内建设投资的2/3投向了中西部地区，今后的政策倾斜会更大。云南大学的杨先明教授等则强调，对西部地区潜力和优势一定要冷静分析，全面认识。(1)既要看到自然资源的优势，又要看到交通不便造成的运输成本的昂贵；(2)要从传统经济向新经济转型的角度看待资源优势，西部特别要分析人力资源的状况；(3)要认清潜在的理论价值和现实的市场价值之间的联系与矛盾；(4)要从区域经济一体化来看待资源优势，从可持续发展战略看待资源优势，西部大开发必须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
4.西部大开发的核心在于制度与观念的变革。安徽大学韦伟教授指出，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不仅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最大的差异是制度与观念的差异。我国正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时期，体制的选择、建立和完善，从根本上来说是受观念左右的，没有新的观念，就没有新的体制。唯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极大地推进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观念是一个十分丰富的概念，包括开放观念、创新观念、竞争观念、效率观念。今天的西部大开发，最重要的是实现五个方面的转变：(1)从重视比较优势转变为培育竞争优势；(2)从注重国家投资转变为主要依靠市场融资；(3)从资源导向转变为市场导向；(4)从主要依靠国有经济转变为同时依靠非国有经济；(5)从以政府行为为主转变为主要运用市场机制。
西南财经大学丁任重教授认为，邓小平同志不仅十分重视对外开放，还强调要对内开放，对内开放实质就是进行全面改革。在新的态势下，西部大开发为了能实现经济的跳跃发展，除坚持对外开放外，还应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加大对内开放的力度，增强发展的动力源。这包括：(1)加强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合作，实现优势互补；(2)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培养多元经济主体；(3)深化改革，造就经济增长极。
5.西部大开发的理论与战略思考。复旦大学陆德明教授等同志对西部的“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进行了论证。比较优势战略一直是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通过发展自己相对优势产业来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大部分国家经济格局都呈现一个或几个主导地区的中心与一个处于依附地区的外围构成的等级结构。我国目前东部地区的经济极化效应大于辐射效应，使得东西部地区的差距不断加大。但也应看到，西部地区也有不少利用比较优势成功扶持和建成在全国颇有影响力产业的成功案例，因而西部各省发展的关键是怎样利用、扩大自己的比较优势，使之成为地区发展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西部地区还应利用政策性后发优势和改革开放的后发优势，利用机遇，加快改革，形成“引进——模仿——消化吸收——创新提高”的良性循环。
南开大学周立群教授等提出了“启动东业西移、推动西部开发”的对策。根据梯度推移理论，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间存在着产业梯度和经济梯度，处于高梯度的产业会自发地向处于较低梯度上的地区转移。我国进入90年代后期，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已经弱化甚至丧失，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梯度已经足够大，客观上要求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同时，中西部在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体制转型与市场发育、社会条件与人文素质等方面，要创造接收和吸纳来自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初始条件和能力。
三、关于经济全球化与扩大开放问题
1.经济全球化的含义和实质。武汉大学颜鹏飞教授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作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是指各国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在全球范围内的融合，狭义是指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配置。上海财经大学何玉长教授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知识经济化、信息和网络化、国际分工一体化、金融国际化、国际市场一体化等，同时还反映了国际政治和军事的发展变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实质问题上有三种观点：南京大学刘志彪教授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它表明全球化必须通过某种界限的意识已经消失，国境的经济壁垒已经消失，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可以自由地穿越国境；颜鹏飞教授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性质”；湘潭大学刘桂斌教授则认为，对经济全球化实质的理解可作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区分，一般性是指以新技术为动力，以不断开拓的世界市场为依托的经济、金融、技术的全球性交融的扩展和深化，特殊性是指以技术、资本为手段，以占领生产基地和市场为依托，实现大国资本生产方式的全球性扩张。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后果，与会代表认为经济全球化有正面和负面的双重后果。北京大学胡代光教授指出，经济全球化的正面影响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促成一些国家富裕；消除不同资本市场的时间差；给一些国家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提供了经济和技术进步中应得的机会。负面影响也可概括为四个方面：带来各民族国家内部和相互之间的社会经济不平衡，以及世界广大地区的两极分化；造成全球生态系统的过度开发和破坏；导致权力集中在几乎不受任何监督控制的少数几个跨国公司、全球信息通讯网络手中；工会权力也将在全球化中受到损害。
2.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对外开放。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将遭受到更多的负面影响，如自然生态失衡、金融危机加剧、教育和科技差距扩大、劳动力贬值、依附性加强、内部贫富差距拉大等。发展中国家必须正视这些负面影响，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搞好对外开放。
暨南大学李郁芳副教授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对外开放的含义，应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对外开放既包括加大规模和速度，也包括提高效益和水平；对外开放是与对内开放相结合并相互促进的；对外开放必须从“特许式开放”走向“体制性开放”。
南京大学沈坤荣教授认为，我国在对外开放中要保持经济系统长期持续平稳增长，就必须摆脱以前长期依靠资本、劳动等要素大规模投入而支撑的外延式增长，逐渐走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高的内涵式增长。因此，通过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积极主动地吸收其先进技术，可以提高我国的技术水平和组织效率，从而提高国民经济的综合要素生产率，使国民经济走上内生化增长的道路。中南财大朱延福教授认为，我国政府在制定外商投资的国民待遇标准时，必须以国内的一般企业即中小型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个体企业为参照对象，因而也就需要对我国现行的企业立法进行重新安排，用统一的企业立法代替当前存在的种类繁多的企业立法。
颜鹏飞教授认为，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的对外开放要上新台阶、新水平、新层次，就必须进行三大战略抉择：一是加入WTO；二是引进来，走出去；三是西部大开发。胡代光教授指出，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扩大开放的对策，首先是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联系国情，从实际出发，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其次就是要处理好开放与保护之间的关系，积极有效地引进和利用外资，谨慎地从事金融开放，防范金融风险，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培养各级各类人才，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3.加入WTO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与会代表认为，我国加入WTO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扩大开放的一条重要途径。但加入WTO后，必将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华南师大李江帆教授把加入WTO后我国受到冲击的第三产业分为三类：一是受到冲击较大的金融、保险、电信业等；二是受到一般冲击的旅游、商贸、文化艺术、专业服务业等；三是受到直接冲击较小的水利管理、农林牧渔服务、地质勘探业等。东北师大金兆怀教授认为，加入WTO对我国粮食主产区农业的冲击是：粮食价格很难维持较高水平，粮食产量出现一定程度的萎缩，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和农民收入相应减少，粮食流通体制和现行的粮食政策都将受到猛烈冲击。江西财大何维达研究员认为，加入WTO对我国的产业安全必然会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例如，从农业方面看，大幅度降低关税和低关税配额不利于我国的农业保护，农业产业化的竞争力会受到削弱；从工业方面看，对生产资料生产行业和消费资料生产行业的安全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从第三产业方面看，对金融业、电信业、高科技产业的安全有较大的影响。
如何应对加入WTO后我国经济发展所受到的冲击？何维达认为，必须认真学习WTO的条款和规则，改革和完善政府措施；规范产业标准及范围，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法规；建立灵敏有效的安全预警系统，防范产业安全风险；制定和监督产业安全战略，提升产业竞争力。李江帆认为，对我国第三产业来说，必须抓住有利的机遇推进其快速发展，这就是：要抓住生产要素的大幅度增长等机遇，采用多种方式增大对第三产业的资本投入和实现劳动力向第三产业的转移，扶持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促进第三产业的升级，还必须加快人才激励机制和分配制度的改革，克服加入WTO后产生的服务业人才外流的负面作用。金兆杯从粮食主产区农业必须应对冲击的方面，提出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调整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畜牧业，加速粮食转化，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推进农业结构的产业升级等具体措施。
四、关于经济增长与产业调整问题
1.我国经济增长面临供给约束还是需求约束。厦门大学许经勇教授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已从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持因素也从扩张供给转向扩张需求拉动，由此决定扩大需求特别是扩大内需，便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在民间投资需求不足和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公共投资支出，可以更加直接、更加有效地提升需求水平、促进经济增长。但能否使我国国民经济走上持续快速健康增长的轨道，关键在于消费需求拉动力度的大小。
武汉大学简新华、陈恕祥教授则从供给方面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他们认为，粗放型增长方式、地方利益驱动、供给不适应需求模式的转变、企业缺乏创新机制和淘汰机制等所造成的无效供给太多、有效供给不足，也是社会供需失衡的重要原因。因此不能仅从需求的角度探讨经济增长的途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夏兴园教授认为，当前总供需失衡的原因，主要在结构方面而不在总量方面。一方面由于第一产业相对生产力过低、劳动力转移速度过慢，决定农民比例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进而也是相对贫困人口比例扩大，造成第二产业尤其是加工工业生产能力在低水平上过早出现相对过剩；另一方面，第三产业中公有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比例过大，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企业微观机制不健全、缺乏竞争、效益低下等，间接压抑了消费者的需求。因此，应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农民收入，降低贫困人口比重，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来缓解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
2.重复建设是制约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河北经贸大学卢嘉瑞教授认为，重复建设、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化，对于企业规模效益的提高、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协调稳定造成了严重危害。特别是新一轮的在更高一级产业层次上的重复投入，更加剧了区域产业结构的趋同，这种格局一旦遭遇国内外市场竞争的残酷打击，其损失和浪费将是空前巨大的。重复建设的根源主要是投资的审批权分散化、干部政绩考核的偏差、干部决策水平低、决策追究制度的缺漏和条块分割的投资体制、市场信息不完整等。
北京师大李由副教授从分工、专业化、规模经济、市场结构等经济现象与国家规模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趋同的原因。(1)企业制度创新不足，营销策略落后，产品和市场细分程度偏低，行业内部的贸易规模小，使得地区之间产业结构严重雷同；(2)法律制度和政府的经济政策等缺乏规范，计划失误、地方利益等因素的干扰，以及扩大地方自主权和中央统一管理的松动，使得地方经济独立、产业结构趋同问题得到默认和加强；(3)我国区域贸易不能自由展开，或者贸易受各种因素限制而不能带来应有的效益，区际市场的分割和封闭，也使得区域经济趋于大而全、小而全、产业结构雷同。
3.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简新华、陈恕祥教授认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必须深化改革，建立合理的投资体制，有效地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消除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的体制原因。为此，必须建立法人投资和银行信贷的风险责任制，让投资决策者承担风险和责任。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应以市场为导向，以结构升级为目标，大力推进高科技产业化；同时在国家产业政策指导下，通过市场机制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淘汰过剩的低水平市场能力。郑州大学宋光华教授等同志强调，这次结构调整不同于以往的填平补齐、拉长短线型的调整，而是致力于结构优化、升级的结构调整，是兼顾各种经济关系协调的全方位的结构调整，包括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地区结构和劳动力结构，以及分配结构等。
4.进行制度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制度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西南财经大学刘灿教授认为，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只有在制度的保证下，技术创新和知识创新才不断涌现，资本积累才会增加，资金、劳动力、知识人才等生产要素才能形成有效的市场聚集效应并对经济增长产生实际的推动力。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是我国东部经济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发展的基本原因，而制约西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就在于缺乏基础的市场制度。因此，加快市场化改革，实现制度创新，是西部经济增长的关键。山东大学杨立岩认为，政府影响经济增长机制主要是一个制度问题。政府影响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提供一个生产性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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