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范式转换中探寻“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个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视角的理论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范式论文,微观论文,视角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历史转换
什么是经济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以及它的研究内容是什么？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界一直对此有着不同观点，诸如“经济学是研究关于物品的生产和交换活动”，“经济学是研究如何选择使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商品和分配”，“经济学是研究货币、银行、资本和财富的学科”等。在历经相关论述的诸多争论后，目前西方主流学者们大都接受了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的说法，即“我们的定义视经济学为研究稀缺手段配置的科学”，并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系统研究各种目的与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试图将微观资源配置与宏观研究目的相融合的定义，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多数经济学家希望在一个体系中讨论宏微观理论的良好初衷。但是自17世纪诞生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以来，经济学一直服务于特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阶级的利益，故其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围也会随着该统治阶级地位的社会变迁和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当然，各时代居于正统地位的经济理论在研究对象上总是不完全相同的，一种范式(paradigm)被另一种范式所取代自然有其变换的主题和背景。如1870年左右“边际革命”的兴起，使得关注于技术分析的新古典理论取代了自古典经济学以来一直将社会关系作为分析主线的研究传统而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主流范式；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古典经济学似乎又复活了(如后凯恩斯学派对古典剩余传统的复归、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和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等)，从而形成经济学领域古典与新古典两大范式并存和对抗的局面。②在经济思想史中，这种变化突出表现在宏观研究领域与微观研究主题的割裂与切换，并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各种经济学流派及其理论体系的次第变更。比如从1776年斯密发表《国富论》以来，前后经历了古典学派、马克思经济学、新古典理论、“凯恩斯革命”以及凯恩斯之后不断演化的各种凯恩斯主义体系(如新古典综合、后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等)的演绎和争论。
然而，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经济活动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经济学的研究本来也没有所谓宏观和微观的划分。例如在古典学派那里，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不仅研究了国民收入、国民财富、货币流通总量等宏观问题，而且也研究了微观经济学领域中的价值和分配问题。即使是在更早期的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那里，其《经济表》中也不仅分析了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同时亦对微观概念的“纯产品”问题进行过细致讨论。当然这里更具代表性的是1867年《资本论》第1卷问世以后在批判地继承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理论基础上所确立起来的马克思经济学。在这部三卷本的伟大著作中，马克思基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等微观理论的基本原理，通过资本主义竞争与积累、社会再生产、利润率下降以及经济周期等深刻剖析，将宏观经济的有效需求等问题联系到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特殊性质，由此形成一个庞大的总量理论体系来讨论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运行规律。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所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③后来，马克思这一强调资本主义研究不能脱离开资本与利润关系的分析方法在后凯恩斯学派如斯拉法那里得到复兴，通过在投入—产出矩阵的微观基础上加入表明特定经济关系的统一利润率来决定宏观经济中的价值与分配，从而令古典经济传统日臻完善。④
不过，发生于19世纪70年代被库恩称之为“范式革命”的一场“边际革命”却使经济学研究产生逆转，即完全抛弃了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以特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总量分析，而转向以一套新古典生产函数为基础的纯粹技术关系分析，并使用静态的瓦尔拉斯新古典一般均衡取代了由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统一利润率”所表述的古典一般均衡。这样，到马克思《资本论》第2、3卷经由恩格斯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整理发表时，经济学界已被以马歇尔《经济学原理》(1890)为代表的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新古典相对价格理论所统治。此后，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如克拉克、费雪尔、埃奇沃思等相继提出了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效用理论、报酬递减理论、无差异曲线理论等，在进一步发展其微观经济学体系的同时也加固了新古典理论的主流地位。显然，当前支配经济学研究已超过一个世纪之久的新古典理论完全可以称作是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但这种从古典理论到新古典理论的转变明显存在着经济学领域研究问题的转换，它完全排除了经济制度的研究，而只是关注基于个体最优化决策来配置资源的技术关系分析，其缺陷在于无法真正解释现实经济中存在的各种总量关系。特别是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和命题极为狭窄，它所讨论的仅仅是给定资源和偏好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但是对古典学派如斯密一开始确立的经济学应探究国民财富增长的性质和原因、或如李嘉图坚持要研究的国民收入的分配关系、抑或像马克思明确表示要研究和发现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等问题毫不关心。显然，就经验观察甚至仅依赖于直觉也不难发现，新古典理论的一系列假设和命题与现实经济相距甚远。一个典型例子是，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突出特征是竞争，但这种竞争并不是新古典理论中通晓市场各方面信息而不具有任何个人利益冲突的“完全竞争”；相反，真实经济中的竞争必然联系到作为其本质特征的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比如基于信息技术的垄断和相互之间的竞争博弈。显然，新古典理论必须解释而又无法解释的主要事实正是这种现实。
随后，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1929-1933)几乎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它无情地揭示了严格遵循萨伊定律的主流新古典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解释力的匮乏，同时也带来了另一场经济学分析范式的革命——“凯恩斯革命”。1936年，在经历了“长时期挣扎以求摆脱传统的想法与说法”后，凯恩斯发表了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一书，该书在标榜批判新古典理论的基础上采用全新概念建立起一个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理论的宏观经济体系，用来讨论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波动和周期等问题。在《通论》一开篇，凯恩斯明确指出：“古典学派⑤所假设的特殊情况的属性恰恰不能代表我们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社会所含有的属性。结果，如果我们企图把古典理论应用于来自经验中的事实的话，它的教言会把人们引入歧途，而且会导致出灾难性的后果”。⑥实际上，“凯恩斯革命”正是对新古典理论所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由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借助于这种范式转换，凯恩斯开创了现代宏观总量的分析方法。他认为，总需求不足、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和古典二分法的失效是经济运行的一般状态，新古典理论描述的只是一种极端特殊或理想化的自由市场经济。在此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了著名的“有效需求”问题。他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现代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特有的问题，并使用消费函数、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和货币的灵活偏好三大心理规律来表述这一核心问题，由此联系到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与波动。
毫无疑问，凯恩斯在《通论》中要完全否定新古典理论和建立一种新的范式，如凯恩斯表明的新古典理论仅是他的一个特例。然而，新古典学者对其理论的种种缺陷视而不见，相反却在无视社会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生产函数技术分析上越走越远。20世纪50-60年代，帕廷金的《货币、利息与价格》(1956)和克洛尔的《凯恩斯经济学反革命》(1965)两部著作的问世，直接把凯恩斯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归之于瓦尔拉斯的新古典一般均衡；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即理性预期学派)开始融合，从而把宏观经济学完全建立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和索洛增长模型的微观基础上。由此，“凯恩斯革命”被完全倒转，即凯恩斯经济学成为新古典的解释性理论或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应用经济学。在这种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中，资本被视为一种代表实物资本品的生产要素，而货币和以货币量值计量的所有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统计变量都只是实物的符号，即完全采用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实物分析来解释现实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各种宏观变量。正是基于这种总量的生产函数，主流理论把凯恩斯经济学嫁接在新古典的价值和分配理论上，由此导致了其理论套用中出现的宏观经济学的严重逻辑矛盾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失效。
二、“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之争
“凯恩斯革命”以后，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开始明确区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⑦在微观经济学中，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思想居于支配地位；在宏观经济学中，则以凯恩斯失业非均衡理论为中心的凯恩斯主义思想占据主流地位。然而，这种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的分离却使经济学研究思路的发展存在着不合理的悖反。一方面，拥有成熟理论体系的微观经济理论表明市场机制已经完善地配置了资源，这是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在市场中发挥有效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宏观经济理论强调的是市场经济中必然存在着萧条和失业从而必须由政府干预，由此可见，二者之间存在着完全相悖的理论原理和政策倾向。而且，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主义等学派都把一些微观理论当作既定前提加以接受，而诸如价值形成和收入分配等重要问题却不在其列；然而，这种微观基础的缺失却不能不说是现代宏观经济学以及整个经济学体系的一大遗憾。由此，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试图用微观行为去解释宏观现象，逐渐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趋向。
不可否认，正是1936年凯恩斯《通论》的出版改写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主题，由此确立的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曾一度取代新古典理论而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直至萨缪尔森1948年《经济学》首版问世的“新古典综合”。其间，经济学家们在凯恩斯范式的指引下开始了将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发展并日渐繁荣的理论研究工作。不过凯恩斯之后，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无法接受经济学体系之微观与宏观的割裂，于是便试图通过价格等分析工具而把凯恩斯经济学直接移植到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中以实现经济学不同领域的融合。比如，将微观领域以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和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在宏观领域则抽象掉凯恩斯关于预期非理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主要论断而将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理论直接纳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中。但实际上，凯恩斯经济学中的宏观行为或总量规律并不只是由个体微观行为的简单加总推演而来，相反主要是依据价格刚性假设和三个基本心理规律构筑的。因此，新古典微观分析与凯恩斯宏观分析的连接所形成的是一种逻辑不一致的理论“综合”，并不能用于解决市场经济或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各种实际问题。比如，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世界的严重滞胀问题即给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带来了沉重打击，其经济学的统治地位也受到严峻挑战。无疑，“这样形成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之间的融合犹如油和水的融合一样是不成功的。”⑧
面对发达国家滞胀问题的普遍存在，各种非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学说如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等乘机提出了各自对滞胀问题的解释，以图推翻这种“综合”凯恩斯主义的主流地位，由此推动了西方经济学界分别沿着瓦尔拉斯或非瓦尔拉斯方向构筑宏观经济学之微观基础的理论变革。在当时的背景下，这种经济学理论对微观基础的需要主要是导致了宏观经济研究中的新古典倾向日渐显现，由此出现了新古典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的对立。其中前者认为，通过放弃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可“使宏观理论适合微观理论”，即在新古典基础上建立宏观经济学(如新古典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后者则认为，通过重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可“使微观理论适合宏观理论”，即为凯恩斯经济学寻找一个微观基础(如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中后期的理论拓展中，两种主义的持续争论使得主流经济学(尤其是货币理论)的研究倾向出现了多种思路并行发展的趋势。
比如前一种思路是使宏观理论适合微观理论的新古典思想，即主要是通过货币的引入以及更多假设条件的拟定，试图在新古典价值理论基础上建立宏观经济学体系。其中的一种情况是，在凯恩斯主义分析框架内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和货币理论体系以及后来由希克斯发展的IS-LM分析框架寻找微观基础，如萨缪尔森、莫迪利亚尼的消费需求函数理论，托宾、鲍莫尔的现金交易需求模型，托宾的资产组合选择理论等，这些发展最终成为基于新古典综合的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与之相竞争的，是货币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后期关于持久收入的消费函数假说，即对包含全部财富存量和名义收入流量的货币需求函数的发展。但正如大多数学者认为的，这种货币主义分析的实质是将重新表述的新古典“两分法”下侧重实物经济的货币理论直接纳入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的分析框架。另一种情况是，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内为宏观理论寻找微观基础，即将新古典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与新古典的货币数量论融合在一起的“瓦尔拉斯—希克斯—帕廷金分析传统”，该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凯恩斯灵活偏好理论的存量分析方法。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阿罗、德布鲁为代表的一些新古典学者逐步对这一传统提出了批评，并通过交易费用、信息和不确定性等因素将货币引入其中，强调了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⑨同时，萨金特、华莱士等另一些新古典学者则试图在迭代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模型中力求实现新古典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的融合；由于迭代模型中的货币是一种资产、并主要用于资源的跨时转移分析，因而强调了货币的价值贮藏职能。⑩随后，以卢卡斯、萨金特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则强调应将理性行为假设作为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基本假设，并以此构成连接宏观经济学与微观基础的桥梁。这样，在80年代初期完全承接了理性预期思想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那里，即认为在经济主体理性预期的前提下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均衡而否定非自愿失业存在，从而经济周期仅来自于外生的技术冲击，并得出了所谓“宏观经济政策无效性命题”的一系列与凯恩斯经济学完全对立的结论。由此，后来基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不完全信息分析所导致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也曾经持有同样观点。
同时，与上述新古典方法完全相反的另一种思路是使微观理论适合宏观理论的新凯恩斯主义方法，比如包含某种成分名义刚性的粘性价格预期模型，这一方法主要由20世纪70-80年代的费希尔、萨默斯等人发展起来。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一样，新凯恩斯主义也具有理性预期和个体最优化行为的假设。但不同的是，他们认为各种不完全性或刚性会使价格调整相对缓慢或粘性，因而市场不能如新古典模型那样迅速瞬时出清；即短期内的货币冲击能够对经济产生真实效应而成为非中性，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经济最终会实现供求均衡，即长期中的货币仍然是中性的。此外，当时也出现了以巴罗和格罗斯曼为代表的非均衡宏观经济学，他们在反对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视为凯恩斯经济学之微观基础的过程中，确立了只有当价格偏离瓦尔拉斯均衡值时才能产生凯恩斯主义的后果，并强调了工资和价格刚性对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意义。但由于没有对微观基础作出合理解释，致使非均衡宏观经济学在70年代中期逐渐没落。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主流经济学的相关争论开始围绕其后发展起来的新古典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间展开。如前者秉承新古典研究传统，强调自由市场体系各经济行为人的最优化力量，而把作为凯恩斯经济学核心的货币特性彻底摒弃于新古典一般均衡分析之外，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已经死亡”；后者则试图通过发展从最优化行为中产生的具有工资和价格刚性的粘性价格预期模型来复兴凯恩斯主义，而这种“凯恩斯主义的复兴”与70年代吸收了弗里德曼“货币幻觉”、“自然率假说”和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以及卢卡斯“理性预期”假说的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做法一脉相承，从而表明失业来自于刚性工资和价格不完全或不完整信息以及不完全合同和各种不确定性。从这里可以看出，虽然上述两者在微观基础上存在一定差异，但其理论表述却都带有强烈的新古典色彩。这使得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在实际经济周期模型中引入名义刚性假说，并通过承认货币变动对产出和就业具有短期影响来试图取代IS-LM模型而使之成为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由此，主流经济学在新古典基础上进一步融合，导致宏观经济学中的“新古典研究传统”完全替代了“凯恩斯研究传统”，即由新古典理论实物的相对价格分析替代凯恩斯经济学的总量货币经济分析。比如，目前在西方理论界流行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中，往往是将上述主流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及其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即所谓经验证据)综合起来，而后在新古典生产函数技术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该体系中有关凯恩斯最初强调的货币经济特征和资本主义有效需求原理，以及凯恩斯对于新古典理论基于经济主体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基础之自由市场逻辑观点的强烈反对都被彻底抛弃了。
另外，在西方经济学界还有一种与前两种思路均不相同的声音，它来自于从凯恩斯阵营中走出的曾与新古典综合派针锋相对的后凯恩斯学派(也称新剑桥学派)，其间的争论即为著名的“剑桥资本争论”。20世纪50-60年代，以卡尔多、琼·罗宾逊为首的后凯恩斯主义者对新古典综合派将新古典理论直接作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的做法提出了强烈质疑。在要求回到古典传统的呼声下，他们反对将宏观与微观经济学进行划分或割裂，更认为在新古典视野里解释宏观现象是对凯恩斯理论的背叛，相反应当从古典学者如李嘉图的价值和分配理论中实现宏观与微观分析方法的结合。他们指出，缺乏价值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等微观分析的凯恩斯经济学必须通过联系微观的商品决定来研究宏观的国民收入分配问题，因而价值本身应具有客观的物质基础；同时，分配问题也不能脱离开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所有权因素，并主张用历史的概念替代均衡概念。或者说在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那里，强调的是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发展需要微观经济学的宏观基础，而不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然而，发起“剑桥资本争论”的新剑桥学者由于并未有效解决技术与收入分配的关系问题而令这场争论断断续续存留至今。但不可否认，其对经济学范式革命的意义却是重要的。因为它不仅指出了一个“神话”教条的错误，即一直被奉为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理论中始终存在着诸如资本计量、技术再转换和资本倒流等一系列的逻辑悖论，而且也以一个全新视角引入了新剑桥学派所要复兴的、曾被1870年以来新古典“边际革命”湮没的古典剩余分析传统，从而再次引起了西方学界对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关注与反思。比如按照古典和马克思的剩余分析传统，当资本不是一种要素而是作为一种预付代表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时，社会产品的分配将不再遵循技术关系上的边际生产力分配原理，而是必然要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格局相联系，由此决定资本家与劳动工人的分配关系。所以，要排除上述理论争论中涉及到的各种逻辑矛盾，就必须改变新古典的理论假设而明确把特定社会关系作为分析的框架和背景并由此得到对现实问题更有说服力的解释，这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所在。
三、马克思经济学：一个新的解析
在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推动新古典理论之主流经济学地位日渐形成的同时，伴随着1867年《资本论》第1卷的问世，在西方理论界也诞生了一个基于社会关系研究而与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对立的近乎完整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经济学。但是，在新古典理论强大思想意识的统治下，马克思经济学以特定资本主义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总量分析不得不退居于新古典相对价格理论基于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分析之后，即新古典理论取得了经济学的绝对支配地位。此后，尽管经历了西方世界“大萧条”和“凯恩斯革命”的冲击而催生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体系用以讨论现实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与波动，但由于缺少价值和分配理论的基础而无法掩饰凯恩斯体系的不完整，从而使得其后经过“综合”的新古典经济学重又登上历史舞台。相比之下，建立在市场经济或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基础上的马克思经济学，自创立以来一直在西方国家处于非主流地位，几乎从未真正走入西方学术界的讨论范围。然而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滞胀问题的出现，不但使新古典主义在为宏观经济学寻找微观基础的诸多争论中再次占据主流地位，同时也令西方学者开始在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之外另觅宏观理论的研究基础，由此掀起一股复兴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热。(11)可以说，今日之经济学自古典与新古典之后早已分立为两个相对独立、互不干扰的理论范式，这就是以新古典主义为核心的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和以马克思经济学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1.马克思经济学与资本主义关系
作为一种经济理论分析的主线或者说理论的研究背景，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它甚至能够影响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推理。在现实经济中，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性质的描述涉及社会、伦理、文化和政治等各个方面，这些都联系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其中，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其它制度的区别之一，即是该制度的社会关系成为这一制度的主要特征。同时，资本主义制度性质的主要表现是其特有的竞争和资本积累，而这种竞争和积累将联系到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即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它是特定资本主义制度实现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特殊形式，从而资本主义经济中所有概念——产出、工资、成本、利润等都将联系到雇佣劳动与资本及剩余价值。由此表明：在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雇用劳动进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使用价值，从而抽象掉使用价值和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关系对于表明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质将是重要的。
当然，马克思所剖析的资本主义并不只是一种单纯的经济制度，同时也是一种包含着特殊资本主义关系在内的特定社会形态或意识形态。比如，资本主义演进的逻辑既包含了市场交换、商业循环、雇佣劳动、资本积累与竞争以及世界市场等资本主义特性的层层推进，同时也蕴涵着由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兴起的“人文主义”理念所代表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在中世纪西欧之封建特权经济腹地的萌生和蔓延。然而，这种“蔓延”绝不仅仅是由韦伯和桑巴特眼中凭借禁欲主义节俭而导致资本积累的“资本主义精神”引发的；进一步说，它更是经由马克思强调的一切资本主义生产只是围绕资本家雇用劳动之生产目的在于利润而非使用价值的资本主义特殊性质使然。套用马克思最简单的描述语言，也就是从“W—G—W”到“G—W—G'”之资本主义循环公式的变迁；作为生产的目的，使用价值的质的转化为这里交换价值的量的扩大所代替。在这一重要原则支配下，资本主义开始了它萌生于西欧封建社会母体的演进历程；其中，正是中世纪西欧逐步货币化的历史进程导致了封建领主强制掠夺农奴剩余的封建财产关系的演变。以马克思所剖析的英国为例，一方面，市场交换、劳动分工和商业的拓展、尤其是以获取货币利润为目的的商人的出现诱发了个体行为者主观上的资本主义动机；另一方面，人本主义精神、十字军东征、新航路开辟以及“圈地运动”的推行则在客观上加速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货币化进程。由此，16-17世纪的英国封建贵族开始把政治权利转化为金钱，并把货币投入到生产领域；而这种货币化过程与资本主义的产生带有相近的含义，即把原有的小商品生产转变为以获取货币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如圈地运动把农民变成了由农业资本家雇佣的农业工人。这样，在契约关系的基础上也就产生了自由交换的、依赖于市场的、具有货币竞争意识的资本主义关系。可以说，正是由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带来的意识形态的转变与商人阶层的兴起，使得西欧封建社会从原来追求政治权利的争夺转变为资本主义追求金钱所带来的地位与权利。显然，这里转化的关键在于马克思强调的资本主义生产总是不断积累以增殖利润即剩余价值所代表的资本与劳动的社会关系。而且，这一点也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理论所揭示的。比如通过首先抽象掉技术关系而把价值归之于劳动时间，马克思表明了剩余价值是利润的基础或来源。该抽象法明确表述了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这是我们今天理解市场经济的重要因素；同时对于理解马克思的命题也是极为重要的，即相对价格与技术选择无关而只是由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动机所支配，从而导致了围绕资本主义经济中最为核心的资本与劳动对立关系而产生的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正是从这种以货币价值表示的总量关系或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关系出发，马克思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宏观经济体系”，其货币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以及利润率下降与周期理论等无不是建立在这种总量关系的基础之上，从而被著名思想史学家熊彼特称赞为“试图为资本主义过程建立清晰模型的第一个人。”(12)
然而，注重技术关系分析的新古典传统往往习惯于忽略甚至放弃对资本主义制度或社会关系的探讨。比如，自马歇尔1890年《经济学原理》奠定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以来，古典学者和马克思所运用的将经济学理论与社会关系研究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早已被弃之不顾。相应的，以生产函数的技术分析和资源配置的相对价格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只是在特定的制度框架内业已存在且高度成熟化的市场经济运行状况，它完全排除了经济制度和社会关系，同时也摒弃了资本主义货币竞争的游戏规则。当然，自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也逐渐在技术关系基础上加入了众多涉及制度因素的假设和概念进行补充和完善。所谓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NIE)，正如其创立者罗纳德·科斯所说，即是用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以制度为研究对象来分析各种制度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比如交易成本概念、产权激励理论和不完全信息假设的引入，都曾使主流经济学从零交易成本的新古典世界走向正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而加强了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同时，新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思还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的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以及这些决定如何改变世界。比如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诺思指出了技术革新或改进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活力，但若人类没有持续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如通过产权、法制等制度构建将技术改进成果固定下来，那么长期经济增长和人类繁荣将不可想象。可以看到，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已清楚地认识到背离制度背景的新古典框架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乏力，从而希望通过给出制度概念的假定和引入交易、产权、契约、习俗、权威等工具以使新古典的技术分析能够扩展到对经济制度的解释。但是这里需注意的是，新制度经济学所讲的制度(institution)并不同于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制度(system)。比如System指的是“制度和体制”，如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或者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而institution指的是“机制”，“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服从程序和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13)其中，诺思称前者为“制度环境”而后者为“制度安排”，而其有关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称谓实际上都是后者意义上的“制度”，这显然与马克思经济学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及在这一制度背景下必然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正是个人动机产生的个人行为促使了制度的出现，它服从的是新古典理论的经济人假设，其制度概念下的各种经济学范畴都是为了克服个人之间市场交易行为的机会主义。比如，在沿用新古典惯用的基于生产函数技术关系的分析方法基础上，新制度经济学所假定的制度概念与资本、劳动等要素一样成为函数分析的变量，通过经济行为主体和这些主体置身于其中的一系列交换关系来影响资源配置和经济绩效。这样，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就完全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一切“内核”，所不同的只是添加了“制度”这一研究对象，因而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
然而，如果现实中的制度并不全是由技术关系决定，如果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即资本家与雇佣劳动工人之间的资本主义关系已经成为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和具有决定性的关系时，“制度”就应当成为而且必须成为分析资本主义一切经济问题的客观环境和研究基础。显然在这种制度框架的分析背景下，新制度经济学引入制度变量的改革只是在新古典固有框架内探讨资本主义问题，其试图保障市场经济运行的一系列“制度基础”也不过是改良的生产函数及其变种而已。相反，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首先指出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相互结合的主要纽带就是资本家雇用工人生产价值与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以此连接着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就像马克思所区分的两种劳动过程，一个是一般商品生产中的“劳动过程”，只生产使用价值；另一个是该劳动过程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即“生产过程”，其目的在于创造一个包含了更多价值的价值。这里的关键是界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基本特征，即资本家对剩余利润的追逐。而且，也正是在这种从简单商品生产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转变过程中，马克思指出生产方式的变化不但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且也将资本主义利润的来源完全内生于资本家雇用劳动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由此决定了资本主义竞争与资本积累的动机和目的。其中，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每个生产者都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并使用它们进行生产劳动。按照马克思的简单商品流通的公式C—M—C(商品—货币—商品)，体现的是一种简单的商品生产关系，它由独立的小生产者进行，因而不存在雇用劳动者，只是“为买而卖”。一旦进入资本主义生产以后，生产资料所有权只属于一些人而生产劳动由另一些人完成；即资本家凭借所有权控制着大量生产资料，而大量雇佣劳动工人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必须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这就成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流通公式M—C—M’(货币—商品—增殖的货币)，这与简单商品生产的流通关系完全不同，它体现了资本家雇用劳动生产正是为了获取增殖利润的资本主义关系。由此，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也就意味着一种体现为物与物之间的交换但却真正表明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交换。其中，正是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成为资本家不断追逐增殖利润的来源、并维系着各种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在资本家的工厂里不仅纺织机，而且连货币、棉纱、甚至劳动力都成为所有者资本的特殊化身而从各个方面为其服务。这也就是马克思的经典定义：“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的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像金和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14)
实际上，马克思经济学的首要任务也就是分析最终由增殖的货币利润所代表的资本与雇佣劳动这一特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性质。这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表述的各种经济范畴，也就必然是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抽象在理论上的表现。例如在马克思那里，价值首先是一种社会中人与人生产关系的表现，因为市场上作为个人交换客体的货物所体现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这些货物生产者之间关系的表现。所以，价值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不包含任何使用价值的原子)，只是表示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同时，与价值相联系的收入分配也只与抽象劳动相关而不与技术相联系。比如在前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者对他人的依赖是直接的、明显的，其中每一个人的劳动都具有直接的社会性；但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不再是直接的和明显的，每一个生产者都只为市场而生产，他们既不知道也不关心谁将消费他们的商品和谁将生产他们消费的商品。相应的，资本家最终关心的也就不是使用价值，而是通过商品销售所实现的价值；也就是说，资本家雇佣劳动工人生产商品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交换中的价值即货币价值的增殖或利润，究竟是哪个工人生产以及使用什么技术投入生产对资本家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他们也几乎不关心哪种特定的有用劳动能够创造一定的使用价值。这样，在一个以利润和积累为生产目的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相对价格、分配、再生产以及资源配置等问题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种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而这种总量关系与新古典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是无关的。无疑，现实生活中的市场经济并不是新古典“货币面纱论”下的实物经济，而是由马克思经济学揭示的以获取利润的资本主义竞争和积累为核心的货币经济。其中，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来自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关系，即人们为了获取货币而进行的市场竞争。或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经济是实现按比例分配劳动或资源配置的一种特殊方式，即以货币价值为基础的竞争。因此，经济学所要研究和解释的主要问题正是这种特殊制度下的竞争规则和运行规律，并通过逐步修改竞争规则而把人们之间的残酷竞争转化为平等的游戏规则以实现人类文明。显然，新古典技术分析并不能用于解释这种特殊的经济制度和承担这种制度的研究；就像“剑桥资本争论”揭示的，其理论体系套用中出现的各种逻辑矛盾不仅导致主流经济学在几乎所有理论问题上都存在难以解决的复杂争论，而且在现实问题的分析上也无法做出逻辑一致地解释和进行有效预测。
2.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解析：从微观到宏观
1825年，拥有发达市场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在经历“工业革命”的生产力飞速发展后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导致了大量工人失业，一方面是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失业工人生活水平的下降，(15)这是马克思在讨论经济危机时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加以批判的重要背景。通过大量分析和论证，马克思表明这种危机来自于特定社会制度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特殊性质，即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不是消费而只是获取利润和资本积累。换句话说，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质导致了技术进步条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和利润率下降，并由此引发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与危机。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他基于古典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和创造性发展了的剩余价值理论而对资本主义经济深刻剖析的重要结论，并由此探讨了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生发展与周期波动的运行规律。
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在批判地继承古典学派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认为，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表现形式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同时，这两者又同生产商品的劳动所具有的两重性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相对应。因此，在《资本论》第1卷第1章，马克思从商品的二重性(价值和使用价值)和劳动的二重性(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出发，把由技术关系决定的使用价值和具体劳动与作为社会关系的价值和抽象劳动加以明确区分，以此表明价值只是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关系。比如，马克思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和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成反比的论述都表明了这种含义。在马克思看来，一切商品共有的、可以从数量上直接进行比较的、并且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有机组成部分的唯一因素是生产它们所需的劳动时间。所以，决定商品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16)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指出生产商品所需劳动时间会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变动而变动，即商品价值量与体现在该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显然，这是马克思通过抽象掉使用价值而对劳动概念加以定义得出的原理；其目的是表明：当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力价值低于劳动者付出的全部劳动时间时，资本家通过雇佣劳动而获得按劳动时间计算的剩余价值。在这里，作为代表人类一般性生产关系或利益关系的无差别抽象劳动，价值的量只联系到一定的劳动时间而不与行业内或全社会的技术条件相关。对此，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一页脚注中批评了古典学者李嘉图在价值概念上的混乱。他认为正是由于李嘉图采用单一产品模型时把价值量的分析联系到劳动生产率而把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混淆在一起，从而无法得到“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来测量价值量。由此马克思明确表示，技术或劳动生产率只与使用价值有关而不联系到价值，因为价值所表示的只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不包含任何使用价值的原子。无疑，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伟大创见也就在于他认识到隐藏在这一现象背后的本质，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然而，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主要内容论证的性质常常是国内外一些学者讨论的焦点，经济学界对此也一直存在着误解。比如，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包括新剑桥学者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不必要的，因为现实中存在的是价格和利润而非价值，从而抛开马克思的价值与剩余价值概念也可以表明价格与利润问题，而马克思却要把价值与剩余价值作为讨论价格与利润的基础，并由此导致了转形问题的逻辑矛盾，因此倾向于认为“价值理论是多余的”。然而，这种解释显然违背了马克思继承古典传统的本意。在古典学派的理论中，价值与价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斯密把价值作为一种自然价格来调节供求，李嘉图则把价值联系到总量的计量。显然这种作为社会关系的价值概念，并不像新古典理论所解释的与稀缺性和边际生产力决定的供求因素等同。这里价值与价格的区别在于，就新古典理论以技术关系决定相对价格的理论而言，在古典学派和马克思这里存在着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价格的变形或“转形”；即无论商品的交换比例怎样由技术关系决定或如何符合资源配置优化的要求，这些比例最终都必须转化为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价值单位。而且，这种价值量作为一种总量关系并不表示实物上的计量，而是要表示由特定资本主义关系所决定的竞争与分配。这样，它在简单商品经济中表示一种交换的“公平价格”，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表示的就是资本主义竞争的博弈规则。由此，马克思所揭示的“价值的历史转形”也就可以解释为：在简单商品经济中表现为劳动者获得全部产品，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就产生了剩余价值或工资与利润的分配关系。
正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创造性地发展了古典传统的剩余概念并将其引申为剩余价值理论，从而被恩格斯誉为马克思最伟大的“两个发现”之一(另一个是历史唯物主义)。根据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剩余价值或利润是来源于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使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公式，假设资本家用于雇佣工人的工资或劳动力价值是4小时劳动时间，然后资本家让工人工作8小时，那么剩余价值就是4小时，即8-4=4。这样的推论看似简单却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当价值的转化出现剩余价值时，以劳动为基础的交换将转化为以剩余劳动或获取利润为基础的交换关系。当然，这里也可以把资本家获取的剩余价值或利润称为“剥削”，从而剩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比率即马克思的剥削率将会直接反映在利润与工资的比率中。这样，即可推论出一个基本的比较静态分析的结论，即工资与利润是对立的，如公式(8-4=4)表明的“工资率的上升将导致利润率的下降”。显然，这一点对于马克思所要推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也是重要的；比如伴随着资本主义积累与竞争而出现的利润率下降所涉及的资本主义经济波动问题，就是关系到资本主义长期发展趋势与危机性质的重要问题。其中，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本质特征的是雇佣劳动，而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概念都为此奠定了基础；由此，抽象掉使用价值和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关系对于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只为增殖利润的特殊性质是重要的。
货币理论与总量关系
这里联系到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背景或性质，如新古典的“两分法”。在新古典传统中，经济学的“货币”和“非货币”两方面是严格分开的。其中，货币的介入只是为了确定价格的绝对水平，即货币作为一种“面纱”或系统中的润滑剂而只具备交易媒介的功能。也就是说，在新古典的实物经济中，货币的引入不会影响经济的运行。然而事实上货币当然是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正是围绕着资本家雇用剩余劳动追逐货币利润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运转的。比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即从讨论商品和货币开始，进而考察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以此说明劳动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获取收益(货币增殖)能力的基础。(17)经由简单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的价值形式→货币形式的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论证了货币的产生；当然这个货币与实物存在根本区别，它联系到与使用价值无关的价值形式。在此基础上，通过从简单商品流通形式“W—G—W”到资本主义流通形态“G—W—G'”的转化，马克思不仅区分了简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同时也表明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在于货币增殖，并由此强调了货币对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重要意义。他认为，货币不仅是价值转化为资本的起点，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如果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不能实现为货币，那它对资本来讲就一文不值。因此，在以不断累积增殖货币量为推动力的现实资本主义货币经济体系下，资本家竞相投入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并不是追求以使用价值表现的财富而是为了追求以货币价值表现的社会权力。
通过对资本主义货币经济性质的强调，马克思经济学在克服新古典“两分法”的基础上实现了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到货币量值的加总计量。一个突出例子是目前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新古典学者习惯把这些统计变量视为技术上的投入—产出的实物量值，而马克思却通过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变换而将其联系到由特定资本主义关系所决定的货币量值。比如马克思的价值公式W=c+v+m，完全可以把它与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变量作一个对比。其中，(v+m)是国民收入，并表示国民收入中工资与利润的比例；总产出(c+v+m)与GDP稍有不同，因为就资本而言马克思的总产出包括全部资本存量的价值，而GDP包括的只是资本存量中折旧的部分。通常，现代的国民总收入指(v+m)以及c里面代表固定资本折旧的那部分，而把c的其余部分剔除在外；所谓国民纯收入仅指(v+m)部分，它包括所有对个人的支付、再加上工商业公积金。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按照现代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来说明马克思的公式。在马克思的价值领域，收入(v+m)作为全部劳动时间是可以加总的，对于其中的不变资本c马克思采用“过去的劳动时间”来定义，这种定义由于排除了资本异质性，从而能够和可变资本v加总在一起得到一个按价值计算的统一利润率。通过这个一般利润率，所有异质品被加总为一组总量、即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总量关系，而这些以货币量值表示的总量如GDP、总资本、工资与利润等，作为一种价值形式同时也就构成了现实资本主义竞争的形式或工具。这里涉及到新古典理论必须面临的异质品加总问题，即如何将不同质的物质产品加总成一个单一的价值总量。在新古典“两分法”的实物分析中，异质资本品和异质消费品都不能加总为同质的总量来表明实物产出的变动，这一点正是“剑桥资本争论”揭示的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逻辑悖论的根源。相反在马克思那里，正是由于资本主义总量经济关系的存在，即按照“资本价值”的预付获得统一利润率的要求给定各个部门统一的利润率，使得各种异质资本品或各部门的不同资本构成能够被资本化为一种同质的投入总量；同时，产出也作为一个同质的总量比例于投入总量并与利润率相联系。这样，经由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将能够实现加总，如马克思指出的产品同一性在于它们都是人类劳动的凝结；而加总之所以有意义，也正是在于它们都是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下劳动的产物从而必须为资本家带来利润，即联系到资本主义竞争和资本积累要求获得统一的利润率。这表明，经济总量的计算只有在一定经济关系基础上通过货币的计量才能获得加总的意义。
实际上，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人们就已开始使用国民收入核算统计体系，不过却没有人从理论上考虑它的性质和意义。在这里，可以将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定义作为GDP等国民收入统计的依据。比如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只有能够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的劳动或雇佣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意义上说，生产劳动是这样一种雇佣劳动，它同资本的可变部分(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相交换，不仅把这部分资本(也就是自己劳动能力的价值)再生产出来，而且，除此之外，还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18)由此，生产劳动这个定义就被看作是包含劳动力与资本相交换及生产剩余价值两个方面的内容；这样，劳动转化为资本并由“过去的劳动时间”来定义转化为资本的劳动量，也就是一个比以前用于购买劳动力的资本的劳动量大得多的量值。如此，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进行的市场交换中，工人通过在生产中消耗劳动力获得生活资料，资本家则用货币资本以预付工资形式购买劳动力，并在生产中使用或消耗它来获得剩余价值，从而在交换前后生产力创造的财富之间必定有一个差额即增殖。所以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中，凡是与资本相交换并能够实现价值增殖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而只要由生产劳动所得的国民收入经由了货币交易，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价值增殖，那么国民生产总值核算都是要计量的。其实，只要仔细考虑GDP统计即可发现，现实中以货币价值计量的GDP总量与实物的具体形式并无关系，因为GDP的定义并不是产品和劳务的总和而是货币交易值的总和。所以，当把所有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作为不依赖于实物生产函数的价值系统时，马克思用价值概念表述的资本积累、社会再生产和利润率下降问题都将直接联系到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换句话说，马克思的价值和生产价格概念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宏观经济体系，恰恰适合基于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与波动分析，而不同于建立在生产函数基础上研究实物经济的新古典相对价格理论。
资本主义竞争与积累
如果说建立在古典剩余传统之上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那么将强调资本积累和市场竞争的剩余价值理论联系到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性质则是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体系的主线。比如，通过将资本主义竞争引入由货币象征支配权力的资本主义交换关系，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将货币作为支配他人手段、以至资本家通过支配劳动而把新技术应用于生产并与他人竞争的发展逻辑，恰恰体现了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目的不是消费而是利润和积累的核心命题。当然，这里的资本积累并不是新古典的技术和实物而是纯粹的货币价值符号的增加，其意义在于竞争和支配他人的权力与金钱带来的社会地位，因而市场经济的核心也就在于以货币为基础的竞争。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种“自由的竞争”常常由工资和价格的表象掩盖了资本家对剩余产品的榨取；马克思通过劳动力商品的定义、即劳动力具有生产大于它本身价值的独特性质揭穿了资本主义工资的假象，表明工人受到的剥削在于资本家无偿占有劳动创造的一部分价值即利润的来源。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竞争的目的是为了货币增殖，由此构成资本主义游戏规则的核心，这也是马克思所说“货币拜物教”的意义。当然，现实中利润的来源问题离不开资本主义竞争，但这种竞争并不是新古典抽象掉社会关系的“完全竞争”，而是基于人们之间利益冲突所表述的真正的“竞争”。实际上，作为预付的资本能够为资本家带来利润正是基于市场竞争的博弈规则；即人们发明和利用新的知识是为了竞争，即通过获取利润和积累的财富来表示他们的成功和得到更高的社会地位。在马克思看来，这一点突出表现在资本家阶级获取相对剩余价值的竞争过程中，比如资本家会竞相采用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获取超额剩余价值而避免在竞争中被淘汰。给定劳动力价值，对单个资本家来讲获得的剩余价值将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即剩余价值率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当个别资本家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其他资本家时，将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但资本家雇用工人并不是预先支付一定实物产品而是支付一笔货币工资，这里的货币与实物存在根本区别，它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价值增殖或剩余价值。就像马克思指出的，虽然资本家采用技术进步如改进工作方法、延长劳动时间或投资改良的机器等都可以增加剩余即利润，但这些都是由资本家对更高利润的持续追求使然。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包括技术进步在内的一切生产活动都是源自于资本家对利润的追求，这使得一切生产资料、甚至货币和劳动力都成为所有者资本的特殊化身，从各个方面为其服务。
与资本主义竞争和为了获取利润的生产目的相联系的是资本积累，剩余价值与利润一方面来自于工人的剩余劳动，另一方面又是资本积累的来源。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只有不断进行资本积累才能在竞争中不被淘汰；这一点来自于资本的性质、即资本作为一种抵押可以支配劳动，更多的资本就意味着在竞争中可以支配更多的劳动或资源而取得优势。当考虑到资本积累和社会再生产时，采用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一个基本假设将是重要的，即假定资本家的利润主要用于资本积累或储蓄。当然如果资本家不消费，则全部产品将由工人消费，资本家得到的就是利润和积累的资本；而且，这种利润和积累的资本将永远不用于消费，只是作为一种符号或标志用于表明资本家的成功和社会地位。这一点也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说明是一致的，即资本主义生产只是为了利润本身。这样，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下资本积累的事实也就是，这里存在着一个永远不被消费的积累的资本。换句话说，现实中人们使用和统计的资本并不是简单的生产要素而是一种货币资本，它表明资本家投资生产的目的始终是要用预付资本得到增殖利润并不断进行积累。因此，“正是永无休止的资本积累的动机和资本家之间的激烈竞争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或者说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19)
所以，资本家阶级不断积累由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即增殖利润这一事实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长期竞争的市场博弈，最终形成整个经济的各个厂商、各个行业之间都将达到统一利润率的均衡状态以保证所有可赢利的投资机会都会实现。这是一种体现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古典一般均衡，它不同于建立在市场供求均等基础上、存在着实物产品差别利息率的新古典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因为这种均衡不存在统一的利润率和按价值即货币量值进行的成本—收益计算，以及总量的工资与利润的分配)。而且，这种由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表述的古典一般均衡的核心即是统一的利润率，强调的是资本家为获取利润或统一利润率的竞争而进行的资本转投。由此，资本主义经济在本质上也就是一种利益竞争，所有以货币量值表示的总量关系都将作为一种为资本主义竞争设计的符号表明特定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社会关系。实际上在马克思剖析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可以说都是依靠这种竞争和积累推动的，从而利润率的变动及经济增长率的变动都不过是资本积累的动态反映。其中，资本家通过资本积累来影响资本有机构成和剥削率从而影响利润率；反过来，在已有资本积累条件下形成的利润率又进一步影响到资本家资本积累的能力与意愿。
社会再生产与有效需求
在以获取利润的资本主义竞争和积累为核心的货币经济中，各种交易都是使用货币和用货币量值表示的，即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统计资料来自于厂商以货币为基础的成本收益计算，由此决定厂商的行为目标和行为基础是以货币为导向、即为了追求货币利润的最大化。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将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各种宏观统计变量联系到现代企业以货币量值计量的成本—收益计算，从而表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显著特征是以货币竞争为基础的资产抵押与信用关系。这一点同时也说明，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各种货币变量既不是由新古典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决定、也不是由外生的货币供给决定，而是由特定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的货币金融体系所决定，从而其货币供给也将内生于特定的社会关系或经济制度。可以说，马克思采用价值形式对企业成本收益计算的分析与现实中企业的核算和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是一致的，它联系到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而不是技术上的投入产出关系。这也可与马克思讨论资本积累时的基本假设相联系，即资本家的全部利润都用于资本积累或储蓄；而这种储蓄完全是以不变资本的价值量表示，即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中资本存量的价值取决于货币储蓄和投资。同时，这种资本积累分析也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中消费函数的性质，即这里的“消费函数”与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无关而只是取决于资本积累的动机。
在这种“消费函数”的前提下，马克思讨论了社会再生产的平衡问题，其核心是由剩余价值的实现所带来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而这一问题联系到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值计算和收入分配。这里仍然采用上面的假设，即资本家不消费、全部剩余价值(利润)用于储蓄或资本积累，工人的工资全部用于消费，则消费品部门(第Ⅱ部类)的价值总量必须等于工资，资本品部门(第Ⅰ部类)的价值总量等于剩余价值(利润)，由此构成一个简化的简单再生产模型。其中，给定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则剩余价值率(收入分配或工资与利润在收入中的比例)必须保持固定不变，否则将使社会再生产条件遭到破坏；而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剩余价值率或收入分配的变动必须与两大部类的结构变动一致，否则就会产生比例失调和消费不足、从而引发经济危机。在这里，马克思将社会再生产理论联系到现实资本主义的商品实现和有效需求问题。他指出，如果假设利润用于储蓄、工人工资用于消费产品，那么资本家得到的将是由资本品部门的产出表示的利润；再加入作为资本存量的不变资本，则可以得到利润率。进一步假定资本家的投资取决于一定的利润率，则资本品部门的产出价值必须与(资本存量)不变资本加消费品部门产出的工资之间保持稳定比例、从而使利润率不变，而当资本积累的加剧使不变资本增加时就会导致利润率下降。比如在经济的周期波动中，工资与利润在收入中的比例呈周期性变动，当收入分配导致相对价格扭曲时利润率的下降就会带来经济衰退。马克思表明，这种利润率的下降来自于按过去劳动计算的资本存量价值的积累与按活劳动计算的剩余价值流量之间的矛盾、即资本积累和为利润而生产的矛盾。而且，这些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分析也是一致的，即利润率下降或经济衰退来自于过高的资本存量价值或扭曲的收入分配，这正是产生资本主义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关键。
1933年，经济学家卡莱茨基利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公式推论出了有效需求问题，即在假设工人工资全部用于消费的条件下，当资本家的储蓄大于投资时将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利润下降。在随后的1942年，罗宾逊夫人又在充分吸收卡莱茨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工资和利润的划分为基础的剑桥增长模型，即在卡莱茨基模型中加入资本存量，从而导出利润率不变的稳定状态的经济增长。实际上，罗宾逊模型也可以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模型中推导出来，其稳定状态的条件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之间保持稳定的比率，而这个稳定条件也就是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但是，罗宾逊和其他新剑桥学者没有把新剑桥增长模型应用于现实世界，因为他们不能摆脱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宏观变量只是表示实物产出的传统观念，或者说新剑桥学派依然缺少价值理论基础。与此相反，基于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论的马克思经济学描述社会再生产之分配与实现条件的目的，正是为了探究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问题——有效需求。基于资本主义生产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利润的特殊性质，马克思指出有效需求问题来自于资本家阶级对剩余价值即货币利润的追逐，由此联系到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与危机。当然，经济学家凯恩斯也对有效需求问题作过详细论述并一度奉为经典；但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仰，其试图解决资本主义有效需求不足的各种举措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与其缺少价值论的理论基础相比，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体系及其有效需求理论正是以表明社会关系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不但客观描述了现实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日益增加的失业、垄断增强、危机和国际扩张等现象，而且也将资本主义有效需求不足融入到了以利润率下降所代表的资本与劳动相对立的资本主义关系中。
利润率下降与经济周期
与古典学者李嘉图从土地边际收益递减的技术退步来推论利润率下降不同，马克思认为现实中资本主义利润率的下降是产生于价值计算的资本积累和收入分配。比如，伴随着资本积累使不变资本的价值提高而收入流量中的剩余价值量不变时，或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剩余价值率不变时，经济的增长必然会出现利润率的下降。也就是说，这种利润率的下降来自于资本积累和为利润而生产的资本主义矛盾。比如马克思的公式如下：
(r：利润率；m：剩余价值；c：不变资本；v：可变资本；m'：剩余价值率；q：资本有机构成)
对于由利润率下降所引起的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问题，马克思采用了两个部门模型，即生产资本品和生产消费品的两个部门来讨论；其中，消费品部门的增长必须与“消费函数”相适应，而资本品部门的增长则要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在目前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新古典理论强调了另外“两部门”，即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居民和企业的两部门；其中，企业向居民支付生产要素的报酬，居民则用要素收入向企业购买所需的商品和劳务。但是，这种模型因过度抽象了市场机制的一些基本特征而无法应对现实生活中的经济波动现象。相反，依据马克思采用生产资本品和生产消费品的两个部门来讨论宏观经济，将有利于分析资本主义产出、价格和经济波动等一系列实际问题。而且重要的是，马克思将两部门模型与资本主义周期问题相联系，他认为这种周期过程可以分解为危机、萧条、复苏、繁荣四个阶段。正如《资本论》第3卷中指出的，“考察一下现代工业在其中运动的周转周期——沉寂状态、逐渐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崩溃、停滞、沉寂状态等等。”(20)在此基础上以资本品和消费品两个部门为例，假定所有的消费品和所有的资本品都是同质的，但资本品和消费品之间不具有同质的性质。同时假定这里还存在资本存量，虽然资本存量的价值来自于投资，但投资所购买的只是资本品，从而可认为资本存量的升值将通过资本品来体现。这样，每一期生产和销售的资本品将成为下一期的资本存量；当然，投资除购买资本品外还有一部分用于雇佣劳动。这里的关键是存在两个重要的比例关系，即资本品价值对消费品价值的比例和收入流量对资本存量的比例，而利润率则是利润流量对资本存量的比率。这里仍然沿用古典学派与马克思经济学的假设，即假定全部工资用于消费而不储蓄，全部利润和利息收入用于储蓄而不消费；而且，如果每一时期市场是出清的，则全部工资将等于消费品的总价值，而资本品的总价值等于投资或折旧、利息和利润。这样，当考虑资本存量时投资经由资本品部门的扩张既会增加利润又会增加成本；而在两个部门比例脱离稳定的条件下，当投资不能以累积比率提高时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而投资的累积型增加又会加剧有效需求的不足，从而产生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其中，马克思把萧条或危机的原因与两部门生产能力同工资和利润在收入分配之间的结构不平衡问题相联系。由此，现实经济的平稳和连续扩张必然要求资本品和消费品这两个部门的交换比例保持平衡，否则就会引发萧条或危机。
马克思认为，这一资本主义周期过程的核心是在于资本主义宏观经济总是围绕着由资本存量价值与收入流量所决定的稳定的利润率而形成波动。在此基础上，从工资与利润相对立和为利润而生产的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出发，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矛盾及其利润率下降的经济危机与周期等问题联系到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与波动。由此表明，马克思经济学所要探讨的并不是新古典理论基于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而是以特定社会关系为基础的价值计量和体现在货币价值计量中包含的现实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的竞争关系与运行规律。在这一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总是基于生产函数技术分析的研究视角，运用边际效用论与边际生产力论的理论基础而过多偏重于对供给与需求等市场经济现象的分析，故不能触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相反，以社会关系或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分析框架的马克思经济学，不仅在市场机制层面上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基本过程，而且也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角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并明确指出，正是这种生产资料私有制及其雇佣劳动制度及由此决定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这显然是凯恩斯经济学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不能予以阐释的重要问题，由此表明马克思经济学更具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四、结语
通过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分析，通过对资本主义货币经济体系的竞争与积累、有效需求以及利润率下降和周期等问题的逐一探讨，马克思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只是为了获取由价值符号表示的利润，而这里的利润就是货币的增殖。无须否认，马克思反复强调利润来自于剩余价值和对工人的剥削，而且强调由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导致了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竞争，但马克思更强调这种剥削所采取的价值形式与以前任何社会之间的区别。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尽管任何社会都要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一如新古典理论强调的任何社会都要以表示稀缺性的相对价格指数来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但与此不同的是，马克思明确指出这种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要求或资源配置一旦进入资本主义经济，就采用了一种特殊形式、即价值的形式，而且这种价值形式只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生产不是为了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获取剩余价值或利润的生产目的，由此产生资本主义经济的总量关系和按照价值进行的成本—收益计算。在这种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论及其统一利润率的古典一般均衡基础上，马克思建立起庞大的宏微观经济理论体系，其核心是说明有效需求或利润率下降问题。通过资本积累、社会再生产和经济周期波动的分析，马克思将其联系到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性质；其中，对价值和剩余价值及其分配关系的一系列分析，正是构成这种宏观经济分析的微观基础。显然，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建立起表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理论体系，不能不归之于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深刻认识和批判；在这方面，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位思想家能够超越马克思的分析。就像美国经济学家亨特描述的，“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建树、且能与卡尔·马克思媲美的思想家，历史上寥寥无几。……他建构了一个严密的、有机的理论体系。”(21)
现在，回过头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及各非主流派别数年来一直孜孜不倦而致力于探寻的“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假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根本不可证伪的学术问题。因为真正用于分析市场经济问题的经济学理论本身即是一个体系，一个具有从微观基础到宏观分析的完整的逻辑一致的理论体系，而不是存在着或无微观基础、或无宏观分析、或宏微观之间无法衔接甚至割裂等现象的一种理论状态，这显然不能成为今天处于发达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学者们用于研究实际经济问题的真正理论依据。正如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在其1997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序言中所说，“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经济学者们已经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割提出疑问。整个经济学界已经相信：宏观的变化必须以微观经济学的原理为基础；经济学的理论只有一套，而非二套。”(22)而且退一步讲，即使主流经济学可以在其探寻“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过程中经过一系列的理论修补来实现宏微观理论的融合，但新古典完全竞争的前提假设却早已从根本上排除了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或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比如现实中，正是这一市场竞争关系体现了人们行为的最基本特征；如市场经济运行中经常看到的往往是企业和个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企业的破产和巨额亏损，是个人财产的巨大损失。但在主流新古典理论中却看不到这些现象，因为其理论假设了不合乎实际的前提，漠视了个人理性的不完全性、人们在理性程度上的巨大差别和现实中市场竞争的相互博弈。相反，这些问题早在两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出现在一直游离于西方主流经济学讨论范围之外的经济学家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中了。无疑，当我们抛却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新古典观念和目前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诸多误解，当我们认识到现实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中的各种实际问题包括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各种统计变量都是由马克思经济学强调的社会关系所决定，更进一步当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并不只是技术关系而是由特定社会制度背景下由特定社会关系决定的市场竞争及其博弈规则时，与主流经济学相对立的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将是无可置疑的。因为其蕴含的描述资本主义经济从微观到宏观的逻辑一致的庞大理论体系恰恰表明了经济学理论在体系上的一贯性，由此彰显了西方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之争中不可避免的各种逻辑缺陷。
纵观人类社会驰骋千百年历史的各种不同经济体制与社会发展的演化变迁，如今只有市场经济成为现代西方文明乃至整个现代社会的基本经济形式，而这正是源于它在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率的提高方面比其他任何经济形式都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就一般意义来讲，市场经济有利于财富积累、有利于市场竞争、也有利于人的价值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或者说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有利于效率提高的经济体制。而且，作为人类长期以来理性选择的结果，市场经济这种制度的核心正是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完善的行为规范。它要求每个活跃于其中的微观个体如企业、家庭、个人等严格遵守内在的运行规则，同时也要求整个宏观经济能够实现人们实际生活的稳定有序和健康发展。那么依据马克思的研究视角，探讨真正市场经济问题的宏微观理论体系所要研究的究竟是什么呢？实际上，马克思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问题也正是今天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在背离经济制度框架的既定前提下而给以错误阐释的各种现实问题，比如增长、分配、竞争、垄断、积累、财富、周期、危机等，而这些都可以通过马克思强调的由市场经济关系或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各种统计变量的性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来体现，并以此表明真实市场经济中的各种经济活动及其运行规律。而且重要的是，所有这些问题的发生发展及其相互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作用机理和必然联系，它们完全可以经由微观基础到宏观问题的逻辑推理一步一步建立起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来进行论证并有效预测，而这些都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理论体系致力于完成并逐步完成的重要目标。诚然，马克思的某些理论尚未来得及在更多数理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起更加系统的理论体系，但他却为后来者达到这个目标提供了良好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基础，以便人们在这个业已奠基过的理论平台上建立起更加科学和与客观实际更加一致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显然，这正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一笔最为宝贵的学术财富。正如西方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熊彼特评论的，“这种构思是伟大的，马克思的分析是这个时期产生的唯一真正进化的经济理论。……正是这个事实，并且仅仅是这个事实，使我们有权把马克思称为伟大的经济分析家。”(23)实际上，马克思本人在西方媒体于千年交替之际所评选的全球最有影响的千年思想家中高居榜首就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历史的发展也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注释：
①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0页。
②在经济思想史上，一般将经济学纯理论的分析总结为两种传统的对立：一种是古典剩余传统的“社会关系”分析，另一种是新古典供求传统的“技术关系”分析。其对立的根本在于，是以剖析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为分析主线，还是在固有的社会制度框架下以研究资源配置的技术关系分析为主线。参见Garegnani，P.(1984)：Value and distribution in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Marx,Oxford Economic Papers 36,pp.291-325.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75年，第8页。
④米克把这种古典传统称为李嘉图—马克思—斯拉法传统(the Ricardo-Marx-Sraffa tradition)。Meek，R.L.(1977)：Smith,Marx and After,Chapman and Hall,London.
⑤注：凯恩斯这里所说的“古典学派”不同于马克思，它除了涵盖马克思所划分的从配第到李嘉图这些古典学者外，主要还包括了穆勒及穆勒以后的马歇尔、埃奇沃思和庇古等新古典学者。
⑥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页。
⑦“宏观经济学”这个术语最早由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于1933年在《动态经济学中的传播问题与推动问题》一文中提出，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创立则以1936年凯恩斯《通论》的出版为标志，这在西方经济学界是没有争议的。
⑧布赖恩斯诺登：《现代宏观经济学指南》，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3页。
⑨在早期的阿罗—德布鲁跨时期一般均衡模型中，货币完全不起作用。由此，如何将货币的作用引入一般均衡的微观经济模型以回答货币是否是和为什么是有用的商品，便成为建立宏观经济学有关货币理论之微观基础的首要问题，即著名的“哈恩难题”。
⑩一般认为，凯恩斯《通论》中有关货币问题的分析强调的是货币作为资产的贮藏职能，而非新古典理论惯用的视货币为润滑剂的交易媒介职能。
(11)20世纪末，这种复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量吸收和使用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概念、方法和工具，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融合。当时，这种融合主要表现为两种发展方向：一是通过使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和方法改造并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古典化；二是在保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同时与西方异端经济学诸流派相融合，如激进制度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女性马克思主义、演化经济学等。其中，强调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构筑宏观理论之微观基础的著名学派，是分属于第一种融合方向而兴起于 20世纪70-80年代的英美国家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也即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其代表人物为英国学者柯亨、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罗默、社会学家赖特等。他们从“微观基础”入手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进行 了精细分析，如认为不应把马克思经济学局限于历史事件和社会现实而是要将其程式化、规范化和模式化，并强调要努力寻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得以确立和存在的微观论据以为论证和评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奠定基础。例如，作为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主要的代表人物，罗默在《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1982)中正是通过使用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体系和数学形式化的建模方法，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宏观社会现象(如阶级)的描述建立在个人微观动机的基础之上。
在这部极富争议的著作中，罗默在严格遵循主流经济学之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前提下提出了整个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课题。他从个体效用函数的最大化出发，在对剥削和阶级身份进行独立定义的基础上经过严格推导提出了阶级——剥削一致原理。比如，在一个由经济体中的当事人组成的各种群体参与的博弈中，如果一个群体S带着人均社会资产退出该经济体后能使其成员过得更好，那么S在该经济体中就是受剥削的，而在该经济体中与S群体相对应的S'群体就是剥削者；如果一种经济体中 的任何群体都无法找到条件上可行的其他选择以改善其成员状况，那么这种经济中就没有群体受剥削。如此，罗默实际上是把剥削的本质界定为“有一种更好的其他选择的可能性”，由此也就有了一个非劳动价值论的剥削概念，即剥削主要不是产生于剩余劳动的攫取、而是归因于个人的不同禀赋及其偏好，从而马克思的剥削和阶级概念也就离开了劳动价值论而被解释为源于标准的新古典经济模型。这样，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似乎就没有必要争论价格与劳动价值之间的联系，没有必要分析劳动力商品与工资的交换，也不必坚持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能够生产出多于其本身所包含的价值，不必坚持对它的剥削是利润的唯一来源。由此，马克思所强调的资本家不断积累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过程也不再被看作是一个蕴涵资本与劳动之对立关系的场所。显然，一直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罗默的分析方法和理论解释都深刻表明了其非马克思主义性，因为他的理论已经彻底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真正的微观基础——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由此也就抛弃了马克思始终强调的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
(12)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0页。
(13)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三联书店，1994年，第225页。
(1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20页。
(15)恩格斯在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曾经描述过这种失业造成的贫困化。
(1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7页。
(17)恩格斯曾就此指出，“他(马克思)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货币理论是第一个详尽无遗的货币理论”。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2页。
(18)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2页。
(19)亨特：《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第197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04页。
(21)亨特：《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第171页。
(22)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页。
(23)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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