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技术批判理论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示论文,理论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人类文明进步中的技术理性危机
回顾人类向现代化迈进的历程，即将过去的20世纪将作为一个“告警的世纪”而被载入史册。因为正是在这一世纪，人类的活动，特别是人类运用科学技术成果于广泛的社会实践领域的活动，把地球和人类自己推向了濒临全球性灾难的边缘。问题的产生似乎迅猛而突然，其实却有着漫长而复杂的积累过程。它的根源甚至可追溯到近代以至古代。
在古代由于人类同自然界做斗争的能力十分低下，生存条件极端困难，原始人类“受到十分沉重的压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页。）。于是， 人们对于自然界除了恐惧和由此而产生的崇拜之外，也孕育了征服它的强烈欲望。从一定意义上讲，作为人类文化早期形式之一的神话和巫术，正是这种在心理压抑状态下萌发的征服欲望在观念和行为层面上最原始的体现。只是限于十分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然知识水平，当时人类征服与统治自然界的愿望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即使辉煌一时的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也未能使人类摆脱自然界奴隶的地位。
近代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人文主义运动在汲取希腊文化理性精神的基础上，主张用人的理性取代信仰才能发现真理，并且形成了近现代技术赖以产生与发展的诸如人的主体性、自然的数学化、人类征服自然等一整套先导性观念。根据这种观念，人类非常关注科学和技术作为实现某种眼前利益的手段的实用性，关注运用逻辑演绎和数理分析等理性方法去认识、驾驭自然界客体的可能性，这就是所谓的“技术理性”（或称为“工具理性”）。它是对古代希腊数学理性主义的发展或扬弃。在这种技术理性支配下，促成了文艺复兴运动最直接而切近的产物——近代机器技术的兴起和发展。从此，人类有可能利用全新的自然知识和较为成熟的技术手段重新认识和改造自然；尤其是包括化石燃料在内的大量自然资源的被发现及其开发利用，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准备了条件。工业革命的爆发及其在欧美的蔓延与发展，使得人类沉积在精神世界达数千年之久的征服自然的愿望从梦想一下子变成现实。人类的力量开始变得日益强大。人类终于第一次在一定意义上作为自然的主人而出现在地球上。人类的思想观念及其生活方式也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深刻变革。然而近代科技文化中隐含着深刻的矛盾。一方面近代两次技术革命（蒸汽机革命与电力革命）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和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能力，特别是机器体系的诞生把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是另一方面，作为这种进步的代价则是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机器的附属品或奴隶。除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分析过的社会史根源之外，从思想史根源上讲，这是技术理性在取得初步成功的同时所潜伏的矛盾。科学技术及其应用从一开始就因过分的功利性目的而将人的理性仅仅限定在解决技术难题的层面上，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技术社会中人的存在与发展。不过当时科学技术应用的这种偏向尚处于萌芽状态，它同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丰裕的物质生活条件相比毕竟显得微不足道。因此，尽管卢梭（1712—1778）早在18世纪就或多或少地看到了科技发展压制人性的方面，但是他的观点曲高和寡，在日渐强大的科学主义思潮面前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20世纪是一个所有知识和技术都迅速膨胀、所有传统观念都急剧更新的时代。在这一世纪里，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使得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产生了惊人的飞跃，科学上的每一重大理论突破都导致影响深远的技术发明和新产品的问世。无线电、电视、计算机、太空飞行、原子能利用、遗传工程、新型材料以及无数的发明创造，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赋予人们在几个世纪前连做梦都无法想到的便利条件。在一个由人工自然组成的全新的世界面前，人们不得不承认科学技术是现代文明进步的强大因素。然而在这个世纪里，近代科技文化中所潜伏的矛盾尽管在表层得到某种缓解，在深层却日益深化并加剧。正当人类纵情欢呼技术理性的巨大成功、陶醉于伟大科技发明所创造的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自认为已经成为自然界主人的时候，一种在人类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甚至任何伟大的预言家也未曾料及的新的危机，伴随着科学技术所提供的新的机遇一同到来了！
从宏观上看，人口的急剧膨胀、自然资源的锐减、核战争威胁、生态平衡的破坏、环境的日趋恶化、基因重组技术和克隆技术的潜在生物危害，以及由各种因素导致的人类新疾病的出现等一系列关乎人类命运的全球性问题，一下子摆到了人们的面前。从微观上看，现代科学技术虽然给现代人创造了丰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并没有给人类自身带来期望已久的全面的自由与解放。一方面，人的体力和智力不得不依附于越来越复杂的机器，从而使人们失去了其应有的创造性，成为机械系统的奴隶，甚至“可能成为机器人”（注：[德]弗洛姆：《健全的社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70页。）。 自我与主体地位的丧失，使人们产生精神上的无家可归感。另一方面，现代技术把人引向高消费的享乐生活，特别是它大规模地复制和传播商业性的“文化工业”产品来满足人们感官上的低层次需要，这不仅否定了以个性、独创性和批判性为特征的真正艺术，造成有限资源的不必要消耗，更可怕的是会导致一系列反价值现象的产生，并使社会陷入动荡不安。
上述潜在或现实危机的出现，打破了以往对待科学的形形色色的迷信和由此产生的种种神话，动摇了19世纪以来一些科学家的理想主义科学观及其对社会采取超然态度的“纯学术”梦想，（注：[英]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0—71页。）同时否定了社会集团可以不付出沉重代价而滥用科学的可能性。它还向人们表明：现代科学特别是技术的应用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技术理性“对自然界的支配是以人与所支配的客体的异化为代价的，随着精神的物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甚至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异化了”（注：[德]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78年版，第24页。）。在发达国家向工业化推进的过程中，现代科学技术聚合成一种全面地统治人的总体性力量，它导致了对人的自由和个性的扼杀。于是，近代以来一直十分牢固的对技术理性的文化信念发生了危机。
面对科学技术成果的无控制的、不负责任的、不道德的甚至惨绝人寰的滥用，及其所造成的对于人类生存的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引发了各种不同的社会思潮。其中较为极端的是技术悲观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技术悲观派主张停止技术的增长，认为“全新的态度是需要使社会改变方向，向均衡的目标前进，而不是增长。”（注：米都斯：《增长的极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第226页。）但持相反观点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家则认为，只要提高技术工艺水平，保持技术和经济增长，就能依靠强大的经济力量和科学技术进步来解决所出现的问题。但不幸的是，技术理性毕竟是一种以支配自然为前提的有限的理性，迄今为止在技术上所作的各种努力，至多是使那些已成为人类共同灾难的全球性问题得到暂时的缓和，而非真正的解决。
在技术理性指导下迅速崛起的技术之所以无法解决由它自身所产生的问题，是因为人类在寻找知识的根据并努力向外部世界扩展时，不问人生的意义，人们在对物质的追求和向外部世界的攫取过程中迷失了自我，丧失了内在意义。虽然技术理性本身是有意义的，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却不可能由它来决定，因为它并不能体现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卢梭曾经从人文主义的视角出发，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泯灭了人的本性，他还把科学技术看作是道德沦丧、社会奢侈腐败的主要原因。甚至早在17世纪，与近代理性主义大师笛卡尔同时代的帕斯卡尔（1623—1663），就深切意识到理性主义所隐含的危机。他认为理性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人生，人的心灵有其自身的道德逻辑，如果说唯理主义是重思维的逻辑形式，那么，人的心灵所关注的则是生命存在的问题。（注：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
可见，尽管人类在不断提高的技术手段帮助下拓展了自己的生存能力，使自己进入了一个更有生存保障的富裕社会，但是技术作为一种异己的、毁灭性的力量，其进一步发展却造成两个可怕的后果：第一，是对外在自然的破坏。现代技术对自然的征服和蹂躏导致了人类周围生存空间的急剧恶化。人类现在面临的生态问题就其哲学根源来说，是与理性的工具化和技术化分不开的。第二，是对人的内在自然的限制。技术虽然延伸了人类某些方面的能力，同人的某些生理机制相适应，但人的很多生理的与心理的机能却遭到了可怕的压抑。这就注定了以技术理性为支柱的技术决定论的必然破产。
二、理性启蒙何以走向反面
为什么曾经并正在为人类文明创造巨大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技术理性会造成今日的困境呢？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技术批判理论作了具有启发性的探讨。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西方技术文明合理性的真正源头乃是始自14世纪的启蒙运动，其目的是使人们摆脱神学统治，最终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但令人悲哀的是，随着启蒙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它已经从历史上起教育、推动作用的力量转化到其反面，成为一种有悖于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初衷的异化的东西。
启蒙思潮为什么会向反面转化呢？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作了深入的分析。在他们看来，启蒙即对理性原则的倡导，是“致力于把人类从恐惧、迷信中解放出来并确立其主权的、最一般意义上的进步思想”（注：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 Adorno,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New York,P.3.）。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启蒙精神追求的是一种使人能够统治自然的形式，在这个过程中理性最初是作为一种“祛魅”的工具而出现的，但后来它本身却变成了一种新的神话。更具灾难性的是随着对自然日益增强的统治，致使人们认定权力是一切关系的准则，于是对自然控制的知识形式就转化成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统治，并反作用于人自身，使人压迫着自己的本性。这样，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就把“启蒙”的失败归咎于科学与逻辑中人生意义的丧失。为了不被“启蒙精神”所欺骗，他们强调必须重新反省作为西方文化根本精神的启蒙精神本身。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是从康德的理性概念入手对技术理性即工具理性进行批判的。在康德那里，理性的概念是双重的。它们实际上是指两种不同的理性概念，即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这两种理性代表了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哲学主张，在《理性的黯然失色》中，霍克海默对这两种理性作出了比康德更为明确的界定。他们认为，主观理性所追求的是一种知识、一种工具的效率的理性，而不去关心人的目的，因此韦伯也把它称为工具理性。而客观理性则是“一个包括人和他的目的在内的所有存在的综合系统和等级观念。人类生活的理性程度由它与这一整体的和谐程度所决定。 ”（注：MaxHorkheimer,Eclipse of Reason,New York,P.4～5.）在这里， 客观理性不仅关注知识的效用，更关心这种效用是否和人类的目的相一致、和自然整体相和谐。可见，客观理性所涉及的是一种终极关怀的理性，即价值理性。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看来，启蒙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用“理性”作斗争工具时使用了双重标准。当他们宣称知识就是力量、倡导用科学技术来消除匮乏并确立一种丰裕的物质财富的社会时，所指的理性是主观理性；而当他们以理性名义去讨伐宗教并认为理性应该取代宗教而成为个体生活和社会发展的设计师时，所指的理性是客观理性。但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主观理性得到了高度的发挥；与此形成极大反差的是客观理性及其所包含的人类对其自身终极价值的追求却大为萎缩，正义、平等等一直为理性所固有的概念也失去其知识根源。于是客观理性黯然失色，并被主观理性所取代，而主观理性则被等同于理性自身。客观理性之意义丧失的原因是启蒙精神的领袖们没有把他们的理性标准贯彻到底。正如霍克海默指出，“由客观理性向主观理性的转变决不是偶然的，思想的发展过程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被武断地逆转。如果具有启蒙形式的理性已经毁灭了作为西方文化本质部分的信仰的哲学基础，那么，事情就只能是这样，因为这种基础太脆弱了。”（注：Max Horkheimer,Eclipse of Reason,New York,P.62页。）
沿着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思路，马尔库塞从人类的思维方式上分析了理性异化的根源。他认为形式逻辑是一切科学的基础，这种思维方式在通过表达和论证对现实进行分类时，有意忘却事物的规范性本质，并把“应当成为的东西”归到主观偏爱的领域中去，这就对现实构成了曲解。建立在这种思维之上的科学和技术确实提高了生活的质量和水平，但随后却带来了人对自然的统治同社会对人的奴役并行发展的局面。马尔库塞认为，科学只是关心那些可以衡量的东西以及它在技术上的应用，而不再去问这些事物的人文意义，只问如何运用技术手段去工作，而不去关心其目的，于是科学原先追求的真、善、美诸观念被剥夺了其普遍有效性，从而产生出奴役人的扭曲了的科学。于是，在这种状况下形成的发达工业社会也就不可能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而是一个与人性不相容的“病态社会”。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在表面繁荣的假象掩盖下，人们沉湎于富裕的生活环境，不愿将现实存在的制度同理应存在的“真正的社会”相对照，从而丧失了合理地批判社会现实的能力而成为“单向度的人”， 社会也失去了它应有的多种向度。 在《单向度人》（1964）中，马尔库塞描述了这个单向度社会是如何摧残人性的：（1 ）单向度社会中的幸福是一种“虚假的幸福”。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只是追求物质享受，从而丧失了追求精神自由和批判思维的能力，一切超越、否定现存社会制度的思想及行为均受到排斥。（2 ）“工艺的合理性已经变成了一种政治的合理性”（注：马尔库塞：《单向度人》，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XVI页。）。 科学技术融入到意识形态中，并加强了对人的心理、认识的操纵与控制。在科学技术的介入下，社会通过影视、电台、报刊、博览和新闻发布会等大众传媒以及大量具有极大消蚀性和同化作用的“文化工业”产品，无孔不入地占据了人们的闲暇时间与生存空间，却又不激起人们的逆反心理与抗争情绪。从而使人们无法实现对现存社会的超越。（3 ）“由于当代工业社会形成了自己的工艺基础，它倾向于成为极权主义的”（注：马尔库塞：《单向度人》，第Ⅲ页。）社会。这种极权主义的政治操纵是与技术上、工艺上的合理化和标准化同步发展起来的。奇怪的是，在文化领域中这种新的极权主义呈现为一种和谐化的多元主义，致使最矛盾的作品与事实竟然能和平地冷漠地共存着。马尔库塞警告说，不要因为文化多元化的掩盖而忽视其极权主义的实质，它在意识形态上是欺骗群众的工具。
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理性异化原因的考察，明显地受到浪漫主义思想家卢卡奇（1885—1971）的影响。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认为，劳动的发展过程是科学技术不断产业化的过程和理性征服自然的过程，但同时也是人性异化的过程。他从生产过程和社会生活两个方面分析了技术和理性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后果。首先，理性的发展必然使“建立在被计算和能被计算的基础上的合理化原则”（注：[匈]G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98页。）进一步确立，其结果就是劳动过程日益合理化和机械化，生产者由于被局限于某个方面而成为孤立的、抽象的“原子”。“随着劳动被逐渐地理性化和机械化，随着人在这个过程中活动力的减少，他丧失的热情也越来越多，他的意志的沦丧日益严重”（注：[匈]G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97—98页。）。其次，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工具理性的扩张改变了整个社会生活的面貌。在“现代化生产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它不断革命的技术用一系列僵硬呆板的面孔对付着个体生产者”，它“把现实世界撕成了碎片，使世界整体的美好梦幻烟消云散”。（注：[匈] G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 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15页。）卢卡奇进一步分析了理性、 技术产生悲剧性结果的原因。他认为“当科学的认识观念被应用于自然时，它只是推动了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的时候，就反转过来，成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注：[匈]G·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 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 ）在这里，卢卡奇把科学问题同阶级问题相联系，把对理性的批判上升为对社会的否定，把人生意义丧失的根源，从技术理性的过分张扬上升为资产阶级的扩张，从而使他的批判达到了高潮。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卢卡奇的哲学思想，并将其整合到自己的技术批判理论中，例如霍克海默等人在谈到启蒙精神时就认为“科学成了包含着压制群众和社会再生产的方法的概念”（注：Max Horkheimer andTheodor W.Adorno,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New York,P.3.）。马尔库塞也把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与对整个资本主义的批判相联系，认为技术的提高、工艺水平的发展使阶级冲突大大地缓和了。换句话说，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中一种特殊的重要因素，起到了维护阶级统治的作用。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近代科学技术革命对工人阶级境况的负面影响的分析并没有过时。（注：李建珊：《现代西方科技革命与工人阶级》，《天津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西方技术批判理论的思想家们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实质上是对科技异化、理性异化的批判，其目的是想告诉人们，科学技术理性作为人类摆脱自然统治的工具已转化为人统治人的工具。从启蒙运动开始到资本主义工业化实现，工具的合理性从人性解放的希望走向了它的反面，成为危及人类自身生存、造成人的主体性困境的否定性因素。出现这种状况的根源在于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人们注重物质追求而轻视精神需要，从而造成人的精神空虚以及人生意义的丧失。现代西方技术批判理论大师们在技术理性的鼎盛时期，就敏锐地看到了它的非人性化方面对人类进步的否定，这无疑是一个可贵的警示，因此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认真思考和对待。
看来，现代人还没有学会把科学技术力量和道义责任以及人类生存的意义现实地结合起来。如今人们认识到，把科学、技术、经济、军事、政治、意识形态、伦理、人的生存和生态环境等问题综合起来去考虑技术理性的得失，不仅合乎逻辑，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现在，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前途进行严肃的思考已不仅仅是未来科学家的事。明天将会发生什么，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我们今天正在做什么。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有可能走向灾难。
面对以技术理性为代表的理性文化在现代工业社会条件下的深刻危机，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学者致力于剖析技术理性、文化工业等异化的文化力量对人的主体性的消解及其导致的现代人普遍异化的存在境遇。他们认为工具的、主观的、操纵的理性之所以成为技术统治的奴婢，是因为理性启蒙运动走得太远而使它失去了自己的原初内容。然而，他们并不象某些当代人文主义者那样不加选择地攻击整个科学思想的有效性。因为在他们看来，从哲学上取消科学，在个人生命中是一种慰藉，在社会中则是一个谎言。因此，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竭力批判理性的异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但他们却拒绝回到自然朴素状态。马尔库塞还为未来社会设计了一种新的自然观和技术观，他认为新思想的实施将会使自然与人的关系问题得到最终解决。在马尔库塞的未来社会的模式中，技术进步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技术发展必须在人的合理控制之下，即以价值理性作为其合理性的基础，摈弃那种技术至上的浅薄的乐观主义。为此马尔库塞强调，人们不仅不应把自己所创造的技术基础都抛弃掉，恰恰相反，应以其作为人类追求新的自由和更高合理性的出发点。他倡导通过对技术发展目的的探求而在技术中植入一种新的价值观。根据这种价值观，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人从被压抑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目的。尽管马尔库塞没有给他的新技术的发展与新自然的重建提供具体的实施步骤，只是说他的目的是激发起一种与现存的事物状态相抗争的力量，从而引导社会向更合理的方向发展。但是他毕竟看到了技术理性片面发展所带来的后果，并在对此反思的基础上，要求人们重新认识价值理性在科学理性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而为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提出了努力方向。
总之，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为人们理解技术理性从辉煌走向衰落开辟了新的视角，但其为拯救理性所开出的药方由于过于理想化与绝对化而难于得到大众的普遍认同和理解，从而只能作为一种书斋哲学在一批知识分子中间传播。不过，法兰克福学派坚持认为技术批判理论必须具有超前性，批判理论必须保持强烈的想象力气质，以便超越现实的限制。“没有幻想，所有的哲学只能抓住现在和过去，而脱离了与未来的联系，而未来才是哲学和人类的真正历史之间的唯一纽带。”（注：[美]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 248页。）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批判理论的很多中肯分析及其向世人发出的警示，必然为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公众所接受。
必须指出，西方技术批判理论还存在着欧洲文化中心论所导致的种种片面性。但这并没有妨碍它在国际思想界引起密切关注。因为它紧紧把握住了科技革命时代的脉搏，提出了技术社会中由实践产生并需要科学来解决的一系列重要而迫切的问题。特别应当肯定的是，以法兰克福学派等“新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技术批判理论对技术理性畸形发展所导致的消极后果的反思，表现了他们对于技术社会中人的发展的深层关切和强烈的使命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理论不仅成为当代反科学主义思潮的突出代表，而且影响日益广泛，促使反科学主义取代了科学主义在科学技术的哲学与社会学思潮中的主导地位。
三、技术批判理论对我国现代化的启示
在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的迅速推广及应用正将世界各国逐步推入工业化的过程中。毫无疑问，西方发达国家今天所面临的异化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明天所要着力避免的问题。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深刻的文化精神冲突：一方面，为了能迅速地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所达到的现代化程度，现代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是我们的必由之路，因此必须大力弘扬以科学理性和人的主体性为内涵的现代化的文化精神；另一方面，现代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将不可避免地把一个物化和异化的世界摆在我们面前，使人们只把目光停留在解决科学和技术难题的层次上，从而不仅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也使文明陷入困境。因此，如何既努力在民众中间培养一种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以主体性、创造性及风险性为特征的探索精神和以操作性、规范性及程序性为特征的科学理性精神，又尽力减轻或避免发达国家面临的上述负面效应的出现，对于中国未来的文化建设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根本问题。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国曾创立了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东方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今天，中国要想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就必须汲取西方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同时把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精华整合进去，从而开创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
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先破坏，后治理”的模式。按照这种模式，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了加速经济发展，在一定时期内以牺牲社会安定和环境资源为代价，等到将来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再集中力量治理这些问题。西方国家从19世纪末开始进入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它们通过社会改革的方式解决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且于20世纪后半叶起又依靠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实力着手控制环境污染等问题。但不能由此认为这种模式可以效法。因为：第一，发达国家的成功是在走了很大弯路之后才获得的。虽然它们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强大的技术基础，但也破坏了下一代人继续发展的环境资源和社会基础，迫使下一代人不得不降低发展速度，并花更大力气纠正上代人犯下的错误。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西方国家不仅仍普遍存在着社会不平等、贫困、犯罪等严重问题，而且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第二，西方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西方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把许多落后国家作为殖民地，疯狂掠夺并开发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尤其是发达国家为了减轻其自身的环境压力，利用发展中国家急于发展本国经济的迫切愿望，将污染严重的工业转移到这些国家。这种所谓“经验”，发展中国家既不应当也无可能去仿效。不幸的是，20世纪中叶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经济的腾飞，采用了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结果产生了诸如两极分化、城市贫困、乡村衰落以及严重犯罪等社会问题，并加剧了环境破坏和资源衰退。这些国家要想纠正这些失误甚至将不得不付出比当年西方国家更为沉重的代价。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曾走过了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发展道路。面对向工业文明迈进的课题，如何避免重复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错路呢？这就需要把西方文明中的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整合起来，建立一套适合自己特色的发展模式。历史表明：如何对待传统不单纯是个文化问题，也是人类如何对待发展的问题。因为传统文化并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地变化和发展的。人类在生活实践中创造着，同时又在历史进程中发展着。在西方的文化演进中，理性启蒙曾经发挥过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然而启蒙运动对古典传统的批判与解构是以人自身的异化为代价的。由于对历史文化传统缺少应有的关照和重视，给传统文化造成了始料不及的灾难性后果。历史无情地嘲弄了对待传统文化的形而上学态度，并从反面告诫人们：文明的演进与发展必须以深厚的传统文化为基础。这个问题也是当代文化哲学以及社会哲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
如今，以发展为前提去追求传统，目的不是恢复传统的生活方式，而是从中获得合理的发展观念，即探索蕴含发展理念的传统精神，以此来确立走向未来的文化基础和文明的方向。（注：高清海、胡海波：《文化传统的当代意义》，《烟台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在中国古代哲学那里，个人与自然或者宇宙的同一是人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哲学的终极追求。中国传统文化从这里出发，演变为老庄的道学和孔孟的儒学，前者着重探讨宇宙的根本规律，而后者则重视人本身的精神境界和人际关系的发展。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围绕着两个核心问题展开，一是追求人和自然的同一，二是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饱含具有历史感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并不是对前途的悲观失望，而是从历史责任感出发对潜在危机的深刻洞察，它有助于人们透过现代化的奢华，洞悉现代人面临的危机，从而早作防范。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还有一个难度很大但又无法回避的课题需要正视与解决。这就是：不仅要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上述精华，同时还要下大力气认真清理、鉴别并努力破除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落后、保守、陈腐的成分，从而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从种种精神枷锁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不乏积极入世的功利精神。但是，传统文化中也存在着崇古拒变、共性至上、人治传统、身份取向和以我为中心的民族文化优越感等消极因素。加之传统农业文明以分散的自然经济为特征，普遍缺乏积极开拓进取的“成就需欲”，难以生长出科学理性精神和市场观念等等现代化所不可或缺的思想与文化因素，从而使社会发展缓慢。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我们不重视从精神的、观念的、心理的层面扬弃传统文化中的这些惰性因素乃至糟粕成分，而仅仅注重器物层面的文化变迁（两者相比，后者所遇到的阻力会小得多），那么，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过渡所必需的文化重建就不可能实现。总之，我们既要吸收西方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高扬科学与理性的旗帜；又要以西方文明所遭遇的危机为借鉴，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中与现代化和后现代化观念相契合、又为西方文化所缺乏的内容，从而创造出与我国社会转型相适应的新文化。这种文化重建或再造只会使中国文化内容更为丰满，也更为健康。（注：姚蜀平：《现代化与文化的变迁》，载《科学与社会》（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科学哲学室、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编辑部合编），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第183页。）在一定意义上讲，这将是20世纪初我国新文化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并将伴随中国迈向现代化文明的整个历程。
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经过了漫长而痛苦的探索过程。明清以来的中国士大夫阶级大多陶醉于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把西方科技文明斥之为奇技淫巧而不屑一顾，只是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败以后，一些志士仁人才认识到我们“技不如人”。从科学技术与经济的角度看，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对西方国家的“追赶”过程。但是，如果我们对现代化缺乏深刻的认识和足够的耐心，简单地将西方“经典现代化”的发展程序“快餐式”引进，将难免重复西方国家走过的弯路。而在“追赶”过程中出现的任何偏差都有可能导致预期目标的偏移，造成民众的浮躁与失落，甚至会引起本可避免的社会动荡（注：乐正：《改革偏差的理性批判》，《南方周末》，1998年3月6日第16版。）。因此，决不能忽略在“日益繁荣”、“高速发展”背后那些不易察觉的陷阱。在这方面，西方技术批判理论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某些启迪。
理性的社会批判不仅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不可或缺的动力，而且是矫正改革过程中出现非理性偏差的重要条件。正如美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大卫·格里芬所告诫的：“应该通过了解西方社会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注：[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西方社会在向工业化迈进的过程中用技术理性代替了人文精神，因而在富裕的物质生活中丧失了对生活意义的追求，使人们普遍遵循的价值系统分崩离析，一个统一的精神世界变成了“文明的碎片”。有鉴于此，许多学者呼吁，应当借助中国文化的精华和传统价值观念中的合理成分来克服“现代病”。中国道家和儒家对人文价值的深层关切，对于重建一种后现代的哲学观将具有指导意义。正如我国学者董光璧先生所指出：“道家思想在探究宇宙和谐的奥秘、寻找世界的公正与和平、追求心灵的自由和道德完满三个层面上，对于我们这个时代都具有启蒙思想的性质。”而儒家思想体系由于其开放性“能兼容科技和其他学派的自然观，也形成了一些涉及科学技术的较为一致的思想倾向”，“它们是理性与价值合一的生态自然观、自然与人文统体的学问观”。（注：董光璧：《从科学思想的进展看科学哲学的新路径》，《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年第2期。 ）可以预见，中国古代的思想精华对于重建理性以克服科学技术加速发展所带来的文化异化，将富有积极的建设性作用。有人曾形象地把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比喻为一次在希望的光环与黑洞之间的穿行长跑。在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要想成功地赶上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必须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的精华同西方现代科学精神整合在一起，在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统一的基础上走出一条持续发展的新型的现代化之路。在这个意义上讲，即将到来的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大显身手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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