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才培养选拔看科举考试的得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举论文,人才培养论文,得失论文,考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举考试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选拔人才充任官职的主要途径，从隋唐时期产生，到清末废止，前后实行达1300年之久。它不仅对当时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盛衰起到了某种促进或阻碍作用，影响到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在16世纪前后被介绍到西方，对近代西方一些国家的文官考试制度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文拟从中国古代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对科举考试的评论出发，就人才培养和人才选拔两个方面，论述科举考试的利弊得失。不当之处，恭请方家教正。
科举考试与人才培养
学校是实行教育和培养人才的机构。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级各类学校，遵循当时统治阶级的人才观念，从德行、学问、才能、见识诸方面，培养政治、军事、文化等各类人才。科举考试是封建国家选拔人才的一种重要途径。在科举考试实行之初，它和学校教育各司其责，关系尚不甚密切。但由于科举考试逐渐成为莘莘学子入仕的基本途径，因而对学校教育逐渐发挥着“指挥棒”作用，影响着学校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以至于完全把学校教育纳入科学考试的轨道，使学校教育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于是科举考试就直接影响着人才的培养。
各代思想家多指出，在科举考试的诱导下，学子为了求取功名，就在学习上实行实用主义，考什么就学什么，不考试的内容则不学，学校也逐渐实行应试教育，不考试的内容则不教，轻忽各种素质的提高，这就难以培养各方面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唐代刘峣说：“国家以礼部为考秀之门，考文章于甲乙，驱驰于才艺，不务于德行。……故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制法守度使之然也。”（注：《通典》卷17。）就是说，科举考试取士，以辞赋文章为衡量人才的标准，而不顾及应试者德行的优劣。因而学子不再注意道德品行的修养，最终导致士人德行的下降。明代王廷相说：“自夫科举以来，在上者以文取士，而士之为学者，一切务为文词之工，以应上求。虽日教以《六经》孔孟道义之实，然不工于文，则无进身之阶，而士之习固若也。”（注：《王氏家藏集·策问十》。）明清时期科举考试，主要是写八股文。王廷相又说：“乃以程文求士。故士于平居亦惟务中式之文，以应主司之求。而经术之学，漫之不讲。嘻！此与词章何异！”（注：《王氏家藏集·策问二》。）可见，无论是唐宋时代的考试诗赋策论，还是明清时代的考试八股程文，都导致学子不再读经书。经书不仅是当时的主要学问，也直接影响着士人的德行，因为当时的所谓德行，就是经学思想指导下的道德行为。这样，学校培养教育出来的士人只会写作诗文，既无美德善行，又不学无术，当然不属于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
当时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还指出，国家需要的是具有真才实学的能够治国理民的政治人才，而科举取士则考以诗赋文章。这种考非所用又导致学非所用，严重妨碍了有用人才的培养。唐代赵匡曾说：“夫才智因习就，固然之理。进士者时共贵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工丽。以此为贤，不惟无益于世用，实亦妨其正习。”（注：《举选议》，见《通典》卷17。）所谓“正习”，系指儒家经书。科举考试主要以诗赋工丽与否决定弃取。士子要应付科考，自然不会致力于经书。而且诗赋是不能经世致用的。北宋王安石也说：“今以少年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注：《宋史·选举志一》。）所谓“正理”，就是儒家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而科举考试以诗赋为主，就引导少年闭门学作诗赋，而不习世事。因此科举考试制度不利于社会实用人才的培养。清代颜元又说：“弃选举取八股，将率天下贤愚而八股矣。天下尽八股，中何用乎？”（注：《颜元集·言行录·刁过之》。）科举考试以八股程文决定优劣去留，使天下士人无论贤愚都去学作无益世用的八股文，自然妨害优秀人才的培养。总之，古代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认为，由于科举取士制度主要以诗赋和八股文为主，从而引导普天下的学子不去认真攻读经书，不去研求齐家治国的道理，不去参加社会实践，而去闭门学写诗赋和八股文，使士人没有真才实学，国家人才匮乏。这种认识是中肯的。但是他们以为诗赋文章完全无益世用，未免失之偏颇。优秀诗文对人的教育陶冶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综上所述，科举考试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学校教育和人才培养的确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其一，科举取士主要考试诗赋和八股文，引导学子全力研习诗文，不再注重道德品质的修养和经书的学习，学校也随之实行应试教育，因而难以培养出德行、才能、学问等各种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其二，科举考试的目的主要是选拔官员，即治国理民的政治人才，而考试的内容却以诗赋文章为主，用非所考，考非所用。考非所用导致学非所用，学生脱离社会实际，学校也难以培养具有真才实学的实用人才；其三，国家、社会需要各类人才。但实行科举取士，考试科目以进士、明经等为主，选才途径较为狭窄，导致学校培养人才的种类较少，不能满足国家社会的需要，也妨碍经济、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
科举考试与人才选拔
科举考试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士人入仕的正途，也是当时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但是科举考试无论制度本身，或者具体操作，都存在不少弊端，使考试本应具有的公正、平等原则不能体现出来，从而妨碍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平庸之人却有可能滥竽充数。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对科举取士多有批评，主张进行改革，或者彻底废除。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认为：“投名自荐，记诵声律，非求贤之道耳。”（注：《二程集·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明清时期废除科举取士制度的呼声更为高涨。科举考试妨害优秀人才之选拔，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单凭科举考试，难以获得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
前贤多认为，考试只能衡量士人的才学，而不能考察士人的德行。北宋政治家司马光曾说：士人“虽有颜、闵之德，苟不能为诗赋论策，则不免遭摈弃，为穷人；虽有跖、
之行，苟善为诗赋论策，则不害取高策，为美官。”（注：《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议举贡举状》。）他认为科举取士仅考试诗赋论策，而不问其德行优劣，作为选才方式而言是有缺陷的，也是不可取的。李觏又就当时科举考试的具体措施批评道：“国朝患其或私谒也，于是糊其名，易其书，混致于考官之手，固不知其立身之行，于蛊之才。虽有仁如伯夷，孝如曾参，直如子鱼，信如於陵，一语不中，则生平委地。”（注：《李觏集·上范待制书》。）指出糊名誊录等防弊措施的实行使考官更不可能了解考生的人品德行，只能根据文辞决定弃取，德高才美者则难以入选。明代王廷相也说：“今之选举，不问其人品德行何如，徒以文章合格而举之，无怪乎其入仕之狼狈也。”（注：《王廷相集·王氏家藏集·雅述下篇》。）选才唯考试以文章，不问其德行，使有文才而无美德的人任职，就会祸国殃民。
中国古代评论人物，有重视德行的传统，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多认为：德才兼备的人方可称为人才。而科举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只去衡量士人的才学，尤其是文学才能，而不顾及考生的德行和才干，因而登第者未必是真正优秀的人才。让仅有文才而无善德者治国理民，自然是不妥当的。因此在选拔人才过程中，在衡量才学之同时，还要考察其道德行为，方可获取德才兼备的人才。
（二）科举考试多考非所用，难以获得具有真才实学的有用人才。
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多认为，科举考试科目较少，内容单一，考察知识才能的范围狭窄，又考非所用，难以选拔真才。早在唐代，韩愈曾说：“国家之仕进者，必举于州县，然后升之于礼部吏部，试之以绣绘画琢之文，考之以声势之逆顺，章句之短长，中其程式者，然后得以下士之列。虽有化俗之方，安边之画，不由是而稍进，万不有一得焉。”（注：《韩昌黎文集·上宰相书》。）天下本存在着各类人才，有的善于治民，有的善于御敌，但不通过科举考试，诗文不符合要求，就不能脱颖而出。这种选才制度，岂不埋没人才。明清之际顾炎武也说：“今之经义论策，其名虽正，而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注：《日知录》卷16《经义论策》。）科举考试实行既久，考试内容无多大变化。士人不再去熟读经书，也不再去研习治国理民之术，而只是去背诵前人的经义论策答案，以应付科举考试。空疏不学之人完全有可能登科甲，科考选才遂有其名而无其实。
（三）科举考试只能选取平庸之才，而不能获得度外大才。
南宋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对科举考试多有批评。他认为，国家以科举选士是“束天下豪杰于规矩尺度之中”，是“抛规矩准绳之大器，爱毫发丝粟之小才”。这样做会导致“才者以跅弛而弃，不才者以平稳见用”（注：《陈亮集·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而通过科举考试获取的“程文之士”和因年久资深而任用的“资格之官”是不足以当大任、建事功的。因此，他主张“减进士以列选能之科”，广开仕途，在科举考试之外，再通过其它方式，选拔度外大才。
（四）科举考试严重埋没人才，在科场上脱颖而出者为少数，大部分参加科考者终生没有出头之日。
唐代人赵匡说：“举人大率二十人方收一人，故没齿而不登科者甚众。其事难、其路隘也如此。”（注：《选举议》，见《通典》卷17。）韩愈说得更为具体：“天下之以明经举于礼部者，岁至三千人。”这些被举者“或远至十余年然后与乎三千之数，而升于礼部矣”。礼部考试合格者还要参加吏部考试，然后选拔200人授予职务。这200人又是经过十余年的辛苦功夫而通过吏部考试的，其中“斑白之老半矣”。“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终身不得与者矣”（注：《韩昌黎文集·赠张童子序》。）。可见，科举考试吸引了无数年少有才华的学子，终身孜孜汲汲，以求金榜题名，但是绝大部分人终身与科甲无缘，穷困潦倒而死，侥幸登第能得到一官半职者，大多已至四五十岁，青春年华完全因科举考试而消磨掉。宋代王安石也说：“不肖者苟能雕虫篆刻之学，以此进至公卿。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困于无补之学。以此绌死于岩野，盖十八九矣。”（注：《临川集·书疏·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实行科举取士，导致这样的结果：无公卿之才的凡夫庸子因为能写诗文可以登上公卿高位，有公卿之才者因为不善于写诗文而难以登科甲。绝大多数人为科举考试淘汰，老死于民间。
科举取士，如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侥幸登第者是极少数，他们却也为此浪费了青春年华，消耗了大量精力。绝大部分士子屡进科场，终难得中，老死仍为白丁。科举考试制度的实行，是对人才严重的埋没、压制和摧残。
（五）科举考试存在着一些弊病，致使贤才受压抑，庸劣者登科甲，考试失去了公开、平等、公正性。
在唐代正式科举考试之前，有“行卷”之风，士子可以把自己写好的诗文送给京师贤达，借此找门子，拉关系，以求提携。考后放榜之前，主司要向权贵“通榜”，听取意旨，权贵可以左右录取名单。由于试卷多，评卷工作量大，而评卷人少，不能认真阅读试卷；对于诗文的优劣评定，也没有客观标准，难免夹杂着评卷人的个人好恶。应试者为侥幸登科，往往在考试过程中作弊。科举考试的一些弊端在各个时代均存在。明清之际，顾炎武曾说：“今日科场之弊，莫甚于拟题”，就经义考试而言，“不过于四书一经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之文记之。入场之日，抄誊一过，便可侥幸中式，而本经之文有不读者矣。率天下而欲为速成之童子，学问由此而衰，心气由此而坏。”（注：《日知录》卷16《拟题》。）由于科举考试内容有限又长期不变，试题翻来复去不超越固定范围，童子只需背诵试题答案，到考场上准确无误写一遍，就有可能通过，而不用再去读经书。考试失去了衡量知识才能的作用。于是造成在科场上“偶失偶得，如弈棋耳”（注：《李觏集·上范待制书》。）。这不仅使考试及第与否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而且导致学风和社会风气的败坏。
科举考试的得失
从唐代直至当今，不少思想家政治家对科举考试发表评论。就这些评论而言，批评抨击者多，称许肯定者少。但是科举考试作为一种选才方式，在中国历史上能存在一千多年，自然也有其合理性，有其功用，不可完全否定。
回顾中国古代的人才选拔途径，先秦时期有乡举里选，主要是荐举，汉代实行察举征辟，及至魏晋南北朝，又实行九品中正制。上述选拔人才途径，存在着两个最大的弊端：一是把人才选拔的范围局限在贵族豪门，庶民中的人才被排斥在外，特别是奴隶社会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如此；二是依靠举荐选拔人才，贤才不被司选者所知则不能获选，选才范围局限在司选者的视野之内。而且这种选拔往往受司选者个人亲疏好恶的影响，也难以杜绝请托贿赂之风，因而使人才选拔失去客观公正性。而科举考试正好可以克服这两大弊端。首先，科举考试逐渐抛弃了区别贵贱等级的门第观念，士人不论出身如何都可以“投牒求试”，广大庶民子弟也有了出仕的希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有可能成为现实。这种人才选拔方式具有开放性和公开性，它向整个社会选拔人才，扩大了选才的范围。其次，这种选才方式规定了选拔的客观标准，所有的应试者都一视同仁，以考试成绩的优劣决定弃取，而不问其贵贱尊卑，族姓乡里。因而它体现了一种公正和平等竞争的精神，可以避免人际关系的干扰。正是由于科举考试具有公开、平等、公正的原则，从总体上有利于优秀人才的选拔，方能实行千载而不替。
科举考试在中国实行一千多年，对其利弊得失和社会作用不可一概而论，而应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在科举考试实行初期的唐代，尽管当时的制度尚不完善，但是不少庶族地主出身的士人通过科举考试而入仕，使庶族士人能与世族士人相抗衡，朝廷人才济济。唐代进士考试诗赋，极大地促进了唐代诗歌创作，繁荣了当时的文学。只是到了明清时代，科举考试受理学的影响，要求士人做八股文，不仅妨碍人才的选拔，而且桎梏了科学文化的发展，科举考试方进入穷途未路。
另外，在评论科举考试时，应该将其考试内容和考试方式加以区别，进行具体的分析。中国的科举考试在其实行的1300年中，作为考试方式和制度，是不断改革、不断完善的。就考试舞弊和防弊措施而言，随着考试作弊方式不断花样翻新，防弊措施也日益周密完备。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科举考试，就其具体制度和措施而言，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比较先进的。但是由于趋于保守的理学思想的统治，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人才思想则是落后的。科举考试的内容以经术理学为主，又要求士人写格式固定僵化的试帖诗与八股文，科学技术等都不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这样的科举考试，不仅难以选拔优秀人才，而且严重妨碍科学文化的进步，使中国社会在世界上逐渐由先进变为落后。因此，当时的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四百六十人也。”（注：《日知录》卷16《程文》。）“科甲以诗词、帖括取士之法，作俑何人！其坏儒道、误人才、贼民命、降气运之罪，上通于天”（注：《颜元集·四书正误·告子》。）。于是科举考试的被废除，实行新的考试制度，就成为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