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与困惑——新时期中国大陆的妇女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大陆论文,新时期论文,困惑论文,史研究论文,妇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妇女史在当今中国大陆虽非显学，但与往昔的萧条局面相比，可以说是发展迅猛、成 果不凡，已经在史学殿堂获得了一席之地。妇女史的飞跃发展，始于改革开放的新历史 时期。本文所述“新时期”正是指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历史时段。
笔者于20世纪80年代无意中一脚踏进这一领域，成为较早的参与者，经历十几年的学 科发展过程，对妇女史的发展之路有一些了解与思考。本文正是对此的简略概括与总结 。
一、是什么
“必也正名乎”。开篇之前，先要说明本文所谓“妇女史”之名究竟指的是什么?这也 是许多界外人士常常要问的问题。据笔者所知，对此，国外与国内的研究者均未取得完 全一致的认识。大体说来，主要分为两种观点：一是以妇女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二是以 女性(或女性主义)观点与立场撰写的整个历史。或者可以简称为“妇女的历史”与“女 性主义的通史”。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妇女史的研究视野向社会性别(gender)方 向的扩大和转移，目前也有学者提出：“妇女史不仅是妇女所写的历史，关于妇女的历 史，或女性主义观点的历史，而且是性别观念和两性社会关系的历史。”(注：转引自 叶汉明：《女性主义史学与中国妇女社会史》，载张妙清、叶汉明、郭佩兰主编：《性 别学与妇女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6页。)在笔者看来，尽管妇女 史不可能脱离对于社会性别、两性社会关系的探讨，但是妇女史与社会性别发展史或两 性关系史在研究对象与研究领域、角度等方面仍有差别，不能完全划等号，妇女史还是 应该主要侧重研究妇女一方。所以本文探讨的妇女史定义仍以前述两种为主。不难看出 ，两者之中，前者即“妇女的历史”与传统史学冲突似乎不大，只是一个以往被忽视的 研究领域，所以有人将这种妇女史称为“添加史”或“补偿史”；后者即所谓“女性主 义史”则对于传统史学具有颠覆意义，应该属于一种以全新的历史观或史学方法诠释、 书写的历史。西方妇女史学者很注意将二者区别看来，认为二者不能划等号，女性主义 史学家撰写的应该是女性主义史(注：鲍晓兰：《美国的妇女史研究和女史学家》，载 《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79页。)。一些极端者甚至认为前 者根本不能算作“妇女史”。目前，中国大陆的妇女史研究者尽管也没有对此达成一致 意见，但是从已有成果看，还是以前一种研究居多。尽管有些人对于这些虽以妇女为研 究对象，但并未完全脱离传统史学窠臼、甚至充溢着男性主体意识的成果及其研究方法 持不同程度的否定态度；但在笔者看来，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现有研究状况考虑，妇 女史涵括范围都应该宽泛一些，将两者以及相关成果均囊括在内，而不宜排斥一方，尤 其是已有的大量相关研究成果。事实上，二者往往也并不能截然分开，当人们以妇女为 研究对象时，不能不注意或涉及女性的立场与观点；而当以女性立场、视角考察历史时 ，也不可能不观照和研究妇女群体的生存状况。著名妇女史学家Joan Kelly-Gadol曾说 过：“妇女史有双重目的：把妇女还给历史，以及把历史还给妇女。”(注：转引自叶 汉明：《女性主义史学与中国妇女社会史》，载张妙清、叶汉明、郭佩兰主编：《性别 学与妇女研究》，第97—98页。)在笔者看来，这应该正是肯定了二者的同等重要的意 义。当然，以往有些论著的确包含着陈腐的传统女性观与男性主体意识，应该加以评论 或批判，但是即使如此，笔者以为这类著述也还是有其价值，至少它们关注了数千年被 忽视、遗忘的妇女群体与人物，并钩沉发微，发掘了被尘封的有关史料。作为研究的基 础工作，这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妇女史理应将其涵括在内。本文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 之上。故举凡描绘、论述历史上的妇女生活、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研究都在笔者所谓“ 妇女史”范围之内。
二、发展
1.产生
对妇女历史的关注本不自新时期始，可以说是古已有之。如关于妇女缠足的起始，早 在明清时期便有学者进行探讨。而具有现代意义的妇女史研究应该说始于20世纪二三十 年代。它的发生既有学术因素，也有非学术因素，后者应该是更重要的原因。众所周知 ，20世纪之初，中国社会正处于大变动、大革命的时代，妇女运动也在革命浪潮中兴起 ；与之同时，思想理论界开展了对于封建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社会问 题的讨论，妇女问题成为其时反封建的重要论题。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妇女史必然地 受到了关注。二三十年代至1949年，发表的各种有关中国妇女史的论述不下几十种至上 百种。这些论述虽然以学术面貌出现，但是许多或明言或蕴含揭露男权压迫、呼吁妇女 解放的意旨。其特点，一是因为处于开拓阶段，故多是对于历史上妇女面貌的描绘，研 究性较为薄弱；二是出于反封建的目的，多强调妇女遭受压迫的一面。不过，其间也出 现了为数不多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研究性论著。
2.断裂
1949年后，一方面，由于对于阶级、阶级斗争的强调，性别问题、性别差异受到忽略 ；另一方面，妇女解放被认为随着新时代的开始已经实现，妇女问题也因此受到忽视。 学术界包括史学与整个社会一样，进入了一种政治化与“无性化”状态：学术研究课题 单一，除了政治和被认为政治性强的课题以外，许多学科、课题包括社会学、妇女学等 研究被判定属于“资产阶级”，因而再无人涉及；阶级淹没了性别，人以阶级分，“超 阶级”的妇女与性别问题自然无人再论。其间的“文革”更使这种倾向达到了顶峰。妇 女史研究的发展自然受到影响，50年代至80年代初，有关妇女史的论述寥寥，几为空白 。仅有的少量妇女史著述多旨在阐释妇女的受压迫历史，以之教育妇女提高觉悟，学术 研究的成份不多。
3.复兴
80年代以后，史学与整个学术界开始进入了兴盛、活跃阶段。妇女史的复苏还有一段 过程，应该大体兴起于80年代中期以后。其兴起的直接原因，与二三十年代一样，也有 学术的与非学术的两种因素，但是相比之下，这次复兴的学术因素所占比重似乎更大一 些。其直接起因大体有两个：一是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的转型，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兴起 ，以往被计划经济掩盖了的妇女问题凸显了出来，新的妇女问题也同时出现，这种形势 促进了中国大陆妇女学的产生，而妇女史作为妇女学的内容之一和研究基础也随之受到 关注。90年代初在河南郑州召开的中国第一次国际性的妇女学会议，便囊括了不少或有 意或无意参与了妇女史研究的学者。笔者也正是在这次被“裹挟”进了妇女学界。另一 个起因则是史学本身的改革与拓展，随着改革开放之风进入学术界，史学也从以往狭隘 、僵化的政治模式中解放出来，开始拓展领域、革新方法，并通过与国外的学术交流， 打开了眼界，接触了一些新的理论方法与研究课题。这些正是促使妇女史复兴的土壤。 与妇女史兴起最直接相关的应该说是80年代中期社会史的重新兴起。虽然至今人们对于 所谓“社会史”见解不一，但是这一新兴学科(或角度、范式)关注社会结构、社会群体 ，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应该是受到多数人公认的。正由于此，妇女史以及与之密切相关 的婚姻、家庭等从一开始便被社会史纳入了其麾下。
4.现状
自上世纪80年代发展至今的妇女史研究的成绩是显著的，但是也存在明显的问题与缺 陷。成果主要体现在：妇女史及相关论著迅速增多，仅笔者熟悉的唐代，自80年代后期 始，十几年中便有几十种论文、著作发表；研究队伍开始形成，尤其令人瞩目的是，许 多研究生特别是女研究生选择了妇女史作为研究方向和论文题目；大型妇女史专业学术 会议得以召开并受到重视，参加者踊跃，其他各种史学会议也常列有妇女史论题；一些 高等院校已经开设或准备开设妇女史讲座或课程。综而言之，妇女史不仅取得显著成果 ，而且已经进入学术殿堂，开始受到主流学术圈的承认。
问题则在于：学科边缘化或附属化，即处于主流学术边缘或附属于其他学科。尽管不 少有志者准备或已经从事妇女史研究，但是由于担心主流学术圈的承认、社会舆论的轻 视以及迫于评定职称等各种压力，他们(尤其是男性学者)往往将妇女史当作“副业”， 另外仍要固守一片更能受到承认和较高评价的研究领域。事实上，主流学术圈对于一些 妇女史研究成果的认可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其附属化，即虽然以妇女为研究对象或论 题与妇女有关，但研究的立意、角度、方法等仍属于政治、经济史或社会、文化史等学 科范围。由于以上原因，自然导致了研究队伍的薄弱。完全投入妇女史研究的学者人数 不多，有研究功力的学者尤其是男学者往往不屑于专门从事妇女史研究，这就造成了研 究队伍不仅人数有限，而且素质不是很高，同时性别构成不平衡，女性占了绝大多数。 另外一个不能不承认的事实是，有关妇女史的论著虽然数量可观，其中也不乏研究性的 力作，但是总体质量并不很高：存在大量重复甚至抄袭现象；课题范围狭窄、角度单一 ，仍然较多集中于名人才女、婚姻家庭等；许多浮于现象表面或大而化之，缺乏深入探 讨，即“上不去”(缺乏理论升华)，又“下不来”(缺乏细微具体的个案研究)。与之相 关，同时对妇女史学科来说也是更深层的问题便是理论的匮乏，整体的理论框架尚未建 立起来。这一点将在下文谈及。
5.特色
80年代中期开始复兴的妇女史研究，由于更重要的起因是史学本身的发展与变革，因 而与西方伴随女权运动而产生及中国二三十年代由于反封建与社会革命运动而兴起的妇 女史研究相比，具有一个明显特色，那就是，它基本属于学术领域，或者可以说是社会 史领域，具有较强的学术倾向；它并非女权运动的武器与附庸，政治与斗争色彩较淡， 与社会现实、妇女运动保持了一定距离。这种特色使得我们的妇女史似乎少了些锋芒和 激烈，多了些理智与冷静。在笔者看来，这种特点既有其缺陷，也有其优长之处。缺陷 在于，由于与现实有一定距离，它基本局限于史学界少数人范围，未能赢得社会尤其是 妇女界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关注，未能直接为现实中的妇女问题提供更多的借鉴参考， 多少显得有些寂寞。而优长之处则在于，由于它基本保持了纯学术性质，所以对于历史 的思考较为客观、冷静；起点较高，从一开始便超越了偏激的女性立场和与男性的对立 ，而试图站在更高的理性角度，即两性平等的角度观察历史。同时由于较少与男性的对 立与斗争性，所以从一开始便吸引了男学者的共同参与。这就使妇女史研究对历史的认 识更为全面，避免了性别偏见与局限。在笔者看来，这种特色还是利多弊少，毕竟学术 研究更需要理性。
6.超越
曾有妇女史学者将妇女史与传统史学的关系归纳为：借鉴与超越。笔者认为是准确而 精辟的。需要说明的是，相对于新的妇女史，本文所谓“传统史学”不仅包括中国旧史 学，也包括1949年后盛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对于新的妇女史研究而言，它们都可以 称为“传统”。
在中国，可以说妇女史脱胎于传统史学，又超越了传统史学。说其脱胎于传统史学， 是因为妇女史研究自产生之日起，无论是选题、史料、论证方法，还是研究者本身，基 本都出自旧的传统史学领域，而不属于另树一帜的异端另类。有的学者断言：“它不具 激烈反传统特点而在文化上保有较多的传统色彩……从材料到方法，从选题到内容，无 一不在承袭传统史学和史学传统，同时也注意了将以往的妇女史研究成果作为起点。” (注：杜芳琴：《发现妇女的历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这也 是妇女史研究在史学界虽然未获很高评价，但也始终未遭激烈拒斥的原因。因此，妇女 史不可能不借鉴传统史学，这是必然的，无可选择。虽然如此，但如何借鉴，还是一个 需要认真思考、深入探究的课题。仅从肤浅层面看，笔者认为，对于中国的旧史学，不 仅其丰富的史载必须利用，其重视实证、论从史出等观点与方法，也是应该借鉴、继承 的；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其注重经济基础、注重阶级分析等基本理论方法同样不可 废弃。
如何超越传统，是一个更需要探究的问题。首先应该看到，妇女史学科的建立本身就 是对以男性话语、男性权力体系构建的传统史学的超越与挑战。有的学者指出：“‘妇 女史’一词本身已具颠覆意义。”(注：叶汉明：《口述史料与妇女研究》，载氏著： 《主体的追寻——中国妇女史研究析论》，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9年版，第326页。)即 使是所谓“添加史”，也不能看作是对传统史学的拾遗补缺，将以往被历史忘却、被传 统史学摒弃的妇女从历史的尘埃中发掘出来，发现妇女的历史，公正地将妇女写进历史 ，关注这一弱势、从属群体的生活、命运及对历史产生的作用，关注从来不登史学大雅 之堂的家庭、私人领域，这些本身就是对以男性为主体、以政治为主线的传统史学的挑 战。而探讨历史上的妇女问题，重新认识和评价妇女在历史上的作用，也必然要突破以 男性史观立论、带有男性偏见的传统史学的藩篱，站在新的高度观察、诠释历史。除此 之外，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阶级与阶级斗争无疑是正确和具有卓越见识的， 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它长于阶级分析，但在性别问题上存在盲点，对于男女性别 的不同有所忽视。(注：张妙清等主编：《性别学与妇女研究》，“导言”。)具体说， 一是对于男女两性的等差、关系与矛盾缺乏足够的关注与分析；二是过多强调了性别与 阶级的同一性，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妇女解放与无产阶级解放的同步性，如强调“最 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 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页。)等，而对 其差异性注意不够。另外，关于氏族社会、母系社会、母权制、妇女在生产和经济生活 中的地位等理论也都是中国妇女史研究必须重新认识和深入探讨的问题。这些正是妇女 史应该超越之处。对于中国传统史学，以政治史、改朝换代史为历史，只关注公共领域 、忽视私人领域的传统史观是妇女史必然要突破的。因为历史的原因，妇女的活动空间 与内容很大程度属于或存在于所谓“私人领域”之中。与此相关的王朝体系框架更是妇 女史同样要突破的，因为妇女史的发展显而易见并不与王朝更替同步。更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笔者认为传统史学的实证主义方法是妇女史应该借鉴继承的，但是面对几乎全部 由男性撰写的史载，或者说男性构建、制造的历史，从女性性别的角度如何鉴别史载的 真伪，如何发现“客观”的真实，并且避免偏见，是妇女史每时每刻都不得不考虑的问 题，也是妇女史最应该超越传统史学之处。
三、困惑
当中国大陆的妇女史研究于80年代中期刚刚兴起时，国外以及港台的妇女史研究包括 中国妇女史研究却早已起步，并经过了较长时间、较为充分的发展，已形成了一套理论 体系与独特话语。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与国外及港台地区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妇女 史学科也开始了与外界的交流。这无疑是可喜的，可以说中国的妇女史研究已经走向世 界，汇入世界学术潮流。但是，从某种角度不能不看到，中国大陆的妇女史学科尚不成 熟，不仅缺乏基础研究工作，而且尚未形成一定的理论框架与方法(虽然有的学者做了 许多理论建构工作)，这就不能不造成一种不对等的态势：以不成熟的学科与国外较为 成熟的学科对话，缺乏基础研究与理论建设工作，却面临西方后现代等理论体系的挑战 。笔者曾戏称：中国大陆的妇女史是尚未“建构”就面临“解构”。这种态势极容易造 成对于国外主要是西方理论与方法的亦步亦趋。对此，笔者认为，外来的理论方法无疑 是一种有益的应该汲取的资源，它可以启迪我们的思路，减少重复的摸索过程，尤其是 在中国妇女史学科刚刚建立的情况下，借用外来的现成理论资源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明白外来的理论方法是别人从自己的历史中总结摸索出 来的，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不一定全部适用于中国，所以可以尝试援用，但必须进行 一定分析检讨，不能盲目信奉与照搬。另外，对于中国传统史学，若要颠覆它，必须建 立在对它的了解之上；完全摒弃中国传统史学成果，以西方范式另起炉灶未尝不可以作 为一种尝试与途径；但是作为中国大陆妇女史研究的主流，还是应该建基于中国本土， 建基于中国几代人的研究基础之上，而不应该成为西方妇女史学的附庸和学徒。
虽然笔者对理论的“西化”倾向有一定忧虑，但是绝非主张因噎废食，闭目塞听，摒 弃交流。笔者在与海外及港台学者的讨论交流和研读海外、港台的有关论著中便获益甚 深。在交流与碰撞中，既有许多启迪与心得，也产生了一些困惑与疑问。相信这些问题 的提出与解决对于妇女史的理论建构与方法论探讨是有意义的，故对主要者归纳如下， 希望引起研究者的思考与探索。
1.历史的客观性与女性主体意识
传统实证史学的前提正是历史的客观性，史家也无不以忠于客观史实为目标；而妇女 史则强调女性的主体意识与女性视角，尤其重视女性个人或集体的生活体验与感受。那 么，历史是否还有客观性呢?西方女性主义观点认为，“所谓客观资料与普遍定律，皆 是特定社会性别、阶级、文化、历史与权力体制下所建构的阅读与话语”(注：周华山 ：《女性主义田野研究的方法学反思》，《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5期。)，换言之，即 并无纯客观的资料与结论。一些妇女史学者也主张历史本无客观性和所谓真实性，认为 历史本来就不是被“发现”的“事实”与“真相”，而是历史学家“建构”的对于过去 的叙述方式(注：克莱尔·莫赛斯：《名字之中有什么?关于女权主义历史的书写》，载 杜芳琴主编：《引入社会性别：史学发展新趋势——“历史学与社会性别”读书研讨班 专辑》，天津，2000年打印稿，第92页；并参见蔡一平等主编：《赋历史研究以社会性 别——妇女史学科建设首届读书研讨班专辑》，天津，1999年打印稿，第139页。)，或 者说任何历史记载与撰述都是史家主观意识的产物。以往的历史是从男性视角观察和撰 写的历史，是男性主体意识的产物；妇女史则应反其道而行之，即从女性立场、视角和 以女性意识观察和撰写历史。同时还尖锐地批判对于“客观性”与“科学性”的迷信， 提出妇女史应该反对“中立”，反对“伪客观”。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成份 ，因为任何历史撰述都肯定包含作者个人的观点、感情与评判，后现代主义对于研究者 本身的阶级、种族、宗教、民族等立场、背景及由此产生的偏见等所持注意、剖析态度 是可取的；但是似乎也存在偏激之处，即过分强调了文本制造者的主观意识，完全不承 认有任何客观存在。笔者觉得，历史记载中总有一些事实应该是客观存在的、真实的， 关键在于如何发现、认识和阐释它们。如果全然不承认历史有任何客观性、真实性，则 不仅两性可以按照各自的性别立场与视角写出两部截然不同的历史，任何群体或个人都 可以依照自己的主观意识随意书写历史。如此，则历史的撰写与研究便成为一件随心所 欲的事，人们不必再去苦苦探究所谓史实，只要依凭自己的主观意识想像即可，这样势 必导致历史可以任意制造、杜撰。目前，笔者尚不能完全认同这种观点，认为历史还是 具有一定的客观性、真实性，并企盼历史的撰写、研究者尊重客观史实。但是，这样就 面临着一个问题：是否有两性都认同的“客观性”与“真实性”?从女性立场、视角、 主体意识出发，得出的结论是否具有“客观性”与“真实性”?如何协调二者，既尊重 历史的客观性，又体现出女性的立场与意识?我想这可能是妇女史学科首先面对和必须 探讨的问题。
2.解构、疑古与信古
与以上问题相联系的便是如何对待传统史载问题。引进“解构”这一后现代学派用语 ，与“疑古”这一传统史学用语并列，或许不伦，笔者只是从某一角度即文本解读方面 取其些许相通之处：它们都对现有史载文本表示怀疑甚至进行颠覆，并致力于解读与解 剖，试图发现文本背后隐藏的背景与密码。如何对待汗牛充栋的中国传统史载，是妇女 史研究从一开始便面对的问题。因为妇女史不可能凭空编造，不能不取用现有的史载并 建基于其上。而正如上文所述，虽有客观存在的史实，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没有完 全“客观”的历史记载，任何史载都是“记忆”与阐释，都加入了记录者的思想判断， 都可以说是史家的“建构”。妇女史面对的几乎全部是由男性书写、记录的史载，也就 是说都是男性的记忆与阐释。那么，从女性视角与女性主体意识出发，应该如何对待这 些史载，是信是疑，信多少疑多少，信什么疑什么，如何解读并发现背后隐藏的性别密 码，如何既发现、尊重史实又从中剔除男性的偏见，这几乎是妇女史学科建立要解决的 基本问题。全部摒弃传统男性史载既不可能，那么把握好疑与信的“度”，把握好解读 方法，既批判又利用好传统史载资源就成为妇女史研究者首先要探索、掌握的基本功。
3.共性、整体性与个性、个体差异
应该说，妇女史建立的前提就是妇女是个“共同体”，有着群体共性与整体性，否则 ，作为社会群体史的妇女史便失去了存在的依据。这是就学科建立的理论基础而言。而 从妇女史的学科发展史又可以看到，出自为妇女向男权社会争取权利的出发点，无论是 西方还是中国早期的妇女史研究都以妇女群体的共性作为立论的基点，强调妇女共同受 压迫和共同的利益，故对于“妇女”这个性别群体多笼统论之。新时期的妇女史兴起之 初也顺理成章地以妇女群体的共性为研究基础，动辄称“妇女”如何如何。随着妇女史 学科的世界性发展，尤其是第三世界妇女史研究的崛起，人们开始注意到妇女群体的差 异性，而且发现这种差异之大，绝不亚于其共同性。有的学者提出：“同一社会性别内 的差异，往往比不同社会性别之间的平均差异大。”(注：转引自周颜玲：《有关妇女 、性和社会性别的话语》，王政等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第383页。)有的学者则断言个体之间的差异要远远大于两性之间的差异，并据此提出反 对把妇女作为受压迫的性别群体笼统看待。事实确实如此，各个种族、民族、阶级、地 域、时代、宗教的妇女以及每个个体之间都存在着极大差异，正是这种差异造成了妇女 生存状态的多元化与妇女史的多姿多彩。笔者也早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并就此写过文章 。目前，强调妇女群体的差异性，注重个体、个案、个人经验已成为一种研究趋势，这 正是妇女史走向深入的表现。但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个体差异如此之大，甚至大 于两性之间的差异，那么，妇女这一性别群体，除了生理构造之外，就其社会性而言， 是否还具有共同性?或者说整体性?对此，笔者认为，妇女史应该注重个性与个体差异， 但同时也应该承认妇女作为一个社会性别群体还是具有一定的共同性、整体性的。如果 没有这些，这一社会性别群体史也就不成立了。除了整个群体的共性外，各个种族、民 族、地域、时代、阶级、阶层、宗教的妇女群体相对于其他，应该也有其程度不同的共 性。这种相对的共性也是可以总结探讨的。注重个案研究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不能走向 只承认个性、个体差异，不承认整个妇女群体或某个民族、阶层、时空等的妇女群体具 有一定共性、整体性，从而将妇女群体全部分解为一个个个体，完全以一个个女人史替 代作为社会群体的妇女史，造成妇女史的“碎化”。应该说，妇女史可以是个人史，但 同样也可以是社会群体史，不能否定后者存在的合理性。尤其在妇女史刚刚起步之时， 这一点似更应该引起注意。
4.当代价值判断与历史人物的主体经验
这实质上不仅是妇女史面对的问题，一方面牵涉整个史学方法论问题，即史学经常遇 到的如何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评判，是依据今人的标准还是依据当时当地人的标准的 普遍问题(对此以往存在许多争论，此处不详谈)；另一方面又牵涉女性主义方法论问题 ，女性主义学者多强调不能将被研究者完全当作客体，而主张应该以被研究者的立场与 观点理解分析问题。具体到妇女史领域来说，妇女史无疑应该关注妇女群体或人物的命 运与个体生活体验、感受，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历史上的妇女，无论古代还是近代，因 为与生活在当代的研究者环境、遭遇迥异，所以生活体验、感受会有很大差异，甚至截 然不同。就以人们熟知的缠足而言，今人以之为残害妇女的陋习，古人却以之为追求美 的途径，妇女虽忍受痛苦但换取了社会价值、换取了美丽，其对缠足的体验、感受显然 与今人不尽相同。既然如此，我们是以历史人物的主体经验作为评判标准，还是以当代 的价值观作为评判标准呢?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到当时当地人的体验、感受，而对今天摒 弃的一些愚昧落后的制度、风俗等不要简单采取批判、否定态度呢?对此，笔者认为， 虽然应该注意当时的时空背景，注意不要脱离历史条件评论古人，但是我们不是站在古 代而是站在今天的高度观察、书写历史，是以今天的两性平等观点观察、书写历史，所 以不应该回避当代价值判断。既注意当时当地历史人物的主体经验，同时又站在今天的 高度进行评判，应该是妇女史研究最终应该做到的。
5.创造历史的主动性与被动性
妇女史之所以出现、兴起，是因为历史上妇女群体的被遗忘、被抹杀。被遗忘、抹杀 的妇女的历史应该包括两方面：一是妇女对于历史的贡献与作用，二是妇女在男权社会 所受的歧视与压迫。事实上，历史上的妇女群体正具有这种两面性：既有受压迫、受歧 视的一面，同时与男性一样也是历史的创造者，并有反抗男权、反抗压迫的一面，甚至 有作为压迫者的一面。比我们先行一步的西方妇女史研究者也同样曾面临这一问题。美 国的妇女史家就曾提醒人们注意妇女在历史变迁中的双重角色——既是受害者，亦是施 动者(注：鲍晓兰：《美国的妇女史研究和女史学家》，载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 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79页。)。西方妇女史存在着两个学派：一派以 妇女受压迫的物质与经济形式为研究对象以进行理论构建；另一派则强调妇女的主体性 与独立意识，主张把妇女视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一种积极力量，而不是被动的受害者，试 图以这种新的价值观来描绘妇女在历史上的形象，重新评价妇女在历史上的角色、地位 与作用，重新认识妇女成长和争取解放的历程。(注：参见叶汉明：《主体的追寻：社 会史、文化史、妇女史与性别研究(代前言)》，载氏著：《主体的追寻》，第7页。)面 对妇女的这种两面性，如果过于强调前者，就会抹杀妇女在历史上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 用和主动性，并且不利于增强妇女对自身力量的自信心；如果过于强调后者，又会抹杀 男权社会压迫妇女的事实，并且不利于批判、肃清传统男权思想。作为学术研究，笔者 认为应该避免从主观情绪出发，单纯强调一面，而必须正视这种两面性。如何将二者结 合起来，如何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力求描绘出历史的真相，做出较为全面的结论，这是 妇女史研究与撰写者应该认真对待的问题。同时感到，自从“五四”以来，由于反封建 的需要，对于妇女受压迫的历史宣传得比较多，人们较多地注意了这一面，往往忽视了 妇女创造历史的主动一面。目前似应更注意以往被忽视的一面，尤其是普通妇女而不是 少数精英人物对于历史的贡献与创造作用，进行补充，以使中国历史和中国妇女史更为 完整、全面。
6.生物决定论与社会造成论
西方妇女学家西蒙·波娃有一句为所有妇女研究者熟知的名言：女人是造就的，而不 是生就的。详言之，即妇女的地位、特质等不是由先天生理决定的，而是由后天社会文 化造成的。进一步说，男女两性的社会性别差异，其社会角色与地位，是经过长期历史 积淀下来的传统与文化造成的，而非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与特质造成的自然结果。妇女 学研究者大多认同这一观点，而坚决反对将一些特质定位为女性先天生成的本质主义观 点，并致力于探讨使妇女处于“第二性”地位的男性权力社会的形成与结构以及它如何 造成了妇女的地位与妇女的特质。同时严厉批判认为男女社会地位差异是由先天生理差 异导致的观点。但是，两性之间是否有天生或者说由生理决定的东西呢?首先，不能不 看到，在动物群体里，同样有着性别的分工与特性的不同，那当然不是由后天造成，而 是先天生成的，是由动物的繁衍本性决定的；人类应该与之有着共同点，男女两性的体 质、生理构造以及繁衍后代的作用也是先天的，不能被改造的。由此，我们是否得承认 ，从根本上说，两性的差异及分工，甚至女性的“主内”与柔弱，并不完全是后天社会 造成的，而有生理决定的因素呢?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这种主要由先天生理决定的 差异与分工是否一定要导致或为什么会导致女性地位的下降和男尊女卑?换言之，男尊 女卑社会的形成从源头上说是否有生物决定的因素?是否历史的宿命与必然?是哪些因素 在生理差异基础上造成了男尊女卑的社会差异?笔者觉得，以往人们将注意力几乎全部 集中到造成两性关系模式的社会文化因素上，而对于生物因素似注意不够或不予承认， 这是不够全面的。是否存在生物因素以及生物决定与社会造成之间的关系也是妇女史应 该研究和回答的问题。
7.性别与其他身份、等级的交叉
与上文所述妇女群体的差异性相关，也可以说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妇女在 社会中的多重身份、等级。无论古今中外，人群除依性别分为男女两个等级群体外，又 依政治、经济、民族、宗教、伦理秩序等划分为其他等级、阶级或群体，它们与性别等 级呈交叉态势。女性既同属于处于卑下地位的“第二性”群体，同时又分属于社会地位 高低不同的各个阶级、等级、种族、民族、宗教群体等。或者说每一个女性除了性别身 份，还具有多重的其他社会身份、等级，或称“多重主体位置”(注：苏珊·S.弗里德 曼：《“超越”社会性别：“社会身份新疆界说”与女权主义批评之未来》，见杜芳琴 主编：《赋知识以社会性别——“妇女与社会性别”读书班研讨班专辑》。)。马克思 主义史学较多地注意了阶级压迫与性别压迫的同一性，而没有过多论述二者的差异与交 叉；而西方早期的妇女史学家又过多地强调了性别压迫，将妇女视为一体，忽视了妇女 群体中的种族、阶级等各种差异与矛盾。在这一点上，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观点是值得重 视的：“应当用多元和综合的社会认同概念取代单一的‘女性’”；“把性别当作其他 许多概念中的一种，同时关注阶级、种族、民族、年龄和性倾向问题”。(注：南希· 弗雷泽、琳达·尼科尔森：《非哲学的社会批判——女权主义与后现代的相遇》，李银 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8—149页。)有的学者更 明确指出，没有单纯的所谓“女人”，必须说明是某个种族、某个族裔、某个阶级、某 种身份，甚至某种性取向的女人。中国传统社会同样是个多重等级交叉的社会，不仅社 会上的男女人群中有着明显的阶级和严格的等级之分，即使在同一家庭中，除了男女性 别等差，还有贵贱、嫡庶差别和辈份、长幼的伦理秩序。笔者觉得，由于传统社会极重 伦理关系与长幼之序，极重孝道，这就造成在多重身份、等级交叉中，性别等级不仅绝 对战胜不了阶级、社会等级的划分，有时也抵抗不过亲缘关系中的母子关系以及辈份、 长幼次序与嫡庶之分。汉乐府《焦仲卿妻》写的正是母亲的权威与对于子、媳的压迫， 《红楼梦》中贾母的地位同样说明了这一点；不仅儿子要孝顺母亲，男性晚辈要尊重诸 如伯母、婶母、姑母、姐姐、嫂嫂等女性长辈也是传统社会通行的伦常道德；在许多家 庭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正室嫡女的地位要远高于侧室庶子。所以，如何恰如其分地估计 和具体分析男女两性在不同身份、处境下的等级地位，阐释性别等级与其他社会等级的 交叉，也是妇女史研究应该特别注意的问题。不能仅强调性别而抹杀阶级、民族以及其 他社会、家庭等级之间的差异与矛盾；对妇女这一性别群体，也不能放弃进行阶级与其 他等级、身份的分析，而应该注意和展示她们在生活状况、社会地位、家庭地位及行为 观念等各方面的差别。
8.妇女“地位”问题
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习惯使用“地位”的说法来论述和评判社会阶层、群体及历史人 物。妇女史研究也袭用了这一说法，常常论及妇女“地位”的高低问题。有的学者对此 提出了质疑，认为“地位”是一含糊的提法，不能轻言妇女“地位”的高与低。这一质 疑的确发人深思。首先，衡量“地位”高低的指数、标准是什么?怎样算高?怎样算低? 可否再嫁、性禁锢的松紧等是否可以作为衡量地位高低的标准?由于“地位”是约定俗 成的普遍说法，似乎没有人认真诠释过这一词语的内涵。其次，与上文所说共性、整体 性问题相联系，妇女个体差异既如此之大，妇女群体是否还有整体的、共同的“地位” ?是否还能对整个妇女群体的“地位”进行论断?必须首先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才能决 定我们是否可以袭用传统的“地位”的说法。笔者尚无足够的论据回答这一疑问，只想 对于后一疑问即妇女群体是否有“共同地位”提出一点看法。如同上文所述，笔者虽然 赞同注重妇女的个性与个体差异，但同时也认为同一民族、同一阶级或阶层、同一地域 、同一时代等的妇女群体应该有一定的共同性与整体性；从这一角度说，对于这些妇女 群体与男性相对比在社会上和家庭中的位置进行一定概括和论断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 要的。至于可否使用“地位”这一说法以及以何种指标衡量“地位”高低是个见仁见智 的问题，不妨各行其是。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以上的质疑仍然是有价值的、值得深思的 。
四、做什么
面对迅疾发展又存在诸多困惑的妇女史研究，我们应该做些什么?笔者的主张有两点。
1.做好基础研究工作：在研究基础薄弱的情况下，无论我们认同哪一种理论，目前都 应该脚踏实地地做好史料搜集等基础研究工作，以基本史料与已有成果为基础，一个个 课题做起，而不必急于建立理论框架。笔者仍然相信“论从史出”。历史研究应该有坚 实的史实作为根据，妇女史由于它的开拓性和史载的零散缺略就更应该做好基础工作。 如果我们连基本史料都没有掌握与进行分析鉴别，对妇女的基本生存状况都不了解，就 根本无法谈论妇女史研究，更谈不上理论建构。
2.对话但不盲从：大陆的妇女史学者应该打开眼界，尽可能地增进与国外以及港台等 同行的交流，以作为借鉴与启发。但是对于任何理论与方法，都不必顶礼膜拜，没有什 么理论与方法是绝对正确与万能的。更何况，国外的理论方法也是学说纷纭、“主义” 歧出、各执己见，令人无所适从。仅妇女史不能回避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便不是完整 统一的思想体系，包括了所谓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 、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等(注 ：参见顾燕翎主编：《女性主义理论与流派》，台北“女书文化”出版，1996年版；罗 思玛莉：《女性主义思潮》，刁筱华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令人眼 花缭乱、莫衷一是。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借鉴别人成熟的理论成果，免走弯路；但必须注 意中外差别，绝不能邯郸学步，视之为终极真理而盲目崇奉，必须一一进行认真检讨分 析，有所鉴别取舍，从而促进我们在实际研究工作中逐步探索适合中国的妇女史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