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思维细致研究--“绝对句子美学”简评_杜甫论文

开放思维细致研究--“绝对句子美学”简评_杜甫论文

开阔的思路和翔实的研究——《绝句审美》简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绝句论文,简评论文,翔实论文,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绝句,是中国古代诗苑中的一枝奇葩,是古典抒情诗的精品,历来为人们所激赏。也吸引着人们对其展开系统的、全面的研究。张国伟先生的《绝句审美》一书就以其开阔的思路和翔实的研究将绝句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本书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研究的深入细致。书中的不少结论自然不是定论,尚可争议和商榷,但却使人明显地感觉到,这些结论是作者在扎实的材料基础上生发出来的,融汇了作者的思考和分析,绝不是草率的、人去亦云的,这在学风浮躁的今日,更显出其难能可贵。

例如书中第二章第四节:“对杜甫绝句的审美思考”就显示出作者独到的研究视角,而这独到的艺术视角又源自作者对杜甫,对盛唐绝句的驾轻就熟。在盛唐的绝句作者中,杜甫是“别一个”,正因为如此,杜甫绝句历来遭受到许多非议。绝句的内容通常是山川景物,离情别绪,杜甫则用其吟讽朝政,针砭时弊;人们要求绝句含蓄委婉。优柔不迫,杜甫绝句却常常直抒胸臆,锋芒毕露;绝句语言要求“丽”与“雅”,杜甫绝句却大量以方言俗语入诗。凡此种种,自然会引起正统诗论家的不满,因而尽管杜甫被尊为“诗圣”,但为他绝句说好话的却不多。不少研究者在评述杜诗艺术时,往往还小心翼翼地绕开其绝句,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上几句。张国伟先生可谓知难而进,从吟咏题材的扩大,杜甫绝句的主体风格,杜甫绝句如何向民歌学习,以俗字和方言入诗,杜甫绝句在韵律与表现手法上的大胆变革等方面对杜甫绝句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描述,并将其同盛唐正宗绝句进行对比,充分肯定了杜甫绝句的创造性和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强调指出:“只有调正审美尺度,才能不存偏见地准确认识杜甫绝句的真正价值。”应该说这种研究结论是独具慧眼的,也是令人信服的。如果不是对杜甫乃至盛唐绝句如数家珍,烂熟于心,我想是很难有这种慧眼的。

诚如张先生指出的那样“在绝句创作上,杜甫是一个过渡性人物,是由盛唐过渡到中唐的桥梁。”其实,岂止是绝句,杜诗的各体均是通向中唐诗歌的桥梁,“即事名篇”的乐府直启了元白的新乐府,七律亦直启了中晚唐各家。以议论入诗,其影响从中唐一直延续至宋。由秦入蜀组诗的奇险是韩孟奇险诗派的开端。对于以清新自然为主体风格的盛唐诗来说,杜诗各体都是“别调”,学界历来认为杜甫是集大成者,杜诗是后人可学的规范。其实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历程中,杜甫是一个真正的具有创造性的天才。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杜甫,杜甫绝句的变异与创造也就很好理解了。

写到此,不禁想到一个困绕于胸中久远的问题:杜甫绝句是一种创造,一种突破,缘何杜甫绝句千百年来被人所传诵的仍是《江南逢李龟年》、《赠花卿》等为数不多的作品?是历来选家都囿于正统绝句的审美眼光?还是绝句本身就有某些不可逾越的界线?比如张先生在评述杜甫绝句时充分肯定了其创造性,但在后来的几章论述绝句的审美品格是含蓄、自然,那么所依据的仍然是盛唐正宗绝句的标准。由此我又想到,韩愈的诗是一种新的创造,但韩诗历来为人们所选注,所传诵的却不是那些最体现其创造天才的作品。宋代苏辛词派是一种新的创造,但其真正流之久远的作品却仍是那些兼有婉约之长的作品,这就带出一个极有意思的问题,一种艺术体式是否有其特殊的内涵,而一旦突破这种内涵会不会出现“费力不讨好”的效果。但不管怎样,艺术的本质是创造,对于那些敢于突破正宗艺术的创造者,研究者们应该投以充分的关注。因此尽管对杜甫绝句的看法仍会是见仁见智,但张先生将其单列,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无疑是很有眼力的。

此外,如对中唐诗人李益、刘禹锡绝句的研究,对王昌龄和李白绝句的比较研究,都可以见出作者不少发前人之所未发的独特成果。历来注目于李益的,是他的边塞诗,张先生对此也进行了详细的描述,除此之外,他还逐一分析了李益的宫怨,闺情和抒情写景的小诗,这样就更全面地把握了李益绝句的特色,其研究结论也就更令人信服。作者在论述刘禹锡绝句时,指出刘吸取了盛唐正宗绝句之长,又吸取了杜甫绝句之长,把二者主张熔于一炉锻炼而成,形成了一种既明白如话,又蕴藉含蓄的新的审美风格。在论述杜牧、李商隐的咏史诗时,指出它们既不像六朝人那样着意叙述历史事件,以史事为中介,寄寓思想感情;也不像盛、中唐吊古诗那样众象纷陈。他们把史实只是做为寄托情思的媒介物,意在“从对象中寻回自我”把咏史诗写成抒情诗。这些结论没有对唐代绝句的十分熟悉和宏观把握,是无法得出的。

中晚唐多咏史诗,咏史往往是对历史的清醒回顾,也是对民族命运的自省和反思。但中晚唐咏史诗,更多地表露的却是“六朝旧事费吟哦”的文人心态,其中的悲凉感如云雾弥漫山头,久久不曾散云。绝句是咏史诗中用得最多的形式。因而张先生在书中给予了足够的篇幅加以论述,独具匠心的指出“叙述——抒情——议论”这一晚唐咏史诗发展的三部曲。但如果能进一步结合晚唐文化背景和文人心态,对咏史绝句进一步探讨,那就更加深入了。当然,这仅仅我读后的一点感想,也许是求全之论吧。

除了翔实的研究外,本书还以研究方法的更新,中国古代鉴赏理论和西方接受美学的交汇融合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意象是中国古典诗学中的一个术语,又因为西方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借鉴而再度热门。自然,由于东西方诗歌思维模式的区别,西方意象派怎样借鉴,吸收我国传统诗歌的精华,是个复杂的现象,至少不会象某些学者为了弘扬民族文化,简单地将西方意象派诗歌的源头定于中国古典诗歌一样。因为西方诗人的借鉴,是用他们自身的思维模式,最终又融入到他们的传统中。张先生的描述避免了这种简单的类比,而是执着于唐人绝句的固有意象,对其分类、描述,新的方法渗入到细微的文本研究中,因而既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受、又没有哗众取宠之嫌。

书的第八章《绝句的鉴赏与化象美》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对绝句审美鉴赏进行了探讨作者先将古典诗鉴赏中再创造出来的审美意象定义为“化象”,对化象的形式进行理论上的研究。接着具体分析了古典绝句中千姿百态的化象,在这样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化象的形成过程。尤其是“化象的指向与规范作用”的论述,更令读者叹赏。我想,这不仅对于古典绝句的欣赏与审美是很有好处的,而且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乃至对于一切文学形式的鉴赏同样是有所裨益的。

近年来运用新方法研究古代文学的不乏其人,但由于诸种原因,常给人一种生吞活剥之感。确实,运用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对古代文学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确非一件易事。因而张先生的这些研究是很能给人以启发的。当然,有些地方也尚可商榷。如第七章论述绝句的移情现象时,将“移情”现象的产生是由于在审美过程中,主体地把自身强烈感情“移入”到客体去的结果,因此审美对象便成了“主观精神的外射”批驳成“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就有点失之武断。实际上作者在“由心境作用产生的移情现象”中,也强调了感情的移入对审美客体的充分作用。作者大可以不同意某些美学家的观点,但却不能轻易加之以“主观唯心主义”。因为关于审美的主、客观争论,是无法等同于哲学上的唯心与唯物的。当然,这也许又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尽管仍有些不如人意的地方。但作为一部学术专著,对绝句这一古老的文学体式。进行了多视角,多层次,全方位的探讨,且又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仅此,就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只是由于自己才疏学浅,加上篇幅有限,无法一一道出书中奥秘,只有留待于方家指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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