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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1）08－0005－07
对人的本质的探究是人最深层次的自我意识，其抽象性、思辨性和深邃性内蕴呈现了广阔的思考空间，以致无论给出什么样的答案都很难证实或证伪。因此，过去虽然有许多人涉猎过此研究领域，但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哲学史上的“老大难”问题。在当下的中国，“人”已被提升到“本”的地位，“以人为本”已成为科学发展观和执政治国的基本理念；在这种情况下，重新追问和思考“人”和“人的本质”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和贯彻“以人为本”无疑会起到某种理论和学术奠基的作用。马克思是科学阐释人的本质内涵的第一人，伴随着哲学变革的曲折历程，他先后提出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类本质”和“人的社会关系本质”，这三重规定在今天仍具有巨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 人是人的最高本质
本质是隐匿于现象背后的内在特性，是无法经由实验而只能通过思维才能把握的范畴，因此，严格地说，人的本质不是一个科学（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思维的概括和抽象。但是，若要这种概括和抽象能够有说服力并最终得到广泛的认可，却一刻也离不开科学的思维和逻辑，离不开人类的进化和发展史，只有从人类历史演进的科学研究中才可能抽象出人的本质来。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尤其在宗教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中，不乏有关于人的本质的各种表述：宗教神学把人的本质推向神，认为上帝创造了人也就最终地赋予和决定了人的本质是“彰显神的形象和样式”；黑格尔推崇理性，认为人是绝对精神认识自身的工具和手段，因此，神圣的理性就是人的本质和目的。无论是宗教神学或黑格尔哲学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将人的本质外在化，在超人的神和超人的绝对理性中去寻求人的本质。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人的本质是内在于人的还是由某种外部精神实体赋予的？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人的本质问题不仅远离科学并被神秘化，而且其主观随意性也将被无限放大。
费尔巴哈可以说是马克思的人的本质观的引路人，他在《基督教的本质》等著作中提出的“人是人的本质”的命题，直接把马克思带入了正确思考人的本质的切入口。费尔巴哈作为人本学唯物主义者，在人的本质问题上，他既不求助于神，也不理会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或理念；他一向强调人的本体地位，提出了“人的本质是人自身”的观点。费尔巴哈设定了一个逻辑和推导模式：人由对象而意识到自己，对对象的意识就是人的自我意识；人的本质在对象中显现出来，而对象就是他真正客观的“我”，所以，“我”即人本身，就成了人的本质的显示。费尔巴哈断言：“人所认为绝对的本质，就是人自己”①，“人的绝对本质、上帝，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本质。”② 由此，费尔巴哈与宗教神学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划清了界限，迈出了在人本身中探求人的本质的关键性的一步。费尔巴哈的这个思想和他的“宗教是人的本质异化”的论断完全一致，他既把神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又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本身，这对于当时德国的宗教批判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宗教就其实质而言，不过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③；费尔巴哈则另辟蹊径，在宗教批判中抛却幻想，给人的本质注入现实性，指出人的本质就是人本身。这就把宗教批判变为尘世批判，把对天国的批判变为现实的批判，把对神学的批判变为政治批判。
马克思充分肯定费尔巴哈关于“人是人的本质”命题的重大意义，1843年的马克思还处在费尔巴哈光环的笼罩下，因此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借用费尔巴哈的概念和思想来表达自己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所以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谈到未来德国革命将要达到的“人的高度”时，立即触及到人的根本，即人的本质，当时的马克思说了一句至理名言：“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④。这句话不仅重述了费尔巴哈的“人是人的本质”的思想，而且还进一步地明确了德国宗教批判的人学意义。马克思说：“德国理论是从坚决积极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⑤。这个学说首先是由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等著作中揭示的，其目的和宗旨是揭穿宗教的神秘性，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而人的本质就在于人本身，即人的“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⑥，宗教不过是这种分裂和矛盾在幻想中的解决。把这种幻想引向现实，就是要求实现社会平等，使人成为人，马克思将此进一步引申并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⑦。显然，这个要求直接指向封建的等级制度，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界限，这和当时马克思的整个思想状况是相适应的。1843年马克思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时，思想正处在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中，科学的共产主义思想还没有最终确立起来，资产阶级的革命对德国来说还是新生事物，具有积极意义。由此，费尔巴哈宗教批判所展示的唯物主义内核与内蕴的“人的高度”，恰恰也是马克思当时内心境界的真实写照。
总之，“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命题，尽管立意还不算高远、表述也不甚精准，但在当时宗教批判的背景下，不仅是正确的、必要的，也是一切刚刚接触到人的本质问题所不能绕过的门槛。在一般的意义上，自然、意识、社会、审美都可以成为人的本质的要素，但不能成为人的最高本质，因为这些要素并非人所独有，某些动物在浅层次上也具备这些要素。因此人的最高本质不可能存在于自然、精神或审美中，马克思说：“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⑧ 人的最高本质只能是潜藏着丰富内涵的总体性的人本身。
二 人的类本质
费尔巴哈关于“人是人的本质”和马克思关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论断，迈出了科学理解人的本质的第一步，但也具有明显的缺陷，它只是确定了人的本质的居所和出处，并未回答人的本质是什么。费尔巴哈最先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确立了“人是人的本质”的大方向之后，立即就转向人的本质的具体研究。费尔巴哈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人的类本质思想，把人的本质首先定位于“类”。“类”并不神秘，不过是对世界存在物的种属划分。最大的、包含一切的“类”是物类，指全部客观存在物，物类又可以分为有生命和无生命两类，有生命的存在物又进化出天地间唯一具有智慧和灵性的人类。费尔巴哈所说的类本质就是指人之为人而与动物相区别的共同特性。那么，到哪里去寻找这种共同性呢？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第一条道路是从人的进化和发展史中去寻找，马克思后来走的就是这条道路。马克思指出，人是有生命的存在物，人一旦开始生产自己生命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时就把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费尔巴哈不理解生产和实践对世界和人的生成的决定意义，于是，他选取了另一条简单化的道路，这就是把类理解为单个人的相加，在孤立的个体中找出既能把所有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又能与动物根本区别的普遍性。这时费尔巴哈首先想到了意识，他说：“究竟什么是人跟动物的本质区别呢？对这个问题的最简单、最一般、最通俗的回答是：意识。”⑨ 不过他对意识附加了一个条件，特指严格意义上的意识。他认为，如果意识仅仅是指感性的识别能力或对外界事物的知觉和判断，那么，这样的意识很难说动物就不具备。由此，费尔巴哈强调：“只有将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性当作对象的那种生物才具有最严格意义上的意识。”⑩ 根据这个标准，费尔巴哈认为：“动物固然将个体当作对象，因此它有自我感，但是它不能将类当作对象，因此它没有那种由知识得名的意识。……科学就是对类的意识。在生活中我们跟个体打交道，而在科学中，我们是跟类打交道。”(11) 人就是通过科学意识而把“类”当作对象，从而与动物根本区别开来。费尔巴哈不仅把人的类本质归结为意识，他还进一步将意识扩展和升华，他问道：“人自己意识到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或者，在人里面形成类、即形成本来的人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就是理性、意志、心。……理性、爱、意志力这就是完善性，这就是最高的力，这就是作为人的人的绝对本质，就是人生存的目的。”(12)
此外，费尔巴哈对人的类本质还提出过其他一些说法，有时他十分重视人的自然本质，如“自然是人的根据”(13)；有时又强调社会性对于人的类本质的重要性，如“只有社会的人才是人”(14)，“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团体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中”(15)。但这些说法在他那里都不占主要地位，他的类本质思想主要还是凸显“感情范围内”“单个的、肉体的人”的爱和友情(16)，认为除了这种“观念化的爱与友情以外”，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其他的人的关系”(17)。
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的说教有其合理之处。他把类本质定位于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正确的，所谓本质就是指与他物根本区别的特性，人的本质自然也要在与动物相比照中才能显现出来。但是，他把意识、理性、意志和爱当作类本质，这无疑缺乏严格的根据和论证。因为意识和理性本身并不具有初始性和第一性，倘若进一步认真研究就可以发现，还有产生和决定意识与理性的更根本性的源头，费尔巴哈没有去追寻这个根本性的源头，这正是他的类本质学说的不彻底之处。
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局限，但费尔巴哈在否定人的本质的外在化、提出人是人的本质之后，又一次以类本质思想为深化人的本质做了科学的奠基，在具体理解人的本质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在人的本质问题上，费尔巴哈一直是马克思的先导，既追随、借鉴，又审视、批判。正像1843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以“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对费尔巴哈关于“人是人的本质”思想进行追踪一样，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马克思又对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思想做了新的回应。
马克思不同意费尔巴哈对人的类本质命题的抽象理解，但为了把人的本质推向人与动物根本区别的境界，他认为仍可借助费尔巴哈的类概念。不过，在《手稿》，中，马克思不是直奔类本质概念，而是通过“人是类存在物”的命题渐次介入类本质本身的。在马克思看来，人具有类本质是因为人是类存在物，而人之所以是类存在物，主要源于人与动物相互区别的两个方面：其一，人不仅把外部世界当作自己认识和活动的对象，而且把自身及其“类”也当作同样的对象，这一点是人所独有，而动物是不可能具有的。动物不仅不把自身当作对象，就是对外部世界，动物也没有从中分化出来，而是紧密地与之融合在一起，根本谈不到对象化。其二，更重要的是：“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18) 人作为一个“类”和其他物的“类”的最大的不同在于，人有生命，这就与无机界的“类”区别开来；但是动物也有生命，人与动物的不同恰恰在于人比动物更具普遍性。所谓普遍性表现在，人和动物虽然都靠无机界生活，但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要比动物广阔得多。从思想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和阳光等既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又是艺术塑造的对象，因此“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19) 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20)，同时，人又把它们当作自己的活动的资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21)。人在自然界面前所表现出的这种普遍性表明，人虽然靠自然界生活，但不像动物那样依附于自然界，而是处处以自然界作为自己的精神食粮、生活食粮和无机的身体。因此，人和动物不同，人在自然界面前为自己争得了自由，这就是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说的“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22) 动物虽然也有生命，但它紧紧依附于自然，受制于自然界，因而不是自由的存在物。
人的自由和动物的不自由都体现在生命活动中，人的生命活动首先是劳动，人的生活首先是生产生活。马克思说：“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23) 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它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24)，而“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25) 动物的这种生命活动缺少意识环节，一切全凭本能，因而与人的生命活动不同，是无意识的生命活动。由此，马克思不仅揭示了人的生命活动的自由属性，而且又进一步将自由向前探伸到意识。正因为动物的生命活动是无意识的，所以是不自由的；而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所以才是自由的。由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26)
有史以来，人面对自然界，在认识和改变自然界的同时，总是不断地反观人自身，提出人为何物的问题。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清晰地回应：人是类存在物，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的类特性，人凭借这种类特性而与动物区别开来。这里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其实就是指人的实践，实践恰恰具有自由和有意识的特性，所以马克思才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27)。这里，马克思把类、类特性、类本质都归结为实践，认为实践是产生生命的活动，是创造对象世界的活动，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通过实践肯定自身。
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了自己所理解的人的类本质思想，尽管与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思想相平行，却没有对费尔巴哈展开批判。因为这时在马克思内心深处还存在着对费尔巴哈的崇拜，认为只有费尔巴哈才“真正克服了旧哲学”，费尔巴哈的著作是“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28)。但是《手稿》中喷薄欲出的人化自然等实践唯物主义思想，又鲜明地与费尔巴哈带有唯心主义色彩的“类”概念相对立，时刻酝酿着对费尔巴哈思想的决裂和批判。1845年春，马克思在《提纲》中实现了立场的转变，开始着手批判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概念。
首先，马克思从人生存的实践基础出发指出，费尔巴哈的类本质的内涵是浅层的、第二性的，没有抓住人之为人的根本。费尔巴哈把意识、理性、情感和爱视为人的类本质，以为用这种纯粹感情范围内的抽象物就能把人联系起来，使人成为与动物不同的类。马克思说，无论是费尔巴哈所诉诸的感性直观还是他一再拔高的感情、意志和爱都脱离了现实的根基，没有把它们“看作是实践的、感性活动”(29) 的产物。与费尔巴哈相反，马克思用科学的态度面对人的类本质问题，先把人定义为有生命的存在物，因而必须进行生活资料的生产，而人的生产活动具有自由和有意识的特性，正是这种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才从根本和源头上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所谓意识、理性、感情和爱不过是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才真正地触及到问题的根本。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过，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说之所以软弱无力不能说服人，就是因为他没有抓住生产实践这个人之根本，人正是以此为本，才形成与动物根本不同的类。
其次，与不理解实践密切相关，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的承担者不是进行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而是他假定的“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30)，意志、友情和爱就是从中抽象出来的“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31) 费尔巴哈口头上承认人的社会性，但他并不理解人的社会性是由实践铸就的，而不理解实践就永远也看不到社会性的人；因此在他的视野中人只能是单个的、孤立的个体，而社会不过是这些同质单个人的累积和相加。而且，对于单个人的认识，费尔巴哈又只能做到表面、直观的理解，他看到每一个个人都有友情、意志和爱，这些纯粹感情上的抽象物很自然地把人连接起来，最终成为费尔巴哈所理解的“类”。如果费尔巴哈理解实践，那么在他视野中的人就绝不是孤立的个体，连接他们的普遍性也就不会是感情、意志和爱，而只能是生成它们的实践活动。所以，在《手稿》中，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立足基础的单个人做了强有力的回应：“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后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他指出，费尔巴哈之所以一再强调单个人，是因为他不理解实践，“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32)。看不见感性对象背后的感性活动，自然就不理解实践活动的社会性，呈现在他面前的只是一个个孤立的感性对象。因此，从孤立的个体中抽象出来的感情、意志和爱只能表征单个人的特性，而不可能升华为类的本质。人的类本质与人的社会性相比较，只能是作为社会的人所具有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
最后，马克思通过对费尔巴哈“宗教感情”的分析批判，进一步揭露了与其相通的类本质的虚幻实质。费尔巴哈认为：“人的依赖感是宗教的基础”(33)，不仅是对自然的“无知和畏怖”，还有“欢乐、感恩、热爱和崇敬这样一些积极的感情”(34) 也是宗教产生的“心理根源和主观根源”。马克思批评说，费尔巴哈不是从人的生命活动入手、在人的生存实践中探讨宗教产生的机理，而是“撇开历史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35)。依赖感作为一种宗教感情，实际上与被费尔巴哈当作类本质的感情、友谊和爱是完全一致的，它们的形成绝非平白无故，其深刻根源只能到社会实践和社会环境中去寻找。费尔巴哈把宗教感情与生活实践和历史进程相脱离，并使其独立化，但最终他还是不理解“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6)
这样，马克思就通过对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思想的借鉴和批判，在《手稿》和《提纲》中排除各种干扰和歧见，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关于人的类本质思想遗产。今天，在《手稿》和《提纲》写作一个半多世纪之后，重新研读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学说，仍然感慨良多。马克思写《手稿》时不过26岁，一个未经尘世沧桑的青年，却能对人的本质和类本质这样旷古的哲学难题提出颠覆俗见的精湛见解，我们除了感叹其天赋以外，只能为马克思的博览古今、勤奋多思而折服。
马克思关于自由的有意识活动的类本质规定，对于今天以人为本大背景下的中国人也颇多启示和激励。作为“本”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怎样才能不愧对崇高的“本”的地位？马克思的自由的有意识活动的类本质规定告诉我们，人作为一个“类”的人，必须具备的品格就是要勤于实践活动，勇于不断探索，不能怠惰成性，无所事事，随波逐流，得过且过。而人的实践探求必须是放开手脚，增强自由度和选择度，为此必须努力学习，把握必然，真正体现人的生命活动区别于动物生命活动的自由特点。人的实践活动时刻要有意识和追求，要拒绝盲目，远离本能，确立起远大的生活目标和正确的生活态度。总之，人之为人要有一个不枉一遭人生、不负人间一世的高尚活法。如果不把马克思的类本质思想带给我们的这些启示当作说教，而是视为理应激发的感悟，我相信，这也正是作为“千年伟人”的马克思当年的真诚祈望。
三 人的社会关系本质
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作为人的类本质，其功能在于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这是人走出动物王国迈向人类世界的第一道门槛，也是人之为人的最根本的依据。但是，人的类本质对人的本质的全面揭示是初步和有限的，它只是圈定了人的外延，划了一道人与动物的分界线，而对于人本身固有的本质则毫无涉及，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确认。人的本质作为人与他物的根本区别要划清两个界限，除了用类本质划清人与动物的界限之外，还要划清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把人的个体本质和个性凸显出来，这也是人的本质的内在要求。
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类”概括，已经达到了他所能及的最高点，由于他不理解人在生命需求基础上进行的实践活动，所以他总也找不到人的本质的科学源头，不能在人的实践和进化中进一步揭示人的深层本质，至此费尔巴哈的资源已经枯竭了。马克思在《提纲》中用自己的类本质概念与费尔巴哈分道扬镳的同时，立即开始转向对人自身的本质探究。在马克思看来，揭示人的自身本质首先必须走出类本质的一般性和虚幻性，向具体的人（泛指一切人的根本属性）的现实性靠拢。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虽然是人的类特性，但这是所有人之为人的底线，它抛开具体的人，因此类特性不能区分人，只能认定某人被囊括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中，因而是人；而仅仅确立某人是人还远远不够，至于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类本质就无能为力了。在这个意义上，类本质只是对人的总体属性的概括，对个别的和具体的人，类本质太宽泛、太笼统、太虚幻，不具现实性。人的本质走向现实的唯一出路就是在人的生存和发展中实现人的分化、细化和具体化，以便找出人与人的区别，确认不同人的个性本质。实践是这一过程的唯一的源泉、动力和起点，这正如马克思所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37)
实践作为哲学的根本的、总体性的范畴，不仅是生成人和创造世界的活动，也是发展人、分化人、区别人的根本途径。古代人的生产和实践水平低下，分工不发达，人主要是作为自然人，彼此之间区别不大。随着三次社会大分工和由渔猎文明进到农业文明再进到工业文明，人类历史在生产实践和科学启蒙中大幅度跃迁。伴随着这个过程，能够把人区别开来的人的现实本质也随之生成，这就是人的社会关系本质。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8) 马克思的这个论断，既是对费尔巴哈的理性、意志和感情的类本质的否定，又是人的新的社会关系本质的确立和开启。
社会关系是基于生产实践而形成的人际间经济、政治和思想交往的关系，社会实践水平对社会关系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人类童年时代，科学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关系也非常简单。马克思说：“男人对妇女的关系是人对人最自然的关系”(39)，因此，婚姻和家庭也就成为最自然和最早的社会关系。鉴于原始社会人类实践水平极度低下，马克思曾一度把整个原始的社会关系视为家庭关系的扩大。随着科学和生产力的发展、分工的细化，人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在家庭关系的基础上又产生了民族、国家及经济、政治、文化关系。现代社会更是通过社群和网络把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推到极致。社会关系好比一张大网，任何人都在网上布下了自己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经纬线，这些线条的交叉和集合形成了凸显自己特色的纽结，本质作为自身与他物相区别的根本特性就在这些纽结中体现出来。无论任何时代，人都是社会关系总和的大网中的一个纽结，正是这些不同的纽结既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本质的区别，又标注了人在社会关系中所承担的责任和扮演的角色。人在社会关系上的具体定位，一方面突破了类本质的局限性，将人的本质追问由人与动物的区别引入到个体人的境界，同时又以社会关系的总和具体地再现了人的实实在在的区别，从而将人的本质现实化，实现了由人的类本质到人的社会关系本质的过渡。所以马克思才强调，在其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不在现实性上，类本质就足够了；如果在理想意义上，人的本质又可以推广到无限完美至善的地步，那时人类将有类而无差别，用来标识人的根本区别的本质概念也就失去了意义。
《提纲》以其鲜明的实践唯物主义思想标志着马克思哲学划时代革命的完成，与此相适应，在人的本质问题上马克思也将立足点转移到实践上来，用实践及其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把人区别开来。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实现了哲学发展的革命性变革，他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总和”的论断首次将人的本质现实化，是从人的进化和发展的科学视角对人的本质的深层拷问和回答。至此，人的本质问题终于驱散了笼罩其上的神秘和思辨的迷雾，而成为一个可以理解和把握的人生态度的现实课题。
人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承担者，实际上肩负着具体使命，扮演着多重社会角色，正是这些角色的集合把不同的人区别开来，使人成为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人。不管人们主观意识到与否，人都是在社会关系中演出一幕幕生活大剧，历史也“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0)。马克思对人的社会关系本质的揭示，深刻启发着人的意志和良知。人不能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无动于衷，社会关系是一种处所、联系、角色和责任，人作为共同体的一员，只有理解自己的处境，扮好自己的角色，履行好自己的责任，共同体才能兴旺发达。如果对自己的境遇和角色一知半解、浑浑噩噩，对自己的工作敷衍塞责、消极怠工，那么人皆如此就真要天诛地灭了。我们的社会之所以还能发展前进，并不代表百分之百的人都能奋发努力，尽职尽责，实际的情况是一些人在为另一些人无偿地工作，只是那些人还不能自觉罢了。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反思自己作为社会关系总和中的一员，应该如何凸显自己的本质和个性，在各种角色中称职合格，人皆如此，社会就会出现百花齐放、万马奔腾的活跃局面。
马克思从青年时代起就立下了为全人类幸福而献身的崇高志向，关心人和人的本质对他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在费尔巴哈的“哲学上的最高的东西是人的本质”(41) 见解的影响下，马克思也力图对人的本质问题有所突破。马克思的卓越贡献在于他将人的本质研究与自己的哲学革命变革的步伐相协调，走出了一条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到“人的自由有意识活动的类本质”再到“人的社会关系的现实本质”的科学演绎之路。历史已经走过了超过一个半世纪，许多人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继续研究人的本质问题，提出的见解也层出不穷。卢卡奇的总体性、弗洛伊德的自然、马尔库塞的爱欲、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以及其他诸如劳动、意志等都曾被视为人的本质。这些看法虽然各有其长，但比较起来，都未超出马克思的视野，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强烈感受到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思想的巨大穿透力。当此以人为本的时代，作为“本”的人，要为人格的提升而自豪，更要为履行人的使命和责任而充分自觉，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是永恒的呼唤和不竭的动力。(42)
注释：
①②⑨⑩(11)(12)(33)(34)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商务印书馆，1984，第555页；第30页；第26页；第26页；第26页；第27－28页；第436页；第532页。
③④⑤⑥⑦⑧(16)(17)(29)(30)(31)(32)(35)(36)(37)(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2页；第9页；第9页；第59页；第9－10页；第1页；第78页；第78页；第60页；第60页；第60页；第77－78页；第60页；第60页；第67－68页；第60页。
(13)(41)(42)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古典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第600页；第536页；第536页。
(14)(15)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商务印书馆，1984，第571页；第185页。
(18)(19)(20)(21)(22)(23)(24)(25)(26)(27)(28)(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272页；第272页；第272页；第272页；第272页；第272页；第272页；第272页；第273页；第273页；第314、220页；第296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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