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辑学、出版学与传播学关系的深层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播学论文,编辑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辑出版研究理论水准的高低，是影响具体的编辑出版应用问题研究的关键因素，如果编辑出版研究中缺乏一种“理论自觉”，则编辑出版应用问题研究的深入发展将会受到制约。当前，编辑学、出版学、传播学三者的学科关系问题是编辑出版学科亟须解决的一个关键学理问题，它直接影响着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定位、形貌与走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这一问题存有若干不同见解和模糊观念。本文尝试从一些新的视角来考察这一问题，希望能推进对此问题的研究和理解。
传播学是与编辑学、出版学关系最为密切的学科之一。一方面，编辑学、出版学是在中国深厚的学术、文化土壤之上诞生的，具有鲜明的本土特性，另一方面，编辑、出版归根结底是人类的一种文化、信息传播活动，编辑学、出版学因此与传播学具有无法割舍的天然联系。正因为此，一些学者将编辑学称为“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1]，或将中国编辑学与西方媒介论作比较。[2]本文拟从四个方面的视角对编辑学、出版学与传播学的关系进行深入考察。必须说明的是，我们考察编辑学、出版学与传播学的紧密联系，并非否认编辑出版学科作为一个独立领域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编辑、出版是现代媒介传播的重要源流与母体
出版物是现代传播媒介的重要母体，编辑、出版是人类传播活动的早期源流。印刷术这一重要的出版技术的发明和推广，让更多的人得以阅读书籍、报纸、杂志等出版物，而出版物的普及不仅直接推动了编辑出版事业的快速发展，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民众的文化能力和近代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度，为近现代电子传播、网络传播革命的发生储备了智力条件和受众基础。正是从此意义上讲，编辑、出版是现代媒介传播的重要源流与母体。
中外传播学界的许多传播学理论著作在论述传播历史、传播媒介时，都体现了传统和新兴的出版形式（书籍、报纸、期刊、电子出版媒介及网络传媒）在历史和现实的人类传播活动中具有的重要地位。传播学的“媒介决定论”学派的开山祖师、加拿大传播学家哈罗德·伊尼斯在其两部代表作《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中，以相当重要的篇幅集中论述了传统出版媒介。传播学的集大成者威尔伯·施拉姆与另一位传播学家威廉·波特合著的《传播学概论》是对中国传播学的学术语汇、研究路径、发展形貌影响极大的一本著作。这本书在分析“最初的传播”和“大众媒介的产生”时指出，印刷术的发明真正开启了人类的大众传播时代，人类传播史上的印刷传播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编辑活动的本质是信息的组织与传播
从本质上来说，“编辑”概念和编辑活动侧重于传播活动中的信息选择、组织、加工、优化环节。今天不少研究编辑史的学者，将中国早期编辑家和编辑活动追溯至孔子，认为孔子是中国最早的编辑家。尽管这一结论在学术界存有争议，因为这其中涉及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的一些著作方式的问题（古代编、著、校合一），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孔子的“述而不作”、“不语怪力乱神”等思想观念，实际上就是中国早期文化史上一些重要的传播智慧和传播思想。
中国是最早有出版事业的国家，但“出版”概念的形成时间较晚，“出版”一词是从日文中引进的一个词汇，我国古代表示出版行为的语汇为“梓行”、“刊行”、“上梓”等。据王益先生考证，“‘出版’一词，在我国书刊上应用，最早是在1890年或1895年”。[3]“出版”得以实现，必须“有版（板）可出”或“版（板）得以出”，从中文“出版”概念的词源来说，其内涵侧重于传播活动中散布信息、“公之于众”的过程。从西方“出版”概念的演变来看，法语publier和英语publish均源自拉丁语publicare，而拉丁语publicare的本义就是“公之于众”，在赋予“出版”的众多含义中，“公之于众”的含义有着特殊的地位。我们可以发现，通过各种方式将经过加工整理并大量复制的内容产品广泛向受众（读者）传播，是出版活动的内在动机与根本目的；各种形式的出版活动所拥有的一个共性就是将信息公之于众，将信息对受众传播。
可见，编辑、出版活动在剥离了其传播本质后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编辑、出版是传播活动的“一体两面”，因此不应将编辑学、出版学与传播学割裂看待。如果抛弃了传播的内涵与本质去研究编辑、出版活动，那么这种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恐怕会很薄弱。我们研究编辑学、出版学的重要目的不正是为了编辑、出版的内容产品在内容或形式上、在文化或市场层面、在时间或空间的传播偏向上取得最优的传播效果吗？
三、编辑出版学研究的流派与传播学关系
在日本、韩国等较早开展编辑出版研究的国家，编辑出版学科与传播学的联系受到了充分的关注和重视。日本学者清水英夫在1972年出版的《现代出版学》一书中对出版学进行了系统的学科论述，他认为，“出版学”应是研究出版媒体的传播科学，“‘出版’本身是一种范围极其广阔的传播现象”；“当今，研究出版学的最大课题，仍然是传播论”。[4]日本出版学会第一任会长野间省一在其发表于日本出版学会会刊《出版研究》创刊号的卷首文章中也曾写道：“出版学诞生时日尚浅……探求综合性的出版传播的科学，这正是我们的目标。”[5]以上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出版学研究的发展目标、模式和趋向。我们在一些韩国学者的著述中也可以发现类似观点。
目前中国编辑学研究的几大流派——“文化结构”学派、“信息传播”学派、“编辑本体”学派、“中介服务”学派等——均是从传播的不同侧面或环节来开展研究的。我国著名传播学者邵培仁先生曾对具有代表性的“传播”定义进行了归类，他将“传播”的定义概括为5类：“共享”说、“影响”说、“反应”说、“互动”说和“过程”说。[6]中国编辑学研究的几大流派所秉持的研究视角，其实可以被上述几方面的“传播”内涵覆盖。
我国有学者认为，传播学是以理论研究为主的学科，编辑学、出版学着重研究实务，因此编辑学、出版学与传播学是关系密切的相关学科，而不存在隶属关系；也有研究者以传统书籍媒介不能归入大众传媒为由，认为编辑学、出版学不能归入传播学范畴（这类观点将传播学混同于大众传播学，而且对出版传媒的观点静态地局限于传统印刷出版媒介）。事实上，正如编辑出版学科不限于研究编辑出版实务，史论研究也是编辑出版研究的重头一样，传播学也并非是完全进行纯理论研究的学科。从传播学的起源和发展看，它有批判研究、实证分析两大研究传统；它所关注的内容涵盖了内向传播、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和国际传播；按照学科板块构成，传播学可分为理论传播学、历史传播学、实用传播学（传播实务）、边缘或交叉传播学（如传播心理学、传播社会学等）。编辑出版学是一门具有浓郁东方特色的学科，从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主旨来说，被归入传播学范畴，作为部门传播学或分科传播学加以研究，是合乎情理的。
四、从学科建制现状看三者关系
一个国家正式颁布的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的学科布局应该最能反映若干学科的关系现状，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各种学科之间的关系就是通过这种形式得以规范化、制度化。我国编辑学、出版学的学科建制现状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本科层次的统一局面（一个专业、不同表述）和研究生教育层次的各自为政。[7]
从现有各层次正式的学科专业目录来看，编辑出版学科在我国学科专业格局中的地位较为复杂、特殊。
在本科层次的现行正式专业目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编辑出版学是隶属于“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2010年3月教育部启动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2011年4月提出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修订一稿）》，从这一征求意见稿来看，编辑出版学仍是新闻传播学下的二级学科专业。
在学术性学位（academic degree）的研究生教育层次上，目前已有少数高校经国务院学位办备案核准，在不同的一级学科下自设了“编辑出版学”、“出版发行学”二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然而，“编辑出版学”、“编辑学”、“出版学”等专业名称在2011年修订后新颁布的研究生教育正式学科专业目录——《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之中，并没有得到反映。尽管如此，编辑出版学在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的设立上获得重大突破：2010年，教育部新增了19种硕士专业学位，其中包括“出版硕士”（Master of Publishing，简称MP）专业学位；2010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了14所首批获得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大学。专业硕士学位是相对于学术性学位而言的学位类型，与学术性硕士学位处于同一层次，但培养规格各有侧重，专业硕士教育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并适应特定行业或职业实际工作需要的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与出版硕士学位同时增设、且与其存在较大关联的专业硕士学位还有：新闻与传播硕士（Master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MJC）专业学位和图书情报硕士（Master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MLIS）专业学位。
在作为国家标准之一颁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中，我们也难觅编辑出版学科的身影。在这一学科分类表中，在“新闻学与传播学”、“图书、情报与文献学”两个一级学科下均未包含编辑出版学科。作为一种变通的方式，在上述两个一级学科下分别设有“新闻学与传播学其他学科”、“图书、情报与文献学其他学科”，或许编辑学、出版学或编辑出版学可以容身于此。
从学科建制现状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尽管编辑出版学在学术性学位研究生教育层次的学科建制尚未统一，但有一点必须引起重视：经过多方人士的努力，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建设与高等教育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学科层级得到极大提升。
2.我们应当注意一点，如果整体考察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以及近年来教育部、全国社科规划办对有关编辑出版研究课题的设置、规划，我们不难看出中央一级教育、科研主管部门在编辑出版学学科归属问题上的倾向性——多将编辑出版学置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一级学科之下，或突显编辑出版学与传播学科的关联度。
3.在我国目前的学科建制格局中，编辑学与出版学并没有彼此从属的关系；编辑学、出版学或编辑出版学，和“新闻学与传播学”一级学科存在一定的从属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