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慈善事业的伦理追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慈善事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慈善事业有了飞速的发展，同时慈善伦理的问题也越来越为公众所关注，甚至成为社会的热点事件。这些热点事件，集中折射出当代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现状。一方面是人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真善美的呼唤，另一方面却是在价值观上的困惑。对中国慈善事业的研究，可以从慈善活动的事实入手，研究其历史、现状，也可以从慈善的价值观入手，分析慈善的动机及其背后的伦理理念。纵观目前的研究状况，前者的研究成果较丰富，而后者却相对不足。从笔者的观点来看，慈善的本质是伦理的，伦理理念是慈善行为的“发动机”、“导向器”，必须加强研究。只有做好了这一研究，才能夯实慈善事业的基础，让慈善闪耀人道主义的光芒，推动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 一、慈善事业在改革开放中的伦理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的60多年，中国的慈善事业先后经历了调整与改造、萎缩和停滞、复兴与发展的过程。在20世纪50年代，独立的民间慈善机构逐步消亡，慈善救助活动被纳入了政府救助体系。即使是改组后的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福利会也成为官方组织，它们的工作成为官方社会救助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慈善事业开始复苏。1994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慈善正名”，重新赋予慈善以合法性。文中大声疾呼：“社会主义需要自己的慈善事业，需要自己的慈善家。”不久，中华慈善总会成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慈善事业的转型的序幕拉开了。自汶川大地震后，中国慈善事业的转型在加速。2013年，国家的社会组织注册登记制度改革终于出台，慈善公益事业的转型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重要标志是自上而下的计划慈善正逐渐被上下互动的公民公益所替代，来自民间或者民间化的公益慈善组织及其创新成为中国慈善事业的主力军。”① 中国慈善事业的第二次转型首先是伦理观念的转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对慈善进行正确的伦理评价是核心问题。胡锦涛在2008年会见中华慈善大会的代表时对慈善事业做出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慈善事业是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崇高事业。”②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明确了慈善事业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地位，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支持发展慈善事业”。慈善事业在改革开放中的地位不断被确认，其伦理价值也日益彰显。 (一)慈善事业有利于实现公平正义，推动社会和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国在取得奇迹的同时，贫富差距拉大了，公平分配的问题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对于社会分配差距拉大的问题，要采取多种途径加以解决。充分发挥慈善在调节社会分配的作用，也是其中一条重要途径。慈善是社会的第三次分配，主体是社会有良知的公民。这些公民既包括经济富裕的企业家，也包括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士。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第三次分配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 “没有正义的慈善是不可能的，没有慈善的正义是扭曲的。”③社会要实现公平正义，离不开慈善，慈善和公平正义是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的基本权利得到切实的维护，能够有尊严地生活，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内容之一。由于分配收入的差异，社会上的一些弱势群体仅靠自身的能力难以达到社会认可的基本生活标准。慈善公益事业的扶助，改善了这部分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正是对基本人权的尊重，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 社会和谐是改革开放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通过慈善公益为社会一些弱势群体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从而为社会和谐创造良好的氛围是必不可少的。企业家的慷慨捐赠，使弱势群体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人间的真情，自然减少和化解了贫富阶层在情感上的对立，从而有利于社会和谐。 (二)慈善事业有利于建设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拒绝道德冷漠 道德冷漠作为善的缺乏，是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建设中令人忧虑的社会现象。改革开放后，人们的价值观念有了深刻的变化，重功利价值、重个人价值成为社会道德风尚中的显著特点。一方面，这样的价值观念调动了个人的积极性，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过于注重功利价值，削弱了人文精神，过于注重个人价值，削弱了社会责任感。与个人功利无关的事，往往视若无睹，道德冷漠获得了蔓延滋长的温床。 拒绝道德冷漠，要有批判性思维，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建设性思维。要使更多的人拒绝道德冷漠，必须加强法治建设，完善法律制度，使见义勇为等高尚行为得到法律更有力的支持，但最根本的工作是唤醒人们内心的良知，拥有一份爱心。当代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强调的是“以人为本”的理念，要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特别是关心、理解、尊重弱势群体。这为拒绝道德冷漠，建设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慈善事业是以“仁爱”与“同情”为心理基础的道德行为，是拒绝道德冷漠的重要途径。在慈善事业发达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有更多的关爱，社会中有更多的人情温暖，道德冷漠的现象就会大为减少。慈善事业是有着悠久历史、广泛影响的事业。它给社会以伦理的信念：人间自有真情在。它对那些有爱心的社会各界人士的善举以肯定和激励，倡导人们向这些爱心人士多多学习，正确对待财富与人生，关爱他人，热爱公益。这将带来社会风气的变化，道德冷漠更多地被道德关爱所代替。 (三)慈善是道德积累，有利于提升文明素质 慈善是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道德实践。要提高个体的文明素质，提高认知水平是必要的，但关键是要诉诸实践，做到知行统一。慈善作为道德实践活动，具有鲜明的特点：第一，慈善的主体是多样的，既可以是组织，也可以是个人，既可以是腰缠万贯的名人，也可以是普通的平民。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加入到慈善的行列中来。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人人慈善，全民慈善”的理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践行。第二，慈善行为的可操作性。慈善行为可以包含多种内容，捐款、捐物、助人等等。有许多慈善行为仅是举手之劳，或者数额之小，微不足道，但所蕴含的道德价值却不能低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裕，不管在什么条件下，不管做了多少，只要关心、支持慈善事业，积极参与慈善活动，就开始了道德积累。这种道德积累……切实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和文明程度。”④ 慈善是善举，是道德积累，是提高文明素质的开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道德修养的内容，并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操作模式。其中强调人的道德修养是一个“积善成德”的过程，“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一个人的文明素质，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在长期的道德实践中形成的。文明素质的提高，是道德积累的结果。道德的积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慈善必须持之以恒，才能不断攀登道德的阶梯。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慈善的践行更为便捷。在微博、微信上，只要有爱心，愿意捐助，动动手指就能完成。所做的好事，都是身边的小事，并不占用个人很多的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切实可行的，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也许每人只做“一点点”，但千百万人行动起来了，它将会影响社会道德风尚，提高人的文明素质。 二、慈善事业在当代中国面临的伦理新课题 近几年来来中国慈善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2013年中国捐赠总量约为1250亿元。这是继2008年1070亿元和2010年1032亿元后第三次突破千亿大关。在政策面利好的条件下，基金会3496个，比2012年的3029个增长了15.4%。⑤但与之相伴随的是，陈光标高调行善的争议、郭美美与红会的关系、巴菲特慈善晚宴……成为社会的热点事件。针对这些事件，人们不断的追问：什么样的慈善是符合伦理要求的，值得我们追寻的？ (一)慈善动机伦理评价的争鸣 慈善，“仁慈”与“善良”之谓也。它是基于人道主义精神，通过自愿捐赠钱款、物品和提供行为帮助等各种形式，表达对弱势群体或社会大众仁爱之心的道德实践活动。慈善的本质是伦理的，其“动机应当是‘为人’与‘无我’，必须是一种无私的奉献。如果含有任何功利的目的，便算不得真正的慈善”⑥。但这是在理想层面上论证的。在现实生活中，社会慈善现象呈现出复杂的情况。 随着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社会上涌现了一大批慈善的明星。这些慈善明星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但他们的慈善动机在社会中的伦理评价却不尽相同。有些慈善明星，有着高尚的道德理想，以无私奉献的精神献身于慈善。他们的人格，他们的善举，毫无争议地被人们所敬仰。也有的慈善明星，例如陈光标的“高调行善”。虽然捐出了真金白银，但他的行善方式却为人诟病，以致人们怀疑他们的动机是否背离了慈善的真谛。更有甚者，打着慈善的旗号，谋取不义之利，激起了社会的公愤，学者们痛批为“慈善异化”。 多样化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慈善动机的多样化，正是这一特点的反映。多样化的慈善动机蕴含着道德境界的不同层次。无私奉献的慈善动机体现着高层次的道德境界，是慈善伦理的旗帜，代表着慈善伦理发展的方向，但具有这样动机的慈善者不多。现实生活中，不少慈善捐赠者有做好事，献爱心的动机，但并不纯粹。如果用理想的标准来衡量现实，那么许多慈善是难以合格的。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跨界合作模糊了商业与慈善的界限，慈善成为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汶川大地震后，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开始认识到慈善捐赠是企业改善形象，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但近几年的实践发展，又使企业家感到，与企业经营脱节的捐赠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初级形式，企业的慈善公益活动应该与商业结合起来。2013年，马云在亚布力论坛上演讲中专门讲了作为企业家对环境保护现状的忧虑，展现了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他的这一演讲甚至被认为是企业家参与的慈善公益的宣言。随后，一批国内著名企业家集体性进入了慈善公益圈。“影响力投资”、“社会企业”等概念开始流行，这些通过有经济效益的投资来做公益的方式，成为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新的特点。这在价值观上是义利并举，与传统的慈善公益价值观是不同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和企业家的慈善公益行为对慈善事业的发展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如何从伦理上评价他们包含有功利内容的慈善公益行为？成为慈善事业发展中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如果让功利意识在慈善事业中横行无阻，慈善事业就会演变成“高级广告”，颠覆慈善的本质。但要完全排除慈善事业中的功利意识，在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特别是企业方面，难免缺乏现实的操作性。 在承认慈善动机多样化的前提下，应该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同时又要坚持伦理的底线。无私奉献的慈善动机，是高尚的，是值得倡导的，但它是建立在自觉自愿基础上的。慈善动机的伦理底线就是不能损害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利益，违背人道主义精神。如何通过制度的安排，在慈善活动中追求高尚，坚守底线，是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二)慈善组织公信力的质疑 慈善组织是捐助者和受助者之间的“桥梁”，它在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慈善组织的发展标志着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然而，公信力是慈善组织的灵魂，是慈善组织赖以生存的基础。公信力的缺失，是慈善组织的致命伤。某一个慈善组织的丑闻受损的不仅是整个社会慈善组织的声誉，也影响着慈善事业的未来发展。郭美美事件为什么会对中国红十字会产生那么大的负面影响？这不是偶然的。尽管中国红十字会多次用事实撇清与郭美美的关系，但很多民众不愿认可，这是为什么？当代中国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受到了猛烈的冲击。慈善组织公信力的问题，是社会道德状况的一个缩影，但同时又有其自身的原因。本文从制度伦理和德性伦理两个角度分析。 制度伦理是对制度的正当、合理与否的伦理评价。当代中国有关慈善组织的制度还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突出地表现在信息公开透明的缺乏上。中国社会不缺少善心，缺少的是对慈善组织的信心。“郭美美事件”后，媒体公布的调查数据表明，“在回答‘认为中国红十字会陷入信任危机的深层原因是什么’的问题时。46.2%的人表示红十字会内部情况长期不透明、不公开、组织神秘”⑦。社会公众在慈善捐赠的时候，必然要了解该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情况，考虑是否值得托付，然后做出个人的决策。如果慈善组织信息公开、透明，捐赠人对慈善组织的运作信息了解充分，就会产生信任感，就会提高慈善积极性和慈善热情，反之，就会降低慈善积极性和慈善热情。国外专家认为慈善组织要有“玻璃口袋”，口袋里有多少钱，做了什么，都要让捐助者一目了然。这一比喻是非常生动和确切的。民政部主管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2014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显示，尽管有超过77%的公众认为我国公益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工作有一定程度的进步，但五成公众对慈善组织信息披露仍然不满意，有77%的公益慈善组织透明指数得分不及格。要增强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必须完善有关制度，并加强执行力。 慈善组织是由人来运作的，人的素质如何直接影响到慈善的公信力建设。慈善组织与其他经济组织不同，其需要更多的责任心和奉献精神。调研发现，当代中国慈善组织大部分规模较小，全职人员在3人以下的超过40%。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薪酬待遇偏低困扰着从业人员。政府要通过政策调整，改善慈善组织从业人员的工作环境和经济待遇，但他们无法获得基于市场机制提供的具有竞争力的薪资。这对他们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意志薄弱者可能为了私利而违规操作，如挪用、滥用善款，甚至以慈善为名干违法的勾当。因此，提高慈善组织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是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必须把这一工作提到重要议程上来。换言之，就是要充分发挥德性伦理的作用，通过道德自律来引领、规范慈善组织从业人员的行为。在唾手可得的利益面前，坚持职业的操守，不为诱惑所动，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才会为公众所认可，才能塑造慈善组织的良好形象。 (三)传统慈善伦理的尴尬 慈善是人的伦理观念和伦理行为的统一体，是人类的传统美德。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慈善伦理思想，儒家讲“仁爱”，道家讲“积德”，佛教讲“慈悲”。但在中国历史长期发展过程中，儒家的慈善伦理思想影响最大。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以“仁爱”为核心，创立了儒家慈善伦理思想体系。孔子主张“爱有差等”，首先是“爱亲”，然后才是“泛爱众”。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己及人”的行为路线，也是对孔子“爱有差等”思想的继承。儒家的仁爱说是其慈善伦理思想的核心，它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强调人际关系中有亲疏、尊卑的差别。因为有血缘关系，仁爱首先是爱自己的亲人，身后的财产是留给子女的。巴菲特来中国举行慈善晚宴，一些企业家避之不及，唯恐被劝捐。在几千年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中国慈善伦理深深地打上了血缘、族缘、地缘的烙印，至今在中国还是根深蒂固的。慈善捐献更多的是给予亲人、族人、同乡、同事、熟人，这种慈善伦理体现的是“小爱”的精神，与现代社会的“大爱”是有明显区别的。这种“小爱”的精神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否定，但仅仅停留在“小爱”的层面上，与现代文明的发展要求不相符合。 改革开放后，地域之间的人员流动其规模和数量是以往任何时代难以比拟的，特别是亿万农民工进入城市，猛烈地冲击着传统的宗法血缘关系。中国从传统的“熟人社会”进入了现代的“陌生人社会”，传统的慈善伦理面临着深刻的变革。在这场变革中，慈善中的感恩问题引起了争鸣。“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受助者感恩施助者，这是中国传统慈善伦理的基本内容之一。而这种感恩在“熟人社会”中，又是以个人对个人即“点对点”的方式进行的，无疑会对受助者产生压力。有学者认为，感恩提升了人的精神境界，有利于达到人性的自觉。也有学者认为，勿以感恩理解慈善，慈善无关感恩，无关回报。在感恩问题上的不同观点，折射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但在这场争鸣中，也可以达成某种共识，即施助者与受助者应该是平等的、相互尊重的。感恩不能损害双方特别是处于弱势的受助一方的尊严和平等，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对于慈善活动中“施”与“受”的观点也有不同。英国文学家莎士比亚说：“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是像甘露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⑧国外文化更倾向于“施”与“受”的平等，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施”是恩赐，在上位，而“受”是接受恩赐，在下位。因此，实现当代中国慈善中的平等，“施”与“受”的传统观念也需要变革。 三、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下的慈善伦理建设思路 慈善伦理要置于社会宏观背景下，才能正确认识其发展的思路。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推动了国家行政方式的转型，这种转型突出地表现为从管理升华为治理。治理与管理的明显差别之处在于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不仅有政府，而且有社会、企业和公民。在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下，社会走向民主、文明。从全局性、根本性的意义上说，国家在治理中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它不是唯一的，与其他主体共同承担着治理的重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慈善公益类的社会组织处于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的地位。在新的形势下，慈善公益类的社会组织将有较大的发展，必然带来慈善事业的繁荣兴旺。中国的现代社会治理是“法治”与“德治”的统一，首先要从这一点来反思、谋划慈善伦理建设的思路。 (一)慈善伦理建设的制度支撑 制度是强制性的外在规定，或称“硬约束”。慈善组织在运作过程中，必然涉及多方面的伦理关系，例如慈善组织与捐助者之间的伦理关系、慈善组织与政府管理部门之间的伦理关系、慈善组织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伦理关系。在这些复杂的伦理关系中，如何保证、评价、监督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基础性的工作是制度性的安排，这些制度是强制性的、必须遵守的。慈善组织根据制度的要求开展工作，根据制度的要求接受社会的监督和评价，并改进工作。慈善组织要有公信力，其有关信息要透明，这是中外慈善组织建设的基本经验和社会的共识。多年来，国内有关文件只是确定了信息公开原则，但没有将慈善组织强制性信息披露作为规则，因而失去了制度的保障。但2011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民政部于2011年发布了《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指引》，明确规定：“在工作评价和表彰奖励等工作中，将信息公开主体的信息公开状况作为重要指标。”2014年4月上海市民政局发布了首个指导社会组织信息公开的地方性文件《上海市社会组织信息公开指引》，其他一些省市虽然没有公开出台专门的文件，但在关于慈善公益事业的文件中，都对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的信息公开提出了具体的规定。慈善公益组织信息通过制度性的安排，使其公开透明，在阳光下运作，揭开了慈善事业发展的新的一页。但这仅仅是开始，在制度的内容上，在制度执行力方面还有不少新问题需要研究。例如，慈善组织的信息应该公开透明，但透明到什么程度？有的学者提出“透明要有边界”，那么“边界”如何确定？有些慈善组织在信息公开透明方面走在了前列，但信息公布后，受到了社会公众的猛烈质疑。究竟是慈善组织方面的问题呢，还是公众对慈善组织评价的伦理观念方面需要改变？这些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使制度不断地完善。另外，对慈善组织公信力的管理和监督，需要充分运用大数据时代的技术优势。不仅有利于慈善公益组织公开相关信息，而且管理部门和社会公众能够更便捷地获得相关信息。当然，大数据时代使慈善组织能够通过海量的信息分析研究和发展趋势预测，更好地提高慈善组织的效率和工作质量。 慈善伦理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财富伦理的问题。如何处置自己的财富，是由个体的人生观、价值观所决定的，但同时受国家法律和政策的深刻影响。国外慈善事业发达的国家，税收制度起了较大的调节作用。例如，在美国，巨额财产税、捐款抵税制双管齐下，有力地推动了企业家对慈善事业的热情。中国的国情与美国不同，但他们在慈善事业方面的某些思路，可供我们借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支持慈善事业发挥扶贫济困积极作用。”这里明确地肯定了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在慈善事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又要求完善这一制度。 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加强慈善伦理建设，同时需要更为完善、细致、包容、与时俱进的制度支撑。2014年全国人大启动《慈善法》立法工作。全国有关学术机构纷纷组织讨论研究，并提供了不同的《慈善法》版本。但这些版本都强调《慈善法》要成为促进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良法”，体现法律与伦理的统一。随着将来《慈善法》的正式出台，中国的慈善事业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 (二)分类分层次与建构慈善伦理规范体系 面对现实社会中慈善动机的多样化，慈善伦理建设必须分类，分层次进行。在英语中，慈善可以翻译为“charities”，也可以翻译为“philanthropy”。在许多情况下，两者可以当作同义词使用。但严格地说，它们是有区别的。“charities指称由宗教机构发起的、有宗教动机的慈善活动，而philanthropy一般是以世俗的人道主义为动机，并由一些非宗教组织发起的慈善活动。”⑨从词源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英语中的慈善有宗教慈善和世俗慈善两类，宗教慈善通过宗教机构运作，而世俗慈善以美国著名企业家卡内基为代表的基金会作为运作的主要形式。中国在历史上，有宗教慈善、国家慈善、社会慈善、儒家慈善等等。慈善是有类别的，类别不同，其伦理建设的要求也应该有所区别。例如，世俗慈善主要是企业家群体，应该对他们在慈善动机上的一定限度的功利考量给予宽容。 不同的慈善主体在价值观上是有区别的，主体的慈善动机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无私奉献，义先利后，义利并举，见利忘义。建构慈善伦理规范体系的宗旨就是规范人们的慈善行为，并引领人们在慈善活动中攀登道德的阶梯，从低层次走向高层次。这一伦理规范体系的基本原则是人道主义。慈善是建立在人的同情心基础上的，是人性的表达。对于他人，特别是出于贫穷、困难中的弱势群体，义无反顾地伸出关爱之手。这种蓝天下的至爱，闪耀着人性的光芒，是文明社会亮丽的风景线。慈善，真正的慈善之所以被人们所称颂，是因为它的人道主义精神。尽管社会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但绝不能违背人道主义精神来考量慈善动机。慈善动机往往具有模糊性、不可测性，强调慈善伦理规范体系的基本原则是人道主义，就是要引导人们更多地以“良心”的冲动，而不是更多地以“经济”的冲动投身于慈善事业。考虑到慈善动机的多样化的现实，底线是应该把人道精神置于功利考量之前。 慈善伦理规范体系不仅包括基本原则，也包括具体规范，基本原则贯穿于具体规范中，而具体规范是基本原则的实践表达。慈善伦理的三大规范：自愿奉献、平等互尊和诚实守信。第一，慈善是建立在个人自愿基础上的，要尊重个人的愿望。违背个人愿望的“强捐”、“索捐”都是违背慈善伦理要求的。慈善是发自内心的要求，是爱的奉献，慈善事业具有捐献者意愿至上的特点。捐献者在捐献时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只要这些意愿不违背法律、法规与社会公德，慈善机构就必须按照这些意愿行事。第二，慈善双方是平等的，要互相尊重。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互相尊重。在慈善事业中，捐助者一般处于强势地位，受助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但在人格上双方应该是平等的。捐助者的傲慢往往会损害受助者的自尊，即使捐助者真心捐助，也会不被人们所首肯。当然，受助者也应该理解、尊重捐助者的意愿。第三，慈善活动要以诚实守信为本。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最深处的基础是对诚实守信规范的践行，没有诚实守信，就没有慈善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慈善组织公布的信息应该是真实的、全面的，是可信的。慈善捐助者对捐助的承诺，应该切实得到执行，而受助者也应该以诚实守信的精神使用善款。 (三)从内容和形式上升华传统慈善伦理 慈善伦理的建设，事关社会伦理风尚、公民伦理素质等诸多问题，是国家和民族文化建设的内涵之一。当代中国的慈善伦理是在中国几千年文化发展中形成的，传统文化对其有着深刻的影响，甚至是其中的一部分。传统文化“是现在的过去，但它又与任何新事物一样，是现在的一部分”⑩。中国传统儒家的“仁爱”精神，成为培育乐善好施的中华传统美德的乐土，同时直到现在依然激发着人们投身于慈善事业的热情。毫无疑问，中国现代慈善伦理的建设必须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但在此基础上又必须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加以升华。 在内容上，要从“小爱”升华到“大爱”，倡导“陌生人伦理”。中国传统儒家的慈善伦理的“爱有差等”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与“熟人社会”的人际交往、社会风俗相适应的。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流动的社会，人们活动的范围大大地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血缘关系受到了猛烈的冲击，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在慈善伦理观上，要求倡导无特定对象，无远近亲疏，无须相识相见的“陌生人伦理”，其实质是“爱无差等”。这种“爱无差等”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先秦时期的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其中的“兼相爱”就是不分人我，不辨亲疏、贵贱、强弱、智愚地彼此相爱。可惜，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墨家的“兼爱说”沉寂了几千年。在当代中国慈善伦理的升华中，可以在历史的追寻中，发现墨家“兼爱说”思想的现代价值，并需要从中吸取营养。在欧洲文艺复兴史上，“自由、平等、博爱”是一面伟大的旗帜，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陌生人伦理”既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要求，同时也体现了博爱精神，是平等与博爱的统一。在现代慈善伦理建设中，吸收中外历史上的思想精华，走出传统思维的窠臼，就能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当代世界慈善事业在迅速发展，大众慈善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为了吸引更多的社会成员加入慈善行列，必须在形式和途径上有所创新。2014年夏天，“冰桶挑战赛”风靡欧美，同时也迅速蔓延到中国。“冰桶挑战赛”以创新性、娱乐性、互联网化等特征，宣告了慈善公益进入了2.0时代。传统的慈善募捐方式往往是呆板的，而“冰桶挑战赛”融入了娱乐性，使人感觉耳目一新，但也有人认为娱乐的色彩盖过了慈善的本意。如何接受，也将是慈善伦理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 ①杨团主编：《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②《胡锦涛会见出席中华慈善大会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8-12/05/content16907704.htm。 ③[英]鲍曼：《后现代性及其缺憾》，郇建立等译，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④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2页。 ⑤杨团主编：《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4)，第4—5页。 ⑥周秋光主编：《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上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 ⑦章轲：《慈善组织公信力追问：透明为何那么难？》，载《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7月15日。 ⑧[英]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37页。 ⑨[美]恩德勒：《美国的慈善伦理与财富创造》，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⑩[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