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语“be”与汉语“是/有/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英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从翻译的困惑谈起 英语“be”的汉译看似简单，实际上却常使译者屡遇困惑。文学翻译如此，哲学翻译更是如此。
“be”的哲学翻译困惑主要体现于其分词和动名词形式，即对西方哲学的最高范畴“being”的汉译上。西学东渐百余年间，各家对“being”的译法聚讼颇多，曾出现过“是”、“有”、“在”、“存有”、“存在”等译法，严复甚至认为只能将其音译为“庇因”。但是，就总体而言，“be”和“being”的汉译多半采用“是”、“有”、“在”三个译词。 以上翻译困惑的产生，缘于“be”与汉语相关译词之间的语义不对等。“是”、“有”或“在”等译词仅能表达“be”或“being”的部分语义，各自与“be”或“being”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截然的差异。从语言学视角看，“be”与“是/有/在”之间的语义差异远不限于翻译，其句法功能上的差异其实更为明显，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be”的相关句式与汉语的“是”字句、“有”字句、“在”字句是一对多的交叉对应关系，其句法功能分别与“是”、“有”、“在”的句法功能仅形成部分交集，而非完全重合，如： （1）a.I think,therefore I
. b.我思故我
。
第二，“be”在与时体相关的语法形态变化方面与英语其他行为动词基本一致，而汉语“是”、“有”、“在”的动词性特征却弱于行为动词，如： （5）a.He is now a student./现在他是学生。 b.He was a student 2 years ago./两年前他是学生。 c.He had ever been a student before he worked here./在这里工作之前他是学生。 （6）a.There is a park now./现在有个公园。 b.There was a park before./以前有个公园。 c.There had ever been a park before he was born./他出生前曾有（过）一个公园。 （7）a.The book is on the desk now./现在书在桌子上。 b.The book was on the desk just now./刚才书在桌子上。 c.The book had ever been on the desk before I left./我离开前书在桌子上。 显然，（5）、（6）、（7）中，英语“be”具有丰富的时体形态变化。汉语常借用动态助词“着”、“了”、“过”表达动词的时体范畴，但在“是”和“在”后却不能跟任何动态助词，如（5）、（7）；“有”虽可跟“着”、“了”、“过”，但根据我们对北大语料库（CCL）中老舍小说作品500多万字语料的定量统计，其语频却不高（其中“有着”1例，“有了”123例，“有过”6例。）。其实，赵元任[1：311-312，725-726]早就注意到，“是”和“在”不能带动态助词，而“有”虽能带“了”和“过”，却不能带“着”，除非是新近的书面语。 第三，“be”构成的某些句式，其对应的汉语句式为形容词谓语句或名词谓语句，无需借助“是”、“有”、“在”或其他任何动词来构造，如： （8）a.My neighbor is very kind. b.我的邻居很善良。 （9）a.Today is Monday. b.今天星期一。 （10）a.There are many mosquitoes in the room. b.屋里许多蚊子。[1：92] 2.“be”的时间性特质与“是，有，在”的空间性特质 如上文所述，英语“be”与汉语“是，有/在”在语义和句法上具有明显的差异，但隐匿于其各种差异背后的深层缘由，即其本质的差异究竟何在？这是本文关注的焦点。 类似（1a）的句子，在英语中很常见，比如“The god is...”、“He is...”等，但汉语一般不说“上帝是”、“他是”，即便类似于“上帝在”、“他在”这样的表达也并不多见。显然，英语的“be”具有明显的动词性特征，这一点在（5）、（6）、（7）中可以显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是”、“在”不跟表示时体范畴的动态助词；“有”虽可加动态助词，但其语频较低。 动词具有时间属性[25：55-56：7；26]，负载着时间信息，比如，“be”各种形态变化的功能在多半情况下就是传达不同的时间信息，其时间性特征不言自明。“是”、“有”、“在”虽为动词，但其本身并不负载时间信息，不具备明显的时间性特征。世界上任何事物均存在于时空，具有时间与空间的规定性。然而，事物的时间性与空间性往往此消彼长，时间性弱往往意味着空间性强，时间性强往往意味着空间性弱。因此，“be”因其时间性强而导致其空间性弱，而“是”、“有”、“在”则因其空间性强而导致其时间性弱。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英语的“be”与汉语的“是”、“有”、“在”等词语的本质差异在于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差别。不过，要证明这一观点，需要更多证据的支持。下文我们将从词源学和民族哲学思想两个视角进一步阐明“be”的时间性特质与“是/有/在”的空间性特质。 3.“be”与“是/有/在”的词源学分析 两个对象的差异对比，越是能追溯至其原始状态，彼此的差异往往就越鲜明越本原。词源学分析为语言对比研究提供了这种可能性。通过词源学分析，可找到某个词的早期词形及其原始意义。若把握了原始意义，往往能洞悉其历经长期演化之后变得隐晦的某些原形特质。 3.1 “be”的词源 “be”以及印欧其他语言的系词有一个共同来源。根据历史比较语言学对原始印欧语的构拟，其来源有“bheue”、“es”、“wes”、“er”等①。 “bheue”的原始义有“be”（是）、“exist”（存在）、“grow”（生长）、“come into being”（产生）等义项。古英语的“beon”、“beom”、“bion”以及古高地德语的“bim”均源自此词根。前者发展为现代英语的“be”与“been”，后者发展为现代德语现在时的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单数式“bin”和“bist”。古教会斯拉夫语的“byti”、古爱尔兰语的“bi′u”、俄语的“byt’”等印欧语系词均源于该词根。而此词根还可追溯至梵语的“bhavah”和“behavati”，其义为“become”（变成）或“happen”（发生）。 “es”的原始义为“依靠自身力量运动、生活和存在”，有“显现”、“呈现”、“存在”之意[24]。古英语和现代英语的“is”、古高地德语和现代德语的“ist”、古挪威语的“es”和“er”、梵语的“asti”、古希腊语的“emai”和“esti”、拉丁语的“est”等均出自该词根，英语的“am”也源自“es”的形态变化式“esmi”。 “wes”的原始义为“remain”（保持）、“abide”（停留）、“dwell”（居住）。古英语的“wesan”、现代英语的“was”和“were”、古高地德语的“wesen”、古挪威语的“vesa”均衍生于该词根。该词根与梵语的“vasati”同源，“vasati”的语义为“dwell”（居住）、“stay”（停留）。 “er”的原始义为“move”（移动），它演化成古挪威语的“em”、“ert”、“er”、“erum”、“
”、“eru”，再演化出现代英语的“are”，冰岛语的“er、ert、erum、eru”、丹麦语的“er”以及瑞典语的“ar、aro、aren”，均与英语的“are”相当。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be”的各种形态变化在原始印欧语中均有一个动词性的词根与之相应，这是它具有与行为动词同等丰富的形态变化并且能构成汉语的“是”、“有”、“在”所不能构成的句式的根本因由。 “be”及其词源反映了印欧语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以动词性词根为根基，以动词为中心来构词构形。公元前8世纪的梵文语法学家Sakatayana提出动词能表征先验范畴（prior categories），认为名词派生于动作行为，动词是词语形成和词汇系统扩大的基础[4：（the Nirukta）[3]。之后，公元前5世纪的Yaska在其《词源学》一书中指出，大部分名词均源于动词词根，且梵语的大部分根词素具有动词性。公元前4世纪Pānini在其著作《语言结构规则》中把梵文的词类分为动词和非动词两类。更为重要的是，有一条理念贯穿于该书，即一个完整的语句必须有一个表述时体语态的动词[14]。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在早期印欧语中，语言的基础单位很可能就是动词或动词性词根，许多名词是通过词缀等手段从动词性词根或动词派生而来。的确，此类例子在梵语中比比皆是[4：（the Nirukta）8-23]，如“
”（hand）这一名词派生于动词性词根“han”，意即“to strike”；“
”（eye）这一名词派生于动词性词根“
”，意即“to see”；“
”（animal）这一名词派生于动词性词根“mrj”，意即“to go”；“
a”（gadfly）派生于动词性词根“
”，意即“to bite”；“
”（branches）派生于动词性词根“vī”，意即“to move”；“rājā”（king）派生于动词性词根“rāj”，意即“to shine”。对此，在19世纪之初，Colebrooke[2：12，38，129]也曾明确指出，梵语的词根是原生动词（crude verbs），是大多数名词依凭词缀手段的派生源。即便在当今英语，我们也可发现名词派生于动词这一语言现象的普遍存在，如从动词“act”派生出“actor”、“actress”、“action”、“activity”等名词。 3.2 “是//有/在”的词源 “是”是一个会意字，《说文·日部》：“是，直也。从日正。”本义为“正、不偏斜”，如“有孚失是”（《易经》）。其部件之一“正”的甲骨文为指事字，即在“止”（足）之上加表示方向或目标的符号。根据《说文·止部》，“正，……从止，一以止”，可见其本义为“不偏斜、平正”。“日”与“正”组合则表达一种“大正”，即很高程度的“正”[21]。在先秦汉语中，“是”在其本义之外，又发展出指示代词的用法，而作为系词的用法，大约形成并成熟于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叶[19：346-347，351-352]，并且其普遍化使用不会晚于汉代末年[22]。 再看“有”的词源。根据《说文·月部》，“有，不宜有也。春秋传日：日月有食之。从月，又声”。按照《说文》的体例，“有”显然是一个形声字。然而，若追溯“有”字更早的字形会发现，《说文》中所谓的声旁“又”在殷商甲骨文中就是“有”的早期字形之一②。“又”本义为手，以手表示“占有财富”之义。后来人们在“又”的下方加上一个“月”（肉），使其本义更为直观，即以手持肉，表示“占有”。当“‘又’+‘月’”的字形稳定后，“又”就被视为声旁了。不论“有”的形体和意义如何演替，“又”作为“有”的早期字形的事实及其象形功能显而易见，其以形表意的特性毋庸置疑。 “在”也是形声字。根据《说文·土部》，“在，存也。从土才声”，但其甲骨文中的字形为“才”。“才”是象形字，根据《说文》，“才，草木之初也”。由此可见，“才”所描摹的是小草初生状，借初生的草木表示“存在”之义。到了金文阶段，开始出现义旁“土”，表示存在于土地上。因此，所谓的声旁“才”恰恰是“在”的最早字形，其以形表意的特征同样无可质疑。 从“是”、“有”、“在”的词源学分析可知，它们的本义均由名物或名物的空间关系抽象而来，其空间性特质十分明显。不仅“是”、“有”、“在”如此，其实整个汉字系统多半以象形符号为基础。最早形成的一批汉字形体简单，多为单个象形符号，如日、月、山、水、木、牛等等。这些象形字直接描摹名物的形体，而事物的形体具有空间属性，所以这类汉字所表现出来的空间性特质直接而强烈。随着越来越复杂的思想表达的需要不断发展，汉字出现了合体字，即多个象形符号的组合，以此表达动作、性质、情态等一些抽象意义，这就有了指事、会意、形声等造字法。指事字是在象形符号上附加指示性的符号来指出或强调某个物体的某个部分，如“刃”，在刀刃一侧加上指示符号，以强调或突出“刀”这个物体用来切割的锋利部分，这也反映了名物的空间性特征。会意字由两个或多个象形符号组合而成，如“休”，表示人在木（树）下，为“休息”之意。“休”不仅描摹人和树各自的形体，把人与树之间的空间关系也表现了出来。形声字通常一部分表声，另一部分表意，但汉字用作声旁只是其功能的扩大，而非转变。如“马”本为象形字，形声造字法出现后，既可用作形旁（如“驾”），也可用作声旁（如“码”）。有些形声字的声旁之所以为声旁，是因为其本身就是该字的早期字形，如“又”与“有”的关系。再如“燃”，本字为“然”，本义为以火烧犬肉，后来多用于表示“这样”、“对”等意思，因其本义反倒不为人所熟知，所以人们就给“然”字加上形旁“火”，专门表示“燃烧”之意。总之，脱胎于象形文字的汉字无论如何嬗更，均难以彻底割裂其文字基因，其以形表义的基本空间特性难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诚如我国著名文字学家裘锡圭[15]和周有光[30]以及西方著名汉学家何莫邪[3：37]所言，汉语文字具有并保持着意音文字（logogram）的特性，即一种图形符号，既代表语素，又代表音节。 根据上文分析，“be”在现代英语中虽不是动作类动词，其构成的句式多数也是表静态意义，但其源词却是不折不扣的动词。而“是”、“有”、“在”，若分析其原始形式，则是一些表示名物空间性特征的象形符号。众所周知，动词是时间信息的负载者，以动词词根为构词构形构句的基础，其所反映的是对时间性的偏重。这样的语言如英语等印欧语长于对事件的表述，在句法上表现为以动词为中心构造各种句式，注重事物的行为、动作、变化等时间属性。而像汉字那样的象形符号所描摹的则是事物的空间属性，以此为滥觞的文字系统所反映的是对空间性的偏重。汉语以名词为中心，其动词实质上是名词的一个次类[16：17]。的确，汉语长于描摹名物的空间性特征，即使没有动词，也可以借用表达名物的名词来构造语义复杂的句子，如（11）、（12），因为名词具有空间属性[25：55-56：7；26]。同时，这样的语言在句法结构上表现为离散性、块状性和可逆性[23]，如（13）。 （11）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赵师秀《约客》） （12）日晕三更雨，月晕午时风。（农谚） （13）a.他喜欢骑自行车。/He likes riding bicycle. b.骑自行车他喜欢。/*Riding bicycle he likes. c.自行车他喜欢骑。/*Bicycle he likes riding.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be”与“是/有/在”的本质差别在于“be”的时间性特质与“是/有/在”的空间性特质。同时，时间性特质和空间性特质也是英汉两种语言的本质差异[23]。以往英汉对比研究把两种语言的差异归结为形合与意合、抽象思维与具象思维、静态与动态等，这无疑是对英汉语言对比研究的一大贡献，但若继续往深处追问，上述每一对差异仅能解释英汉的部分语言差异现象，所以也可能是表层的而非本质的，而时间性特质与空间性特质这对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本质特征很有可能是英汉乃至印欧语与汉语最为根本的差异[23]。 4.“be”与“是/有/在”的哲学分析 西方哲学从古希腊起，学派林立，竞相发展，然而其基本立足点都在于对系词“be”的不同理解和阐发。“being”既是西方哲学或形而上学的奠基性范畴，同时也是西方形而上学不同时代不同学派哲学主张演化的基础性范畴，甚至是反形而上学传统的现代西方哲学不同学派演化的基础性范畴[20]。毫不夸张地说，一部西方哲学史几乎就是一部关于“being”的论争史。 哲学代表一个民族的基本思维方式，语言同样反映该民族的思维方式，就这一意义而言，哲学和语言学是互通的。再者，哲学理论通常是建立在对语言分析的基础之上，如海德格尔[9]的《形而上学导论》一书，就是围绕“究竟为何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③这个问题展开讨论的，在不断问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结合对“be”的词源和句法特征的分析，揭示和澄明了“being”的全部哲学内涵。因此，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直接反映语言的基本特征。 以基础性范畴“being”为研究内容的哲学领域是本体论（ontology）④，我们在下文就是从中西方哲学本体论的视角来考察“be”与“是/有/在”的哲学内涵。 4.1 “be”的哲学分析 “being”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是巴门尼德（Parmenides）⑤提出的。巴门尼德哲学的全部追求在于探寻一条通往真理的途径，这条途径需要在“being”与“not being”之间做出选择，西方哲学两千多年来关于“being”的追问和探索均发端于此。使“being”成为西方哲学最高范畴的哲学家则是亚里士多德，他把“einai”（be）的阴性分词“ousa”改写成“ousia”，借以表达“being”这个最高范畴，并将其列为十范畴之首。研究“ousia”的学问被亚里士多德称为第一哲学，于此夯定了其基础性地位。自此至黑格尔（Hegel）时代，以“being”为研究内容的学科，即后来的“ontology”，成为西方哲学的核心，“being”也就因此成为西方哲学最高的普遍原理，可以泛指一切存在。 “being”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自产生之日起便与时间问题结下不解之缘。巴门尼德之前及其同时代的哲学家思考的焦点是“这个世界是什么”，把宇宙“本源”或“始基”视为某种确定的东西，并视之为万物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和依据，如米利都学派的“水”、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等。而巴门尼德则把“being”当作一种现象过程，将追问“这个世界是什么”这一形而下的宇宙论问题上升到本体论问题的形而上加以追问，即“这个世界是如何呈现的？”。他认为，“being”是“beings”（存在者）的原因，即“beings”是在“是”（being）的过程中得到显现的。比如“那是书”，“书”是在“是书”的“是”（being）的时间性过程中得以呈现的。他的这种观点成为其后西方哲学的传统，思想家们对时间的关注犹如呼吸一样自然，他们总把“being”以及与之相当的概念如“idea”（理念）、“substance”（实体）、“phenomenon”（现象）等放在时间视域之中加以审视。比如，奥古斯丁（Augustinus）认为，上帝的存在方式是永恒，受造物的存在方式是时间；笛卡尔（Descartes）和斯宾诺莎（Spinoza）都认为，存在是实体，时间是实体的一个样式；黑格尔则认为，时间是通达永恒真理的一个途径。康德（Kant）把时间的哲学地位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认为时间作为感性的直观形式而被内化为认识主体的一个先天条件，这成为西方哲学关于时间研究的分水岭，其后的许多思想家对时间的重视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胡塞尔（Husserl）认为，内在时间意识与意识体验的普遍性结构中的其余一切意识形式和结构都以时间为前提[12：17]，对象是被意识活动“构造”出来的，意识本身就是时间性的[18：11-12]。胡塞尔的学生海德格尔[8]的名著《存在与时间》（其德文书名是Sein und Zeit，其英文书名是Being and Time）成为西方哲学对“being”之时间性阐述的巅峰之作。关于存在与时间的关系，海德格尔[10]指出，存在（being）就是时间，不是别的东西。 西方哲学思想家对“being”之时间性的关注成为一种习惯和传统，并非因巴门尼德有多么强大的号召力，而是由“be”的特性所规定的。如上文分析，“be”在语言中的诸种形态表现，均有其词源学上的原生形式，而且均具有动词性语义，如“生长”、“运动”、“生存”、“移动”等。尽管它们经演化而形成印欧诸语言几十个拼写各不相同的系词，但这些词根的时间性“基因”却在印欧语的系词身上依然得到承继。巴门尼德恰巧成为最早提出“being”学说并解释其时间性的思想家，其后无论谁，只要涉及“being”，就无法轻忽其母体“be”所带来的时间性特质，即便是强调上帝永恒持存的经院哲学家奥古斯丁也是如此。因此，西方哲学习惯于将“being”与时间联系甚至等同起来，总是将“being”置于时间视域中进行审视。反过来说，西方哲学本体论思想对时间的关注，我们认为正是“be”的时间性特质恰如其分的表现和诠释。 4.2 “是/有/在”的哲学分析 “是”、“有”、“在”作为哲学概念，只有“有”成为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基本范畴之一。“是”总是跟“非”对举，并且中国哲学的“是非”是从认识论和价值论角度阐述的，多半表示是非对错的价值判断。比如庄子认为“是”和“非”不是存在物的属性，而是人的主观判断，只有“吾丧我”，跳出“我”这个阈限，才能摆脱烦恼[5]。至于“在”，只是用来翻译“being”的一个常用词，中国传统哲学并未对其作过系统的本体论意义上的阐述。鉴于此，在本节我们仅限于讨论作为中国哲学本体论核心范畴之一的“有”。 中国哲学史上，最早提出本体论问题的思想家是老子，在其《道德经》的第一章就界说“道“、“无”、“有”三者的实质及其彼此间的关系，“道”、“无”、“有”由此构成了其本体论的关键。老子认为，“道”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同时他认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⑥，“有无相生”。然而，这些阐述颇具模糊性，导致后人在解读其思想时，持有两种意见：一是从“有生于无”出发，认为“无”高于“有”，“无”即“道”，“有”从“本无”的“道”中产生[6：6]；二是从“有无相生”出发，认为道统有无，“有”和“无”是对等概念[1]。庄子对“道”的思想作了阐述，认为“道”不是具体的存在物。“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庄子·在宥》）。老庄之后，魏晋时代的王弼主张“有生于无”，认为“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在王弼看来，“无”为“无形无名”的形上本体，“有”为“有形有名”的具体世界，“道”与“玄”、“深”、“大”、“微”、“远”都是对“无”这一本原的某一方面的指称[11]。 从老庄到王弼，他们在讨论本体论问题时，无不把阐述“道”、“有”、“无”三者的关系作为立足点，也就是说，把握中国哲学本体论的神髓，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需要透视“道”、“有”、“无”三者之间的关系，因此“道”、“有”、“无”是中国哲学本体论的三个要害概念。“道”或“无”为最高范畴，是宇宙的本原，“有”派生于“道”或“无”，表现为宇宙万物。若说“道”或“无”在中国哲学的地位与“being”在西方哲学的地位旗鼓相当的话，“有”就相当于西方哲学的“beings”（是者、存在者）。然而，“道”、“无”、“有”与“being”的差异是明显的，首先，“道”或“无”是“有”产生和存在的基础，这表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带有明显的宇宙论色彩。第二，西方本体论思想认为“beings”是在“be”的“being”过程中呈现的，而“有”是如何生于“无”的，老子、庄子等思想家对此却没有追问并加以回答，换言之，他们在考虑“道”、“无”、“有”的同时却未曾考虑其过程问题，即未曾将它们置于时间视域中进行考量，而是在“道/无一有”这种“整体一个体”的整体性思维框架内展开其哲学追索的[29：286-291]。 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范畴“道”、“无”、“有”几乎未曾被纳入到时间视域进行阐述，究其原因，可能是这些字（词）的本质决定的。如前文所述，汉语的文字系统具有明显的空间性特征，长于空间描摹，而非时间表述，这自然会影响到汉民族的思维方式。反映到哲学中，就是思考“存在”（being）问题时往往轻忽时间性而注重空间性。饶有意味的是，即便对“道”、“无”、“有”三者之间关系的思辨，老子似乎在许多情况下是将这三者当作名词来使用，而未曾完全将“有”当作一个动词，如“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在此的“有”显然具有名词性，而且在当今汉语，“有”在与其他词语的许多搭配中，也表现出其名词性特征，如“包罗万有”、“化为乌有”、“互通有无”、“攫为已有”、“无中生有”、“磬其所有”等。如前所述，对名词的偏重实际上就是对空间信息的关注。 综观中国哲学的不同流派，“整体一个体”的空间整体性思维是其共同特征。从《易经》可发现，整体地观察世界已成为汉民族的一种牢固的思维方式，“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所表现的就是空间整体性思维特点，其意思就是只顾局部而不获整体的后果，这反映了将整体视为事物之本质和主旨的思想[13：46]。道家的“道统有无”、儒学之精髓“天人合一”、中医的“整体施治”等思想均建立于整体性思维基础之上。可以说，整体观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整体观视野下，个体事物与其所处之整体的空间关系是其众多属性中的首要属性。中国哲学的这种重空间而轻时间的传统，是“有”的空间性特质的一个很好注解。 本文通过对“be”与“是/有/在”的词源学分析和民族哲学思想分析，阐明了“be”与“是/有/在”的本质差异：前者具有时间性特质，而后者则具有空间性特质。 “be”及其各种变化形态源自原始印欧语动作性词根“bheue”、“es”、“wes”、“er”等，并把表达动作行为、变化的时间性属性继承了下来，因而具有时间性特质，而“是”、“有”、“在”与其他许多汉字一样，均脱胎于描摹事物外在形状的象形符号，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字形字义有些虽已发生巨大变化，但其空间性属性并未因此而发生根本性的更革。西方哲学本体论的“being”所包含的“自我呈现”的时间性特点，以及由此形成的把“being”纳入时间视域进行考察的传统，多半是由“be”源自其原始词根的时间性特质所决定的。相反，中国哲学本体论并不十分注重时间，而是把空间关系当作事物的第一属性，“道”或“无”作为整体空间，“有”作为整体空间之内的具体万物。这种“整体一个体”的哲学思维与汉字的空间性特质具有一脉相承的基因关系。 笔者衷心感谢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陈平教授对本文的悉心指导。因英语“be”含有汉语“是”、“有”、“在”等意，故对举时本文将“是”、“有”、“在”写为“是/有/在”。 ①除标明出处的以外，关于“bheue”、“es、wes的相关内容，本文均参考了“词源在线”（http://www.etymonline.com）。该网站认定词源的依据来源于72种自1829年至2008年间欧美各国出版的词典。关于“er”的相关内容，本文参考了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Indo-European Roots（Calvert Watkins，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00）。 ②另一字形为牛头状象形符号。 ③这里“在者”为“beings”，“在”为“to be”，“无”为“non-beings”，“不在”为“not to be”。 ④“ontology”有多种译法，如“是论”、“万有论”、“存在论”、“本体论”等等，为了避免先入为主的弊端，本文暂且采用“本体论”的译法，以避开“是”、“有”、“在”三个词。 ⑤巴门尼德所说的“是”希腊文为“estin”，相当于英语的“is”，这是由巴门尼德时代希腊语的特点决定的。本文把“estin”视为等同于“being”的概念。 ⑥此句在郭店楚墓本《老子》上表述为“天下万物生于有，生于无”，是“生于无”还是“有生于无”，尚有争议[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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