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消费黏性与中国低消费率之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黏性论文,之谜论文,中国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消费率偏低尤其是居民消费率过低，是目前困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消费率（居民消费率）是指最终消费（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近年来，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国民经济步入中速增长轨道，如何有效地激发居民消费需求逐渐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关键，也对世界经济均衡稳定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但与我国GDP持续快速增长显著背离的是，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一直处于“异常”的低水平。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标准普尔公司、麦肯锡公司等国际机构近年相继发表评论，将这一现象称为“低消费率之谜”（low consumption ratio puzzle）或“低消费率难题”（low consumption ratio problem）。与此同时，中国的消费问题也引起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学者的关注。詹姆斯·莫里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埃德蒙·菲尔普斯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及知名经济学家邹至庄等分别就中国的消费率过低问题表示忧虑。著名地理学者布鲁恩·斯坦利也认为，中国消费者的世界观和伦理观以及中国特色的消费主义，是未来值得中国地理学界深刻思考和研究的七项关键主题之一。[1] 总体而言，我国“低消费率之谜”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从全球经济地理范围来看，我国居民消费率大幅低于世界发达国家和相同水平国家。根据世界银行2013年发布的统计数据，2012年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仅为34.65%，在252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246位，远低于世界60.49%的平均水平。同时，这一消费率既低于高收入国家，也低于中低收入国家。比较而言，距高收入国家的61.60%相差近27个百分点，其中，比美国的68.64%低34个百分点，比日本的60.91%低近26个百分点，比欧盟的58.58%低24个百分点；距中等收入国家的54.77%相差近20个百分点，其中，比巴西的62.34%低28个百分点，比印度的60.25%低25个百分点，比南非的61.23%低26个百分点；距低收入国家的77.64%相差43个百分点。二是从我国区域发展来看，各省消费率普遍较低且省际差异十分显著。根据尹希果和孙惠等的研究，我国各区域和各省居民消费率整体较低且分布极不均衡。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呈“U型”，上海呈“直线上升”，贵州呈“倒N型”，其余27个省、市、自治区（西藏除外）都大致呈现出改革开放后三四年内逐步上升，此后一直下降的趋势，呈现出“倒U型”走势。近年来，省际居民消费率的离散程度呈现扩大趋势，居民消费率的差距日益拉大。[2]三是从我国的消费政策来看，各项扩大消费的政策存在一定程度的弱有效性。近年来，我国政府分别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完善社会保障、鼓励家电等产品下乡等一系列措施以刺激消费，但目前消费疲软的状况仍没能得到改善，居民消费率和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仍然呈下降趋势。很多学者开始注意积极的消费政策对刺激消费（尤其是提高消费率）的有效性。邹至庄教授认为中国政府刺激消费的政策不会成功。[3] 关于低消费率现象的成因，主要有三类代表性观点：（1）历史文化说。即认为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之所以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历史和文化传统因素的影响是第一位的。叶德珠认为，东亚儒家的“节俭”思想会对消费产生抑制作用，由于对儒家思想的作用机制认识不足，政府刺激消费政策出现干预无序和无为的局面。[4]但是从实际情况看，上述观点只能部分解释我国的“低消费率之谜”。尽管东亚国家的总体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从个体情况来看，这些经济体并没有低到中国的程度。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日本、韩国、中国香港、蒙古的居民消费率大多在50%以上，比我国高出15个百分点以上。除蒙古的有关数据剧烈变动以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消费率都较为稳定，35年来始终维持在较高的水平。（2）阶段抑制说。这种观点认为，我国现阶段高投资和高政府支出的发展模式会“挤出”消费，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流动性约束、消费渠道不顺畅会“制约”消费，未来的不确定性会“抑制”消费。但是，从后发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其他典型经济体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尽管消费率也偏低，但远远没有低到中国的类似程度。例如，日本在快速发展的1980年居民最终消费率为55%，韩国1990年为52.3%，马来西亚1990年为51.8%，泰国1990年为56.6%。这些国家的消费率都比中国当前高出十几至二十几个百分点。另外，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各种刺激内需政策的出台，低消费率的状况并未发生明显改善，这说明预防性储蓄理论[5]和流动性约束理论[6]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的低消费率问题，还存在其他重要的影响因素。（3）数据失真说。针对消费率明显偏低的现象，少数学者开始质疑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统计方法。朱天和张军认为，目前关于中国消费率太低的观点是基于失真的官方统计数据；官方统计数据大大低估了中国的消费水平，中国的真实消费率应该比官方公布的数据高10到15个百分点，达到GDP的60%至65%。事实上，在过去的20年间，该比率一直稳定在60%左右的水平。[7]这一观点实质上不是对“低消费率之谜”的解释，而是从根本上消弭了这一问题。 二、跨理论视角中的消费增长：空间、黏性与行为 基于前述问题意识，我们认为中国的低消费率问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仅仅依靠单学科的解释只能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过度抽象化和严格假设，从而缺乏解释力，因此，关于低消费率问题，应从中国基本现实出发，借助经济学、经济地理学、行为学等多学科、多范式的相互融合来进一步加强创新性研究。近年来随着经济学科的发展，行为因素、地理因素等越来越成为经济学理论的重要依据，这也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例如，后凯恩斯主义学者明确提出，要反对新古典消费理论所贯穿的“非社会”的、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转而强调人们消费行为的社会历史性。[8]从经济学与其他学科对话的理论构建来看，空间消费理论强调的商品在“专精化”空间中形成新的认同形式过程，本质上也对应于消费函数理论特别强调的“偏好外部性”（preference externality）；信息的渐次传递和被接受的过程，在消费经济理论中往往也会通过“黏性信息”（sticky information）概念来进行刻画。经济学自身在经历了“棘轮效应”、“示范效应”、“过度平滑”、“随机游走”等一系列的消费现象探讨之后，逐渐形成新的科学概念即“消费黏性”（consumption stickiness）。而新零售地理学也相信社会的交换秩序有各种不同的模式，地理学应该成为能够处理消费者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场景中，在意义的结构网络当中，在物质界线里，带着商品，如何、为什么与在哪里行动与互动的研究架构。[9]在经验研究中，一些跨学科的研究，如弗莱基（Furaiji）等证明文化因素、社会因素、个体因素、心理因素、产品因素、价格因素、促销因素、地理因素与消费行为具有强关联。[10]莱万（Lawan）和赞纳（Zanna）将阶层、社会规范、时尚、风格、地理、节日、服饰传统、着装标准等文化地理因素作为外生变量，将收入、预算、家庭规模、供给、基本需要等经济因素作为工具性变量，将年龄、教育、生活方式、直觉等个体因素作为内生变量，证实地理环境、阶层、社会规范等对消费行为存在显著影响。[11]上述研究状况表明，不同学科对话的条件正在逐渐成熟。 从当前理论研究对消费问题的总体把握来看，经济学通过构建与不断完善一般性消费函数理论，为消费问题研究确立了基础性的逻辑框架。新经济地理学从厂商空间集聚的角度在城市空间层面为消费与空间的互动建立了研究框架。而行为学、消费空间理论等则为居民消费行为与消费空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确立了微观机理。上述三个方面既各有侧重，同时也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一）黏性信息、习惯形成与黏性消费增长 从1936年消费函数概念提出开始，西方经济学界陆续提出了绝对收入假说、相对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假说、理性预期—持久收入（REPIH）假说等一系列消费理论，并从理论的可信度与经验研究的角度，产生了预防性储蓄假说、流动性约束假说、λ假说等理论假说。近年来，经济学逐渐将习惯、心理等因素引入消费函数的研究。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卡罗尔等提出的黏性消费增长理论框架。该框架主要包括黏性信息与习惯形成两大核心概念[12]，很好地继承和吸收了新古典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后凯恩斯学派等关于消费函数理论的研究成果，为解释现实中出现的诸多经济现象提供了更为合理的、基础性的概念框架，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认可。这一理论框架主要基于以下两大支柱： （1）黏性信息。经济学历史上形成的多种消费理论，如绝对收入理论、恒久性收入理论、相对收入理论、生命周期理论等，大都没有考虑未来信息流约束的影响，或隐含地假定了充分信息。如恒久性收入理论就隐含地假定人们对未来的恒久收入具有完全信息，意外收入冲击不能改变人们的恒久性收入，临时收入增长不会促使人们增加当期消费，减税与补贴之类的政策并不会像凯恩斯认为的那样具有平抑经济周期的作用。例如，霍尔假定人们对最优统计预测所需要的所有变量具有充分信息，在理性预期假设下，消费的增长是随机游走，不可预测的。而坎贝尔和曼昆等人认为，消费对过去已知信息具有过度敏感性，对持久收入冲击的反应具有平滑性。[13]黏性信息常常假定消费者的预期调整是泊松过程，且在每一期，更新信息的概率不变，一旦人们更新了信息，就得到了完全信息，对未来的预期是理性的，黏性信息假设使得当期消费既受对未来消费预期的影响，也受滞后信息的影响。在黏性信息下，虽然消费者的预期是理性的，但只会间隔一段时间更新其信息和调整计划，新信息是渐进地传播给消费者的，总消费因此而具有过度敏感性；当出现恒久性收入冲击时，只有一部分消费者会注意到这一冲击并及时做出反应，总消费对恒久性收入冲击的反应就具有过度平滑性，或其敏感性较低。由于总消费对冲击的反应具有迟滞性，迟滞程度取决于信息成本与收入波动的大小，因此，黏性信息能够同时解释消费的过度敏感与过度平滑之谜。 （2）习惯形成。近年来，“习惯形成”成为国外主流经济学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例如，斯米茨（Smets）和沃特尔斯（Wotners）、艾德（Edge）等、安德里森（Andreasen）建立了含有消费习惯的中等规模经济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GE）模型，发现消费对冲击的反应更加迟缓，会产生一个“驼峰型脉冲响应”，而不是简单的衰退曲线。[14]上述结论也与克里斯蒂安诺（Christiano）等人应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和美国数据，以及卡罗尔等应用工具变量回归和13个发达国家数据的经验研究相符。[15]卢比奥—拉姆利兹（Rubio-Ramrez）、埃米塞诺（Amisano）和特里斯坦尼（Tristani）、多哈（Doh）、霍尔等对非线性的消费习惯模型进行了验证。[16]安格里尼（Angelini）认为，习惯形成的影响越大，消费者就会变得越谨慎，劳动收入风险对消费的影响也就越小。[17]对于“低消费率之谜”，国外学者应用黏性消费增长框架进行的研究还比较少，且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习惯形成”对谨慎性储蓄的影响方面。卡罗尔等估计了13个发达经济体中消费增长的黏性程度，在控制测量误差之后发现，居民消费增长有很大程度的自相关性，各国的平均黏性系数为0.7。黏性消费增长模型比卡贝尔和曼昆的拇指规则能更好地描述累积消费增长。迪安兹（Diaz）等在一个新古典框架下考察了“习惯形成”对谨慎性储蓄的影响，发现习惯形成使消费者更注重消费的平滑性，从而会持有更多的资产。[18]史密斯（Smith）认为习惯形成使消费波动的方差减小。[19] 目前国内对“消费黏性”的研究还比较少，且大多集中在“习惯形成”方面，而对“黏性信息”的研究非常少见。根据我们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经济与管理”类别的检索，题目中含有“消费黏性”或“消费粘性”的核心期刊文献仅有1篇，发表于2011年；含有“信息黏性”或“信息粘性”的核心期刊文献总计5篇，均发表于2010年之后；含有“习惯形成”的核心期刊文献共有32篇，其中，2010至2012年形成一个研究的小高潮，3年发表论文18篇，占论文总数的56%，但从内容上看，其中9篇文章均为金融或资产定价领域研究。已有的经验研究文献表明，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均具有习惯形成特征。 （二）空间集聚、城镇化与消费增长 从城市空间维度对消费进行的研究，主要出现在经济学与地理学的交叉学科——新经济地理学中，集中反映在城市化过程与消费增长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文献中。新经济地理学认为，消费增长与厂商的空间集聚存在“累积循环因果效应”。藤田（Fujita）和克鲁格曼（Krugman）将集聚的发生表示为较大的规模经济、较低的运输成本，以及制造业产品在消费支出中较大的份额和一种结果。[20]消费者对产品的多样性需求和厂商对规模经济效益的追求，使得消费者（劳动力）和厂商有动力在城市这一能产生集聚效应的地区集聚。随着厂商数量的增多，这个地区能生产更多的产品，进而使得市场上的产品和均衡价格与其他地区相比更低。产品价格下降的结果将对当地的劳动力/消费者产生正向的收入效应，即地方工业品供给的多样化提高了劳动力/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工业发展的前向效应）。同时，也会引起更多的人向这个地区迁移，进一步引起更多的对工业品的多样化需求和厂商集聚，即空间集聚和消费需求增长是互为因果的，空间集聚不仅增加了消费的总量，也会提升消费倾向，从而提高消费率。 （三）城市消费空间、消费决策与消费增长 与消费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从一般性消费函数、城市空间聚集进行研究的角度不同，一些学者从个体行为决策的层面对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了分析。这类研究尽管没有对“消费率”问题给予直接的关注，但对空间或外部环境与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探索。主要有三个方向：（1）行为经济学理论。行为经济学将心理学与经济科学有机结合起来，修正了主流经济学关于个人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偏好一致性等基本假设，围绕情境理性、框架效应、损失规避等核心概念，建立了有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消费者行为理论框架。（2）行为地理理论。由于消费者的购物行为会受到来自外界环境和内在属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地理学也对消费行为决策和商业设施物质空间结构、城市商业环境设施与空间分布、日常生活空间、居民的属性特征等给予关注，侧重于描述影响居民购物行为空间决策的各种因素，包括购物地选择的信息来源、出行方式、可达性、消费心理等主观态度因素以及购物地离家距离、购物地所提供的商品种类丰富程度等客观因素。相关文献先后提出了零售引力法则、中心地理论、引力模型、购物中心层次性系统发展模型、空间需求模型、消费者链式购物模型等理论。（3）空间消费理论。空间消费理论一般将消费视为一种社会过程。消费空间不是简单的地理与物理的空间交集，不是单纯的买与卖的地方，而是需要承载诸多功能的社会空间。正如鲍德里亚所述，消费领域是一个富有结构的社会领域。不同收入、性别、年龄、品位、职业诸多社会类别之间的差异，通过商品与服务的组合、品牌符号的编码嵌入消费空间的意义体系里。消费生活方式的完成过程实际上是空间化的消费生活方式过程。居民的不同消费属性和消费阶层及其消费行为构成，能充分体现城市内不同消费场所的社会空间构成与消费（需求）质量水平。消费场所也体现了他们对应空间化消费的生活方式。[21]例如，城市是一个坐落在有限空间内的各种经济市场（住房、劳动力、土地、运输等）相互交织的网状系统。这种集中的特点使得现代城市成为推动消费发展的关键场所。同时消费和消费者具有非均质性和流动的特征，空间不只是消费发生的背景，而且与商品、社会和文化共同构建着个体和集体的消费活动，消费在地方发生，地方又影响着消费的具体过程。 经济学、地理学、行为学等都对消费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但从已有的文献来看，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跨学科和跨理论研究较少，相关研究还有待加强。当前消费经济学基础理论还缺乏对消费空间的重视；新经济地理学对消费的研究更多的是从生产聚集角度开展的；而地理学更侧重于消费空间和城市居民个体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各学科交叉融合、相互印证的程度还需要提升。二是对“消费黏性”和“消费率”问题的研究还比较少。从目前消费经济学最前沿的进展来看，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二元分野正在消失，跨学科研究的基础和条件正在成熟。但无论是消费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还是空间消费理论等，都没有对彼此之间的深厚关联关系予以充分的重视，尽管有学者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同时，截至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黏性消费”的研究还很少，正处于前沿理论的初步引进阶段。三是我国关于“低消费率之谜”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与低消费率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形成显著对比的是，尽管目前我国许多研究已经注意到“低消费率”这一现象，但受到理论工具、基础数据等条件的制约，还缺乏对其内在机理、决定因素、历史阶段性、临界转换条件等深入细致的研究。 三、城镇化扩大消费的机理：一个探索性分析框架 从加强对中国基本现实的解释力出发，考虑到城镇化进程与消费空间的密切关系，基于前文对黏性消费、空间与消费互动已有研究的分析，我们从跨理论视角和黏性消费增长框架出发，将空间与消费联结起来，力图深入研究居民消费行为与空间的互动机理，提出一个基于我国城镇化进程与消费关系的探索性分析框架。 （一）空间与消费的联结 联结空间与消费，研究个体的消费活动与空间环境之间的关系机理与互动机制，对于揭示我国“低消费率”现象的微观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含义。正如区域经济学之父伊萨德（Isard）所述，考虑到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在不同时间与不同地点独立发生的特质，以及明显存在的区域差异和不同地区人民福利间的巨大不平等，一个综合性的经济理论或社会理论应该包括时间与空问两个维度，“空间”是可以被区分、分离并评估出其空间效用的。忽视空间差异性（spatial differentiation）和空间非平稳性（spatial non-stationary）的存在会极大地影响理论对现实情况的解释能力，也会降低模型的预测分析能力。[22]从规范研究的角度来看，我国消费空间差异的最显著特征是城乡差异，将空间与消费联结直接形成了两类在空间上相互分隔的异质性消费群体。 在“低消费率”这一现象背后是我国微观家庭消费倾向过低和消费支出增长乏力。在消费黏性即当期消费与前一期消费的自相关特性下，居民当期的消费将导致下期同等消费效用水平的下降，从而使得消费者不仅平滑消费水平还将平滑消费增长。由于消费在本质上是空间性建构与分布的，居民消费行为本身与消费空间环境构成具有互逆与相依性质的关系，因此，不同消费空间会形成不同的消费行为。空间环境（诸如城乡空间结构、家庭区位、区位选择、所在地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制度等）影响人们的偏好与消费行为，反过来，人们的消费偏好与消费选择行为又影响到空间结构的变化（比如，通过人口的区位迁移、行为转换等）。相关的关系机理与互动机制是揭示我国“低消费率之谜”的微观基础及城镇化扩大消费的内在机理的重要路径。 消费是微观经济分析与宏观经济分析的关键枢纽，承担着解释宏观经济运行的总量波动与结构变迁原因的重要职能。低消费率问题具有重要的经济地理特征：一是世界各国消费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地理差异，我国各省区消费率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二是从微观的家庭消费行为来看，居民在消费行为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尤其是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倾向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三是消费增长存在显著的政策响应黏性。从世界范围来看，消费率对于经济增长和政府政策均具有一定的响应黏性。以世界经济发展和政府健康支出为例，消费率与各国人均GDP和健康公共支出之间的关系极其微弱（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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