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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金融风暴及影响
进入90年代，全球爆发了三次金融风暴。第一次是1992年的英镑危机，导致英镑退出欧洲汇率机制；第二次是1994年底的墨西哥货币贬值危机，导致其近两年的经济衰退；第三次则是1997年下半年刮起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其风势由南向北移动。韩国民众担心的“四位数时代”，即“1美元＝1000韩元”的局面终于出现了。韩国金融形势的恶化， 对本身已有信心危机的日本银行业又是一记重击，使一批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倒闭，最终形成了震撼国际社会的东亚金融风暴。
当前人们关心的问题有三：一是东亚金融风暴是否业已过去？二是东亚金融风暴造成多大影响？三是被金融风暴袭击的国家和地区能否重建“家园”？东亚货币和股市双双暴跌，主要是由经济因素造成的，而货币和股市暴跌，又对其经济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对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两个方面加以估量。
对区域经济影响而言，东亚国家和地区为了稳定金融形势，自然要采取收紧银根和整顿金融秩序的政策，包括关闭有问题的银行、缓建和停建一些大型项目和工程、倒闭一些债务累累的企业等等。加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列的“猛药”，其核心措施也是实行紧缩性的“减速计划”。因而必然造成经济增长率迅速下滑和失业激增的苦果。据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最新预测，1997年，泰国的经济增长率约为1.6%，印尼为5%，马来西亚为5.5%，菲律宾为4.5%，韩国为4%—5 %，而日本则不及1%。这与东盟国家以往8%—9 %的高速增长形成了明显的反差。1998年金融风暴的后续影响将更为严重，一些国家的经济有可能处于零增长或负增长的状态，从而又不能不严重影响整个东亚地区经济。尤为严重的是，1998年东南亚银行业的呆账将出现新的高峰。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银行呆账将达到750亿美元， 占四国银行贷款总额的15%以上。为避免呆账造成银行倒闭，各国中央银行纷纷要求银行增加贷款损失准备金，但这一措施将大幅度减少银行利润，给银行的经营发展带来新的困难。东亚金融风暴还使有关国家和地区人民持有的资产和实际收入大为“缩水”，许多人的生活水平重新降到贫穷线以下，人心更加浮动，并有可能引发某种程度的社会动荡和不安。
对世界经济影响而言，东亚金融风暴带来多种负面影响：一是对全球各地股市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这一冲击既造成经济基本面恶化，又有对连续6年世界性多头股市膨胀的“健康减肥”作用。 二是世界各国对东亚地区的出口减缓，全球贸易将再度萎缩，贸易保护主义会有所抬头。三是国际资金流动将更为谨慎，国际利率有可能升高。90年代以来，私人资金大量流入发展中国家，如果资金流入减缓或逆转，有些国家的经济繁荣将随之消失。四是世界经济增长放缓。据西方经合组织预测，由于东亚金融风暴的影响，1997年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率已下调0.2 个百分点以上。尤其是日本，与亚洲各国的经济关联性最大，日本对亚洲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43%，对亚洲新兴国家的投资有50%属于直接投资、30%的金融投资、20%的债券，因此，日本所受影响最大，已向下修正了1998年经济增长指标。其他主要国家也已下调其经济增长率。估计1998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低于1997年，约为3.5%左右。
但是，今天的亚洲，特别是东亚经济是否如有人所说的“撞上了高墙，奇迹将消失”呢？如果以个别国家来说是可能的。但就此预言东亚经济将一蹶不振，尚为时过早。即使是一些“重灾国”，如果能按市场规律着手解决问题，外汇市场恢复正常的操作，利率将有望调低，加上货币贬值所带来的刺激出口市场的效应，人们应该可以预期到，它们经过2年至3年的调整，将能够走出经济衰退的阴霾。从目前迹象看，可以说最严重的时刻已经过去，但这场风暴却未就此停息，当前的“超贬”现象涉及信心问题。在信心上的震荡是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才能消除的。目前，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工作是坚定人们的信心。随着金融市场的整顿，东亚地区的币值将会回归到它的均衡价位，从而将危机化为转机。世界经济运行的良好趋势仍将继续维持。
信息时代金融风险防范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金融领域的高收益和高风险，往往使人目瞪口呆：旦夕之间，可以使一家金融机构或一个国家从国际金融市场中获利暴富，也可能导致全盘皆输，甚至倾家荡产。在现代经济中，一个国家要有能力分享国际资源，但更要有能力保障自己的经济金融安全。
国际国内的许多金融风险事件，特别是去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动荡，使人们认识到强化现代金融风险管理的迫切性。
信息技术的发展，缩短了交易时间，降低了交易成本，增强了交易的灵活性，但同时也削弱了交易的可控性，增大了交易的风险性。传统的现钞流通和书面票据清算，总会留有时间上的大间隔和空间上的大距离，一旦发现风险征兆，还有一段预防时间和追赶的距离，有可能采取挽回或补救的办法；而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中，信息（电子）货币和网络银行正改变着货币的国别性和银行的地域性，传统的金融交易和清算手段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谁在信息基础和信息制度方面占优势，谁就在金融资源的利用和金融风险防范方面占优势。
在信息社会里，最基本的是要防范操作性风险。最大的操作风险，是由于内部控制不严或授权范围和职责不清，对内部失职和外部欺诈不能及时作出反应而导致惨重的财务损失和信誉损失。当年，英国巴林银行职员里森的越权交易和内部控制失效，导致一家显赫百年的老牌银行的破产就是一个实例。所以在信息社会里，金融安全观念至为重要。提高金融安全意识，不是限制金融信息的交流，也不能用行政手段限制金融市场的发展，而是要使人们充分了解信息的价值、风险和责任。
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国际上金融创新的潮流一浪高过一浪，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层出不穷。先进的金融工具，都同信息技术的利用分不开，但任何工具都有其两重性，因此需要有严密的技术设计和周全的预控机制。
今天，资金借贷观念应当上升到金融工程观念，人们应加快发展金融工程的研究和应用。现代经济的流动性、延展性和跳跃性正在不断增强，人们只有适应这种变化，才可能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和防险能力。
在信息社会里，今天的一元钱货币和明天的一元钱货币是不等值的；金钱的借贷关系也是可以变动的，甚至还是可以买卖的。
现代经济中的一项金融举措，可能产生若干冲击波，超出人们预料的范围；也可能因许多相关经济和社会行为，而使其预定的功能抵消殆尽。泰国中央银行在去年捍卫泰铢的对外币值时，接受了巨额的远期汇价合约，一时保持了汇价稳定并有所上升，但为期不长，连连失利后抛卖了大量外汇储备也无法稳定局面，不得不宣布大幅度贬值。
金融运行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越来越依赖信息流的强度和质量。也可以说，一旦信息中断和信息失真，金融资产的风险就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如果把工程管理科学和信息科学移植到金融领域中来，则可以大大提高风险防范能力。
信息的充分性和真实性，是现代金融决策的基础条件。金融业的经营和管理，必须要获得精确的、完整的、时效性强的信息，包括国际经济金融信息、国内经济社会信息、自己客户的信息和金融机构内部的资产、财务、盈利能力方面的信息。决策的内容和决策的基础，就包含着信息的收集、分析、鉴别和对信息的深度研究。
金融业的管理者和决策者，应加大信息技术的基础投资和信息人才的培养。一些金融机构出现的失误，就是由于在决策阶段忽视信息的价值，甚至有意无意地避开真实的信息或提供虚假的信息而造成许多误断和误导。以不变应万变或万变不离其宗的经验决策和调控定式，在当今的信息社会里可能受到致命的打击。把金融信息和金融风险预防的研究以及金融政策工程研究纳入决策体系，形成科学的决策机制，统观全球，深谋远虑，才可能在风急浪高的金融大海中，使自己从容应对，立于不败之地。
IMF救援药方
持续半年多的东亚金融动荡，对作为世界经济“三大支柱”之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来说，堪称是一个重大而又严峻的挑战。 该组织最重要的使命是维持一个有序的、稳定的国际支付和清算体系。它的主要活动包括提供资金援助和技术咨询，促进国际经济的协调与合作。资金援助主要是为那些有国际收支困难的成员国提供资金，以帮助它们进行政策调整和经济改革。技术咨询主要是指它在很多领域，尤其是在宏观经济领域，向成员国提供专业咨询和政策磋商。在80年代的国际债务危机、90年代的墨西哥金融危机等重大国际经济事件中，IMF 都积极参与，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促进了世界经济环境的改善，加速了全球的经济增长。
目前，为帮助东亚国家尽快摆脱金融动荡，IMF 正在加紧救援行动。1997年8月，由IMF和日本政府共同主持召开国际会议，决定向泰国提供16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贷款；11月，向印度尼西亚提供了100多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贷款；12月，又宣布向韩国提供570 亿美元的一揽子贷款计划。作为交换条件，IMF提出了自己的药方， 并要求这些国家严格执行。
IMF的药方主要是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同时加速私有化进程，对金融和税收体制进行改革，让陷于困境的银行破产等。很明显，药方的前半部分是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意在稳定汇率，阻止外资出逃，IMF 为此提供相应的资金援助以解决这些危机国在国际支付和清算中所遇到的困难，最终目的是为了尽快地减少危机国给其他国家乃至整个国际货币体系带来的冲击。药方的后半部分则是为解决东亚国家的国内问题而设计的。东亚国家正需解决国际收支失衡和国内经济萧条两个问题。前者需要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后者则需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处理对外失衡和国内萧条的两难中，IMF为其选择了前者。对正处于经济萧条的东亚国家而言， 从短期来看，IMF的药方是服“苦药”，但有助于长期的“健康”。 在这一点上，IMF与一向以国内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的世界银行之间发生了分歧， 而且这种分歧日趋公开化。
今天，IMF的资金援助和“救命药方”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有人认为，IMF作为全球金融的管理者， 它所起到的作用应该是防火而不是救火，它应从这场金融动荡中汲取教训，进一步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督，及时提供更准确、更及时的资料，真正把注意力放在金融方面，尤其是对资本项目的管理。也有人对IMF 在这场危机中的政策和权限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首先，东亚金融动荡不是一个暂时性的国际收支问题，而是金融体制出现的结构性危机；其次，IMF 在提供贷款和备用信贷方面远远超出了它的权限；再次，IMF提供的苛刻条件不得人心， 可能影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引起社会动乱。还有人认为，IMF 渴望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但在政治和财政上陷入了一个雷区，成了向危机国提供援助贷款的最后机构。
古人曰：“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IMF 的药方也许可以减少国际资本的过量外流，减轻由于本币过度贬值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改善国际收支状况，提高危机国政府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信誉，但这种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无疑对正处于经济萧条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在国内问题上，IMF更强调从私有化、 财政和金融体制、银行破产等体制上来解决国内的经济萧条问题。虽然这些政策可能将从根本上解决各国的经济问题，但它需要很长的时间。
资本竞争激烈 资金流动加快
目前国际资金流向呈现不均衡的发展趋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资金流动的结构和分布存在明显差异。美日德三国为解决各自的财政经济难题而限制资本外流，加大其融资额。与此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努力增长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增加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以弥补对资金的需求缺口。因此全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争夺资金的趋势日渐激烈复杂。
1997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持续高速增长，其主要特点是：跨国资本输出和输入交叉快速流动；发展中国家作为全球投资受益者和投资主体的双重地位在加强。尤为突出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势头持续强劲，需要大量外部资金补充，而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逐渐下降，私人投资明显上升，使得国际资金的流向发生结构性变化。据世界银行统计，全球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私人投资已从1990年的444 亿美元上升至1996年的2438亿美元；官方发展援助的比例则从同期的55.96%下降至14.05%；私人资本的比例从同期的44.14%上升至85.65%。 由此看出，发展中国家吸收资本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国际私人资本的投入，因而也出现有利和不利的发展因素。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经过多年有效的经济改革和开放，经济结构得以调整，投资环境极大改观，在国际资金激烈竞争中，不断降低私人资本投入的风险，为吸引外资特别是私人投资创造了良好条件，从而使得外资流入加大加快。近年来，东南亚、拉美及一些非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较快，其中国际私人投资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但同时由于私人投资的本质所致，其破坏性也相当大。为了谋求投资收益的最大化，资本的投入往往为有利可图且见效快的证券类投资，一旦出现风险，资金容易在短期内撤离，给受资国经济带来相当大的冲击，墨西哥和泰国的金融危机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各国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资金的总量和供求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着资金的流动和融通，影响着金融市场的稳定，资本市场的扩展远远超出经济增长的速度。金融市场的巨额资金除满足正常的经济贸易发展之外，相当多的数量活跃于股票、债券、外汇和黄金市场上追逐投机利益。
全球股市的主要发展特点有二：其一，经济基础是决定股市成长的主要因素。这一点突出表现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股市的快速发展。其中美国股市的地位、作用直接牵动并影响着全球股市的发展，去年美国道—琼斯指数从年初的6442点上升至年中的8200点，劲升1700 点， 升幅27%。其二，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显示出股市运作的差异。国际资本市场发展的不同步突出表现于股市的运作上，受经济利好面支持的西方国家成熟发达的股票市场的波动明显减弱，市场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干扰之后有能力作出技术性的调整，保证了股市均衡平稳运作。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因经济结构问题的困扰和经济增长速度减慢，以及股市处于起步发展之中，因而市场的资金容量小，交易产品单一，机构投资量少，私人投资过多，加之金融监管的不健全和金融管制的脆弱，使得股市呈现发展不稳定、风险大、易动荡的特点。
由此看出，股市涨落的决定因素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质量与实力，它是决定股市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保证。
重新审视经济全球化
当去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泰铢固定汇率时，很少有人预测到泰国的金融危机会迅速蔓延到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随即波及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其后又扩散到东北亚的韩国和日本，还传染到印度、巴基斯坦和越南，并数度影响欧洲和美国的股市和汇市，还累及墨西哥和智利等拉美国家。也很少有人预测到这一震动会引起亚洲的主要货币不同程度贬值高达50%—75%，各个股市也不同程度暴跌30%—50%。这是又一次多症状并发的综合性金融风暴，其一连串令人震惊的“连带效应”，迫使人们重新审视经济全球化的深刻内涵。
今天，经济全球化的形式已经从贸易转换为对生产的直接投资，又转换为对有价证券如股票和债券等的间接投资，最终进入对地产、信息和金融业的直接投资。世界经济的内在连接已从贸易转向了生产、资产和收益（利润）的全球化。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资本流动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商品流动的重要性，全球经济开始在收益上连接在一起了。从90年代起，国际资本开始通过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进入其他国家的第三产业，主要是通信、地产、信息和金融。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全球化完成了一次从有形的商品和生产全球化到无形的信息和金融全球化的质的变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变化的积极效果是明显的。主要表现为近年来金融创新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发达，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就业增加，经济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发达国家。
但亚洲金融风波从一个侧面表明，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冲突的主要形式已从80年代的贸易冲突让位于金融波动，宏观管理中的金融风险大大提高。因为资本市场的高度国际化表现在国际性金融机构高度集中在主要金融中心和资本市场日常营运的资金来源的国际化。投资的多元化使各国经济在金融上和利益上直接连接在一起，其直接结果是单一资本市场易受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而一个市场的波动又会波及其他市场。而且在实际运作中，投资者以机构大户为主，一些投机者并非长线投资，只是追逐短期利益。投资管理者力求业绩不低于市场平均水平，因而在大市上升时追货，在大市下跌时又不得不止蚀出货，从而加剧了市场的波动幅度。
亚洲的金融波动表明经济全球化的三个问题：第一，产品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全球化使价格，包括物价、汇率、利率、股价和楼价，难由一国自己决定；第二，收益的全球化使预期（信心）成为影响全球经济波动的一个主要因素；第三，波动的传导机制从有形转向无形。这就是为什么泰国、台湾、韩国和印尼货币的汇率变化触发了周边经济体的货币贬值和股市暴跌，而收入期望又连带欧美的股市下跌。
尽管金融自由化加剧潜在金融风险，亚洲的金融波动却表明只有在本地区自身经济出现问题时，这种潜在风险才会转换为金融波动。亚洲的货币危机后面是各国与地区内部的宏观危机、金融危机和政策危机，表现为以房地产泡沫为特点的结构问题，以贷款泡沫为特点的银行问题，以外资泡沫为特点的外债问题。泰、韩和印尼等都有沉重的外债包袱和外债结构问题；泰国和韩国都有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泰国、韩国和日本都有严重的银行问题。因此维持一个健康的内部宏观经济是化解国际金融风险的最有力手段。
过去十来年中，亚洲经济的奇迹是在高储蓄、高外债、高出口、高投资和高增长的“五高”中诞生的，同时又过分依赖出口和外资，并产生了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生产能力泡沫和银行信贷泡沫的隐患。亚洲的战略忽视了人力资本的培养，未重视在高科技领域的科研投入，未重视对金融部门的培育和发展，仍然靠廉价劳动力和低成本产品，大规模生产和出口。泰国和韩国之所以受重创，根本原因就是科技发展不够，金融体系不成熟，因此无法抵御外部冲击。21世纪是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全球社会和生产信息化以及信息产业化的时代。从亚洲经济的教训中，人们应当看到，从全球开放的高度，认真研究面向下个世纪的整体发展战略已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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