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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21世纪的人口政策
经过1/4世纪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稳步地进入了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全国人民满怀信心地奔向新的全面小康目标。人们经常谈论中国连续20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当然是事实。但是从历史角度看，中国人口政策的成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长远意义。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把人口自然增长率从30‰(1965)降低到目前的6‰。人口总和生育率从6.0(1970)降到1.8以下(1995以后)，已低于临界生育率水平。中国的“人口爆炸”引信终于解除。只要低生育率政策能够再坚持20年，中国的人口总数将于2035年左右达到15亿后停止增长。这的确是一件伟大的历史性成就，为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从而为中国人民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水平树立了信心(见图1、2和3)。
过去200年来全世界思想家都曾为中国的人口增长问题担心。早在英国马尔萨斯(Thomas Malhus,1766～1834)的人口论(Essay on Population,1789)传入中国以前[1]，清代的思想家洪亮吉(1764～1809)和汪士铎(1802～1889)等就对中国人口的急剧增长表示了深切的忧虑，提出中国要实行节制生育的政策。20世纪很多社会学家如陈长蘅(1888～1987)[2]、顾孟余(1889～1972)[3]、陈达(1892～1975)[4]、马寅初(1882～1982)[5]、吴景超(1901～1968)[6] 等都从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对中国的人口问题进行过研究，他们的共同结论是中国必须控制人口的增长速度，这是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先决条件。共和国成立时人口已近6亿。15年后，当人们尚在激烈辩论这一问题时，人口激增到7.25亿(1965)，1980年达到9.83亿。这才又引起了科学界和政治家们对人口问题的高度重视。197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形成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严肃认真地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实施。
回想1980年代，中国正在形成的人口政策曾遭受过西方部分政治家和宗教界的强烈反对，指责中国“侵犯人权”，限制人们的生育“自由”。在这么大的国家里实施一项政策，无论它如何正确，不可能没有曲折，更不可能没有局部缺点。西方不少人产生误解，也有抓住缺点不放，对中国的人口政策进行攻击甚至“制裁”。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科学界和政府没有介意这些误解和攻击，而是根据自己的历史和实际情况作出了决策，这是中国在人口问题上取得成功的关键原因。直接负责执行这项政策的50万名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者艰苦奋斗，克服了巨大的困难，为此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这使我想起了美国第32届总统罗斯福的夫人艾伦诺·罗斯福(Eleanore Roosevelt)讲过的话：“只要你认为对的就应该去做。不管怎样，你总会受批评。你做要挨骂，不做也要挨骂”(原文是：You should do what you feel right.You will be criticized anyway.You will be damned if you do,and damned if you don' t.)。的确，20世纪中国的人口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走过了一条曲折而悲壮的道路，终于取得了成功。否则，中国的人口今天会是16亿，21世纪中叶会超过20亿。[7]
人口动力学理论和中国20世纪下半叶的实际经历都提示我们，现在还不能认为中国的人口问题已得到最后解决。首先因为全社会的人口生育率极易受环境条件的扰动。战乱、饥荒、社会不安定、人口政策的变化等因素都可能激发出高出生率。二战后全世界出现了生育高峰，人口增长率高达2.1％(1965)。图2中可以看到，新中国建国以来出现过两段生育率高峰。从1949～1959年，经历过半个世纪的战争后，一旦获得解放与和平，全社会的总和生育率立即上升到6.0左右，平均每个家庭生6个孩子，15年内(1950～1965)人口增长了近1.8亿。第二个高峰是1960～1970，先是三年灾荒，接着是社会动乱，十年内人口又猛增1.6亿，总和生育率最高达到7.5，到1975年中国人口已超过9.2亿。1980～1985年间，由于人口政策的摇摆，生育率又出现了一点波动。所以，保持社会安定，保持人口政策的连续性是21世纪中国人口不再剧增的保证。承载15～16亿人口已接近国土能力的极限，可耕地已利用95％，而粮食生产必须提高40％，再增加1.5亿吨，才能保证彼时食品安全。[8、9] 所以，在今后20～30年内进一步稳定低生育水平，把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实现人口的零增长，是最终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必要的和十分正确的方针。
人口动力学还提示我们，一个国家人口变化过程具有极大的惯性，一旦增长到某一数量，短期内不可能有明显下降。衡量这个过程的快慢有一个被称为时间常数的代表性参数，它等于人口的平均期望寿命。中国有些老一代革命家曾希望中国人口将来能降回到10亿以至5亿以下，那可能与国土资源的承载能力相适应。在人口动力学中可以证明，这在一、二代人的生命周期内，例如100年内是做不到的。这就是说，一旦在人口政策上出现曲折或失误，人口不可能在70～100年的时间内得到纠正，更不可能拉回来。这就规定了人口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者对后代社会的历史责任。在人口基数这么庞大的国家执行好这项政策，直接影响着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福祉，关系到未来的社会安全、人口素质、年龄结构和经济发展。只有以严肃认真、周到细致、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去制定和把握政策，才能保证少出差错，顺利实现对中华民族未来具有极重大意义的人口状态转变任务。
2 世界人口
由于上世纪末以来全世界平均人口生育率有明显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50年代的5.0降到世纪末的2.65，发达国家从2.8降到1.6以下，[10] 人口学界产生了一种合理的乐观情绪。不少人口学家认为未来数十年中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以及城市化进程加快，全世界人口生育模式将发生重大变化，高生育率将不再存在。这种变化如果真的发生当然令人欣慰。但是从人口动力学观点看来，这种过早的乐观值得商榷。
新世纪头5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世界人口从2000年的60亿增长到2005年末的65亿，每年增加1亿，人口增长率实际是1.66％，超过了联合国社经部人口司(下简称联合国)估计的中方案1.4％，接近或超过“高方案”。从目前国际政治形势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情况看，在今后40年左右能把总和生育率从2.8降到人口更替水平的估计可能是过于乐观了。2050年世界人口总数更可能接近“高方案”的100亿，而不是“中方案”的89亿。人口动力学中还证明，只要总和生育率高于临界生育率，人口总量将始终增长，永无停止之时。即使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口惯性仍然会驱动人口继续增长。例如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于1993年已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口总数仍要继续增长40年，再增长3亿后才能停止。简言之，对一个庞大的高生育率人群，欲使人口总量达到零增长所需要的时间必大于人口期望寿命，当在70～80年时间内才有可能。这就是说即使全世界各国共同努力降低总和生育率，到2050左右整体达到更替水平，只有到21世纪末才可能使人口停止增长。所以，21世纪仍然是地球上人口持续增长的世纪，我们能做到的是减缓增长速度而已，到世纪末世界人口总数可能突破130亿。中国有古箴：人生不过百，常怀千年忧。21世纪的人们应早为人口翻番做好准备。
联合国2000年制定了千年发展目标，提出了以改善人类生存条件和可持续发展为中心的8项任务。中国也提出了以人为本，人口、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和谐发展战略。无论对全世界和中国来说，这都是很艰巨的任务。据世界银行统计，现在全世界仍有13亿人，中国有2.1亿人收入每天不到1美元，8.4亿人吃不饱饭，1400万5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其中70％在亚洲。[11] 最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调查报告(UNFPA,2005)说，每年由于饥饿和疾病感染而死亡的5岁以下儿童560万，1/4的儿童营养不良。“看来，千年发展目标规定的到2015年贫困和饥饿人口减半的任务很难完成”。[12]
未来50年中，为接纳新增的40亿人口，保证他们的食品安全，即使保持现有每人每年300kg谷物的供应水平，农业必须有一个较大发展。据世界食品政策研究所(IFPRI)[13、14、15] 估算，世界谷物生产要增加56％，畜产品增加90％，肉类增加85％，国际农产品贸易要增长3倍，才能保证50年后的世界食品安全。中国的农业生产能力也必须提高40％，谷物生产量从目前的不到5亿吨增加到6.5亿吨，才能保障15～16亿人口的食品安全。为达到此目的，各国政府都应加大对农业设施、水力灌溉、农业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推广的投入。
世界人口19世纪增加了一倍，20世纪增长了近4倍，从1900年的16亿到2000年的60亿。21世纪再翻一番。人口的剧烈增长对地球上的生态系统影响最大。18世纪产业革命以后，各国都先后致力于工业化，大量消耗化石能源，向空气中排放CO[，2]和其他温室气体。温室气体年排放量与人口成正比，人口越多排放越烈。如果不采取措施，预计到21世纪末大气中的CO[，2]含量可能升高5倍，从20世纪初的300ppm(百万分之一容积)升高到1500ppm。如果烧尽现有化石燃料储量，则将超过4000ppm。大气中CO[，2]含量提高一倍，所产生的温室效应可能使大气温度上升4℃到9℃，海平面上升3至8m，从而改变经科学测定过的1万年以来的地球生态环境[16、17]。通过半个世纪的航天探测我们已清楚地知道，地球是太阳系中唯一能承载生命的幸运行星，轨道离太阳不远不近，温度不高不低，适宜于生命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和地球十分相似的金星，大小、质量和地球相近，到太阳的距离比地球略近。过去科学界曾推测它应该与地球类似，有山有水，有生命存在。然而航天探测的结果大出人们的意料，那里以CO[，2]为主的大气温室效应留住了太阳光和金星内部产生的热量不能散去，表面温度高达500℃，所有挥发物都蒸发到大气中，使大气压比地球表面高90倍。金星表面有如处在一个高温高压汽锅中，液体水不可能存在，也没有任何生命的痕迹。当然，地球大气中CO[，2]含量的升高是一个长期积累过程，也可能不会出现金星上的那种情况。科学界对金星的历史了解甚少。有的气候学家设想地球大气也存在一个临界点，CO[，2]含量超过临界点后，大气温度将不可逆转地急剧上升，太阳系中这个唯一生命绿洲就可能被毁坏。科学现在无法证明也无法否定这种假设。目前国际科学界的共识是：人类大规模燃烧煤和石油，必使大气中温室气体迅速增加，大气温度一定会继续提高，这必将影响地球上的生态系统，对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地缘政治和生态环境产生意料不到的影响。各国都应在21世纪采取措施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把大气中CO[，2]含量限制在400ppm以下。2000年，有80多位科学家发表了公开声明，支持国际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这个结论，呼吁各国政府采取行动。[18]
现在全世界每年CO[，2]排放约250亿吨，预计2050年增长到500亿吨。美国排放量最多，每年约60亿吨。中国第二，每年38亿吨，可能很快就会超过美国。[19] 美国没有加入京都议定书，不承诺到2012年减少1990年排放量的5％，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而不受约束。但所有世界大国迟早都要承担大国的责任，都应该提高能源效率，改变能源结构，限定人均排放量，控制人口增长和大力研究开发可再生能源，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这是一项全球性挑战。京都议定书于2012年期满后，各工业化国家和人口大国都应考虑参与这项对人类的未来有重大意义的事业并为此做出贡献。
人口增长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濒危物种的灭绝。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是靠地球上的生物资源维持的。人类的衣食须臾不能离开生物界，即使是人造纤维也是靠古生物残骸、煤和石油作原料。人类本身是生物界的一部分，完全依赖生态系统的支持。现在庞大人群生活在地球上，努力保持地球对各种生物的支持能力和保证人类的生活质量是21世纪一项艰巨而困难的事业。地球上的人口仍在增长，森林、湿地都在人为地迅速减少，挤掉了其他生物的栖息地。据生物学家估计，地球上的生物约有1000万种，经科学研究过的仅140万种，包括75万种昆虫、4.1万种脊椎动物和25万种植物，目前全世界濒危物种有16000种，已列入红名单的受威胁物种高达40177种。③ 仅在20世纪下半叶的50年中灭绝了的哺乳类动物有280种，鸟类350种和植物2万种。由于渔业技术的提高，海洋中的大型鱼类已减少了90％。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生物多样性工作组对1万种动植物评估，中国有35％的无脊椎动物，36％的脊椎动物，70％的裸子植物和87％的被子植物有灭绝的危险，已列入物种红色目录。[20] 不少生物在被人类研究以前就已永久消失了，这是人类长远利益不可弥补的损失。[21、22]
地球对人类的承载能力不易用单一参数表达，很大程度依赖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的生产和消费结构，以及人类和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有的经济学家和生物学家认为根据全世界的经济规模和人口消费计算出人类活动消费强度占地球生物圈初级生产率的比例可能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指标。据估算，这个比例目前已达到40％左右，预计到本世纪末，将超过50％。[23] 就局部地区来看，在人口密度很大的地区或国家，这个比例已超过90％。科学界的共识是世界人口不能无限制地增长下去，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应积极响应联合国千年目标中规定的消除贫困和降低生育率任务。如果能实现联合国人口预测的中方案，即2050年世界人口控制在90亿以下，那将是人类极大的成就。
3 建立人口全息系统工程
尽管过去30年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口爆炸性剧增的趋势已得到控制。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庞大，育龄妇女长期在3亿以上，全国人均收入每天少于1美元的还有2.1亿人，流动人口有1.5亿，人口状态依然极具脆弱性。人口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差错或失误，流行病的发生和传播，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影响，都可能引发总和生育率的大幅度回升。要在今后30～40年实现全面小康，使每一个公民过上较为殷实和体面的生活，必须继续控制人口增长，进一步发展经济，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保护和建设好生态环境，最重要的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全社会创新。
中国的工业化和科学技术事业比欧美晚了200年。今天的世界与18、19世纪已迥然不同。发达国家开始工业化时，世界人口稀少，移民自由，资源丰富，消费无拘。今日的世界，处处人满为患，人民无处可迁，资源已被分占。中国今日的人口等于1850年全世界的人口总和。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已不允许也不可能模仿发达国家的老路，必须寻求新的道路，建立新的产业结构，形成合理的社会分工，创造新的与西方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那就是稳定人口数量，提高人的素质和健康水平，既要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又能节约资源，形成既富裕又节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那样一种环境优美舒适和谐的社会生活方式。这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
欲实现以人为本和可持续的和谐发展目标，应该着手建立以人口为中心的全息系统工程(Holo-System Engineering,以下简称人口全息系统)，即建立能覆盖全国的人口状态监测、关爱到人的全程服务和支持科学研究与决策的信息系统。系统工程这项技术的出现已逾半个世纪，其工程实践和理论研究已相当成熟，已成为各项社会事务管理和技术工程中必不可缺的组成部分。[24] 20世纪下半叶微电子和信息、通信技术突飞猛进，为各领域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采集和储存、数据分析和科学决策的能力，使信息化的系统工程提高到能处理全息事务的水平。中国现在完全有能力建立一个宏观与微观兼顾，信息到人，关怀到人，全程服务的宽带信息网络。人口全息系统的建立将推动全社会信息化的进步，促进社会保障、教育培训、医疗保健、个人安全等信息系统建立联网，形成全国范围的资源共享、实时监测、关爱到人的社会服务和分级管理政策互动的决策支持系统。如果按全国、省市、县区三个层次建网，即使每人享有10KB的网络空间，那么一个100万人口的县市只需有一、二台PC计算机就足够了。当然，从技术角度来看，这将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巨系统，一个影响广泛、协同关联的骨干信息网，一项全国综合信息基础设施。[25] 这里需要缜密的系统设计，精心制定的文件规范，保障网络有效运行的协议和具有不断升级能力的系统分析软件等。中国金融信息系统处理存贷(2002年15万亿元)、货币流通(每年30万亿元)、通存通兑，准确到人，精确到分，并具有宏观监测和分析能力，是一个很成功的信息系统工程。全球各民航信息中心联网订票系统，2002年运送旅客16.4亿人次。中国于1999年建立了自己的民航信息中心，已与世界联网。旅客可在世界任何地方的订票处订购去任何其他地方的联程机票，准确到航班和座位，同时自动提供转乘服务。这些系统的成功，为人口全息系统的设计和运行提供了经验。
中国的人口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另一个成功经验是建立和保持了一支有力的人口学科学研究队伍，既研究理论问题也能跟踪分析和随时发现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和新出现的问题，为国家和各地政府决策提供科学支持，从而防止了个别领导人或有关管理部门的错误判断或工作失误。人口全息系统的建立将不间断地为人口学研究人员提供充分的信息，这是进一步发展人口科学的必要条件。另外还能为其他相关领域如经济、环境、教育、卫生保健、社会安全等部门的科学研究和管理工作资源共享，成为推动多学科联合研究，解决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这类复杂问题的有效平台。[26]
建立人口全息系统平台对人口学理论研究和实际状态监测都有重要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状态变化是一个动态过程。今日的人口政策将影响今后数十年的人口状态。对未来数十年后的人口预测又是决定当前人口政策的依据。由于影响人口状态变化的各种因素事先不能确切预知，每次预测的结果不可能十分准确，要根据实际状态变化不断进行修正，这就需要随时掌握当前确切的人口状态。每隔10年的人口普查和短期抽样调查对了解中国的人口状态起到过重要作用，但有间隔过长和精度不高的缺点，像总和生育率这样重要参数都常不能确定。估算一个国家的人口生育更替水平，则需要更细致的动态信息：人口性别比例，妇女生育年龄分布和各年龄组的死亡率及其动态变化等。理论计算表明，人口生育更替水平并不必都等于2.1，④ 更不是像有些人误认为的那样，“2.1是人口学家们为计算方便而假设的一个所谓总和生育率”。[27] 总和生育率更替水平就是人口动力学中的人口稳态临界生育率(Steady State Critical Fertility Rate)，即在人口状态如死亡率、婚育年龄分布等处于稳定状态下的临界生育率，它决定人口系统的稳定性。如果总和生育率大于(或小于)临界生育率，人口系统变得不稳定，人口数量会无限制地增长(或下降)。只有人口全息系统才能随时提供计算临界生育率所需要的信息。表1中列出亚洲若干国家1995～2000平均总和生育率和临界生育率的比较。
从表1中可以看到，婴儿死亡率是影响人口期望寿命最大的要素，也是决定临界生育率的主要因子。随着婴儿和青少年死亡率的下降，人口出生期望寿命必然提高，人口状态趋于稳定，临界生育率也逐步接近稳态，达到2.1左右。在发达国家中生育率更替水平即稳态临界生育率小于2.1，发展中国家则大于2.1。[28] 表中所列亚洲国家中只有泰国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小于临界生育率。据联合国统计，亚洲和全世界的人口依然处于快增长的不稳定状态，2000年的总和生育率约为2.83，远高于临界水平。人口全息系统的建立和运行将能大大改善人口学关于总和生育率和临界生育率的计算精度和实效。
国家人口计生委已经建立了育龄妇女信息系统(WIS)和育龄妇女个案信息库，覆盖了全国65％的县市和80％的乡镇。2003年又构建了流动人口监测系统，曾为防止流行病向农村扩散做出了积极贡献。国家和省市级普遍建立了人口信息中心，初步实现了网络连接，制定了管理制度和数据规范，这是建立人口全息系统的良好开端。[29]
中国的战略目标和当务之急是实现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全人口的教育、就业和健康医疗水平，加强妇幼保健，降低产妇和婴儿死亡率，进一步提高人口期望寿命。可以预计，今后5～15年医疗卫生系统的信息化建设将会加速，一个覆盖全国、快速高效的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将会逐步出现。包括电子病历、电子处方、远程医疗和咨询的服务到人的电子信息系统，今称为电子健康系统(eHealth System)已经开始筹划。[30、31、32、33、34] 多层次、多功能的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信息服务体系将得到加强。全国基层社区管理和服务信息平台已有可能广泛建立，使常住人口、家庭和流动人口信息进入社区平台。全国统一的，一人一号的电子身份证制度已顺利实施。这些都为人口全息系统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如果设想中的全息系统能够设计成开放的，相互可嵌入的体系结构，各领域都可以逐步联接成为它的子系统，真正做到信息资源共享，从宏观到社区，关怀到人，惠及全人口，那么它就能成为支撑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骨干信息主网。
注释：
①②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人口研究，2007；1
③2006年5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宣布，全球濒危物种超过16000种：1/4的针叶树，1/8鸟类和1/4哺乳类。列入濒危“红名单”，共有40177种。
④在联合国人口司出版的《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00 Revision》中断言，对多数人口系统，只要平均每个妇女生2.1个孩子，就能保证人口替代水平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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