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为根：乡村文化的价值意蕴与振兴路径
——基于《把根留住》一书的思考
高瑞琴 朱启臻
[摘 要] 乡村是传统文化积聚和流传的场所,也是“文化自信”的渊源和根基。村落文化体现为三种视象:农耕生产中的本体文化、农业技艺中的衍生文化以及乡村生活中的节庆与仪式文化。乡村文化体现尊重自然、保护土地、塑造综合人性的理念,并具有丰富的价值意蕴。振兴乡村文化的路径理应包含乡村文化与乡村经济融合,促进乡村经济振兴的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繁荣;文化振兴延续的是乡村文化的内里智慧,而非固守其形壳,唯有与时俱进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文化振兴才有可能;振兴乡村文化应是“培土”,而非“移栽”,任何脱离乡村特点的文化项目,都会因“水土不服”而失败。
[关键词] 乡村文化;价值意蕴;振兴路径
古人云,礼失求诸野。乡村是中国文化的宝库,也是传统智慧之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乡村文化是人类与自然持久相处中,经由代际流传而积淀的智力瑰宝。乡村文化是相对于都市文化而言,体现为与农民生活环境相关的一套价值观念和行为体系[1]。在当今都市文化浪潮冲击下,乡村文化日渐式微,那么,其前路究竟在何方?一些学者认为,农村文化建设正处于尴尬境地,经济发展和市场意识冲击着农民的精神堤岸,乡村文化呈现“空洞”状态[2]。乡村文化自身所具有的环境封闭性和文化人格的依附性,使其在城市化进程中遭遇生存困难[3]。然而,传统文化虽然面临种种危机,但却蕴含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并试图突出重围。有学者认为,走出乡村文化秩序危机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进行乡村文化的价值重建[4]。文化振兴乃是乡村发展的“根”和“魂”[5]。在当今时代,如火如荼发展的乡村旅游,其本质属性和根本动因依然是乡村文化[6]。因此,乡村旅游的规划应注重“乡土性”和乡村意向[7]。甚至有专家认为,“离土”在一定意义上乃是“乡土重建”的序幕,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决定中国社会形貌的因素依然是农村、农民和活在生活中的乡土文化[8]。
进入21世纪,中国乡村出现前所未有的衰落,村庄的空壳化和乡村人口的老龄化,导致乡村文化不仅失去行动场域,亦失去了行动的主体。在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蓬勃的当今时代,乡村的未来陷入了长久的迷思:一方面,离乡者在现代化的隐忧中浸润在乡愁之中;另一方面,留乡者则在城乡的巨大差距之中无法摆脱“约拿情结”① 约拿是旧约《圣经》中的人物。上帝要约拿到尼尼微城去传话,但约拿却逃避这一使命,企图乘船远去。心理学家马斯洛将生活中出现的种种诸如“回避自己的命运”或“躲开自己最好的天赋”等现象称为“约拿情结”。 。事实上,如果用工业文明的视角看待乡村,乡村不仅是落后和愚昧的,而且必然被城市取代。但是,如果立基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本体性,就会惊奇地发现,乡村具有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并蕴含着重新振兴的内生动力。
一、村落的存在：文化的三种视象
中华民族的先祖最初依赖采集与渔猎,过着游弋无定的生活。随着历史的演进,“聚族而居”的农耕生活方式最终使得村落诞生,社会亦由此逐渐析出一套独特的价值观念及行为规范,从而形成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村落文化。然而,20世纪以来,在全球现代化的浪潮之下,中国乡村原有的文化根基遭遇到空前的挑战,并在市场化环境中日渐式微。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文化开始重回人们的视野,乡村价值也日益重现昔日的光彩。
1)从《3～110 kV电网继电保护装置运行整定规程》DL/T 584-2007及重合闸时间整定原则可以发现，考虑到保护动作时间、断路器动作时间以及断路器断口熄弧特性等相对固定，10 kV配电网线路重合闸时间的整定主要与故障点断电熄弧去游离时间紧密相关。如果在断路器重合前，非永久性故障点已经成功熄弧，重合闸操作即可成功，否则重合闸将失败。但上述标准均未对整定时间作严格要求。
(一)农耕生产中的本体文化
人类曾有长达250万年的时间靠采集和狩猎为生,从采集走向农业的转变,始于大约公元前9 500年至公元前8 500年[9]75。在此之后,人类开掘耕地并聚居在一起,形成最初的村落。中国具有绵延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史,在农业生产的历史长河中,农民积累了关于“天”“地”“人”的地方性知识,并开启出适配农事劳作的生存性智慧。农民在生产过程中构筑出一套稳定的价值体系,成为社会重建和乡村振兴的价值来源。
智慧城市大数据中心的建立离不开互联网+技术的支撑。互联网+是近几年刚刚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在互联网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中，结合现代城市发展演变总体特征，形成了现代城市建设发展新脉络，改变了城市建设发展演变形式。互联网+就是把互联网技术运用到城市日常管理和城市基础设施管理等方面，使智慧城市的管理日益智能化。
在朱熹学术中，石刻文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不是简单的“证经考史”四字就可以概括的。比“证经考史”更为重要的，是朱熹对韩愈文集的校理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对石刻文献的特殊理解及运用。
从农事劳动中积淀出的乡村文化,首先体现为对自然的尊重,以及对生态循环价值的认同。土地是人类的宝贵资源,在乡村,土地被农民视为“命根子”。千百年来的农业实践证明,土地只有在村落的怀抱里,在农民的守护下,才能保持其耕地的形态,也才能不断地增加肥力。村落具有显著的耕地修复功能,是土地保护的重要屏障。
再次,在农业生产中,农民以“主体者”的身份出现,并形成了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意识。农民从事农事活动,通过劳动协调着自然环境和动植物的关系。农民在劳动过程中通过对天、地、物的审视,勾勒出“不违农时”“因地种植”“天人合一”的思想轮廓,并总结出滋养自然的朴素生态观念。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农民获得了关于农事的综合知识,并培养出对大自然的深厚情感。农民将这种生态意识总结成歌谣和谚语等多种形式,通过农户内部的代际传递或者农户之间的相互流传,共同设定了人类与大自然共存的密码。他们以“园丁者的姿态而非统治者的姿态”[13]88,顺应自然,照顾自然,从而保障了农业的永续而健康的发展。
(二)农业技艺中的衍生文化
在漫长的人类生存史上,农民通过总结耕作知识解决了温饱问题。然而,人类文明的进程并未止步于此,村民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追寻至善至美,不仅创造出门类众多的手艺,也创生出花样繁多的文艺,这些历史长河中的文化瑰宝,既为人们提供了重要生活补给,也表达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心理诉求。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振兴传统工艺,要培育一批家庭工场、手工作坊、乡村车间。乡村手艺是以农民生产和生活需求为基础,通过个体创造和群体流传而衍生出的智慧,它呈现着乡村的集体记忆,并保障着乡村生活的自足性和闭合性。在我国,乡村手艺种类繁多,不同地域的手工艺有着相异的呈现形式,亦有着滋养乡村生活的多元功能。例如,安徽大学的左靖教授在《黟县百工》中列举了“馔饮会”“器物赏”“生活艺”等七类黟县手工艺[14]247-250;江苏作家申赋渔在《匠人》一书中描述了家乡申村的15位匠人的15种手艺[15]前言,德国学者艾约博描述了四川省夹竹县的手工造纸技能[16]50,等等。乡村手艺生发于当地特有的农耕环境之中,并与农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乡村手艺并非可有可无的点缀,千百年来,它在人们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其一,乡村手艺助力农事劳动的顺畅进行。耕种土地是农民的立身之本,然而,农民在顺应天时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会遭遇各种生产困境。在自然磨难中,农民创造出节省时力的工具并世代流传,由此形成独特的乡村手艺;其二,乡村手艺补充着农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农事劳动的成果为农民提供衣食的原料,然而,农民依然需要把原初产品转化为更适合生活的加工产品,在此过程中,乡村手艺得以应运而生并广为流传;其三,乡村手艺具备有益于农民的双重价值。在传统社会中,家庭手工业是家庭收入的重要补充,为农民创造出衍生的物质价值。同时,传统手艺中蕴含的理想主义和审美体系,亦呈现着农民的思想信仰,满足了农民的精神追求。
在农民的闲暇时期,单纯的日常接触并不能满足他们的精神生活之需,对于村民来说,还需要诸多文艺形式来滋养日常,并寻获自己在集体中的存在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同地域的农民发展出形式各异的文艺类型,不仅包括山歌、民乐、地方戏、故事传说、舞龙舞狮等表演类活动,还包括皮影、剪纸、编织、绣花、泥塑、糖人、布贴画等手工制作。乡村文艺植根于乡土社会之中,并为乡土社会的提供思想教化和精神整合功能。乡村文艺需要具备三个特性才能得以长久流传:其一,乡土性。由于乡村文艺产生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由此深深烙刻着农耕文明的印记。凡是涉及乡土的内容,农民不仅理解,而且喜爱,因为它更能引发乡土情感的共鸣。对于非乡土性的都市文化,终究会因缺乏关联性而被农民放弃,因为“农民不会长时间触摸与自己关系不甚密切的城市文化”[13]108。其二,群体性。乡村的各类文艺形式需要农民多人参与方能进行,在文艺活动中,农民得以建立关系并加深个体之间的情感。此外,村落的价值观也会在文艺活动中反复流传,使乡民对善恶形成共识并获得道德归属感。其三,参与性。在乡村,农民对集体活动有着一种本能的参与意识和参与冲动。传统的文艺形式中,农民绝不是热闹的看客,而是活动的主角。当今,随着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村庄的公共活动出现衰退趋势。一些外来的文化形式由于改变了共同参与的基础,难以在乡村找到扎根的土壤。
(三)乡村生活中的节庆与仪式文化
我国村落的节庆活动丰富多彩,不仅有多民族的共同节日,如春节、元宵节等,也有各民族自己的特殊节日,如傣族的泼水节、侗族的萨玛节等。乡村的节庆活动包含着多元内容,既可以是对生产活动的总结,亦可以是祭祀先祖的集会;既可以表彰和庆贺,亦可以作为礼节往来的载体。村落节日宛如一幅历史文化长卷,其间充满着诗情画意。乡村的节庆活动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礼仪形式,它为“人与人”之间的契合交流提供重要机缘。村落节庆活动主要呈现如下特征:其一,与农事生产密切相关。中国的传统节日,随着四季的更迭和农作物安排的需要,逐渐形成一系列节俗活动,并呈现出鲜明的农耕特色。例如,农历二月的惊蛰节需要预防虫害和预占收成;蚕月、清明、龙王节、禹生日、麦王生日等节日活动都与祈求丰收有关。其二,活动内容具有高度的复合性。作为一种文化事物,民间节庆的内容不会仅限于某种活动,而是具有丰富的内涵。例如,端午节既有划龙舟、吃粽子的习俗,又有插艾蒿、挂蒲剑的行为。这些民间节日,都包含了社会多种活动事项在内。“从社会文化的门类说,它包括经济、宗教、伦理、艺术、技艺等活动。它是许多文化活动的集合体,是民族文化的一种展览会[17]2。”其三,乡村节庆具有乐感性。中国乡村节日以明快和愉悦为底色,即使是传统的清明节,也会通过从悲到乐的节日过程,启迪人们更达观地对待生死。李泽厚先生通过对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乃是一种乐感文化[18]55,人们在节庆中乐观地眺望未来,达成与生命的深度和谐。
小学数学是学生学习的重要阶段，这一阶段将直接影响到学生今后的学习态度、学习习惯及学习能力。因此，小学数学教师应该重视学生的学习，引导学生学习和思考，帮助学生树立学习的信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知学习的乐趣，不断进步，让学生在鼓励和激励中发现数学的价值，为今后的数学学习奠定基础，并使学生的学习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得以体现和运用。
在庆典和仪式中流传的习俗和风尚,规训着人们的行为,是乡村极为有效的治理方式。乡村各类活动中所呈现的思想,具有鼓励与规训的双向教化功能,并形成乡村价值体系的正负两个方面。例如,中国各种吉庆类传统节日,包括除夕、元宵节、中秋节、重阳节等均是晚辈向长辈表达敬爱的日子;清明、冬至等祭祀类节日,主旨也是表达“慎终追远”的怀思之情。在节日庆典所举办的各类活动中,人们通过戏曲、评书等形式,对传统忠孝观念进行褒扬,同时对自私不孝行为的批驳,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将正负两方面的价值观植入人心。因此,乡村的庆典和仪式在乡村治理和维护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与法律和政策的治理方式相比,庆典和仪式的治理方式更具有乡土性,从而也更具有执行上的适配性。
二、村落的根基：乡村文化的价值意蕴
(一)农耕本体文化的价值意蕴
美国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认为,在城市、村落与荒野这三种环境中,村落扮演着帮助我们思考文化与自然问题的重要角色。换言之,村落身处于文化与自然的极端之间的缓冲地带[20]56。人类通过生产活动与自然相遇,并在驯化自然的过程中懂得了顺从自然。
其次,农民在与土地的共存中,逐渐开创出多样化的耕作知识。《周礼》中记载:万物自生焉则曰土,以人所耕而树艺焉则曰壤。农民垦荒种田的过程,不仅与自然相联结,也与土地结成“生死之交”。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12]10。”农民与土地相伴相生的过程中,生发出两种重要的知识体系:一方面,农民依循耕地的样态开掘出不同类型的生产用地。在不同地区,农民会因循地势,开垦出梯田、坡种等独特种植方式;在同一地区,农民亦会根据土地距离村落的远近,开发出“圈层式”种植结构,即离农民居住场所最近的耕地是自家菜园,依次向外,分别是农田、果园、林地、荒地;另一方面,在长期生产过程中,农民不断关注农作物的生长,从而积累了轮作、间种、休耕、种植绿肥等养护措施,以保护其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
其次,农耕文化以“自足”为特性,并崇尚“小而精”的价值意蕴。中国绝大多数村落建在地形复杂的丘陵和山地上,由于受地形、土壤、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农民需要多样化地使用土地资源,以缓解用地紧张的状况。农民对村落土地利用的一般情景是:离村落最近的耕地是农民自家的菜地,向外依次是农田、果园、荒地,以村落为中心,呈现类似“圈层”的特点。农民在进行农业生产时,不仅只为满足自身温饱,还包括其他各种生存需要。因此,作物的产量,不仅仅是粮食本身,而在于所有能满足村民需要的各部分的总和[21]313。在这种产量观的支配下,农民往往秉承多样化种植的方式,并采用间作、轮作、套作等多种耕种策略。此外,农民为了丰富生计,还积淀了饲养畜禽的养殖知识,从而实现了种植和养殖之间的生态循环,至此,农民的生计形成完美的闭合链条,实现了生存上的自足。千百年来,农民在这一生计闭环中累积了闪亮的智慧,并在农耕生活中追求精益求精,“农民一生都在对当地情况仔细观察,他们有着对本地细致入微的认识,这是任何一位科学家都无法比拟的”[22]418。
最后,农耕文化塑造综合人性,并完成对人类的自然教化。农业不仅为人类提供衣食温饱,亦引领人类深思自然与生命体的关联,并完成综合人性的塑造。在劳作过程中,人们懂得善待自然和尊重规律,养成诚实感恩的品质,并学会与他人合作。在当今城市弊病频出的时代,乡村生活呈现出更为显著的教化作用,为寻获人性教育的路径提供契机。正如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所言,人类并不是生来就为了要像蚂蚁那样挤成一团,而是为了要遍布于他所耕种的土地。能够更新人类的,往往是乡村[23]15。
(二)乡村衍生文化的价值意蕴
4.3.3 金安区以城镇人口聚集区、生产资料购买以及农产品销售的地方为中心耕地级别呈中心圆状递降分布趋势。与道路相似，耕地级别与耕地到聚集区的距离成反比。
此外,乡村技艺是乡愁的载体,具有丰富的精神价值。冯骥才先生指出,乡村艺术都具有浪漫成份,其内容体现着理想主义,并具备独特的审美体系[25]108-110。乡村技艺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积淀的乡村智慧,以物化的形式流传下来,它承载着离乡人悠远的乡愁,也激发着在乡人对乡村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乡村技艺所具有的显著地域性,使得它成为联结离乡人的重要地缘纽带;而作为乡村技艺集大成者的匠人精神,更是每一位具有乡村血脉的人所要寻找的美好精神家园。正如日本学者盐野米松所言,那些终日以天然的素材为对象,靠常年训练出来的技艺过活的手艺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人生态度、对劳动的认识,以及他们在手艺上的气质,也许才是人本来应该有的活法[26]2-4。
这样临时接到甲方通知，并在最短时间里提供精细准确的解释结论和报告，对李淑荣来说并不是第一次。近五年来，川东北地区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不断深化，作为测井公司“绍霞团队”技术带头人之一、页岩油气藏创新分团队的负责人，李淑荣肩负着四川盆地及周缘地区测井解释及方法研究的重任，不能有丝毫松懈。
乡村技艺不仅具有环境友好性,还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乡村技艺将功能和审美结合起来,并渗透在人们生活的诸多方面,它是“工与艺”的结合,亦是“德与美”的相融。中国美院杭间教授在《手艺的思想》一书中认为中国传统工艺的智慧是“以人为本”的,事实确实如此。乡村技艺人是以工具来适应人的需要,而不是以人来适应工具的需要。荷兰学者扬·杜威·范德普勒格曾如此回应人们对“女性无法使用现代化农具”的困惑:为什么不能设计出妇女能够驾驶的小型拖拉机呢,以便让妇女在农业中的劳作变得简单轻松[24]55。乡村技艺正是秉承个性化的理路,它摒弃千篇一律所带来的不适,将素材的特性发挥到极致,使所制造的物品有了性格,成为有温度的作品。
乡村技艺首先体现为其生态价值,包含着尊重自然的价值意蕴。英国著名艺术家莫里斯指出,最优秀的艺术家,他仍然是个工人;最卑贱的民间手工艺人,他也是艺术家。乡村手工艺的价值不在于征服自然的能力,也不是精湛的工艺本身,而在于尊重自然和适应自然的生存智慧[13]202。包含手工艺在内的乡村技艺,是以乡村为根基,采取就地取材的方式而进行,无论是文艺内容还是手工艺原料,皆是如此。此外,乡村技艺的存在意图,并不是要工业性地征服自然,而是在充分爱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改善人类生活。
(三)节庆和仪式文化的价值意蕴
不同的乡村有着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它呈现为适配地方自然环境的风俗、礼节、习惯和仪式,是村落文化最为显著的体现。在乡村,节庆和仪式是对农耕文明的进一步升华,它是乡村文化的集中爆发,并对乡村产生深远影响。首先,节庆和仪式活动具有增进乡村凝聚力的社会价值。在中国,节庆是村落风土人情集中呈现的时节。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逢节必“闹”是各民族节日的特点。以福建莆田为例,元宵节的民俗活动从农历正月初六开始,直到正月廿九妈祖宫举行“尾夜元宵”才结束,历时二十多天节日的欢腾。在乡村,人们通过这种方式聚集在一起,倾诉对神灵的虔诚,并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在此过程中,原子化的个体经由庆典和信仰的纽带被紧密联结在一起,从此找到精神家园。
乡村的节庆和仪式不仅集聚了人群,还将乡村的价值观念在他们当中予以流传,由此具有社会教化的功能。自古以来,乡村就有着多元的节庆和仪式活动,例如节日里的庙会、花会、舞龙舞狮、祭拜龙王求雨等等。如果剥离热闹的节庆和仪式的神秘面纱,便可探寻到农耕文化的本质所在。农耕文化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现象,并非凭空产生,而是经由后天的文化实践形成。农耕生产是在自然环境中所为,它既要依靠人的力量,也要顺应造化的安排。长久以来,人们希望在不确定的自然因素中寻获确定的因素,由此生发出村民对自然的崇拜意识和对动植物的禁忌保护,于是,人们在努力劳作之外还要舞龙舞狮,以此表达五谷丰登的美好寓意。按照这样的逻辑,一系列繁复有序而又神秘有趣的节庆和仪式便应运而生了。
在乡村文化中,还存在着诸多仪式性活动,例如祭水神、谷神、虫神和土地神等。这些仪式活动既表达了集体的禁忌,也呈现出个体的恪守。乡村千百年来积淀的仪式,其内容或者涉及个体的婚丧嫁娶,或者涉及集体甚至国家的患难安危。乡村仪式的内核在于村落信仰,它包含丰富的社会实践内容,也是对社会生活的深度解释。村落中的仪式依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有很大区别,但其本质是一致的,其内涵主要呈现在如下方面:其一,对生产禁忌的恪守。乡村中的祭祀仪式,集中表达了村民取悦神灵以祈求风调雨顺的文化心理。在农业生产中,人类会遭遇各种灾祸,也需面对诸多困境。因此,村落信仰和仪式的意图,乃是汇集“万能之神”于一身:墙壁中的一方神龛,灶台边的一碗小米,抑或古树上的一条红布,都可以成为他们的供神之所和虔诚表达。“在村落里,神灵似乎是无处不在的”[19]193。其二,对村民的教化作用。乡村仪式通常在聚众的场所,并以固定的模式进行。乡村仪式集中反映着参与者的意图,并投射出一系列复杂的宇宙观念,例如结婚仪式中“拜天地”体现出尊重自然的内涵,正是这些观念使得仪式具有特殊的教化意义。其三,对村庄人际的聚合功能。举行村庄仪式的场所,往往也是村民集聚的地方,在这里,村民共同交流思想,共同领受村庄价值观,并达成共识。因此,村庄的仪式,往往呈现着村民最核心的精神追求,具有丰富的村庄叙事功能,在此过程中,村民完成人际契合并组成稳定的共同体。
首先,在长期的农事活动中,农民为了适应自然环境,形成了独有的生产惯例。在工业生产中,劳动对象乃是无生命的材料;而在农业生产中,则要应对有机的生命体。由于农事活动严格受到环境的影响,忠实地反映和遵循四季的变化,因此,农业与自然息息相关,“农业是被人类揽入怀抱的自然”[10]46。农事活动的季节性特征,要求农民遵循“不违农时”的原则,即农民的任何一项劳动都必须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段完成。在中国乡村,农民依循传统的二十四节气的变化来指导生产,例如,北方农村的“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清明麻、谷雨花、立夏点豆种芝麻”等民谚,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指令,千百年来深深影响着农民的日常生活[11]。
千百年来,农民在追求完美生计的过程中,不仅创造出农耕智慧,亦发展出流传于世的乡村技艺,它们或者是精湛的手工艺,或者是种类繁多的乡村文艺,亦或者是两者的深度融合。乡村技艺是农事活动的衍生文化,其间包含诸多民间智识和传统习俗。乡村技艺是乡愁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振兴乡村的核心元素。
三、把根留住：乡村文化的振兴路径
进入21世纪以来,绵延五千年的中国乡村文明,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00—2010年,中国自然村的数量由360万个下降到270万个,平均每天有250个自然村落消失。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意味着,乡村文明复兴的时代拉开帷幕。乡村文明复兴并不意味着人类文明将再度回到农业文明时代,而是对当今世界出现的城乡两级文明失衡进行矫正,从而重构乡村与城市的均衡关系[13]289。在城市化浪潮的席卷之下,乡村文化振兴乃是让乡村获得自我修复能力和再生的活力。这不仅需要懂得丰富的乡村文化的类型和内容,也必须懂得乡村文化得以存在的载体和条件。纵观历史与当下,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或可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乡村文化与村庄经济共同生长，但应防止过度产业化
乡村文化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源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能够历经数千年而长盛不衰的文化,绝不是奇门异术,而是嵌入在人们生产和生活之中的智慧积淀。在过去,乡村文化的内容或是改善了人们的生产困境,或是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内容,因此得以生生不息地流传。当今,劳动力外流和乡村的空心化,使得传统文化的传承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许多优秀的文化瑰宝被蒙上尘灰,即将随风消逝。如今,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文化的重生提供了契机。在此背景下,乡村文化需要与产业兴旺相结合,重识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元素,并使之为世人所识,亦为世人所慕,从而实现乡村特色文化的持续记忆。与产业结合实现文化振兴的例子很多,如山东潍坊的版画、风筝,天津杨柳青的年画,安徽阜南、山东临沂的柳编,陕北的剪纸,都把传统工艺发展为了现代产业。米酒酿造、各地特色美食也成为很多乡村振兴的切入点,对乡土文化的挖掘既是产业振兴的途径,也成为文化振兴的重要内容。在传统的茶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基础上,如今涌现出诸如苹果文化、枣文化、稻米文化、小麦文化、梯田文化、水田文化、旱作文化等一系列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文化类型,有些文化列入了世界农业文化遗产,有些文化正在为农产品品牌注入新的活力,有些乡村文化直接转化为经济优势,如传统民居成为旅游景点,民俗与民族文化转变成了旅游项目,文化不仅助力产业兴旺,也为文化传承找到了一条有效途径。
当然,文化振兴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脱离文化自身规律,一味地迎合产业需要,牵强附会地把文化产业化,也往往失去文化的本来意义,成为纯粹的形式和表演,有的还会把活的文化变成死的文化。文化与产业的融合发展,需要遵循乡村文化特点。一些贫困村之所以越扶越贫,主要缘由在于其看不到乡村自身的文化价值,甚至为了获得项目不惜削足适履,不考虑是否适合乡村特点。其结果是,项目结束后,乡村面目依旧[13]265。因此,以农民为主体,寻获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类型,并使之与产业融合又不失文化自身特色和功能,是乡村文化得以持续传承的路径。
(二)乡村文化传承的精髓，在于延续其内里的智慧，而非固守其形壳
乡村文化历经数千年的发展,以至博大精深,其呈现方式多种多样:房屋建筑、手工艺品、戏曲文艺、特色食品甚至独门医术等等都包含在内。在振兴乡村的实践中,需要防范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完全摒弃乡村的价值,对原有的村貌采取“换血式”改造。例如,将原有的村庄布局完全打乱,按照城市人的想象打造“新农村”,或斥巨资建设喷泉流水和亭台楼阁,或把乡村建成城市化的公园,结果由于不能与乡村文化相互融合,而形成“两张皮”现象;另一种倾向是固守着乡村旧物,一丝一缕都不能轻动,好像越老越宝贵,越旧越值钱。这种倾向缺乏文化的动态观,没有做到与时俱进,很容易把农民排斥在现代化之外。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完全可以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处理好原有村庄形态与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的关系,也就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的关系。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明确优秀文化的载体,乃是存在于乡村形态当中,包括村落的空间结构,如村落形态、乡村肌理、特色民居、农家院落以及祠堂、庙宇、戏台等公共空间;也包括乡村特定的社会结构,如家庭、家族关系、邻里关系和熟人社会;同时,传统文化也体现在乡村生产与生活方式之中。乡村生活方式既是乡村文化的内容,又是乡村文化存在的载体。传统乡村文化赋予传统乡村生活以规则、意义和价值,并在乡村生活中得以传承、延续和发展。
采用SPOC的课堂学习与翻转课堂学习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教学环节的设计以及教学策略的实施均以学生需要为主。授课方式为线下线上结合，信息化教学设备和媒体主要由投影机、电子白板、网络教学平台等组成。混合式教学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
其次,文化振兴要选择正确的乡村文化建设思路。我们认为,梁漱溟所提出的“老根上发新芽”的理念值得借鉴。他把中国文化比作一棵大树,各种外来的力量在摧残它,这棵树要死了,但根还活着,而且是有生命力的,梁漱溟认为乡村是中国文化的根。他主张从老根上“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这种新文化是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树根活了,然后再从根上生出新芽来,慢慢地再加以培养扶植,才能再长成一棵大树。因此,乡村文化振兴既不能顽固地固守传统,看不到现代文化的优势,也不能认为传统是过时、落后和愚昧的,试图用城市文化取代乡村文化,用现代文化替代传统村落文化。唯有发现乡村文化价值,重现乡村智慧,才能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现实依据。
(三)振兴乡村文化，应当采取“培土”的方式，而不能简单地“移栽”
乡村文化生长于本土之中,亦须在乡村社会结构中发展,而不能将之剥离出乡村环境。乡村传统文化是人们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的结晶,其间凝聚的乡土智慧使其具备独特魅力。农民是乡村文化的创作主体,而乡村结构是乡村文化的生长空间,如果离开乡村文化的主体和环境,再多的资本也无法维持其真正的生命。例如,贵州黔东南榕江县的大利村,地处大山深处,村内古建筑群始建于明代,村内现有清乾隆年间的石板古道、清末民初时期建设的侗族四合院,以及独特的鼓楼、萨坛、花桥、古水井、古晾禾谷仓等建筑。在现代化浪潮中,大利村村民们保护和维系了村庄原有的生活风貌,村民们依然往来种作,其乐融融地生活在其中,构成一幅动人的少数民族乡土生活画卷,于是吸引了数量众多的外来人,与村民一起分享生活的惬意。而有些村庄建设,常常以保护的名义排斥当地村民,他们把祖祖辈辈生活在村落里的村民迁出,打造所谓“特色村寨”“度假村”,其结果是把活态文化变成了丧失生命力的展品。
乡村文化只有扎根于乡村,才是活态的存在,也才可以源远流长。其原因在于,首先,乡村为本土文化提供原料和素材。千百年来,村民基于大自然的馈赠,运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创造出精湛的手工艺和丰富的文化形式。在这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与人类的“巧夺天工”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其次,乡村为本土文化提供施展的空间。乡村文化的流传大多需要适配的场所,例如,编织手工业的存在需要乡村特有的庭院空间,需要有充足的原料来源;乡村的红白喜事文化的传承需要特定的乡村社会关系气氛和家族邻里关系。失去了乡村,本土文化便失去了施展拳脚的合适场所。再次,乡村为本土文化的代际传承提供契机。乡村文化的传承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它是由当地特有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所共同作用的。因此,文化中的某种技能或许可以被复制,但文化所依存的社会因素却无法复制,因此,外来文化只有与乡村文化相融合,才是有效的,否则只能是项目“孤岛”。在实践中,村民对一些乡村文化建设工程并不买账,导致大量的文化广场、礼堂、影院等乡村文化设施被闲置。甚至,各类科技普及、文艺演出等“文化下乡”活动也被认为“只是热闹一阵子”,而遭遇尴尬境地。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文化建设者对乡村文化的内涵缺乏真正的理解,将具有“城市化”倾向的文化搬迁到了乡村;另一方面,文化建设者忽视了村落文化的活动特点,以至于水土不服。因此,乡土文化的精髓不在于“移其形”,而在于“培其土”,进而“固其根”并“留其魂”。
在线条上，画面下半部分我都是选择一些比较圆滑的线条，例如海面上的波浪，沙滩上的波纹。而画面上半部分我则是选择了一些顿一些、起伏不太明显的线条来维持整个画面的对比关系。但是这些线条也远远不够，所以我还在这些线条的基础上做了其他的更微妙的线条，例如画面中的人物、花草及鸟类。这样一些细小的、微妙的线条也能打破之前的一些形状，这样的碰撞对于整个画面来说也是好的。在初期定草图的时候，我将海浪的起伏感、立体感定位重点之一，将其起伏变化都进行了反复修改，线条的穿插、长短都是画面成功与否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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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the Root:Value Implic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Path of Rural Culture—— Reflections on “Keeping Roots”
GAO Ruiqin ZHU Qizhen
Abstract The countryside is the place where traditional culture accumulates and spreads,and also the source and foundation of“cultural self-confidence”.Village culture is embodied in three aspects:noumenon cultur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derivative culture in agricultural techniques,and festival and ritual culture in rural life.Rural culture embodies the concept of respecting nature,protecting land and shaping comprehensive human nature,and has rich value implications.The path of revitalizing rural culture includes the following aspects: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culture and rural economy promotes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economy while also promoting the cultural prosperity;the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continues the inner wisdom of rural culture,rather than sticking to its shape and shell,only by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to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 culture,and cultural revitalization.Only then can it be possible;revitalizing rural culture should be “cultivating soil” rather than “transplanting”.Any cultural project deviating from rural characteristics will fail.
Keywords Rural culture;Value implication;Revitalization path
[收稿日期] 2019-05-01
[基金项目] 本文写作得到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京乡村精准扶贫过程中不同行动者的困境研究”(17SRB007)的资助。
[作者简介] 高瑞琴,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朱启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邮编:100083。
标签：乡村文化论文; 价值意蕴论文; 振兴路径论文;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