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样性#183;批评性#183;学术性——评《文艺湘军百家文库#183;文艺评论方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论文,湘军论文,学术性论文,方阵论文,多样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02)04-0063-05
这是一件将载入学术发展史的盛事。1998年，湖南省编辑出版了《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丛书，展示了我省李元洛、胡代炜、凌宇、胡光凡、乔德文、余开伟、龙长吟、胡良桂、胡宗健等九位文学评论家的成果。2000年，由谭谈任总策划，李元洛任主编，胡光凡、林澎任副主编，编辑出版了《文艺湘军百家文库·文艺评论方阵》。排列在“文艺评论方阵”中的是《田中阳卷》、《朱日复卷》、《伍振戈卷》、《余三定卷》、《罗成琰卷》、《钟友循卷》、《钱海源卷》、《萧元卷》、《谭桂林卷》、《潘吉光卷》。前后二年编辑出版19本评论家文集，使湖南文学批评50余年的苦旅、老中青三代评论家一生的追寻，“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变成“惟楚有材，於斯为盛”的散发着油墨清香的白纸黑字，变成“闪烁着美与智慧之光”的具有“典藏”意义的丛书。这是“给历史留下一份档案”，是对20世纪文坛深情的回眸，是凝结着深厚的“学术情谊”的艺术留言。
一、异彩纷呈的多样性
《文艺评论方阵》的多样性包括评论作者的多样、评论对象的多样、评论方法的多样等。十位评论家中，有大学教授，有国家一级美术师，有刊物主编，有的还兼为作家等等。当然，在这严整的“方阵合唱”中，发出的都是男性粗犷之声，听不到女性批评家“金质悦耳的声音”，缺少一种殊异于男性角度的批评气质，从而形成“以男性规范为主导的批评世界”（玛奇·洪姆《女性主义批评》），这对于多元的世界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与单一的“男声合唱”相比，批评对象的多样性呈现出一种“交响乐”的壮阔与气度，它范围广、形式多、对象新。体裁方面，几乎涉及文学所有的样式；内容方面，涉及现当代作家作品、外国作家作品、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美术作品等等。有的文集目录列有如下专辑：“百年文学综论”、“学术思潮争鸣”、“湖南文学评论”、“美术评论”、“美术家研究”等等。评论对象的“新”表现如，有中西电影比较、海峡两岸文学比较、区域文化与文学、佛学与现代文学研究、后现代批评理论、文学批评的批评等等。例如《田中阳卷》中第二辑论“区域文化与当代小说”，第三辑论“湖湘文化精神与20世纪湖南作家”。其中尤具意义和价值的是《当代海峡两岸乡土小说比较》、《当代海峡两岸现代主义小说比较》。早在80年代中期，评论家李元洛就已开始了与港台诗人的文化交流。台湾陈幸蕙在《77年文学批评选·序》（尔雅出版社）中写道：“收入本选集的李元洛东向遥测余光中诗艺，以及王德威、蔡源煌西看大陆当代小说，均属此类（属‘两岸隔海遥测’类——引者注）。其中李元洛以诗评人的身份，成为首位登陆年度文学批评选的大陆评家，尤具特殊意义。”而田中阳的“当代海峡两岸小说的比较研究”则是对李元洛的台港诗评、台湾“西看大陆小说”的呼应与补充，同样具有特殊意义。
《余三定卷》列有“批评家论”专辑，专门对批评家进行研究。有关于李元洛的“诗评与诗论”的评论、关于罗成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评论、关于张玉能“美学研究”的评论、关于王先霈“圆形批评论”的评论。20世纪被西方批评家称为“批评的时代”。有学者指出20世纪下半叶以来，文学批评在西方发展迅猛，不仅各种批评方法和流派此起彼伏，而且还出现了对文学批评本身进行研究的独立学科，即“批评的批评”或“批评的理论”。余三定的“批评家论”正是一种确切意义上的“批评的批评”、“批评的理论”，是汇入世界文学批评潮流的一束闪亮的浪花。
评论家的多样性和评论对象的多样性带来了评论方法的多样性。《文艺评论方阵》中的评论分别或综合采用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方法、西方现代文学批评方法等等。“对于方法，也必须破除那种封建式的从一而终的迂腐观念。善于解决问题的人，总是能在不同的方法间为自己保留必要的选择余地，时刻重建自己的思想。”（刘大椿《比较方法论》）《文艺评论方阵》十位作者正是这样做的。例如《朱日复卷》中《悟彻后的超越与独创》，采用了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而在《适度感——中国戏曲美学札记之一》、《谈“韵味”——中国戏曲美学札记之二》中则采用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方法。《萧元卷》中《再现中的表现和表现中的再现——残雪论之一》，采用了“表现学批评”的方法。文中写道：“对残雪的一切误读都是由于对艺术的表现及表现理论不理解而造成的。”可见方法的多样性增强了文艺评论的广度与力度；不同的批评对象需要不同的批评方法，否则就会产生“隔”，产生评论者与作品之间的不能沟通。
批评方法的运用，实际涉及到文学观念、思想观念的问题。批评方法的创新，其前提是文学观念的创新。而湖南批评家的观念正是处在不断的创新和发展之中。
二、真诚鲜明的批评性
《文艺评论方阵》十卷书表现出的另一个特色是真诚鲜明的批评性。本文所谓批评性是指“批评”的狭义，即指在对评论对象尽可能全面深入地理解的基础上，揭示其存在的缺点，指出形成的原因，探索改进的途径。即是指的和“表扬”、“肯定”相对的否定性评价。所以这里所说的“批评性”也可叫“批判性”。《文艺评论方阵》十卷书不同程度地体现出这一特点。特别是对一些重大的文艺现象、文艺问题，如，关于“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现象，对“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关系问题，当代文学母题问题，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等方面，表现了评论家们较强的批评性，展示了评论家的风采和理论魅力。他们以深厚的理论根基，开放的思想观念，敏锐的审美眼光，不仅善于发现真善美，同时敏锐地揭示不真不善不美。
十位批评家的“简介”妙言值得一读。他们中有四位出生于三四十年代，其中有二位郑重写道：“生于洞庭湖畔沅江县，自幼受到历史久远的湖湘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伍振戈），“在湘32年工作期间，深受湘楚文化的熏陶”（钱海源）。有六位出生于五十年代，其中萧元“出生年月：1957年11月（引蛇出洞的年头，如火如荼的日子）……短处：善于发现别人的短处（所以一直混不出个名堂，唉）。”田中阳“1954年4月生，湖南湘乡人。1966年小学毕业即失学，推板车两年后随父‘上山下乡’，直至1977年考入湖南师大中文系，历时九年。”罗成琰“1957年出生，198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湖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湖南省文学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可见历经艰辛，愤世疾俗，自强不息，求索进取是评论家们的共同之处。知人论世，有助于理解他们的批评性、批判性何以强烈、鲜明。
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一有关文学的本质、批评标准的问题上，几位评论家们不约而同地进行了论析，展现出不同的思辨风格。《罗成琰卷》中的《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三代：走向成功与面临挑战》一文中，可看到这样充满自我批评精神的批评话语：“过去，我们曾是第三代的热心追随者，今天我们仍然忍受着痛苦的蜕变。因此我们对第三代的任何反思与批判，同时也就是我们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我们不惮前驱，愿以自己的坦诚、勇气和不可避免的偏颇，为学界也为我们自己向历史和未来叩启‘超越之门’”。这种“自省”意识鲜明地显示出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70年代末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社会历史批评已因蜕变成狭隘的‘政治批评’而陷入深重的危机；它居高临下，只允许文学依附于政治，从属于政治，归结于政治，既歪曲了文学又歪曲了历史，使文学研究日益沦为政治的牺牲品。”罗成琰指出造成这种状况的理论上的症结是长期以来肆意扩大“社会历史批评的阐释死角”，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研究的长期垄断。罗成琰进而并从文学本体的特殊生存方式上进行剖析，指出现代文学研究“第三代人”的研究模式“泛意识形态化”的成就与局限、优势与劣势，从而提出“实现向文学本体的回归”的重要例题。
《余三定卷》中的《理论与体制的扭结——关于“对文艺横加干涉”现象的反思》指出“政治标准第一”为横加干涉提供了理论基础，带有集权性质的领导体制把横加干涉付诸实行，因此，“要从根本上消除对文艺的横加干涉，就必须废除‘政治标准第一’的口号，代之以符合文艺本质特征的批评标准；就必须改革旧的文艺领导体制，代之以符合文艺本质特征，有利于文艺繁荣发展的文艺领导体制。”这篇发表于80年代后期的文学评论对当时仍存在的“对文艺横加干涉”现象没有停留于就事论事的简单分析，而是进入了较深的理论和历史层次。
提倡“回归文学本体”，反对“对文艺横加干涉”，目的是希望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与政治有相互影响的关系，但文艺就是文艺，不能等同于政治，不从属于政治。思想认识上的拨乱反正，给文艺解除了禁锢，带来了生机。但有时也带来了某些新的认识误区，即有时走向另一极端。《钱海源卷》中的《应当提倡社会主义的主流艺术》一文，针对另一“极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文中写道：“自80年代中期以来，包括美术在内的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有些人一方面大力鼓吹要搞‘全盘西化’，另一方面又极力主张要‘消解当代中国的主流政治’，要‘消解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提出‘文艺要远离生活’、‘文艺要与当代中国的主流政治离婚’。”钱文指出，在当今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由他们国家的政党或政府所提倡和支持的主流文化与艺术，这种主流文化与艺术必须为其国家的利益服务。例如美国电影《巴顿将军》、《空军一号》、《拯救大兵瑞恩》等，都是政治色彩非常鲜明强烈的美国主流艺术。
在“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上，评论家们审慎探索，各抒己见。《朱日复卷》中《试论毛泽东关于文艺与生活的辩证法观点》一文谈到应“坚持文艺与生活的唯物辩证法”，“我们过去在阐述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时，往往在客体属性方面谈得多，主体属性方面谈得少，甚至认为一谈及就会陷入唯心主义，以至在文艺工作中出现过庸俗社会学和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等缺点和错误。”文中同时对毛泽东文艺思想“过时论”进行了反驳，批评“有的人对‘源泉说’加以嘲笑，有的人认为文艺还有第二个源泉，即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等等”。《朱日复卷》中的《“文学反思”中的反思》一文指出：“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来看，既然文艺是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它必然要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制约，并反过来影响社会生活。因此，在文艺学科中，社会学方法是不能取消和替代的。”《潘吉光卷》中的《熟悉、理解农村新生活》一文谈到他对新时期农村生活的两点感受：“农民有一种解放感”和“农村非常复杂”，认为“目前我们的作家除了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外，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必须熟悉和理解目前农村新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好作品来。”《钱海源卷》中的《艺术冷漠生活，生活必然冷漠艺术》一文，提到参观画展的人数少的问题，指出原因之一是“凡能看到的，不少是与这个时代人民的精神面貌相距甚远的冷漠、怪涎、孤僻和麻木的精神状态，潜意识和下意识一类所谓‘自我感情的升华’，形象缺乏美感的东西。在思想内容上陷入另一种形式的公式化、概念化和‘大一统’”。《钟友循卷》中的《文学的缺失，还是文化的缺失》一文，从另一个角度谈到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一个思想、精神上孱弱的创作主体，无论他拥有怎样的生活、学识和政治理想，也是不能写出史诗性的巨著的。钟文进而指出湖南作家“缺乏一种本应属于作家本人艺术家品格之要素的内在的、强烈的内心激动。”
在“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更显示了评论家们的批评锋芒。《罗成琰卷》目录中列有四辑，其中有二辑专门研究现代文学，每辑各由5篇论文组成“阵中之阵”。第一辑主要研究现代文学思潮、主题，第二辑主要研究作家、作品，从面到点，既见“森林”，又见“树木”；既评长处，又论短处。辑一《在历史选择中艰难行进的现代中国文学思潮》一文，在肯定三四十年代的“为政治”的文学思潮“给现代中国带来了虎虎生气”的同时，指出其明显的缺陷，“比如对政治意识、群体意识的过分强调，对个性意识、审美意识的过分忽略等。这些确实使‘为政治’文学思潮自身发展受到了很大限制，以至于它始终未能产生能与鲁迅及其他民主主义作家的作品相媲美的艺术杰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罗成琰卷》还从现代作家对自然人性的探索这一角度，分别就对两性关系的描写，对乡村生活的描写，对童心的描写，写了一组三篇的“系列论文”，阐述评价现代文学的优劣，显示了评论家犀利的批判芒和独特的视角。
谭桂林是最年轻的一位，他的思辨风格是稳中求新，新中见稳，审慎质疑。《谭桂林卷》分为三辑，第一辑“百年文学综论”中有5篇研究现代文学，《佛学与中国现代作家》一文，对夏志清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肤浅，原因是现代作家对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的观点提出质疑。文中写道：“首先，我认为指责现代中国文学肤浅，这是难以让人诚服的。……其次，我们也不能同意一般地讲现代作家对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识”。同时，谭文也肯定“夏志清批评现代文学中宗教启悟性的缺乏无疑是有所见地的。”重要原因是现代作家“注重用现实的眼光来看待有情世间的一切有为法，而不太注重用象征的眼光来看待有情世间的一切有为法，探寻人的终极命运与永恒奥秘，他们的创作也就必然多些世俗意义，少些宗教启悟。对于介在世俗与宗教之间的文学艺术而言，缺乏宗教启悟未必就肤浅，但是在体味人类本质的神性以及道德生活的微妙方面，这毕竟是一个缺憾。当然，说这个缺憾便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致命伤，既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危险的。”谭桂林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漂泊母题》一文中，论述了这一母题所表现出的思想意蕴与现代中国社会革命的求索精神的关系，肯定了其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在评论现代漂泊母题文学中“过客家族”时，谭文指出呈现出的两个共同特征，“一是不为世俗的温情与幸福所累而停下漂泊的脚步”，“另一个特征是始终倾听着心灵的呼唤”。谭桂林对把“过客”（鲁迅《过客》）所听到的神秘声音“简单地定义为时代的理想”提出质疑，认为这种神秘的声音“归根结底是隐藏在作家心灵深处的浓重的个人命运感，是那些杰出的现代作家为了人类进步与正义的事业而漂泊不息、超越不止的一种内在的精神需求，是由人类的良知、时代的理想、艺术的追求以及个人优秀的文化素养等因素凝聚而成的人格自律力量”。这是很有见地的。
在文学史研究方面，《文艺评论方阵》亦呈现出“争鸣”气象。《谭桂林卷》第二辑即标为“学术思潮争鸣”，其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性质与意义的质疑》一文写道：1985年由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学者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新的文艺史概念“在当时的学术界不啻是一次革命性的行动”，然后指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具有理论系统性的概念，它的论证过程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盲区”，“其表现就在论者论到的对象主要集中在二十世纪的民主派作家与左冀作家”，而忽略了其他各流派的作家、作品，从而得出“改造民族的灵魂”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主题。“论者企图用一个概念来涵括一切而对复杂多元的中国新文学所作的简化处理，是论者为了构架一种理论体系而创设的一个文学神话。”
《潘吉光卷》全部为对当代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电影的评论。潘吉光“一生主要致力于编辑业务”，同时进行创作与评论。《潘吉光卷》中的《生活画面·时代感——读短篇〈除夕夜〉》一文，先肯定作品的优点，然后指出不足：“我说它是一幅石油工地的气息浓郁的生活画面，就因为它仅仅是一幅画面，而缺乏立体感，没有从多侧面来刻划人物，开拓主题。这是作品思想挖掘不深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作品缺乏时代感。这个除夕夜放到什么年代去写似乎都可以，而且它更像是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初期的除夕夜。”在《向生活的深处探索——评张步真新作》一文中，肯定张步真的作品“无论是人物、语言和色彩，都有着浓郁的泥土气息和比较鲜明的农村特色。”同时指出其创作上的不足之处，“在刻划人物，特别是在把握人物性格的发展上的功夫还未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钟友循卷》中的《生存的匮乏，还是生命的匮乏》一文，“采取一种检讨自身以更好地走向未来”以重振湘军的姿态，提出湖南作家中“没有‘大师’、‘巨匠’而只有‘名家’，没有真正经得起历史和现实检验的‘史诗’、‘巨著’而只有‘精品’”等问题。在《试论‘戏剧性’在电影创作中的艺术地位》一文中，钟友循对简单地否认电影创作与戏剧创作的某些共性，盲目地拒绝电影的“戏剧性”提出不同的意见。在《中国武打片与美国西部片》一文中，指出中国武打片的“不少欠缺之处”，提出从“西部片借鉴某些创作经验”的意见。
《田中阳卷》中《归聚于大体一致的人生轨道——湖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作家人生行为走向》一文，与钟友循对湖南文学的思考、批评形成呼应。文中写道：“二十世纪的湖南作家们，一生充当着‘政治人’的角色、‘文学斗士’的角色，但他们在追求着政治价值体现的同时，却忽略了现代人格的建构，他们在波翻云涌的政治斗争中沉浮起伏，却消弭了自己的独立个性，他们基本上保持着传统人格的面貌。”从而从社会外部和作家主体内部原因二方面回答了湖南文学没有“巨著”、湖南作家没有“巨匠”等问题，对湖南文学的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意见。
《文艺评论方阵》在批判性方面的不足，主要表现在评论家们的批评更多地集中在重大问题上，批判的锋芒更多地指向“过去时态”，追根寻源于比较一般的问题的研究，而对眼前“正在进行时态”中具体的作家作品、理论著作中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则采取一种“老花眼”的手法，视而不见，表现出一种“大智小愚”的倾向。以下采用数量分析的方法，以十位评论家对当代具体作品评论专辑为例，来看看十位评论家对当代具体作品的评论。
有批评性评论的论文所占的比例
从上表可以看出，批评性评论在所有评论文章中占的比例是较小的。所谓批评，且大都是卒章略提，多则一段，少则几句。当然，即使是三言二语的“坏处说坏”，也能给“表扬式”为主的评论吹进一丝清风，给“闻过则喜”的文艺家送去饱含学术之谊的真情。
三、科学严谨的学术性
《文艺评论方阵》的第三个特色是科学严谨的学术性。《方阵》中真诚鲜明的批评性，是建立在文艺评论的科学性基础上的；而建立在科学性基础上的文艺评论，必定体现出一种深厚的“学术情谊”。所谓“学术情谊”，即指在真正的学术交流中建立起来的一种民主关系，一种艺术真诚和艺术良知。这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平等关系和学术真情。“学术情谊”的本质是科学性，它注重学术民主，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科学的文艺批评原则，采用科学的文艺评论标准和方法，具有“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勇气，而不是好坏不分，乱“评”一顿。《庄子·徐无鬼》中，庄子用“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的故事，深情地怀念他和惠子之间深厚的情谊，“自从惠施先生死去之后，我没有施技的人了！我没有可以与之谈话（辩论）的人了！”庄子对惠子的怀念之情，非常感人，这是超越一般亲情、友情的“学术情谊”！庄子是先秦道家学派的重要代表，惠子是名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两人交往甚密，学术交锋甚激。《庄子》中就载有他们两人有名的“濠上之辩”、“有用与无用”之争等故事。然而他们的情谊即使到了二千多年的今天，仍令人神往。原因何在？在于一个能运斤成风，一个能立不失容；在于所“斫”的是“垩”（白色土）而不是“鼻”。如果一挥斧便将人的鼻尖砍去，就不是“批评”而是“伤害”，不是“情谊”而是“怨忿”。当然，“郢人”也要有胆识，有气度，才能“立不失容”。《文艺评论方阵》中那些体现出真诚鲜明批评性的评论，就体现了评论家对自己“运斤成风”、对人“立不失容”的信任。
《钱海源卷》中的《韩美林的巨型雕塑属哪个档次》一文，可谓是这种“信任”的突出例子。钱海源“按照雕塑艺术创作的艺术规律，按照作为大型城市雕塑创作的基本要素”，对韩美林的“大型城市雕塑”进行分析，强调“雕塑语言的内在结构与重心、外在单纯性与量感、同环境的谐调性与体积，都是三维空间造型艺术不可忽视的方面。”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韩美林认为，他懂得绘画的艺术语言，也就懂得怎样作雕塑”，以致带来耗资巨大的大型城雕出现艺术质量问题。《萧元卷》中《批评的勇气》盛赞钱海源的美术批评的显著特点“就是它在对时代感和历史感的切实把握上，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而这种逻辑一致性无疑又是作者人格完整性的具体表现”。
《朱日复卷》中《论周立波的文学创作实践》一文，持“唯物史认识论的反映论”，按照“文学的特殊规律”的标尺，全面总结了周立波创作成就，并指出存在的问题：某些小说中的“政治化概念化的痕迹。”评价客观、公正。
这种评论的科学性不仅体现在对文艺家及作品的评论中，也体现在评论者之间。《朱日复卷》中的《理解活动具有多义引发的功能特点》一文，就如何理解彭见明《那山，那人，那狗》中“绿色的梦”与另一评论者发生“争鸣”，就很有意义。朱日复抓住“艺术信息多义性”、“艺术欣赏的差异性和共同性”的特点，据理力争，消除艺术欣赏、评论中一些误解。正如文中所说：“只有这样，我们的艺术欣赏才有所遵循和依据，我们的艺术评论才有可能成为一门科学。”
《萧元卷》中《为“七十年代作家”八辩》一文写道：“有人对‘七十年代作家’的写作抱有偏见，批评者与批评对象之间存在代沟，在批评时常常犯以偏概全的错误，即习惯于把一两个作家（充其量两三个作家）的几篇作品拿来泛指整个七十年代的作品。”就是指出其逻辑上的错误，批评其违背从“整体出发”的批评原则。在《过于聪明的中国评论家》一文中，萧元针对张颐武的《〈马桥词典〉——粗陋的模仿工作》，采用反讽的手法写道：“张颐武先生与本人已经不费吹灰之力地‘证明’了《马桥词典》与《红楼梦》都不过是‘粗陋的模仿之作’”来说明文艺评论要实事求是，要遵循从对象出发的批评原则。如果以批评者的主观臆想代替有理有据的公正评价，文艺批评的科学性就会丧失殆尽，就会出现“斫鼻”的“学术伤害”。
《文艺评论方阵》的科学性、学术性还体现在评论家对“文学批评”本身的批评上。《伍振戈卷》中《论文学社会学批评的科学化》与《审美批评谈略》两文，论述了文学批评不仅应从美学观点出发，同时应从科学的社会历史批评出发，历史地艺术地对批评对象作出评价，这样才能实现文艺评论的科学化。
《谭桂林卷》中《寻求与创作主体的精神共振——关于湖南文学批评发展的笔谈》一文，指出“湖南文学批评活动比较重描述、重介绍、重赏析等实用倾向”，提出应“强化批评的学术意识，实行由赏析型批评向研究型批评的重心转移。”“所谓批评的学术意识，即是要求批评以宏观的视野、综合的方式、学理的气度去观察、分析文学现象，不仅要像赏析型批评那样准确地传达出批评主体对某部作品的颖悟妙解，而且要将批评的思维焦点聚到发现问题、解答问题、寻找规律、总结规律上来。”这是关系到文艺批评的意义、任务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怎样进行具体的文学作品评论呢？韦勒克、沃伦《文学原理》“将研究具体的文学作品看成‘文学批评’”，而我们有的评论家却将研究具体的文学作品看成“赏析”。贺拉斯在《诗学·诗艺》中提出文学批评应成为“磨刀石”，而我们有的文学批评却变为“文学表扬”。以往我们对“知音”谈论较多，神往“高山流水”式的友谊，而对“运斤成风”式的更“酷”的“学术情谊”谈论少，忌讳多。殊不知“知音”阶段是“学术情谊”的初级阶段，而“运斤”阶段才是“学术情谊”的高级阶段。
事实上，有不少文艺家是愿意与批评家建立“学术情谊”的。《余三定卷》中《从编辑、研究到创作——唐浩明创作〈曾国藩〉小记》一文中就写到：“唐浩明丝毫也不满足，朋友们和他谈起《曾国藩》，他总是真诚地说，希望能听到批评意见，希望能指出不足，以便于在将来修改再版。研讨会上，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着。唐浩明身上表现出来的是文学大家的风范和气度。”《余三定卷》中《努力探索，不负厚望——评赵本夫的小说》一文，列专节指出赵本夫小说的不足之处，赵本夫不仅不心存芥蒂，反而以余三定为挚友，这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学术情谊”！当然，评论家在评论时，不仅要注意批评的“学术意识”，也要注意批评文体的“规范”和“优雅”。《谭桂林卷》中《寻求与创作文体的精神共振》一文写道：“我认为，批评文体的自我调整与完善应该朝规范性与优雅性两个方面展开，前者表现为对自己所用的批评术语、理论模式等的精微界定和贴切表达，顺应着批评在弘扬学理方面的自律要求，后者则表现为一种论证上的雍容大度与行文上的从容舒卷，它是批评在获得了充分的学术品格后所具有的精神自信与自由的标志。”这样，批评便会从“知音”的层面上升到“运斤成风”的层面。这样，庄子“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的千古浩叹将会真正成为历史。
收稿日期：2002-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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