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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几个月前，于1993年12月15日，关贸总协定最近的一轮会谈结束了，从而确定了今后十年国际贸易的发展方向。对农业经济学家有关关贸总协定的协议对农业产生的作用的讨论，京特·魏因申克有很大影响。除本地的农业外，他还注意了国际经济关系和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农业的影响。这里我想从京特·魏因申克在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出发，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农产品需求和生产方面出现预期的最重要发展趋势的背景下，国际农产品贸易在实施关贸总协定最近回合的新规则后，是否能完成其所面临的任务。我特别注意发展中国家，目前这些国家占世界人口的3/4强，但只占世界收入的不足20%和世界贸易的约20%。讨论特别要研究，通过自由化是否能确保今后发展的持久和与环境协调，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准入和工业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资源和收入的分配是否会变得较为合理，一些特别受到威胁的地区的食品安全是否会得到改善等问题。
世界食品经济的主要发展趋势
1.需求趋势
从最近20年世界食品需求（这里按谷物需求衡量）的主要发展中可以明显看到两条发展趋势线：
(1)发展中国家谷物需求的实际增长率为3.6%，相当于工业国家的3倍（这里指经合组织国家，见表1）。
表1.谷物总需求的增长率（年%）
地区1970-1984年1984-2000年
全世界 2.52.2
工业国家1.21.6
东欧和俄罗斯1.81.8
发展中国家 3.62.6
亚洲3.72.7
拉丁美洲3.12.5
非洲3.12.6
小麦和大米需求增长率的差别特别大，粗粮则较小（见表2）。
表2.对小麦、大米和粮食的需求增长率（年%）
(2)在发展中国家也可以看到从工业国家认识到的需求结构变化；传统的基本食品失去了对小麦、小米和精加工产品的优势。由于这种发展意味着结构朝国际买卖的产品转变，因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一方面表明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农产品贸易的依赖加强，另一方面也表明其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的重要性在提高。
发展中国家增长率较高反映了其人口增长率较高，部分地也反映了收入增长和需求的收入弹性较高。这些差别也将决定今后中期和长期的发展趋势；在这方面，黑非洲占主导的将是人口增长而不是收入增长。此外，收入分配中的变化也有重要作用。有利于穷人群体的再分配，由于其需求的收入弹性较高，也许会提高总需求。另外一方面，收入的再分配也许会减少对精加工畜产品的需求；这种产品主要是上层收入群体的需求，并且抑制谷物密集型牲畜生产方面的谷物需求。
总的来说，可以预计下一个10年工业国家的增长率将较低，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明显较高。因此，发展中国家在谷物总消费中所占比重将继续其提高趋势（见表3）。
表3. 在谷物总消费中所占的比重(%)
地区 1970年1980年1986年1992年
发展中国家43.748.5 50.2 53.1
工业国家 35.130.6 30.1 46.9
东欧 21.220.9 19.6
全世界100 100
100
100
各种机构（粮农组织、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关于下一个10年的预测对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结果。到2000年的谷物年均消费增长率估计为2.5-2.7%；有意思的是，对工业国家的估计差异很大，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0%到（世界银行的）1.6-1.8%。
表4.综合了对1980-2000年的几种推测：
地区 人口增长 人均收入增长（年均%） 收入弹性
（年均%）1980年 2000年 粮农组织 国际应用系统
分析研究所
工业国家 0.4 2.1 0.5 0.10.08
东欧①0.5 1.9 0.5 0.1
发展中国家1.9 2.3 0.6 0.24
0.53
亚洲 1.6 2.9 0.8 0.2②
拉丁美洲 1.8 0.9 0.2 0.3②
黑非洲3.1-0.6 -0.1 0.5②
全世界1.6 2.0 0.5 0.20.43
①包括俄罗斯；②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推测：中等收入为0.19；中下等收入为0.23；下等收入为0.75。
对谷物需求量的估计结果如下：
表5. 谷物需求量（亿吨）
地区 1987年2000年
经合组织 5.036.14
东欧 3.334.13
发展中国家8.31
12.33
亚洲 6.289.54
拉丁非洲 1.021.42
非洲 1.011.37
全世界16.67 22.60
下一个10年谷物需求还将大量增加，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增长。但值得注意的是，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谷物需求的增长都将放慢。
2.未来的生产发展趋势
增加的食品需求能否得到满足？需要什么？一般都承认，全球的生产能力足以生产所需的所有食品。然而，发展中国家得到充分供给的前提，是工业国家对分配的准备，按今天的比例准备分配是不能实现充分供给的。而且，由此造成的依赖是许多国家不能接受的。
因此，发展中国家绝大部分增加的食品需求必须由自己来生产。经合组织估计的出发点是，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增长将不足以满足不断增加的需求；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和粮农组织的估计尽管比较乐观，但原则上得出的是同样的结果。不管哪种估计较为现实，即使是较为适度的推测，也要求发展中国家作出巨大的努力。下面简要阐述一下发展中国家提高生产的主要问题。
发展中国家政策上的需要
在提高农业生产的两个来源——扩大面积和集约化中，扩大面积已逐渐失去意义。历史上增产绝大部分来自增加耕作面积，而最近几十年中产量提高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在1960年至1980年期间，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增长有3/4归功于生产率的提高。这种历史性的发展趋势在所有地区都在继续（见表6）。
表6. 对农业生产增长的贡献
地区
扩大面积提高产量
亚洲（不包括中国） 1961-1970年 5149
1971-1980年 3268
1981-1992年② 496
拉丁美洲1961-1970年 6634
1971-1980年 5347
1981-1992年②-① 100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1961-1970年 100
-①
1971-1980年 5050
1981-1992年②92 8
发展中国家总计 1961-1970年 3070
1971-1980年 2080
1981-1992年②1684
①负数；②只包括谷物。
由于耕作新的、常常是边缘的土地越来越依靠提高产量的革新，因此对今后的发展来说，提高产量的意义将更为突出。通过集约化提高农业生产无疑更费时间，也更为艰巨。这条道路需要制订革新计划，并根据各该种植地区特有的生态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进行调整；它引起了机构的变化，特别是建立和加强农村服务领域的机构，而且它需要在培训和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大量投资。
农业研究接受对传统农业生产制度制订经过调整的革新计划这个根本任务是理所当然的。京特·魏因申克通过其工作指出，这种革新不能靠第二手资料或各州不了解事物实际情况的报告在格廷根、不伦瑞克或霍恩海姆制订。它们必须建立在深入现场研究的基础之上，掌握自然生产条件并分析经济和社会文化的限制。这种研究是很费钱的。我们看一看非洲，就可以看出，今天非洲只有少数国家在人力和机构方面有能力胜任这些任务。建立国家农业研究中心和培训必要的人力资本的大学应看作是非洲国家本身和国际发展合作今后10-20年内的首要任务。
只有经济政策的和制度的框架条件支持革新的实施，革新才会广泛为传统的经济制度所接受。在这方面，尤其在价格、税收和汇率政策方面，存在着弱点，对此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食品保持低价、对出口征收高税和货币定值偏高，是对提高生产率，特别是对投入提高产量的生产手段缺乏刺激的重要原因。纠正这种价格扭曲非常困难，其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由于城市消费者和农业生产者之间已存在的政治目标冲突，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缺乏对纠正价格对预算和国际收支等重要宏观数值的影响的认识。即使有纠正价格的愿望，但提高基本食品的价格包含着发生严重政治动荡的危险。提高基本食品价格尤其会使最贫穷群体的营养状况受到更大的损害，因此许多政府出于社会原因而不予考虑。价格政策的这种困境，一方面需要从穷人考虑来制订价格政策，通过收入补贴来支撑，从而确保满足受威胁的穷人群体的基本食品需求。另一方面要强调可降低成本的技术进步的突出意义，技术进步可以提高对生产者的刺激并降低消费价格。
新农业工艺只有在得到较大规模使用时，才能大量提高生产。在这方面，农业咨询承担着重大任务。较新的研究（埃文松和罗斯格兰特.1993年）表明，对研究和咨询项目的资金投入，收益非常高。正是在识字率很低的社会，咨询在农场主与研究机构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从实际的资金投入和人员素质来衡量，看来许多政府没有认识到咨询的重要性。
实施革新的另一前提条件是其提供资金的能力。特别是主要藉以维持生活的生产制度，农场主的支付能力常常不足以购置下一生产周期所需的生产资料。他们用来投资的资金更少。对大规模的革新过程来说，获得贷款是绝对必要的。许多国家很少有独立的、靠自己支撑的信贷机构。大多数农村金融机构受到贷款归还率低、成本高的损害，而且要忍受政府越来越大的影响，严重限制了它们组织上和经济上的自主权。它们几乎越来越依赖于政府补贴或外国的出钱者。造成这种依赖有许多原因：除了忽视通过农村金融机构调动储蓄存款和很少偿还借款的纪律外，利率政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利率定得低而同时交易成本高，就像它们在给小农场主发放贷款时出现的那种情况，必然使金融机构受到损失。加上贷款坏账率高，它们很快就冲蚀资本基础，使金融机构丧失独立性。这里，农业价格政策与制度发展的相互作用特别明显。农产品保持低价，对生产的刺激就减少。要阻止这种情况，就必须采取补偿措施，如给发放贷款提供补贴，这使农村金融机构更难以独立发展。今后在建立农村金融事业时必须比现在更多地考虑：
——切合实际的利率政策，结合调整农业的价格政策以及
——鼓励调动储蓄存款，以便改善金融机构经济上的独立性。在这方面，非正规的信贷部门、特别是地方的储蓄团体和信贷协会，将可以起较大的作用。
最后，销售部门常常是一个薄弱环节。在非洲，销售机构很少能在有需要的地方及时地提供生产资料，并有效地销售掉可销售的剩余产品。国营和准国营销售机构，部分地还有合作组织形式的销售机构遇到的困难，使人回想起私营商业灵活、有效和根据地方结构进行调整的长处。在销售方面重要的是，通过增加竞争改善小农场主的市场地位，通过促进基础设施的发展来提高销售效率。
对国际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鉴于在促进农村机构、教育和培训、加强基础设施方面存在巨大的需求，最近几年发展中国家出现农业部门资助减少的情况，简直是怪事。但是，即使增加对农业部门的资助并达到了实际可能达到的程度，食品消费仍有很大一部分要靠国际农产品贸易来解决，而且这个份额还在增加。
各种调研估计，发展中国家的净进口量将达到80年代中期水平的1倍到2倍（从6，000万吨增加到超过10，000万吨至20，000万吨）。从所占比重看，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谷物进口可能略超过整个谷物进口的50%。在出口方面，发展中国家大量增加出口的机会很小。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认为，2000年只有阿根廷和泰国是第三世界重要的谷物供应国。
从这些发展中可以得出的结论说明，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作为对发展中国家的谷物供应国的重要性不断提高。
上述发展趋势提出了四个重要问题：
1.国际农产品贸易和生态；
2.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准入；
3.贸易利润的分配；
4.食品安全和贸易自由化。
关于第一个问题：生态方面
各种调研认为，供养全人类的技术能力是足够的。我在这里想提出的问题是在继续实施我们的经济行为方式和结算制度的情况下，工业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容纳能力。
1992年春，美国全国科学院和伦敦皇家学会共同发表了一份报告，报告开头如下：“如果当前人口增长的预测证明是正确的，而且全球人类活动方式仍不变的话，科学和技术可能也无法阻挡环境不可逆转地恶化和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继续贫困”（布朗，1993年）。
这两个最有声望的科学团体承认，如果不能限制人口增长，而且北方的经济行为准则不改变，那么，现代科学和技术即使取得了值得注意的进步，也不能保证有更美好的未来。直到不久前还对包括这些科学团体的讨论有影响的技术上的乐观情绪已冷却下来，而且正在变得忧心忡忡。
世界经济和国际分工结构的基础是19世纪的一种模式，即李嘉图和亚当·斯密创造的具有由自由市场决定的资源分配效应的比较成本原则。新古典学派重新捡起了这些思路，许多西方工业国家、尤其是美国在80年代曾试图或多或少在形式上按这种模式调整其经济政策。
这里的重点问题是，为能用作今后国际分工发展的准则，李嘉图－斯密模式是否需要扩展和需要作多大的扩展。这个问题也将是，在考虑到所有费用的情况下，工业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食品供应职能方面的份量是否会有变化。
国际分工的基础是价格，就像价格借助市场形成一样。这些价格只包括通过市场付给报酬的要素，并反映供需双方都面对的市场结构。它们不考虑“免费”物品的消费，或者说不包括在国民经济总结算内的物品的消费。其中特别是未纳入市场的食品消费。国际上接受的国民经济总结算制度当然（而且是比较正确的）要从物品和服务的产值中扣去资本消耗（以折旧形式），而自然资本的消耗，例如冲蚀掉的土地、酸雨对森林造成的破坏或者工业排放物引起的臭氧层保护减少，仍未受到注意。换句话说，我们的经济结算制度过高地估计经济增长，不说明实际资源消耗相应的比较优势。在这方面，未包括在内的资源消耗越大，扭曲就越大。
要确切掌握哪些生产领域需要使用多大量的免费的资源，这肯定是困难的。某些部门，如重工业、造纸和化学工业，是以它们给环境加重负担出名的。而集约型农业也日益进入给环境加重负担的一类生产领域。此外，对环境的损耗一般同加工程度紧密相关。因此，特别是给环境造成严重负担的部门的工业制成品，可能会碰到费用列入统计不全和价格形成受扭曲的情况。
我们把企业将虚假利润内在化并将部分费用转嫁给社会，看作是这种有缺点的统计的结果。生产和贸易的扩大超出了最佳状况。结果是，过度利用自然资源造成常常是不可逆转的土地退化，这种现象经常要到后果已显露时才变得明朗。例如，当出现危害健康的情况时，我们才断定空气的负荷太重了；当鱼死绝了，才断定河流被严重污染了；或者当树木枯黄了，才断定土壤负担过重了。
基于如此不完善的统计之上的国际分工是扭曲的。在对生产的环境影响缺乏认识和统计的情况下，很难说扭曲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起作用，建立在考虑了所有费用后产生的比较成本优势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结构和分工会将如何形成，应如何作相应的调整。这方面需要进行大量研究，一方面是为确定环境的费用并将其纳入价格形式过程，另一方面是要探讨义务和规定的作用。
而且，在考虑到免费消耗自然财富的情况下，工业国家是否将以调研中所推测的形式承担谷物供应国的作用，这个问题也无法明确回答。这取决于环境资源消耗的相对量和环境资源的相对紧缺情况和使用的费用。无疑，在工业国家的集约型生产中，使用农业－化学投入物产生的环境费用较高。而在发展中国家，土地冲蚀和林木砍伐的费用较高。无论如何，考虑这些费用将导致提高价格和价格相对改变，并影响生产结构和经济方式。市场没有能力把外部效应考虑进去，使市场作为分配的唯一原则的绝对要求成为问题。
关于第二个问题：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准入
发展中国家的食品需求不断增加，对资金的需求也将增加。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要求工业国家不仅对热带粗制品，而尤其是对加工产品和非农业产品更加开放市场。
尽管上述有些调研预测谷物价格将下落，但总的来说，进口所需资金仍将增加。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要求更加开放市场，特别是在加工产品和非农产品方面。以非关税贸易限制以及按加工程度提高而增加关税负担的税率滑动形式表现的贸易保护主义，与工业国家本身所要求并加以促进的建立农村工业和多样化直接有矛盾。
取消非关税保护已在关贸总协定的协议中作了规定；取消税率滑动则没有规定。而税率滑动恰恰是同发展和多样化努力相矛盾的保护手段。这正好阻碍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原料基础而拥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方面建立加工工业。在比较简单的加工工艺方面，最贫穷的国家也许也有良好的机会在工业国家的市场上进行竞争。在工业国家觉得会损害已建立的阵地的地方按比较成本优势进行国际分工的要求，看来有其一定限度。如果在关贸总协定谈判中取消税率滑动得到推动并取得进展，对工业国家发展政策的信誉是有益的。
关于第三个问题：贸易利润的分配
指望从自由化中获得的贸易利润估计，未考虑很大一部分由发展中国家承担的结构调整费用。由此，关贸总协定需要有一项分配协定作补充。由于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利润分配不均，扩大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国家市场是必要的。经合组织对关贸总协定改革中所谋求的农业部门实行部分贸易自由化的方案①的调研表明，谷物、肉类、奶制品和食糖的出口国是赢家，这些产品的进口国是输家。要是进口国同时又是热带初级产品，如咖啡和可可的出口国，进口和出口方面的损失就会都落到它们身上。根据这个方案，估计每年为1，900亿美元的利润中，约有2/3将流入工业国家，只有1/3流入发展中国家。即使假设包括工业部门在内实行多部门贸易自由化，这种分配也不会有变化。利润分配与现有贸易结构相适应，因此是不公平的。根据发展政策的目的，即缩小工业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利润再分配，至少能据以建设性地商定具体再分配措施的意图性声明，也许已放进协定内。
关于第四个问题：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问题看来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几乎没有人怀疑，全世界的生产能力可以生产出足够的食品。另一方面，无疑今天有数亿人口正在挨饿；许多调研表明，饥饿人类将增加，即使有些调研认为其相对比重在下降。
从全球看，不存在食品不安全的风险，这正是因为有可能进行农产品的国际贸易。食品安全问题主要出现在国家和各个家庭层次。在国家层次，食品安全同自给程度有密切关联。这种联系并不是必定的，但事实上它适用于许多国家、特别是在世界市场上出口机会很少的国家。从这个角度看，特别是撒哈拉以南地区国家自给率的不断下降，表明了国家层次的食品不安全日益增多。除优先促进农业部门外，仍不能放弃对这个地区提供食品援助。关贸总协定的贸易自由化如能导致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世界贸易，也许有助于减少各国的食品不安全。自由化对严重受到食品威胁的非洲国家好处不大，因为它们的主要出口产品碰上的是基本饱和的市场。此外，税率滑动依然很突出，从而妨碍了加强进行加工。在其他许多领域，非洲普遍的发展落后和宏观经济的框架条件限制了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许多国家食品安全的主要难点则是在各个家庭层次。为保障所有家庭有充足的食品，不仅必须拥有食品，家庭尤其必须有能力购买食品。其前提是就业和有收入。按关贸总协定新规则实行的自由化要求发展中国家更加开放国内市场，而正是这一点会在所处地位特别不利的地区危害食品安全。
正如京特·魏因申克在其文章《对世界农产品自由贸易的评论》中精辟表述的那样，著名的李嘉图的葡葡酒－毛料模式中的葡葡酒生产厂商，在受到效率更高的外国生产的排挤时，有可能转向生产毛料。但是，远离城市市场、只能通过季节性通行的道路与外界联系的喀麦隆北部的大米种植者，如得不到诸如通过咨询、贷款或销售制度提供的支持，再加上文盲、没有可替代的就业机会，或者只能得到贫困线以下的收入，那么自由化就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存。只要不具备可替代的赚钱条件，他们的就业和他们为确保食品所必需的收入，就只能通过保护国内市场免遭外国竞争来加以保障。
关贸总协定谈判对发展中国家给予了特别让步，尽管范围有限。例如，发展中国家承担的义务是，把关税、内部补贴和出口补贴只减到协议比率的2/3。对内部补贴措施（投资津贴和投入物补贴）有一个较高的免税限额，而且最不发达国家完全不承担这种削减义务。在促进出口方面，农产品出口的销售补贴和运输补贴也不包括在削减义务内。这并不是说支持无所不包的贸易保护主义，而是在要求实行贸易自由化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错综复杂的状况。贸易自由化只有在范围和速度方面能达到消除食品供应受到威胁地区结构上的不利时，才可能实现。
结论
1.应估计到，发展中国家作为集团，今后对食品、特别是谷物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它们本身几乎不能满足不断增加的需要。增加的很大一部分需求将由经合组织国家来供应。
2.随着谷物进口量增加，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农产品贸易中的伙伴国将变得更为重要。这意味着在谈判中的份量增加，而且将在不断增加的要求中表现出来。
3.关贸总协定的新结构是否能胜任今后的任务，有几点令人怀疑：
①工业国家降低关税和开放市场原则上是一种积极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将只能用提高出口收入来支付增加的谷物进口。
②这种开放必须容许是不对称的。对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的要求必须考虑到其由于发展水平造成的结构的不利地位。这无非意味着承认不同的发展水平。
③作为关贸总协定改革结果的预期贸易利润的分配是不公平的。贸易利润必须更多地转向用于第三世界的发展。
④关贸总协定的规定必须更多地考虑生态效应。关贸总协定目前的安排，即通过提高增长为增强环保创造潜能，是试图事后对环境的损毁进行修补。任务将是，事前，即在生产时，就防止环境的过度消耗。
（方兴译自德国《农业经济》1994年第4-5期）
注释：
①这个方案的出发点是，所有农产品的进口税和进口补贴、出口补贴和出口税减少30%，投入物补贴也作同样的减少。假设土地休耕政策没有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