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正年代的“成金”风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风潮论文,大正论文,年代论文,成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313.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1)02-0043-06
外债巨大，贸易入超，赤字预算，是明治末年日本国家财政状况窘迫的写照。1911年大藏次官若槻礼次郎对陆军大将山县有朋诉苦道，按此发展下去，政府保有的硬通货不久将消耗殆尽。[1](P100)造成这种局面的近因是输出不振导致国际收支失衡，远因却是扩军备战长期压迫财政，而国内市场又因地主制与资本制的矛盾而难以健康发育成长。这一看似无可救药的顽症，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天佑”而一举缓解，1917年日本由负债国变成债权国。经济状况的改善对社会政治经济产生了种种影响，分析这些影响对我们研究社会变迁这一重大问题会有所裨益。
一、“成金”风潮
国家通过投机或冒险转瞬间成为“强国”，公司或企业追逐、利用国家政策的惠泽分羹一杯成为巨富，日语称之为“成金”。按将棋规则，功能最弱子力最低的棋子“步”一旦冲入敌阵，即可获得护卫在王将左右的金将的战斗力，将棋术语称之为“成金”。所以，“乡巴佬一夜成大富”，是“成金”一语的形象解释。
首先“成金”的是日本国家。据统计，由于向同盟国输出军需品和向美国扩大输出生丝，1917年出口商品价值总额为10.88亿日元，出超额达到6.15亿日元。[2](P284)在超额利润的刺激下，社会生产全面攀升。化学工业、轻工业、电业的产值普遍增加4-5倍甚至更多，钢产量1917年为79.3万吨（世界第9位），船舶保有吨位1919年达到23万吨（世界第4位）。1919年日本的债权余额为13.71亿日元。[3](P136-137)景气条件下，新设企业如雨后春笋，股市亦呈现出活泼态势。全国各大企业的资本总利润率，1914年时仅为8.1%，而1917年和1919年则分别达到20.9%和21.1%。[1](P101)所以，当西园寺公望和牧野伸显率日本代表团出席凡尔赛和会时，已经有资格出席由英、美、法、意及日本五个主要战胜国正副大使组成的十人会议了。
在已经“成金”的国家的带动下，许多企业和个人怀着投机冒险心情，趋之若鹜般地投身于“成金”风潮之中，按其所从事的职业不同，出现了“铁成金”（因经营钢铁而发财，以下略）、“船成金”、“株成金”、“丝成金”等大富小富。和田邦坊的漫画《成金》，将一个手持百元大钞、打算回家的小老头余兴犹足地让三个簇拥在他身边的妙龄女子擦拭皮鞋的画面描绘得活灵活现，尖锐地讽刺了大正初年“成金”风潮所反映的世相。[4](P279)
神户港的铃木商店，在大战之前是一个资本50万日元的贸易商社。战争爆发后，立即从事战备物资倒卖，同时购入了许多船只，数月之间便跃变为资本金数百万元的大型商社。原来在三井物产任职员的内田信也，1913年33岁时退职，自由择业成了一名船舶买卖中介商。1915年开设内田汽船公司时只有1条船，翌年发展为拥有16条汽船的大型会社，公司股票红利竟然达到60%。1918年创立内田造船，有资本金200万日元，人称“船成金”的典型。三井、三菱等大型财阀企业，不仅趁战争发财使资本金倍增，而且同时完成了向垄断的过渡。三井财阀的资本金1917年时仅为6000万日元，到1919年竟扩至2.7亿日元，1920年时共拥有直系、旁系企业60家以上，总资本金达到5.6亿日元。从战争所带来的机遇中受益的，不仅仅是国家或企业，还有普通的劳动者。松尾尊允在《米骚动与劳动者》一书中举例说；“在炮兵工厂能赚钱，在民间工厂也能赚钱。（中略）我拼命干12小时能赚15元。有个家伙好象为了刺激成金的劲头，就包下了一个女人，每天从娱乐店到厂里来回通勤不回家。我从那时起开始有钱，100元、150元、200元，很快就赚了600元。”[5](P3)
一举而暴富的人们有了钱，便过上了奢侈放荡的生活。他们玩股票、逛妓院、上饭店、建私宅，使得许多人羡慕不已。内田信也在须磨建私宅，正厅是一个有数百榻榻米的大客间，人称“须磨御殿”。日本邮船的社长近藤廉平，人称财界的“社长大人”，其公司的股票红利1917年时达到70%，终日穿梭往来于灯红酒绿花间裙下。更有甚者，“船成金”山本唯三郎，因船票暴涨而聚敛了7千万日元的资产，便欲显富斗富。1917年11月，他派200人组成打虎队去朝鲜猎虎，一共打了三十余只猛兽。回到东京后，特意在帝国饭店举办“虎肉尝食会”，招待各界知名人士品鲜。出席宴会者有清浦奎吾等枢密官和陆军大将1人，内阁大臣2人。在通往宴会场的甬道两旁，饰有所捕猎物的标本，凶猛狰狞模样毕露。内有全罗道的虎、弥巴里的猿、永起的豹和金刚山的熊。[5](P14)
一战期间，是日本资本主义大发展和垄断资本主义确立时期，伴随着经济发展，相继出现的日本工业俱乐部、日本经济联盟会，是以三井系和三菱系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独占性工业组织。社会经济发展和工业组织的出现，本来是应予以客观评价的现象。然而，“成金”风潮所带来的无序性更需要加以重视。许多在“成金”中迅速崛起的中小企业，因其本身的技术力量和市场占有能力无法与大企业抗衡，便挖空心思在夹缝中投机取巧。其粗制滥造的产品以其低廉的价格充斥市场，甚至输往海外。“太麻烦了，日本的”——这句口头禅竟成了粗劣的日本产品的代名词。失去了有效控制的“成金”风潮，很快就因其虚假性受到人们的批评。当时颇有影响的社会评论家渡边铁藏认为，因“成金”风潮派生的经济混乱分配不公应当由政治家来承担责任。他说：“议会为经济上的幸福阶级四处奔走，相反为经济上的不幸阶级尽心尽力之举却根本见不到”，“政府以巨额国费毫不吝惜地奖励造船、奖励航海，却无视尚有领不到工资的小学教员和因米价腾贵只好少吃的人民”，他大声疾呼“应设立战时特别所得税以平衡社会分配”。他援引丹麦、挪威等中立国征收特别税为证，指出“惟有我国放置战时既得利益者于不顾”，认为这将招致极大的危害。[6]
二、贫民生活
在战时景气的刺激下，农村人口大量地向就业机会骤然增多的城市流动，是极为自然的。据统计，1898年、1913年、1920年和1935年，全国人口的81.6%、74.2%、62%和54.3%居住在1万人口以下的町村中，9.1%、12.5%、19.5%和25.5%的人口居住在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其他居住在1——10万人口的小城市），[7](P18)都市化正在缓慢地推进着。
工厂的扩大吸收了从农村游离出来的劳动力。在造成农村人口急剧向城市移动因而劳动力供应超过实际需求的情况下，低工资就是必然的结果。以雇佣工人人数最多的纺织工厂的工人工资为例，1914年男工的日工资平均为450厘，女工日工资为290厘；1919年男工为570厘，女工为380厘，5年间其增长倍率分别约为1.27倍与1.41倍，[8](P284)但是，大米的价格却从1914年每石22.7日元上涨到1919年的47.5日元，[9](P262)增长倍率则约为2.1倍，综合物价指数由1913年的100增长到1920年的260，增长倍率为2.6倍。[1](P110)在工资增长整体落后于物价膨胀的条件下，“如我国近年人口显著增加之同时，到处可闻诉说生活穷迫之声”，[8](P290)“据七十余人的回答，收入多于支出的仅十余件，其他悉数告诉支出不足”，[8](P276)对照前节“成金”者的奢侈挥霍，贫富分化正是因为经济无序和分配不公状况所造成的。
在“成金”风潮的反面，城市贫民人群的扩大和贫民窟的出现，已成为大正年代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更准确地说，“成金”风潮与贫民问题产生是分配不公所造成的二律背反式的后果。当时日本到底有多少贫民呢？有一个以救济贫民为己任的基督教徒，为了履行自己的祈愿，特地搬进神户的贫民窟去生活，从事传教和救助活动。他就是最早关心贫民问题的贺川丰彦。据贺川调查，月收入20日元，房租支付能力3日元以下者，是最低贫困线。这样的贫困户约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仅神户地区就有75万贫民。这些贫民为了活命，每天都在从事着单调枯燥的工作。譬如女工一天工作12小时，可贴3500个火柴盒，工资仅为35钱。在贺川的调查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贫民一生轨迹的一般性描述。他曾询问贫困人家的孩子长大以后的理想，最多的回答是卖咸菜、卖捕鼠器、当电车驾驶员或掏大粪。十三、四岁的少男少女，已经懂得了父母生活的艰辛，甚至发现了卖淫的秘密。于是，他们也开始模仿，到女人聚集的点心铺玩。他们或去做童工，或过着放浪的生活。到30岁以后，男的已经换了十几种工作，女的已经经历了几个男人。许多人看破红尘，喃喃自语：“不行了，不行了，人生原来是场梦”。一到60岁，就常常对人讲：“活着也是累赘，不如早死”。[5](P32-34)
贫困时刻煎熬着人们的心，社会浮荡着不安的气氛。1921年全国共发生1680件租佃纠纷，1923年发生1917件，参与者分别为14.5万人和13.4万人。[10](P380)1919年共发生2385件劳资冲突事件，参与者达到33.5万人。[10](P392)河上肇以乌托邦式的理想开始关注贫民问题。一次大战期间河上在欧洲游学时，已经注意到先进国家的贫民问题。他为贫民的不幸遭遇和社会动荡而担忧。1916年9月至12月，他在大阪《朝日新闻》上连续发表评论《贫乏物语》，众多读者称之为诚实文章。河上肇呼吁：如果继续维持现今的经济组织，就只能听任巨大的贫富差别继续存在下去，就搞不明白有钱人为什么能买这么多的奢侈享乐，而贫困却日益成为社会的绝症。他设想只要有钱人自动放弃享用奢侈，就会有办法矫正社会贫富差别。他还设想在生产和分配中杜绝个人发横财的机会和可能，像军备和教育那样一律由国家主办，那么根治贫困也就指日可待了。[5](P35-36)这种关于制止奢侈解救贫困的思想，却因为“成金”热潮方兴未艾，自然不可能得到积极的回应。陷入苦闷的河上肇此后数年仍旧在思索解救社会贫困的有效的方法，却终不得其解，最后全身心投入到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中，完成了向科学社会主义者的一步过渡。有许多人“成金”，便有数十倍的人贫寒交困。一个男性一天工作十小时以上尚不足以温饱，妻子还必须从事副业接济家用。国民的死亡率很高，40岁时便已未老先衰者比比皆是。[8](P268)
三、金钱政治
获得了意外之财的暴发户，除了用金钱去尽量满足自己的各类官能性欲望之外，还要用金钱为自己打开通往权力的捷径，以满足自己的社会性欲望，金钱与权力姘靠与结合，是“成金”风潮所导致的又一个必然性结果。明治维新时，幕府的大商人与倒幕派以及明治政府各有所求的结合，造成了政商这一特殊的阶层，已经证实了钱与权的黑色关系。在政友会或宪政党成立之前，这似乎还是另当别论的关系。但1920年以后，向垄断过渡的三井和三菱分别成为最大的政党政友会和宪政党的后援者，已是公然不争的事实。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大大小小的“成金”者同政党和政客之间连结起一条条看不见的“金脉”线，严重地侵蚀了原本就不甚健全的政党政治的躯体。
1914年山本权兵卫内阁因海军造船费贪污事件而辞职，成为钱权交易事件不断被揭露的嚆失。西门子公司驻东京分社的被盗文件证实，承揽工程的公司将向日本海军省回赠造船费3.5%——15%的回扣。海军大佐泽崎宽猛、海军少将藤井光五郎和海军中将松本和涉嫌此案被军事法庭逮捕。[4](P264-268)
“船成金”者内田信也，在1920年总选举时，将自己经营的船只以每吨325日元的价格卖给了“满铁”。当时战争已经结束，船价正在暴落，内田卖的这个价格让同行吃惊不浅，引起种种猜测。同为造船业者的在野党宪政党议员桥本喜造，在众议院大会上公开质问：“内田向原首相贿赂，在其荫庇下才成功地卖出了这种不正当的价钱”，致使政友会在议会上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幸好政友会干事长广冈宇一郎发现了“五个珍品事件”，遂以此为武器向宪政党反击并取得成功。原来在大选前宪政党总裁加藤高明曾向内田信也要求政治捐款，内田不喜欢普选政治，便问加藤对普选运动的看法，加藤回答为期尚早，内田便托人向加藤送去5万日元，加藤在收到后复函致谢：“收到五个珍品”。广冈宇一郎等政友会议员提出确凿证据，迫使加藤承认接受“五个珍品”（加藤否认有交换条件）。战后，内田在1951年出版的回忆录《风雪五十年》中证实确有其事，同时也承认向政友会捐款是事实。[5](P17-18)此事证实，两大党领袖被同一“成金”者所收买，致使其不仅在经济上获得利益，而且在政治上也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自原敬被刺身死后，政友会总裁就由高桥是清担任。在原敬担任总裁的8年期间，政友会的日常经费由2万日元上升到100万日元，可见其出色的蓄财能力。但自高桥接任以后，党内以床次竹二郎为首的反对派，一直蓄谋欲取而代之，致使高桥不得不将权力转交给陆军退役大将田中义一。政友会内部对高桥搞不到钱的普遍责难是迫使高桥下台的重要原因，“高桥的引退还是钱的问题。政友会十分需要钱，干事长岩崎勋等常来取活动经费。作为总裁拿出钱来是应该的，可要拿出更多的钱来，就使高桥吃不下饭了”。[3](P127)民政党总务樱内幸雄在抨击田中内阁时说：“说到田中大将的300万日元事件，是田中大将从神户的高利贷者乾新兵卫那里借了300万，说拿了去买政友会总裁。若仅是这样也就罢了，它之所以成为问题，是用陆军省的定期存款变换的国库公债作担保，这是乱用官费、违反军规的行为。”[11](P244-247)除了田中之外，涉嫌此事的还有菅野尚一、松木直亮和山梨半造等陆军将校。田中以金钱贿买执政党之一政友会的举动表明，军部法西斯势力对最高行政权力的侵夺从1926年时已经开始了。
各政党拼命筹措经费，用于议会选举。以1928年大选为例，政友会、民政党为争夺天下，都投入了大量资金。政友会在田中的率领下，一举投入500万日元。各候选者被招至首相官邸，直接从总裁手中领取竞选补助费。民政党则在滨口雄幸率领下，筹得300万日元，向各候选人提供活动经费及其它宣传广告费。投入费用的大小多寡直接决定了该党在众议院中所占议员的议席数。据大阪《朝日新闻》报道，1930年议会选举中，政友会投入资金为350万—400万，民政党则投入400万—500万。在1932年大选中，政友会投入500万，民政党投入300万。所以，1930年政友会当选174人，而民政党则当选273人；1932年政友会当选301人，而民政党仅当选146人。
将财阀“成金”者与政党联结起来的渠道有三种。其一，自甲午战争以后，财界出于与其帮助议会势力增长莫如直接影响其政策决定的考虑，开始向议会直接渗透力量。1902-1917年，实业者议员在帝国议会中的议席由52席增加到131席。其二，财界人物一旦进入议会，就与政党的首脑建立隐蔽、密切的关系。他们将财界的意图透露给政党的领袖，作为交换，财阀向政党提供的资金也通过他们之手交到政党领袖或总务手中。如加藤高明与三菱、滨口雄幸与仙石贡、团琢磨与原敬，就是这种关系的典型。其三，执政后的政党，会推行有利于财界利益的政策，如原敬内阁的“产业合理化”政策，对八大财阀吞并中小企业起到了保护伞的作用。
由此，在议会中政党为金脉政治而相互攻讦屡见不鲜，有时发生的事件甚至让人欲恨不能、忍俊不禁。福泽谕吉的女婿福泽桃介因炒股而发达，但他对有些人“成金”之后在请客吃饭时让全裸女招待斟酒上菜的做法十分不满。在议会辩论中，他在就预算案发表咨问时，话题一转，突然对政友会发起攻击。福泽桃介称自己对政友会和邮船会社的一些关系非常熟悉，也很清楚邮船会社为了什么目的去大手花钱，只是因为此事会伤害自己在邮船会社的朋友才暂不发表。这时，政友会议员松田源治和福井三郎不顾议员应有的矜持，跳出来大喊：“拿出证据来！不许侮辱神圣议员！如果没有证据就让他坐牢”！福泽毫不示弱，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张文书，一挥喊道：“想看一下吗？什么时间、什么人拿了多少钱，请仔细看一看吧，这就是证据，就在我手中！”这时，政友会的会员们都安静了下来，脸色突变者有之，面面相觑者有之，他们万万没想到福泽手中挥动的那张纸其实只不过是日本瓦斯会社的考勤表。[3](P143-144)
1907年，日本全国只有16辆小汽车。1918年时增加到4533辆，其中相当部分为私人用车。据东京市内汽车牌照记录，前25位中大多数为财界要人和“成金”商人，但第12号、19号和24号则分别为曾担任过首相职位的山本权兵卫、大隈重信和西园寺公望。
四、结语
导致经济无秩序和社会分配不公的“成金”风潮，是在当时日本政府对一次大战带来的景气失去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发生的。它所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对1920年以后日本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一，在“成金”风潮中发迹的投机商人，虽得逞一时，却因不懂经营而未能长久。他们所创办的企业大部分破产，所占用的资金大部分无法偿还，成为1927年以后日本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其二，社会财富集中在占社会几个百分点的富人手中，这些富人享尽荣华，而广大贫民及中间阶层却处于难以果腹的境地。大众性消费能力的低下直接导致市场狭小、经济长期不振。其三，政治家想通过权力运用来敛财，这使得由徒党政治转变而来的政党政治愈发失去远大的政治理念。他们投入资金操纵选举，目的只是为了保持在议会选举中的多数。这种“为多数席位的政治”，无视政治运行中的善恶荣辱、寡廉鲜耻，惟利益判断是瞻，长期以来愈演愈烈，成为当今日本政治的通病。其四，贫富分化、社会不安定、企业倒产、政治丑闻，使政党政治的权威丧失殆尽，是1930年以后日本法西斯以国家改造为名而发难的最好借口。当我们回忆战前日本的这段历史时，应当汲取其深刻的教训。若要问日本的政党政治为何会失败于日本军部法西斯，原因之一恐怕就在“成金”风潮及其恶劣的影响之中吧。
收稿日期：200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