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至：是策略还是目的？——论鲁迅的“偏至”思想兼及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激进主义论文,鲁迅论文,思想论文,目的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时期，中国出现了一股激进主义思潮，以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新文化先驱者极力张扬西方现代思想，提出一系列激进的思想观点，希望以此改变中国愚昧落后的现状，摆脱任人宰割的命运，使中国完成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其中鲁迅的“偏至”思想尤其具有代表性，这在其《文化偏至论》等早期文章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所谓的“偏至”即偏颇、极端，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表现为非此即彼的单一选择，从一个目的出发对一种事物或思想进行彻底否定而对另一种事物或思想做出绝对的肯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种思想模式是社会、文化处于剧烈变动时期革命迅速取得胜利的必要策略和工具，但若将其作为社会长期发展的模式则是不足取的，如果将其作为最终目的，则会对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那么，鲁迅的“偏至”思想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它是一种策略还是一种目的？它在当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它对后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今天应如何看待它？
一
受施蒂纳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和尼采的超人思想的影响，鲁迅主张“任个人而排众数”，将“个人”与“众数”对立起来，希望中国能出现自己的摩罗诗人，从而带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由此出发，鲁迅塑造出了“狂人”、“疯子”、“战士”、“夏瑜”等敢于反叛社会、勇于独战多数的精神界战士形象，在五四时期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价值。因当时的“众数”大多为愚昧、落后、麻木的愚民，诸如阿Q、华老栓之流，甚至包括当时的统治者，靠这些人无法改变中国的命运，因此需要对他们进行启蒙，改变他们愚昧、落后的思想，而这些“众数”无法对自己进行启蒙，只能寄希望于当时的先驱者、先觉者。由此来看，鲁迅的这一思想在当时有其产生、存在的合理性。但从长远观点来看，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与现代民主思想之间具有一定的矛盾性，换言之，在完成了启蒙任务之后，在大多数人具有了现代思想之后，应如何处理个人与众数的关系？这成了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鲁迅的这一思想并不适合五四之后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与此后的中国社会革命模式是相背的。20年代的农工运动、30年代的左翼运动、40年代的抗日战争都是广大群众参与的政治运动，群众成为革命的主体，精神界战士渐渐被边缘化，从40到70年代，知识分子更由启蒙者变成被启蒙者，成了“臭老九”，成为接受大众改造的“落伍者”，这从另一个层面揭示出“个人”与“众数”、启蒙与被启蒙的复杂关系。
“个人”、“个人主义”思想来自于西方，“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与？夷考其实，至不然矣。”① 中国人奉行集体主义思想，这种外来的个人主义思想必然要与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思想发生碰撞。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个人主义思想从传入中国起，在不同时期中国人对它就存在着各种误读，在十九世纪末、20世纪初的“识时之士”看来，个人主义就是害人利己的自私主义，这种观点在后来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980年版的《辞海》中这样解释“个人主义”：“一切以个人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思想。是私有制经济在意识上的反映。它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和资产阶级道德的基本原则。资本主义社会是私有制的最后和最完备的形态，因而个人主义在资产阶级身上发展到了顶峰。表现为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等。个人主义也是小生产者世界观的一个特征。表现为自私狭隘、自由散漫、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等。个人主义同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根本对立，对革命队伍起着腐蚀作用。”② 这种观点忽视了个人主义思想中所具有的自由、平等等现代价值观念，忽视了个人主义思想在推动现代社会发展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将个人主义思想妖魔化了，这也是多年来个人主义思想在中国一直没有市场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在西方文化语境中，“个人”具有独特的内涵，在马利坦看来，个人即人的个性、人格，指人的灵魂，“个人作为具有灵性的灵魂，是人的创造性、独立和自由的本源。”③ 鲁迅提倡个人主义，其基本出发点也就是要改变中国人的传统集体主义思想，改造中国的国民劣根性，与其尊个性、张精神的“立人”思想是一致的。只不过鲁迅选择了极端个人主义来对抗中国根深蒂固的集体主义思想，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作为个人主义思想的代表，施蒂纳将个人主义极端化、绝对化，“意盖谓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也。”④ 在分析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时我们必须持一种辩证的态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极端个人主义对中国传统集体主义思想所具有的极大解构力与颠覆力，另一方面我们也须看到极端个人主义与现代民主之间存有的必然矛盾。鲁迅虽然清楚地看到了现代民主与封建专制之间所具有的“专制”的共性，“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实十九世纪大潮之一派，且曼衍入今而未有既者也。”⑤ 但缺少对现代民主与封建专制之间本质差异的分析。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处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复杂问题。如果说鲁迅所主张的“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⑥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当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后，就应加强现代民主的建设，若再简单地提倡极端个人主义，就会导致产生个人崇拜思想，而这正是封建思想的现代表现，在这方面，“文革”已给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二
近代以来，中国因闭关锁国而导致自己的愚昧落后，成为西方列强宰割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现代思想来改变中国的落后现状，就成为文化先驱者的共识，“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掊击旧物，惟恐不力，曰将以革前缪而图富强也。”⑦ 由此出发，“全盘西化”成为许多人的理想，全面地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成了一种必然。鲁迅虽然不是“全盘西化”的倡导者，但他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正统文化大多持否定批判的态度则是无疑的。
鲁迅认为，十九世纪末西方的新思想是为了矫正十九世纪文明的弊端而产生的，“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掊击扫荡焉”⑧ 西方这种“偏至”的发展模式被鲁迅所接受，并运用它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演来，亦以矫往事而生偏至”⑨ 这样，矫枉过正不仅成了推动社会改革必需的策略、手段，而且成了最终目的。这种“偏至”的思想必然与儒家的中庸思想发生矛盾冲突。孔子认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⑩ 子思在此基础上对中庸做进一步的阐释，著成《中庸》。中庸思想在后来的儒家传承者那儿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北宋的程颢、程颐认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11) 朱熹在此基础上对《中庸》等四书进行集注，将中庸思想发扬光大，中庸成为理学的核心内容。中庸思想强调不偏不倚、折衷调和，反对以极端的方式来处理问题，不仅是儒家极高的道德理想，而且也是中国人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回顾历史，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当统治者取得了天下、要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时，中庸思想就成为一种重要的思想工具。我们应该看到中庸思想对维持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须看到中庸思想的危害，因过于强调中庸思想，中国人形成了安于现状、不思求进的惰性，固守祖宗之法，进而反对任何形式的改革，从而导致社会发展的缓慢与落后。
晚清时期，中国人的惰性达到了极端的程度，上至皇帝、太后、朝廷要员，下至平民百姓，用一种愚昧的心态不分青红皂白盲目地反对社会改革，清政府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对来自西方的一切采取排斥态度，中庸思想成为社会改革、发展的障碍。鲁迅深知中国人的因循守旧，“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12) 采取更激烈的主张来达到平和改革的目的，这是鲁迅的改革策略，也是鲁迅的改革智慧。鲁迅对中国人的“听天任命”和“中庸”进行了具体分析，“我认为这两种态度的根柢，怕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13) 由此可见，鲁迅对“中庸”是深恶痛绝的，他的“偏至”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庸”思想提出来的。鲁迅的“偏至”思想无疑是一把崭除因循守旧思想的利剑，能够极快地将落后僵化的思想置于死地，为社会、文化的更新发展开辟出一条新路。这种激进主义思想行为是五四文化革命这一特殊历史文化语境的产物，只有在这一特殊的文化语境中才能彰显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鲁迅的这种矫枉过正的“偏至”思想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也并非全都正确，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后来的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尤其在完成了社会转型、理应进入一个和平发展时期时再以激进主义思想模式来指导社会发展、处理现实中的社会问题，必然会激化社会矛盾，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
“偏至”思想和中庸思想产生于不同的文化环境，对社会发展也都发挥了自己不同的作用。应该说，这两种思想适用的范围不同，“偏至”思想适用于狂飙突进的革命时期，对于摧毁旧的、落后的势力、思想观念具有巨大的作用，而中庸思想则适用于和平发展的社会时期，对于消除对立、维护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它们互相对立、互相牵制，在过于中庸的时期需要“偏至”思想的冲击，在过于“偏至”的时期则需要中庸思想的调和，只有这样才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绝对的“偏至”或极端的中庸都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
三
受尼采、易卜生、克尔凯戈尔、叔本华等唯心主义思想影响，鲁迅将物质与灵明对立起来，用惟意志论来对抗物质主义，提出了“掊物质而张灵明”的观点，强调精神、思想的作用，夸大文学的社会作用，将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作为救国之本。这种思想在当时有其产生、存在的社会土壤，并且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合力的有机构成部分。
鲁迅通过分析十九世纪西方现代工业化发展，看到了片面追求物质文明、物质享受给人类发展所带来的弊端，“久食其赐，信乃弥坚，渐而奉为圭臬，视若一切存在之本根，且将以之范围精神界所有事，现实生活，胶不可移，惟此是尊，惟此是尚，此又十九世纪大潮之一派，且曼衍入今而未有既也。”(14) 物质本来是人类创造出来为自己的生存发展服务的，物质虽然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需条件，但人理应是物质的主人；若将物质奉为圭臬，片面地追求物质文明，必然导致对人的异化，人就会成为物质的奴隶，“不知纵令物质文明，即现实生活之大本，而崇奉逾度，倾向偏趋，外此诸端，悉弃置而不顾，则按其究竟，必将缘偏颇之恶因，失文明之神旨，先以消耗，终以灭亡，历世精神，不百年而具尽矣。递夫十九世纪后叶，而其弊果益昭，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暗淡：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15) 在鲁迅看来，物质文明不仅没有带来社会的进步，反而对社会发展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导致精神文明的衰退与缺失。正是因为物质文明的这种弊端，导致“新神思宗”的产生，崇奉主观、张皇意力，成为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基本特点，“主观主义者，其趣凡二：一谓惟以主观为准则，用律诸物；一谓视主观之心灵界，当较客观之物质界为尤尊。”(16) 鲁迅看到了主观主义对纠正物质主义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因此，他从早期的科学救国转向了文学救国，他强调思想、灵魂的重要性，在当时具有可取之处。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鲁迅对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大声呼吁改造国民劣根性，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片面夸大精神的作用，将物质与灵明绝对对立起来，不仅在物质文明极为落后的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显得“偏至”，即使在物质文明已得到快速发展的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也显得有点激进。易言之，“掊物质而张灵明”的思想产生于十九世纪工业文明、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西方，鲁迅将之移植到中国来，虽然在中国也有其需要性，但从总体来看，这种思想与当时乃至以后中国落后的社会现状不相吻合，有点水土不服的味道。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思想具有前瞻性、预见性，它告诉我们在物质文明发达之后应该如何重视精神文明。但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在物质文明极端落后的社会环境中片面强调精神的重要性，这样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问题更加复杂。或许，这也正是鲁迅所极力批判的精神胜利法、国民劣根性在今天仍然存在的一个主要原因吧？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社会发展的两个轮子，需同步前进，社会才能真正地向前发展；同时，它们也是衡量社会发展与否的两个重要标准，缺一不可。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只有仓廪实而后才能知礼节，有了一定的物质文明才能谈精神文明，在物质匮乏的环境中奢谈精神文明，最后只能产生精神胜利法，这一点无论是在晚清时期还是在“文革”时期都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历史告诉我们，如果片面地强调主观精神的作用，忽视物质文明的发展，最终将导致社会发展的衰退；如果片面地强调物质的重要性，忽视精神文明的发展，最终将导致物质欲望的泛滥，人将成为物质的奴隶。只有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重，社会才能正常发展，人才有可能全面发展。
综上所述，从晚清时期到二十世纪初，中国进入了一个极端保守、落后的时期，排外、守旧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成了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极大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激进主义思想有了生存的环境和存在的必要，成为推动社会转型的重要思想工具。因此，“偏至”思想是应现代社会的改革需要而产生的，是五四文化革命的产物，“然既以改革而胎，反抗为本，则偏于一极，固理势所必然。”(17) 在五四时期，“偏至”思想既是推动社会改革的策略，又是先驱者改革的目的，正因如此，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才在较短的时间取得了胜利，完成了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从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型。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偏至”思想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消除传统文化中僵死的思想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伤及了传统文化中有益的思想；在借鉴西方有益的现代思想的同时，也将西方思想中的某些“糟粕”拿了过来。鲁迅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对他而言，“偏至”只是推动社会革命的策略和手段，一旦完成其革命的使命后就应退出历史舞台，“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18) 这种在继承中外、古今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别立新宗”的辩证思想，理应是后来中国的发展方向。但这种思想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甚至鲁迅自己也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他生前一直扮演着先驱的角色，“偏至”思想成为其重要的思想。这不是鲁迅一个人的特点，而是五四一代先驱者的共同特点，甚至可以说是五四乃至二十世纪中国的时代特点。
由此可见，“偏至”思想是激进主义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要考察鲁迅的“偏至”思想，必须将其放入其赖以产生、存在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才能发现其价值和意义。如果脱离了五四时期的革命文化语境，其价值与意义可能就要大打折扣。从这一角度来说，“偏至”思想并不具有普适价值，我们不应将之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此，“偏至”所带有的局限，不仅是鲁迅思想的局限，而且是五四新文化先驱者的共同局限。但无论是五四时期还是五四之后，这种“偏至”思想并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尤其是在五四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思想，左与右、革命与反革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成为中国人处理问题的一种基本模式，激进主义思想行为成为革命的标志，“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式，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鲁迅提出的“偏至”思想既可以是一种理性工具，又可以是一种理性目的，在不同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其产生的作用是不同的。在社会急剧变革的五四时期，“偏至”既是策略又是目的，而在完成了现代社会转型和现代文化转型后，作为目的的“偏至”就理应退出历史舞台，但作为策略、手段的“偏至”仍有一定的存在价值，是与社会上存在的各种落后、愚昧势力进行对抗的有效策略，是带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合力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因此，“偏至”、激进主义思想在社会发展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但我们应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和不同的社会发展需要来慎重地选择、运用它，尽可能地发挥其正面的积极的作用，避免其负面的、消极的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偏至”的价值与意义最大化。
注释：
①④⑤⑥⑦⑧⑨(14)(15)(16)(17)(18)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50、51、48、52、44、49、49、48、53、53、55、56页。
②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309页。
③ 《西方现代哲学辞典》，求实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
④ 《论语·雍也》，广陵书社编，《四书章句》，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9页。
(11) 《中庸章句》，广陵书社编，《四书章句》，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9页。
(12) 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3－14页。
(13) 鲁迅：《通讯》，《鲁迅全集》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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