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学院科学时代大学科学研究的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研究论文,政策论文,科学论文,时代论文,学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学科学研究从学院科学时代到后学院科学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效用为中心的科研政策理念正在主导后学院科学时代的大学科研政策走向。一些学者认为，现代大学科学研究应全面服务于政府和市场需要，从象牙塔式的传统科研转向多主体协同创新科研已成为世界各国大学科研的主要方向。然而，也有相当多的研究者对大学科研的效用化热潮和“市场化”行为表示担忧，认为这种市场导向的科学研究可能会危及大学科研探求科学真理的精神。因而，后学院科学时代大学科学研究政策正经受着与“洪堡理想”分裂的拷问而变得无所适从。因此，我国大学科学研究政策在知识生产模式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如何确立后学院时代大学科学研究政策的基本思路，适应并引导大学科学研究发展，成为十分重要的课题。 一、从学院科学时代到后学院科学时代：大学科学研究的重要转型 后学院科学是相对于始于17世纪的学院科学而言的，意味着一种新的科学建制的形成和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的兴起，是一场正在发生的变革。这场变革深刻地影响了当代大学科学研究的政策走向。 (一)学院科学时代的科学研究 学院科学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古希腊时期的学者们普遍认为探索世界万物的规律是非常神圣的，同时也是非常崇高的事业。基于内心的自由和兴趣去探索真理是学者们从事的伟大志业。那种将科学神圣化的研究模式或知识生产模式为后来的科学建立了一个相当稳定的传统：学院科学传统。学院科学传统呈现出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公有主义、普遍主义和祛私利主义的精神内核，并作为一种科学文化深刻地影响了两千多年的科学研究。对于何谓“学院科学”，其实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不同的学者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在约翰·齐曼看来，“当我们用纯科学这个术语时，我们心中想的是，纯科学指的就是我们非常熟知的一种独特的活动——学院科学。学院科学是科学最纯粹形式的原型，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生活方式，是在一群具有共同传统的人中产生出来的文化，这种文化为群体成员不断传承和强化。”从约翰·齐曼对于学院科学的经典解释中可以理解，在“学院科学”时代，科学研究是“纯”的科学研究，是不为社会服务或以取得某种经济效益为目的的研究。科学研究不仅是一种学术活动，而且是深入到学者骨髓的一种独立的、自由的、理性的文化。归纳起来，学院时代的科学研究具有如下主要特征： 第一，科学研究是由好奇心驱使的、探索“高深知识”的过程。“好奇心驱使”是学院时代科学研究的主要动机，表明“学院科学”强调研究的纯粹性，强调学者的自主性和自觉性。学院科学时代，探求高深知识是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呈现出“为知识而知识”的特点，知识生产是理性的、独立的、自由的，而非工具性行为。 第二，科学研究依附于高度分化的学科，在学科场域中获得尊重和承认。学院科学时代，科学研究是以学科为基础的，学者的科学研究依附于某一个学科。虽然学者可以在大学与大学、大学与研究所之间甚至国家与国家之间流动，但科学研究的学科界限是鲜明的，学科专业化使每个学科都是一个“无形学院”，学者只有在以学科为中心的“无形学院”中取得成就才能够获得同行的承认和尊重。学院科学时代，学者在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流动是极其困难的，也很难开展不同学科之间的跨学科研究。 第三，科学研究基本上是个体独立的行为，自觉遵从学术共同体的规范。学院时代的科学研究体现出鲜明的个人主义色彩，学者按照自己的旨趣独立从事科学研究。他们无偿地在同行之间交换科学信息，不以获得经济回报为目的。学者的生计不直接依赖于他们科研活动的成果。同时，他们自觉地共同遵从默顿归纳的学术共同体的CUDOS规范。 (二)后学院科学时代的科学研究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科学逐渐告别了学院科学时代，进入后学院科学时代。”科学的生产模式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古代到近代的个体知识生产模式逐渐走向了现代科学的建制化的生产模式。科学研究从主要受个人兴趣驱动转向以资助者的任务目标驱动，“为知识而知识”的科学研究受到了“为社会需要而知识”的强烈冲击，科学系统的定位越来越趋向于国家战略目标和市场任务，知识生产与社会的重大问题密切相关，知识生产的场所、资金来源和行为准则更加多样化，科学研究更加重视功利性的目的。约翰·齐曼对于这种变化进行了高度概括，“在不足一代人的时间里，我们见证了在科学组织、管理和实施方式中发生的一个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遍及世界的变革。”这种变革反映出大学科学研究的社会服务功能得到高度重视，适应了现代社会发展对于科学研究的强烈需要，具有历史必然性。很显然，大学科学研究正在发生重要转型。 后学院时代，科学研究活动已不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包含着复杂的利益驱动并受到各种因素制约的国家行为和市场活动，科学研究的工具属性日益彰显，科研的社会功能得到更大发挥。归纳起来，后学院时代科学研究的基本特征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对科学研究效用的高度强调。科学研究越来越被要求适应国家、行业、社会发展的需要，大学被期待着产生更多具有直接商业价值的成果，科研面临着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巨大压力。同时，科研被看成是国家创新系统的驱动力，是创造经济财富的发动机。科研人员需要不断关注其工作的潜在应用价值，并对科学共同体以外的“资助者”负责，“阅听人”广泛参与科研成果的价值判断和评论，并影响着大学的科学研究政策。 第二，科学研究“市场化”成为主流趋势。科学研究越来越呈现出“产业化”和“市场化”的特征，研究合同正在成为大学与政府、社会紧密联系的纽带。科学研究的资助形式和资助主体越来越多样化，资助者不仅包括政府而且还包括其他社会机构，尤其是工业界的科研资助越来越多，具有明确功利取向的科研资助必然要求科学研究取得预期的市场价值。大学科研资源的匮乏也使得大学科研政策倾向于鼓励科研人员在竞争性的科研资助体系中获得研究合同，这就必然导致科研人员“受雇”于“合同”，围绕合同开展“定向”科研，以实现市场化的目标。 第三，科学研究表现出跨学科的组织特性。后学院科学已经成为一种集体的、跨学科的研究活动，日益复杂化的科学问题很多都是需要跨学科合作才能够得以解决，依赖任何一门单独的学科知识都难以有效解决这些跨学科科学问题，使得科学研究必然要以集体的行动模式展开。因此，后学院时代大学科研组织呈现出集体化、多学科共同参与的趋势。由于科研组织大多是围绕着研究合同而组建，科研组织因而具有松散而灵活的跨学科特点。 第四，科学研究的科学管理越来越复杂。后学院时代科学研究的类型繁多，科研成果形式多样，科研评价方式不同，使得对科学研究的管理变得越来越复杂。在向后学院时代科学研究的转变过程中，出现了诸如管理、合同、规章、责任、训练、雇用等以前在科学生活中没有出现过的词汇，科学变得更“官僚化”，研究被越来越多的相关规章所束缚。从个体独立科研到团队协同科研，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从科研组织的组建到科研成果的评价等等都伴随着更为正式的制度安排。在科学与利益相互纠缠中，科学研究活动的风险不断增大。因此，科学研究的科学管理变得更为重要。 二、后学院科学时代大学科学研究的主要政策问题 后学院时代科学研究更趋向于应用和效用的目标、通过市场机制调节大学的科研活动，通过跨学科和集体化的组织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价值需求，通过“科学”的管理制度管理科学研究行为等，这些变化对大学的科学研究政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1.大学科研政策理念过度强化科学研究的工具属性，过分强调科研的效用，忽视纯科学研究的高深知识属性。虽然后学院科学时代的知识生产方式是对学院科学时代知识生产方式的改造和超越，但是，后学院时代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不是对学院时代知识生产方式的完全否定，而是在继承学院科学时代合理内核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齐曼认为：“从历史上看，后学院科学产生于学院科学，与后者交叠，保持了后者的很多特征，执行了很多统一的功能，并位于极其相似的社会空间。”因此，在后学院科学时代，多种知识生产模式并存是大学科学研究的必然选择。科学是源，应用是流。以学科为中心的学院科学时代的知识生产方式是后学院科学研究的基础和内在动力。 而目前大学科学研究政策理念过度强化科学研究的工具属性，弱化了大学科学研究探索高深知识的基本精神，忽视了纯科学研究的高深知识属性，偏离了大学科学研究的主要航向。自洪堡大学成立以后，科学研究被确立为大学的一项基本职能，旨在发展高深知识，并一直对科学研究的效用化和市场化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但是，后学院时代大学科学研究的效用化和市场化的后果导致了对科研合同和经费的竞争，优先于对作为科学驱动力的科学可信性的竞争。研究者完全依赖研究资助或合同，赢得这些资助或合同本身就成了一个目标。这样导致了科研人员必须将科研成果的潜在的商业价值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 2.“金字塔”式的大学科研管理体制既不利于跨学科协同研究，同时也忽视独立、自由的探索研究。目前，大学科研组织按照其获得科研资源的能力以及学科领域声望建立起国家级、省部级、学校级和院系一级研究机构的组织体系，形成了国家级研究机构处于塔尖，院系一级研究机构处于塔基的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处于不同位置的研究机构享有不同的权利。国家级和省部级研究机构的设立需要通过竞争获得，并接受政府的问责；院系一级的研究机构由院校设立并接受院校的评估。这种大学科研管理体制带有明显的计划管理的色彩，尽管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科学的发展，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一方面，大部分研究机构都是基于学科的，是在学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利于多学科的协同研究；另一方面，由政府或者院校设立的研究机构带有较为明显的功利目的，独立、自由的探索研究很难得到支持和获得重视。 后学院时代大学的科学研究冲出了“为知识而知识”的禁锢，并发挥了越来越大的社会作用。一方面，大学内部按学科分类形成的院系结构和长期存在的学科壁垒不利于后学院时代跨学科科研组织和团队的形成。科学计量学文献已经充分论证了科研合作的重要性，以学科为中心的科研体制很难满足“客户”的多样化要求。科研问题的复杂化“需要一种大的集体的努力，包括更周密的社会安排：建立多学科研究队伍、协调他们的努力、整合他们的发现”。另一方面，在学院科学向后学院科学发展的过程中，以学科为中心的、独立、自由、理性、好奇心驱使等为特征的“学院科学”基础上形成的大学—院系—课题组—个体的大学科研体制政策由于不能够适应后学院时代科学研究的发展而正在被抛弃。大学独立、自由的探索研究处于危机之中。 3.大学科研人员过度差异化的政策使得基础研究陷入边缘化的地位。后学院科学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科学与技术的共同发展，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协同发展。厚此薄彼的大学科技政策必然在彰显其中一方效用的同时压制另外一方的发展。事实上，目前大学科技人员政策作为大学科技政策的重要方面已呈现出厚此薄彼、过度差异化的现象，使得以高深知识为目的的基础研究陷入了边缘化的境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本土人才和海外人才的差异性；二是大学内部科研人员高度层级化的差异性；三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科研人员的差异性。 由于海外人才的资源稀缺性以及大学提升声望的需要，大学在引进科技人才过程中往往给予海外人才更高的经济待遇和更好的工作条件，而大部分海外人才的招聘目的往往又是和大学追求功利性的科研目标是一致的；与此同时，大学内部科研人员层级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精细化，科技人员职业发展阶梯变得越来越狭窄和陡峭，地位差异也越来越大。除了国家政策确立的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四层十三级层级设置以外，大学在教授层级中还普遍设立了战略科学家、首席教授、特聘教授、讲座讲授、学科责任教授、产学研教授等名目繁多的高级职位，并给予差异很大的薪酬待遇，形成了巨大的收入差距和地位差异。而这些岗位的设置依据是岗位绩效，主要通过学术产出的绩效来进行评价和设立。此外，大学科研奖励政策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差异。科技人员的过度差异化政策进一步拉大了不同类型科研人员的差距，严重影响了基础研究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4.大学科研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政策使得纯科学研究缺乏发展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的科技体制以“经济发展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发展”为方针进行了包括改革科研经费分配制度等在内的较大幅度的改革，政府减少了对大学的资助，鼓励大学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大学科研资源配置的市场化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因此，大学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不得不从基础研究转向能够获得更多资源的、以应用和效用为目标的科学技术研究。 市场化的科研资源配置政策有利于促进科研资源的合理、高效配置和综合利用并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利用率和增值效益，有利于给大学和科研人员带来创新动力和发展活力。一方面，大学通过市场化竞争可以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和声誉回报，困扰大学科研活动的经费来源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另一方面，科研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在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及其科技工作服务于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我们需要清醒认识到的是，科学与市场是一对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既成矛盾，“市场竞争机制可能使大学科研过于商业化”，而且很容易使科研资源配置形成资源选择和垄断，使得那些实力强基础好的学科或专业及能力强水平高的科研人员更易通过市场竞争而获得资源，并不断形成累积优势，进而出现科研资源配置的“马太效应”。 令人担心的是，大学科研的外部资助者对于其所提供的经费的使用赋予了更多的要求和条件，大学科研受制于科研任务的确立和科研资金的供给，科研的目标比较单一，科研的期限常常难以持续，取得的科研成果也很有限。市场化的科研资源配置政策在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科研资源配置时更看重科研的经济价值，导致急功近利科研行为的出现，导致真正决定国家科技竞争力的基础性研究和自主创新被忽略。 5.以绩效为中心的大学科研评价政策忽视了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面对后学院科学时代科学研究的发展，大学的科研评价政策经历了是鼓励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的顾此失彼的摇摆之中。大学对科研市场化和商业化的鼓励，使得科学研究更加重视“科研绩效”的评价。而科研绩效则主要通过获得政府项目的等级、项目经费数量、“NSC”和高引用率、政府授予的科技成果奖励等级等量化指标来评价。科研评价中对数量的强调，也使得科研人员“为数量而数量”，导致了科研成果质量的下降。科研评价中的“绩效”导向和设定的经费、项目等评价指标使得科研人员越来越多地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容易获得经费资助的短期内出成效的科研项目上。因此，一方面科研人员可能为此偏离了自己的科学兴趣，更多地参与到投资者出资并受益的、相对私用化的研发之中；另一方面会越来越不重视那种既耗费精力又无法在短时间内产生收益的基础研究。 我们需要清晰地认识到，科学研究成果的长期性、滞后性和难以测量性并非能够通过短期的、量化的评价指标得到客观反映。后学院科学时代大学科研评价中的量化考核政策、利益导向、经费、项目等评价指标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科学评价的客观性。 三、后学院科学时代大学科学研究的政策选择 毋庸置疑，后学院时代大学科学研究将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去。大学科学研究将在经济发展和提升国家竞争力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后学院时代大学科学研究政策在强调科研效用的同时，在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到大学科学研究的自身特点，引领大学科学研究前进的正确航向。 1.确立以发展高深知识和社会需要并重的大学科学研究的政策理念。布鲁贝克认为，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观——认识论和政治论，即大学的存在和发展是为了高深知识还是为了作为工具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其实，非此即彼的线性逻辑已经无法充分解释纷繁复杂的后现代大学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对于大学科研政策理念而言，大学科研既要“认识知识”，也要“应用知识”；既要“为知识而知识”，也要“为社会需求而知识”。美国教育家赫钦斯指出：“大学不仅只是为社会服务，而应主要是批评社会；……它不是一面镜子，而是一座灯塔；它不能为适合眼前的实际需要而失去传播和发展高深文化的主旨。”因此，大学要确立以发展高深知识和社会需要并重的科研政策理念，引领大学的科学研究将知识的发展和满足社会需要有机地统一起来。 2.形成自由、开放、协同的大学科研管理体制政策。在后学院科学时代，学院科学时代所形成的独立、自由、基于个体兴趣和以发展高深知识为目的的、以学科为中心的科研体制与文化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依然是大学科研管理体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利于保持科学研究的自主性和对于真理追求的执著。但如果仅仅坚守学院科学时代的知识生产方式，后学院时代的大学科学研究就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这必然要求后学院科学时代大学科研也需要突破单一形式的科学研究以适应多样化的科研需要。这就需要在金字塔结构的大学科研组织体系之外，建立异型分层科研组织体系。 今天竞争环境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水平和变化，使得单元化的创新方式变得越来越困难，并为跨企业、行业和国家新创意的产生与知识的共享创造了机会。当前以单一学科为基础的单打独斗的科研模式已经难以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协同创新成为了大学必然的选择。协同创新必然要求突破学科专业壁垒，建立跨学科研究中心等新型科研组织。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协同创新组织提供了技术基础。大学需要形成自由、开放、基于网络协同的科研管理体制政策以保障大学科学研究功能的充分发挥。一方面，大学通过整合学科力量组建形式多样、层次不同的、以交叉学科为背景的异型分层科研组织体系。通过科研实验区建设，进一步强化院校科研特色、加快科研体制集成创新，营造有利于学科交叉、集成发展的学术环境，满足和引导大学科研服务于知识发展和社会需要，催生具有重大影响的科研成果；另一方面，大学还需要在继承学院科学时代形成的个体、自由研究的科研体制基础上形成多学科、多部门、多主体之间开放式的有效联合，在基于合同的、大规模的、高效率、契约化的后学院时代知识生产模式中，推动大学科研体制在继承“个体”科研文化的同时，发展“协同”科研文化。 3.形成尊重科技人员劳动特点的大学科技人员激励政策。目前，基于绩效的科技人员激励政策正在被大学广泛使用，并形成了科研绩效管理的一套体系。事实上，对科技人员实行绩效管理，忽视了科技人员的劳动特点，这与科研活动的基本规律背道而驰。绩效是具有明确的可测量性的工作结果，和效率与效能密切相关。然而，科技人员的劳动从本质上是难以测量的，尤其是在基础研究领域，不仅难以测量工作结果，而且还具有较大的科研产出风险。不是科研效率越高，科研绩效也就越高，“慢工出细活”反而更能够体现科技人员的劳动特点。科技人员的劳动和是否是海外人才没有必然关联，和是否是院士、首席科学家等学术称谓关系也不大。 科学是一个由精英支配的高度分层的体系，是由无数还未能成为科学精英的年轻科技人员构成的金字塔结构。年轻科技人员的点滴贡献是科学发展的基石。科学史上无数事实已经证明，取得重大成果的往往是年轻的科技人员，他们的科学贡献经过多年的检验之后才被科学共同体认可，并获得巨大声誉。由此看来，过度差异化的大学科技人员激励政策不仅不能够鼓励科研人员创造更多的“绩效”，反而会形成阶层隔离，不利于科学的发展。笔者认为，正视和反思“科研绩效”，尊重科技人员的劳动特点，缩小科技人员之间的差异性，实现向基础研究领域科技人员的激励倾斜将是科技人员政策的重要选择。 4.形成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均衡发展的大学科研资源配置政策。美国政策专家V.布什在《科学：无止境的前沿》报告中指出，基础研究是为实现国家特定目标而进行应用研究与发展研究的基础，大学体制是美国最适宜开展基础研究的地方，开展基础研究最重要的机构就是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这一点已经形成了世界共识。但基础研究自身的规律决定了它不像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那样能在短期内看到成效，因此，虽然市场化的科研资源配置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研效率的提高，但对于市场化科研资源配置的过分依赖，将带来科研资源的非均衡性分配，从而导致基础研究在科研资源配置中处于弱势地位。随着大学科研功能的外延，一位外国学者曾指出：“我们一定要保持纯科学发现的源泉，否则，应用科学很快就会枯萎”。针对这种科研资源配置方式，为确保大学基础研究的发展，我国有必要制订向基础研究领域倾斜的科研资源配置政策，尤其是在科研经费和科研项目中，大力鼓励独立的自由的探索研究，激励科研人员开展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实现大学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均衡发展。 5.确立以成果和贡献为核心的大学科研评价政策。科学研究具有不确定性，而且是一个厚积薄发的长期行为，不同类型的研究活动具有不同的活动规律和活动价值。因此，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科研活动的特点，对不同类型的科研活动建立不同的评价标准。自由探索性的基础研究强调成果的原始创新性；战略性的基础研究要以创新性和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实质性成果和贡献作为主要评价标准；应用研究的评价要结合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以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出、潜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作为主要评价标准；而对于科技产业化这类的科学技术活动则要以市场评价为主。为此，大学应结合自身特点和科学研究的规律，形成以成果和贡献为核心的、分类考核的科研评价政策，适当延长对基础研究成果的评价周期，注重对科研团队的考核、关注科研成果的创新和贡献程度，并营造一种崇尚科学、积极合作、宽容失败的科研氛围。标签：科学论文; 大学和学院论文; 大学论文; 科研评价论文; 学院论文; 组织绩效论文; 绩效目标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 科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