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美国的主流战略认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中国论文,认知论文,主流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1005-4812(2014)01-0011-24
纵观国际关系史，新兴大国的实力加速接近守成大国之际，往往是两者关系最动荡、最不稳定的时期。对这一安全困境的经典论述来自修昔底德，即“雅典实力的增长和这种增长在斯巴达引起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这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当前的中美关系正在“修昔底德陷阱”的边缘徘徊。一方面，中美两国国家实力在加速接近。根据胡鞍钢教授的计算，中美正在成为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两个国家，其相对实力差距迅速缩小，GDP相对差距从2000年的8.25倍缩小至2012年的1.90倍，货物贸易相对差距从2000年的4.30倍缩小至2012年的1.03倍。①纵观当今世界大国力量的消长，中国最有资格作为美国的假想敌。曾几何时，美国担心的是中国并非和平崛起，如今对和平崛起的中国亦顾虑重重；而最有能力、也最有可能给中国造成巨大伤害的惟有美国。两个国家均有针对实力持平期(power parity)的考虑，其设计与部署体现出丰富的战略意涵。有鉴于此，双方都深刻感受到了来自对方的战略压力，战略信任的匮乏颇为抢眼，“一山二虎论”逐渐发酵，中美关系越来越被视为左右国际关系大势、决定人类走向和平与否的核心要素。②中美关系牵动着世界的神经，处理得好是世界之福，反之则是世界之祸。
美国及中美关系素来在中国国家战略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客观冷静地判断美国战略趋向是中国国家战略体系建构最优先虑及的国际议题之一。当前，中美关系既重要又复杂，其基础既牢固又脆弱。基于此，双方主流社会对彼此的战略认知至关重要，它是决定中美两国战略走向和中美关系前景的核心要素。本文意在概括中国主流社会对美国的战略认知，或中国对美国的主流看法，客观而理性地分析美国形象，以战略耐心塑造中美关系的未来。
一、中国对美国国家实力的认知
自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衰落就类似于一个“狼来了”的故事，每每为人所提及，却每每为现实所证伪。然而，随着世界转型和大国兴衰的加速，尤其是2008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发展中大国群体崛起带动发展中世界的加速发展，发达国家的总体实力相对下降已成定局，美国的相对衰落已经势在必然。或许在今后几十年仍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强大，但美国已不再是英文意义上的“霸权”，而是中文意义的“霸权”。美国不再风光如昔，也难以在全球为所欲为。
然而，如何评估国家实力原本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正如弗朗西斯·培根指出的：“在所有公共事务中，没有比准确评估一个国家的实力更容易犯错误的事情了。”③有关美国衰落的分析，如果仅仅和中国崛起对照，则是不完整的，也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
从综合国力的角度来看，美国无疑依旧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经济规模在未来一二十年有超过美国的现实可能，但综合国力与美国的差距依旧长期存在。尽管一些乐观者认为，中美国家实力的鲜明对照是疲惫不堪的超级大国美国面对扶摇直上的中国，④但大多数精英对中美实力差距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尽管美国面临着霸权衰退，但仍拥有相对于中国的重大、众多优势。
中美两国GDP比较(1980-2012年)
资料来源：World Bank,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
中美两国对外贸易比较(1980-2012年)
资料来源：World Bank,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E.EXP.GNFS.CD; 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all.
1988-2012年中美两国军费开支比较
资料来源：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2012,http://milexdata.sipri.org.
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综合性超级大国，其强大不仅体现在军事、经济等硬实力方面，体现在文化价值观、国际影响力等软实力方面，亦进一步体现在美国运用其强大实力的意愿上。相对于其他大国而言，美国依旧拥有巨大的人口、经济、军事、科技、教育、创新、国际制度等几乎普遍性的优势，其文化影响力之强大亦非其他国家所能望其项背(全世界56％的广播和有线电视收入、85％的收费电视收入、55％的电影票房来自美国)。美国当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是局部性的，有些可能是短期的。美国实力地位尚没有出现全局性的、明显的、根本性的衰退，也没有出现明确的长期衰退趋势。进入2013年，美国经济已经提前走出泥潭而实现了强劲恢复。可以说，美国自立国以来综合国力的绝对值一直处于上升态势，⑤自苏东解体以来一直保持着相对于其他大国的总体领先地位，尤其在科技和军事领域尚无国家对其能构成严重挑战。当前，美国综合国力绝对值(尤其是经济总量)还在走高，而在相对值(速度、比重等)方面也是有的在提高、有的在降低或减弱，尽管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降低比较明显。⑥另一方面，美国依然拥有一系列帮助其摆脱衰退的机制，如科技创新机制、自我调节修复机制、危机转嫁机制、人才吸引机制等，它们是帮助其走出危机的重要保障，因此美国能够长期保持世界主导地位。⑦
当然，世界正在进入全面转型的时代，其基础条件之一就是大国兴衰的加速。从相对意义上讲，美国不仅出现了经济份额的相对下降，长期看其政治、文化乃至军事实力的下降恐怕也势在难免。尽管我们并非生活在“后美国时代”，但已经不再处于“美国世纪”。进入21世纪的一系列事件昭示了美国相对衰落的前景：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揭示了美国军事能力的局限；全球金融危机揭示了美国经济基础的动摇；新兴大国崛起揭示了美国相对衰落的必然。衰落论者认为，当前国际关系最核心的事实就是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就像美国评论家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指出的，美国统治的时代正在终结。
美国实力的内在困境在于，即使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如没有其他国家的帮助也无法实现它想要的结局。在处理任何一个全球性问题时，美国都无法单独解决。大国合作并非万能，但没有大国合作却万万不能。在应对地区性问题，美国也需要其他大国的实质性合作。实际上，美国不再有能力单方面为地区做出安排，而是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地区安排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美国实力相对衰退的一种标志。如果说过去中国崛起是世界的忧虑的话，那现在美国衰落也是世界的忧虑，因为这不仅意味着世界格局更具有不确定性，也意味着美国战略动向的不稳定性增加，它如何进行战略抉择成为关涉各国高度关注的问题。
二、中国对美国战略意愿的认知
对大国尤其是霸权国而言，政治意愿至为关键。⑧护持霸权、确保世界领导权是美国二战结束迄今的大战略目标，根据情势变化大幅调整战略部署亦其常规作为。美国密切关注世界趋势、大国动向与本国情势，长于、勤于战略谋划，致力于维护其世界领导地位。
近年来，美国大战略目标逐步明确为护持全球领导地位，确保东亚主导地位，维系东亚均势格局。护持全球领导地位，美国采取的途径是构建由盟国和伙伴网络、地区组织和全球性制度等组成的全球体系，调控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确保东亚主导地位，维持有利于美国的地区均势不被蚕食，防止因退出东亚、丢失亚洲主导地位而退守为地区国家，是美国的战略底线。然而，美国不是东亚霸主，其目标并非无限，而是聚焦于维持有利于美国的地区均势不被打破。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为欧亚大陆悄然出现的多极格局所侵蚀，为非洲、拉丁美洲的新发展所冲击，持续进行地缘战略再平衡成为美国调整的主线，而调整最剧者莫过于奥巴马政府积极推行的从欧洲到亚太的战略转移。美国战略东移以抓住亚太世纪的机遇和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为核心议题，以巩固和发展美国在亚太的领导地位为目标，其核心要素是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和地区影响力。美国最为担心的是中国在东亚乃至亚太的影响力超过自己，进而导致美国失去东亚乃至亚太主导地位。美国认识到与中国合作的收益，但更忧虑中国崛起带来的严峻挑战，把维系其主导的地区均势不被打破视为东亚战略底线。因此，美国极力充当“离岸平衡手”，有意在东亚保持适度的紧张关系，利用中国和邻国的嫌隙，特别是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心，推动这些国家加强与美国的政治、经济、安全合作，进而扰乱东亚地区内部整合的步伐。有鉴于此，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战略认知整体上开始偏向消极，视中国为竞争者和挑战者，既担心中国走非和平崛起之路，又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忧心忡忡。防止和打破亚洲国家对中国在经济、安全等方面的战略依赖成为美国对华关系的一条主轴，其主要做法是大肆渲染中国崛起威胁论，巩固和发展盟友关系，尤其是加强与中国有争端的周边国家关系，挑拨中国周边国家惹是生非，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等各战略方向加强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同时，鼓励中国政治制度向“民主化”和平演变，促使中国进一步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⑨
基于美国战略能力下降和战略雄心不变的情势，如何确保战略意愿与国家实力的平衡，一直是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最为焦虑的战略议题。面对中国的加速发展，美国既不能用简单直接的施压策略迫使中国让步，又不能将中国排斥在解决全球或地区问题的多边进程之外；既离不开中国合作，又担心中国不予合作；既认识到适应中国的必要，又放不下防范中国的必然，其战略处于漂流状态。而现在世界上主要国家都在推行全方位外交和无敌国外交，美国难以像过去一样一呼百应。因此，继续奉行两面下注的做法是美国不得不为之的战略取向。当然，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漂流导致诸多内在矛盾和风险，如不善加管理和调整，中美滑向非蓄意对抗的风险并非没有可能。⑩
三、中国对美国战略部署的认知
源于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冷静判断和主动把握，美国大幅度调整了其战略部署。美国战略调整的重点是，优先促进国内稳定发展，同时确保亚太主导地位。为此，在战略部署上，美国重点思考如何处理中国、印度等崛起大国与现行国际秩序关系的问题，如何在即将到来的多极时代确保领导地位，并大幅度调整其国际战略，主要是改变长期以来奉行的先欧后亚战略。力争从中东、阿富汗等挑战中脱身，转向重点应对长期而影响深远的亚洲问题。美国将亚太主导权视为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核心保障，全面加大对亚太地区外交、经济和军事投入，加紧价值观渗透，将其战略重心从欧洲大西洋向亚洲太平洋转移，并将亚太战略的针对者锁定为中国。与此同时，美国明确意识到自身实力的相对下降，难以仅仅依靠经济手段、军事威慑维系主导权，更需要外交等软实力手段弥补其硬实力的不足，综合运用经济、安全、外交乃至意识形态手段，谋求强化整体实力。在维护亚太主导地位上，美国利用亚洲国家对中国意图与战略走向的忧虑，通过加强军事同盟、深化安全合作、扩大经贸合作的制度化等途径进一步介入亚太事务，与这些国家密切捆绑在一起，打造对华柔性包围圈。具体地说：
第一，调整全球布局，实现战略重心东移。自1898年美西战争以来，美国就一直没有离开过亚洲事务。二战使得美国成为东亚安全秩序的主导塑造者。冷战以来，随着亚洲大国的一波波崛起和亚太重要性的增强，美国始终把亚洲视为重点关注对象，把亚洲事务的处理视为优先议题。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持续进行着战略东移的各种准备。近年来，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移至亚太，在全球进行收缩，而在亚太进行扩张，以打造美国主导的所谓跨太平洋构架。2010年1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夏威夷发表美国与亚太地区关系的演说，拉开了美国战略东移的序幕。(11)2011年11月19日，美国首次以正式成员国身份参加东亚峰会，是美国战略东移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发表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专文，提出美国战略东移的六大目标：加强双边安全联盟；深化美国与新兴大国(包括中国在内)的合作；参与地区性多边制度；扩大贸易和投资；打造有广泛基础的军事存在；促进民主与人权。(12)美国近年来动作频频，表明其战略重心东移是全面的。美国在安全、经济、价值观等方面同时出击：一方面，通过巩固和扩大盟友加强军事存在，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为抓手介入和主导亚太经济一体化；在印尼和缅甸加强价值观外交，鼓励印度等其他新兴大国与中国竞争，力图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中渔利。另一方面，正如黄仁伟教授指出的，美国的战略东移以军事力量前沿部署调整为核心，其亚太军事部署有四个重大因素：防止传统盟国脱离美国的基地体系；确保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通道可以随时准入；以空海一体战来压制中国的“反介入”；形成美国领导的、包括中国的亚洲安全机制。美国的亚太军事战略重点已经调整到第二岛链，在美国战略后撤过程中，从第二岛链到中国大陆之间可能出现一大块权力真空。美国的亚洲战略调整就是防止这一空白区域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故而挑动亚洲其他国家与中国之间的麻烦，尤其是在海上迫使中国卷入一系列冲突，使这些亚洲国家在安全上更加依赖美国。(13)
第二，重塑制度霸权，确保地区主导地位。美国的战略东移以制度化途径为主要抓手。美国积极推动传统同盟关系的深化，同时扩大与新兴国家的制度化合作，致力于构筑新型多边军事合作体系。其主要做法是：强化与澳大利亚的同盟关系，驻军达尔文空军基地，加强美军在太平洋、印度洋的存在；借朝韩冲突之机，深化与韩国的军事同盟关系，伺机推动美日韩安全协调的制度化，并积极推动同盟体系的网络化，在加强美日韩、美日澳三边安全合作的同时，启动美日印三边对话；(14)借南海争端之际加强与菲律宾、越南等国的安全合作，试图把军事合作体系扩展到与东盟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军事合作上；引导海上安全问题的讨论，以此介入南海争端，并伺机进驻曾经撤出的军事基地。与此同时，美国对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进程的主导权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美国大力推进TPP，着力打造美国主导的亚太自由贸易圈(TTAPP)，介入东亚一体化，阻碍中国掌握地区经贸主导权。
第三，锁定中国目标，防止中国掌控东亚。中国崛起无疑加重了美国衰落的忧虑，美国各界精英普遍将中国视为锁定的对手。在美国精英看来，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重新崛起势不可挡，中美之间已经出现了经济影响力的转移，中国大战略有可能藉此调整，并对中国的走向异常担忧。在维护亚太主导地位上，美国利用亚洲国家对中国意图与战略走向的忧虑，通过加强军事同盟、深化安全合作、扩大经贸合作的制度化等途径进一步介入亚太事务，与这些国家密切捆绑在一起，打造对华柔性、开放性的包围圈。在推进军事同盟扩大和大力推进TPP的同时，美国深化与日本的安全同盟关系，视之为遏制中国的战略支撑；大幅度提升与印度的战略合作关系，视之为制衡中国影响力扩大的亚洲柱石；或明或暗支持菲律宾、越南等与中国的领海争端，视之为给中国制造麻烦的战术支点。美国借助部分亚洲国家寻求利用美国平衡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意图，加大对亚洲尤其是东亚事务的介入力度，强化对中国的围堵施压，挤压中国的发展空间，打破本地区国家对中国的依赖。当然，遏制中国的目标过于宏大，难以达其所愿。与此同时，在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应对上，美国又迫切需要中国的鼎力支持。因此，美国必有借重和接触中国之意图，促使中国全面融入国际体系，接受既有国际规则的框束。塑造中国的国际作为，亦是美国对华战略的重要目标。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推进，美国对华两手政策愈加明显，中美之间的博弈明显加剧。中国感知到周边环境变化带来的压力，不少国内人士认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遏制或防范中国，压缩中国的战略空间。美方在中国周边地区的所作所为加剧了中方的忧虑。
美国战略调整引发了亚太地区的权力重新组合，使得亚太地区安全形势更趋复杂，传统的领土争端与愈演愈烈的海权竞争相互交织，中美安全冲突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美国战略调整的矛头直指中国，在热点问题上采取明显偏袒中国邻国的干预立场，强化与相关国家的同盟、准同盟关系，推行海空一体化，着力前沿部署，对中国进行战略试探，对地区争端升温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使得中国感受到了军事遏制态势和强大的战略压力，并造成了两国地缘战略竞争的深化。与此同时，美国不仅维护了既有盟友和潜在盟友的利益，实际上也将它们置于两难境地。多数亚洲国家把美国看成是消除焦虑的工具，但并不完全将中国崛起视为自己的威胁，而是期望美国在既有的领土领海争端中发挥制衡中国的作用。各国并不愿意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或为美国火中取栗。迄至今日，美国对实现抢占亚太战略制高点的目标并无根本信心，其建立在传统同盟基础上的威慑体系能否持续奏效值得深入观察。
四、中国对中美关系的战略认知
中国对美国及中美关系的认知，实际上建立在对自身认知与中美比较的基础上。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地位迅速攀升，国家总体实力不断增强。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上升，中国更加关注海洋利益，国际影响力延伸至整个亚太地区，全球影响力迅速上升。当前，亚太地区的所有重大事务，没有中国的积极参与都难以获得满意的结果。中国具备成为世界大国的诸多条件，但人均资源短缺，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价值观影响力有限，是典型的军事防御型国家，尚缺乏足够的海外利益和被国际社会所公认的世界性特权。因此，中国的战略定位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亚太地区大国。(15)
中国深刻认识到崛起大国的最大风险在于高估自己、盲目扩张、民族主义激进、走偏方向。因此，中国申明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聚焦于自身发展，积极承担国际活动空间，理性扩大国际责任，推进与各国共同利益，在国际事务中把握好能力与责任的平衡，并积极要求增加相对应的国际权利。在与其他国家共同促进国际合作的同时，中国还继续强调以国内建设为核心的战略布局，促进国家的平衡性发展。
近年来，中国实力的增长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中美之间经济的不平衡增长缩小了双方的实力差距，金融危机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凸显。中美综合实力的一升一降，国际影响力的一增一减，必然给两国关系增添新的含义。(16)然而，从综合国力的角度看，乃至从军事、科技、地缘战略纵深支撑等单一指标看，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依旧有数十年之大。正如约瑟夫·奈指出的，实力增长会使中国在力量资源方面日益接近美国，但未必意味着中国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前，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并不意味着世界主导权的转移，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进程刚刚开始，我们应有足够的战略耐心。
1972年迄今，中美关系历经风雨，和斗相兼，走到今天实属不易。当前，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具复合性(Most Complex)和挑战性的双边关系，并位移至世界变革的重心，其前景不仅决定着两国的当前福祉，也深刻影响并塑造着世界的未来图景。中美关系亦堪称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明形态、不同发展阶段的大国和平共处、共存共荣的典范。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9·11”事件以来，中美以共同利益为诉求，致力于塑造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积极推进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两国之间建立的双边机制达90多个(包括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战略安全对话)，每年定期举行会议，两国领导人形成较为明确的择期互访机制，达成了一系列战略共识。
当前，中美之间既存在结构性、战略性、利益性的矛盾与冲突，也正在进行双边的、地区性和和全球性的战略合作。这一态势既反映了全球化条件下大国关系的普遍复杂性，也预示着中美应对当前、谋划未来的不同战略思路所导致的特殊碰撞。总体而言，中美接触与合作日益紧密，但双边关系的稳定性明显下降。中美互不信任的状况突出，双方均对对方的能力和意图备感疑虑，对对方的一举一动高度关注。以往中美之间的冲突摩擦领域相对单一、内容较为集中；而此番博弈则几乎牵扯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且时间密集，频度很高，各种问题环环相扣。具体表现为：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交往密切，但互信度有限；经贸金融领域广泛合作但纷争不已，冲突不断；人文社会领域交流丰富，相互影响巨大但相互设防；国际事务上责任相近，但常常立场相左，主张各异，利益趋异。(17)近年来，中美关系良性互动的民意基础已经动摇，两国学界研究和媒体评论对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前景的悲观论调不是在降低而是在上升。(18)
另一方面，两国关系近年来的发展证明，大国竞争并不必然带来危机与战争。中美关系开始体现出互补性、合作性、建设性、竞争性、创新性的特征，一种复合相互依赖(Complex Interdependence)的双边关系正在形成，这是我们乐观其成的。(19)当然，我们应清醒认识到，美对华政策是两面的，一方面推进两国双边关系发展，对扩大中美合作抱有期待；另一方面在安全战略上对华防范心理明显，对中国政策走向不断提出要求甚至施压，力促中国朝着美方所期望的方向演变。
五、中国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战略思考
对中国而言，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至关重要。正如戴维·兰普顿(David Lampton)指出的：“未来20年，预计仍是美国居于支配地位的时代，因而北京的首要任务便是处理好与华盛顿的关系，同时坚持不懈地建设国家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观念实力。”(20)对美国而言，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也是其战略谋划和实施能力面临的核心考验。可以说，打破大国争霸宿命，开创新型大国关系时代，是中美两国的共同目标。
1972年迄今，每当面临关键时刻，中美两国总能找到超越差异的解决路径，在新型大国关系的打造上屡有创新。1972年，尼克松访华和《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是冷战时期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尝试；2005年，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关于期待中国成为负责任利益攸关方的讲话是冷战后美国政府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经典表述。2012年以来，中国领导人提出并集中阐述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命题。2012年5月3日，胡锦涛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致辞，呼吁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首次提出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2012年7月19日，习近平在“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上致辞指出：“中美正在积极探索构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4月13日，习近平会见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时指出：中美应“走出一条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2013年6月7-8日，习近平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同奥巴马举行会晤，双方同意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2013年12月4日，习近平同美国副总统约瑟夫·拜登会谈指出，“加强对话与合作是两国唯一正确选择。双方要牢牢把握两国关系正确方向不动摇，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积极拓展务实合作，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和分歧，确保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向前发展。”12月5日，拜登在北京美国商会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举办的早餐会上发表演讲，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我们正在努力打造大国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这种关系与以往的关系不同，其特征是建设性合作、健康竞争以及共同尊重各方一致同意的新的行路规则和21世纪的国际规范。”
中国强调新型大国关系始于但并不限于中美关系，其目标是维护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超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定冲突的历史宿命，避免并克服旧有大国关系中互不信任、相互敌视、相互排斥、相互为敌的消极因素，增强相互信任、相互尊重，追求合作共赢，建立合作共赢的新模式，健全风险管理机制，为国际关系发展输入正能量。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指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探索之路需要破解五大难题：“战略互信缺失”、“核心利益瓶颈”、“真正践行平等相待”、“贸易结构重组”和“在亚太地区真正实现良性互动”。(21)中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崭新议题，需要双方不断培育共同认知，精心维护大局，努力实现创新。中国应在如下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客观判断国家实力，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必须客观冷静地评估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认识到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并不等同于第二大世界经济强国。经济强国并不等同于世界大国，不要低估美国的战略优势，切忌高估中国自己的战略地位。中国惟有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向美国表明中国不是霸权的挑战者，向世界表明中国不是国际体系的破坏者，摒弃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旧大国行为模式，(22)遵循“坚持韬光养晦、争取更大作为”的建设性原则，以和平方式投射其影响力，积极承担国际责任，才能成长为国际社会认可、受尊重的世界大国。
第二，加强战略信任建设，努力消除误解误判。中美关系存在的问题，首在战略信任的缺失。中国决策者深刻认识到培育战略信任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在诸多重要场合都强调培育和深化战略信任是中美关系顺利发展的重要前提。例如，习近平2012年2月15日在华盛顿发表演讲指出：“战略互信是互利合作的基础，两国信任程度越深，合作空间越大。”(23)互信是一条双行道，双方应持续增进相互理解和战略信任，保持高层密切往来，充分利用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两军交往等各种渠道。多对话、多交流、多沟通，加强对彼此战略意图和发展走向的了解和认知，努力避免误读、防止误判，以相互理解和战略信任进一步挖掘中美互利合作的巨大潜力。中美要加强交流，加深相互理解，减少误解，协调减少相关风险。
第三，坚决维护核心利益，积极扩大共同利益。共同利益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内生动力。当前世界重大问题的处理，离不开中美两国的参与和贡献，如果中美携手合作，就会提出共同的解决方案；如果两国发生分歧，全世界将被迫在相互冲突的做法之间做出选择。中美双方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塑造国际金融秩序、相互投资、新能源开发、维护亚太稳定等诸多领域拥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双方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在强化和扩大共同利益基础的同时，我们还要清醒认识到中美之间存在的深刻分歧和对抗性因素，认识到美国是能够给中国核心利益带来最大侵扰的国家，必须在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战略问题上清晰划定中国的战略底线，坚决维护核心国家利益。
第四，加强亚太良性互动，申明共同发展意愿。亚太是中美利益重叠最多、共同利益体现最充分的地区，也是两国最容易产生冲突的地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始自亚太，成败也很可能取决于亚太，双方应共同努力探索在亚太和平相处、良性竞争、合作共赢的互动模式。在重塑亚太战略格局上，中美两国均具有较强的主动性。中国应明确表明无意采取排挤美国的亚洲版门罗主义，而是致力于建立地区所涉各国和谐共处的亚太共同体，欢迎美国作为亚太国家为地区和平发展做出努力，同时督促美方采取客观公允的态度推动有关国家采取实际行动，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繁荣发挥积极作用。
第五，强化战略管理意识，妥善应对重大分歧。中美关系体现出既有全面接触与合作、亦有深刻分歧与矛盾的基本特征。鉴于两国战略竞争态势已然形成，如何妥善处理分歧、加强危机管控、防止某一方面的风险蔓延至整体关系就变得至关重要。中美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中美关系的关键就在于加强战略管理意识，在宏观层面的高层往来、中观层面的功能领域合作和微观层面的危机管理上善加统筹；同时要加强对重大分歧的管控，防止冲突调门升级导致安全困境式的情势。妥善处理两国分歧，其基础在于相互信任，加强相互理解，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坚信宽阔的太平洋、蓬勃的全球化足可容纳中美两国合理的利益诉求。
收稿日期：2013年12月
注释：
①参见胡鞍钢：“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背景与建议”，载《国情报告》(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主办)2013年第19期(2013年5月9日)，第1-14页。
②门洪华：“关键时刻：美国精英眼中的中国、美国与世界”，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第182-202页。
③William C.Wohlforth,The Elusive Balance:Power and Percep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9.
④例如：胡鞍钢：“中美关系实力基础的根本变化：对中美综合国力的评估(1990-2010)”，载《国情报告》(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主办)2013年第24期(2013年5月24日)，第1-28页；高程：“认同危机、社会裂痕与美国对外战略的困境”，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7期，第87-98页。
⑤高程：“认同危机、社会裂痕与美国对外战略的困境”，第87-98页。
⑥美国GDP总量从1990年5.7508万亿美元增至2012年的15.6848万亿美元，增长了近1.63倍。除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GDP总量明显下降外，其他年份都保持着稳步增长。与中国之外的其他主要大国相比。美国GDP实际增量最大，俄罗斯、加拿大、德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印度等与美国之间的GDP绝对差距都呈扩大之势。参见黄平：“美国的力量变化：10年来的一些轨迹”，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年第5期，第52-55页。
⑦朱成虎，孟凡礼：“简论美国实力地位的变化”，载《美国研究》2012年第2期，第29-42页。
⑧Robert O.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Boulder:Westview Press,1989,p.234.
⑨Wu Xinbo,"The End of the Silver Lining:A Chinese View of the U.S.-Japan Alliance",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29,No,1,Winter 2005-2006,pp.119-130；仇华飞：“美国学者研究视角下的中美战略困境”，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1期，第83-97页。
⑩樊吉社：“美国对华战略的漂流：适应抑或防范？”，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1期，第65-78页。
(11)Hillary R.Clinton,Remarks on Regional Architecture in Asia:Principles and Priorities,January 12,2010,http://www.state.gov/sectuary/rm/2010/01/135090.htm
(12)Hillary R.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Foreign Policy,No.189,November 2011,pp.56-73.
(13)黄仁伟：“美国亚洲战略的再平衡与中国战略优势再评估”，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8期，第35-36页。
(14)孙茹：“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及前景”，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4期，第39-50页。
(15)门洪华：“两个大局视角下的中国国家认同变迁(1982-2012年)”，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第54-66页。
(16)马振岗：“中美关系的现在与未来”，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4期，第12-20页。
(17)于洪君：“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回顾与思考”，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2期，第3-12页。
(18)樊吉社：“美国对华战略的漂流：适应抑或防范？”。
(19)参见门洪华：“聚焦东亚：中美的冲突与合作”，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第6期，第84-89页；门洪华：“扩大共同利益，进一步稳定中美关系”，载《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6期，第24-30页。
(20)David Lampton,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Might,Money and Mind,Berkeley: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2008,p.2.
(21)崔天凯，庞含兆：“新时期中国外交全局中的中美关系——兼论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载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2》，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22)黄仁伟：“中国道路的历史超越和国际解读”，载《求是》杂志2012年第21期，第47-49页。
(23)习近平：“共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美好明天——在美国友好团体午宴上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2年2月16日第1版。
标签：中美关系论文; 军事论文;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新型大国关系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同盟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中美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