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特区的文化使命与发展路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特区论文,使命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特区文化的发展条件
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首先是在经济领域进行的，这种倾斜式的变革虽然与社会均衡发展的理想模式有很大差别，但极具中国特色，被大多数人视为理所当然。当代中国人最大的心病莫过于对“社会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矛盾认同——当中国人意识到自己在先进的社会制度里过着穷的日子的时候，人们的不满与求富心态是不可抑制的。因此，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人树起的改革开放大旗自然是以富裕小康为导向的，为此目的建立的中国特区也自然是经济特区。
中国的经济特区是在沿海几个并不起眼的中小城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过去这几个海防城市一直处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边缘。但特区的旗帜一旦亮出来后，它们立刻变得十分抢眼，成为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兴奋点。挣脱了思想枷锁之后，中国人的创造才能和实干精神在特区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特区成了中国经济起飞和体制改革的“第一机群”。18年过去了，深圳特区已昂首进入了中国城市经济实力8强的行列，这里的摩天大楼之多之高，早已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令世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潜力大为惊叹，赞不绝口。
经济起飞了，城市壮大了，“特区少年”也渐渐成熟了。现时的特区人自然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发展路向，重新设计特区的未来形象。因此，进入90年代中叶以来，特区人越来越多地谈论着自身的文化发展议题，越来越多的投资项目转向了特区的文化事业。“经济强盛”与“文化幼稚”的反差已引起特区人的不满，对80年代一手硬一手软的发展模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特区迄今未能进入中国“文化名城”的行列耿耿于怀。在今天的特区，人们再也不想回避一个问题：应该重新确定未来特区的功能与它的文化地位。
为了证明特区文化的未来能如何发展，我们不妨换一种思维角度——看看特区文化现有的一些弱点，来论证它将来的不可为性。
在中国，一个城市的功能与命运在很大的程度上仍是由一只“看得见的手”决定的，特区也不例外。目前中国对其他领域的改革开放仍十分慎重，左盼右顾，三思而后行，远不如经济领域发展得那样快。似乎没有人想到要在内地办“政治特区”、“文化特区”或“教育特区”之类。对特区来说，既定的“经济特区”这顶帽子既不会摘，也不容易变，还要继续戴下去。改革的“试验场”、“排头兵”，“对外开放的窗口”等等功能，仍是针对经济发展的目标设定的。这便意味着，中央对特区经济所开的种种“绿灯”，并不会射向特区的文化领域。中央允许特区打破旧体制的框框，实现经济的超常发展，却没有给特区文化上的改革试验权和开放优先权。因此，经济特区既不处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前沿，也不具备是中国“文化特区”的功能，目前还难以担起中国文化先行官和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的重任。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发展的“特区”历来在政治中心城市，因为文化需要政治资源来哺养，政府是文化机构的第一投资者。所以，文化自古便与政治有密切的“血缘关系”，一个城市政治上的优势很容易造成其在文化上的强势——国家的一流学府和艺术团体基本上集中在首都，省级的重要文化机构也多聚集在省会城市。大连之于沈阳，青岛之于济南，天津之于北京，这此城市文化实力与经济实力上的反差说明了这一问题。由于是非行政中心城市，特区文化可利用的政治资源自然极为有限，这使特区文化发展有先天不足之虞。
文化的发展需要历史的积淀，需要时间这个酵母去酿制它，这与经济的发展明显不同。一个人有可能一夜之间变为富翁，却不可能一夜之间变为学者。经济可以超常高速发展，文化的成就却难以短时间速成。经济特区并不处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地区，而是它的末梢尾，是古老国度的文化新生带，是在经济试管中制成的一个“巨婴”，明显缺乏文化名城所需的历史资源和长者魅力。历史是特区的短缺资源。客观地说，目前的特区文化如同80年代的特区经济一样，还处在腾飞的准备阶段。特区与北京、上海等地的文化学术交流，在总体水平上如同一位高中生与博士的对话。我们的一些文化成就，充其量只能证明特区是一个成绩优秀的“少年大学生”。人们总爱把高等教育和艺术家群体的水平视为衡量一个城市文化的基本标准，而在几个特区中，除了厦门大学外，现在还没有一所叫得响的大学，更短缺全国一流的文化名家和学者群体。在许多古老正统的学科和艺术创作领域中，特区“补缺”的路程尚很漫长，冒尖更需时日。就一般意义而言，时间的缺憾只能用时间来弥补。特区甚至不能指望通过十年八年的努力就可以彻底摘掉“文化少年”的帽子。
特区文化人才的自我造血功能极弱已成为制约特区文化发展的关键因素。目前，特区所拥有的博士、教授和国家级艺术家中，只有极少数是自己培养出来的，而大部分都是靠外地“输血”引进。由于中国的特区不是文化特区，与内地其它城市相比，它在思想和体制上给文化人的对外开放度和创新自由度，优势不甚明显。同时，目前特区的专业文化机构数量少，规模小，层次低，空白多，对高层次文化人的容量很有限，因此，特区对于许多较高层次的人才来说，显然吸引力不够。特区文化高级人才短缺的现象仍较为突出，这已成为阻碍特区文化升级，使其难以与国内一些文化中心城市竞争的关键因素。
文化的发展也需要有它的“受众市场”，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较好文化素养的本地文化受众市场规模越大，文化的生存条件就越好。中国的经济特区都不是人口众多的大都会，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相比，在城市规模上是小弟弟，大专以上文化人口的绝对数量也处于中国城市的二三流水平。因此，特区的文化市场目前还难以支撑起文化的大树。
由于上述几方面的先天不足，中国的经济特区要想在短期内成为影响全国的文化强区和文化名城，难度较大。
但是，未来特区文化的天空并不只是一片灰色。特区的文化发展仍有不少令人羡慕的优势。首先，特区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正越来越明显地成为特区文化的优势资源，特区行政资源不足的缺憾由此而部分得到填补。现在几个特区都在按国际先进标准筹建新的文化设施——歌剧院、音乐厅、图书馆、书城、高等学府、广播电视大厦等等，投资之大，设施之先进，设计之摩登，连一些省会城市也望尘莫及，充分显示出经济发达城市的财力资源优势。实际上，在世界各地不乏以经济强势带动文化发展的成功先例，美国的纽约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首都，有令世界的实业家仰其鼻息的经济实力。但人们同样不可不敬佩的是，纽约是世界最大的大众传播业、戏剧和出版中心，也是美国主要的学术中心之一。这是一个有91所大学，38万在校大学生，大学入学率高达75%的城市。纽约还有150个博物馆，400个美术馆，350个影剧院，204个公共图书馆，藏书量超过2000万册。当今有1/3的外地游客是为了文化的目的前往纽约。这一切足以让纽约高挂起“世界文化名城”的巨匾，让全世界的文化人仰止。另外，近代的上海、当代的悉尼、多伦多、香港也都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经济与文化共享繁荣的成功范例。它们在创建新都市文化方面的辉煌业绩使特区人有理由自信：经济中心城市不仅可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同样可以造成令人羡慕的文化优势。
特区在体制创新、心态开放方面的优势，毗邻港澳台的近海地缘优势，有众多海外侨眷侨属、大比重的年轻移民的人缘优势，等等，都是一般内地城市所难以具备的，它们使特区成为有利于新文化成长的松动的土壤，在中外文化之间营造出一个万涓汇集的“蓄水池”。因此，我们有理由看好特区文化的未来，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特区实力和地位的增强，特区将有能力创造出文化的辉煌。
二、特区文化的发展定位
90年代中叶以来，中国的经济特区相继举起了“第二次创业”的发展大旗，提出要以社会的全面发展，以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把特区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国际性城市。“二次创业”是中国特区发展的新境界，它以全面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代替了80年代发展出口加工业的单一目标，以注重社会发展质量与人的素质提高，代替了对经济增长速度的片面追求。尤其令人高兴的是，文化的发展受到了特区决策者的格外垂注，加快文化事业的建设步伐已有了积极的举措。特区人正在以实实在在的努力，尽快让中国的特区成为一个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经济中心城市。为此，文化人无不快慰地感叹：在特区经济的天空阳光普照之后，特区的文化天空也正由沉寂的子夜转入晨星闪烁的黎明。
当然，在我们思考特区文化的发展未来时，光有开拓进取的热情是不够的。理性的思维既需要火一般的激情，也需要冰一般的冷静。我们应从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宏伟目标和特区自身现有的条件出发，描绘特区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
不管文化人的思绪多么浪漫，多么焦虑，现时，我们一定不能企盼特区会在不久的未来成为中国的文化特区和文化中心城市，企盼特区的文化之树会很快根深叶茂，顶天而立，傲视苍穹。特区的文化年轮尚浅，它仍然是一个发育中的少年，同时，中国特区的总体功能定位暂时不会变：它仍将是一个开放的沿海经济城市，因此，我们所要认真思考的，应该是如何塑造和发展开放型的经济城市的文化功能。
由于特区的文化年轮太少，是一个发育中的少年城市，所以，特区要形成自己鲜明的文化风格或文化流派尚有待两至三代人的努力，需要有一段自然历史过程（近代上海花了七八十年的时间才找到了自己的文化感觉；香港的这种文化哺乳期更长）。另外，特区是在非文化的需求中膨胀起来的经济城市，文化只是作为宴席中主菜之后的果盘——帮食客调剂口味的玩艺儿——推出来的，在一段时间里既不可缺少，又不会太受重视。几年前，有人在一本较流行的城市文化研究著作中曾经这样描绘深圳：“那里日新月异、遍地黄金；那里集中了中国最先进的科技、最高昂的消费和最现代的享受；那里还集中了中国最漂亮、文化程度最高的妓女，以及在恶劣的条件下超时劳动的打工仔、打工女。”短短几行字摆出了深圳前些年最突出的和最不突出的东西——先进的物质与贫乏的精神。深圳曾是一个被人视为以无文化为其文化特征的城市。现今的特区文化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动辄用北京、上海的文化标尺来衡量深圳文化，对特区文化持过激的批评和过高的要求都是不必也不应该的。
当然，城市文化的独特性格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地产生的，特区人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自己塑造文化特征。因此，现在是特区人对无意识的过去进行有意识的思考，对特区未来的文化使命、文化气质和文化精神，作出严肃的选择的时候了。历史文化根基的浅薄、现代都市气息的浓烈、商人急功近利的势利、年轻人难以抹去的浮躁、以港澳台为邻为师的摹仿心理，只顾今日、厌恶昨天而惶及未来的移民心态，构成了特区文化的先天气质（它的全部优长与不足，都缘由其中），也决定了特区文化的使命是创新而不是守成，它的性格是一个干了再思考的少年型文化而不是思考了再干的成年型文化城市。我们要催促特区在文化上的成熟，但决不能磨灭其青春的朝气和重商的特色；我们要培养其历史的厚重感，但古老京城的大老爷式的做派和老学究式的思维决不应该成为特区人摹仿的对象。作为一个充满活力与动感的经济型城市，特区似乎更应该从上海、纽约、香港和悉尼的模式中获取一些灵感。特区文化不可能是建立在学院派精神领袖基础上的文化，它更可能的是一种建立在市民与市场基础上的文化，因此，在特区发展中，把商业的繁荣与文化的成长视为对立的两极是悲哀的，寻找其良性互动的内在逻辑是必要的。特区文化有理由更多地从经济的扩张中寻找自己的发展依据，把商业发展中天生的趋时求变，藐视权威的心态移植到自己的文化性格中来，扮演新都市文化先行者的角色。当然，特区也需要学究和学究式的思维，特区需要一批以研究现代都市文化现象见长的文化名流，没有他们，特区就没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大脑、嘴与笔。随着特区实力的进一步壮大、决策者对文化的重视和特区人自身的成熟，特区文化的发展定位将会越来越鲜明，它有别于一般中国城市的文化个性也会越来越突出，使特区人全然有理由对特区文化的未来充满信心，有理由企盼在21世纪的中国文化版图中，将会多出几个经济型的现代文化名城。
特区虽然暂时还不能成为中国文化精品的主要生产中心，但应努力创造条件，成为中国文化的交流传播中心和新都市文化的制作中心，在这方面香港的模式值得研究。目前的香港未必是世界华语文化的主要生产中心，但它的开放优势、语言优势、传媒优势和财力优势却使它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华语文化、东西文化交流中心和信息传播中心。在香港，你可以最快的速度、最广的视野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华语文化精品，了解到世界各地的文化信息。香港还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华语流行音乐和华语电影制作业以及华语报刊出版业。能够兼收并蓄，包罗万象，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正是当今香港文化的特点，它使香港具有一些北京、上海、台北、纽约所无法比拟的文化优势。作为文化产品的生产中心，需要一批高水平的文化精英、学者和文化、学术、教育机构。而作为文化的制作、交流、传播中心，则更看重文化环境与载体的优势，例如开放型的文化机制和多元交汇的语言、地缘优势，发达的媒体，雄厚的财力，先进的制作、宣传技术，强劲的消费能力，畅通的市场渠道等等，这是未来特区文化应该努力建构的文化优势。它可以使特区文化扬长避短，凸显长处。特别对深圳来说，如果把现有的“锦绣中华”、“世界之窗”、“中华民俗村”的文化聚合优势与香港中西合璧的文化兼容优势有机地连通起来，确有可能使这3000多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成为世界最佳的东西文化交流之区。这也是未来深港应该追求的最佳文化目标。
在确定特区未来文化发展定位时，还应解决几个思想认识问题。
首先要改变对经济特区功能的狭隘理解，用面向21世纪，建设现代化国际性城市和现代化海滨城市的战略眼光，全面均衡地发展特区的各项社会功能。中央政府应赋予特区文化创新的历史使命，把体制改革的范围由经济领域扩大到文化领域，让特区在文化方面更快地发展，并拥有更多的改革开放试验权，为21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再闯新路。没有文化气质的经济特区，就像豆芽型的少年，高佻而不壮实。经过近2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的腾飞、政治的稳定，中国人特别是特区人有了更多的文化自信和思想免疫力，中国人已有实力把自己的文化国门敞开得更大，把自己的心胸放得更宽。为了在全世界面前树立中国改革开放的丰满形象，同时更多更广地吸收全人类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充实提高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素养，国家应进一步放宽特区与海外的文化信息交流，特别是海内外华人间的文化沟通，发挥特区沿海多侨的优势，使特区成为世界华语文化的集合点。在目前特区经济与文化发展不够均衡的情况下，应加快特区文化领域的改革步伐，扩大特区文化开放程度，使特区不仅成为吸引外商投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贸易加工业基地，而且成为多元化文化健康交流的融通中心。让更多的学者、艺术家在特区展示他们的才华，同时，在特区汇集中国各地的乡土文化精品，使内地人把特区视为中国的“世界之窗”，使海外朋友在特区看到“锦绣中华”。
在处理地域文化与类型文化关系时，特区应更加注意突出它的类型文化功能。由于特区是地域空间概念与特殊类型概念的重叠，特区文化也自然是地域文化与类型文化的混合物，它同时表示出两种文化的特质。具体说，地缘文化是它的先天本色，类型文化是它的后天功能，两者交织，构成了特区文化的多面性。当然，几个特区的原有的文化资源有所不同，现实的社会群体构成也不同，使这两种文化的势能在不同的特区也强弱不一。
在汕头、厦门特区，特区成立前已有悠久的城市发展历史，形成了以地缘、人缘、方言为纽带的地缘特色文化，潮汕文化、闽南文化已有其独特的文化范式，在中华区域文化的百花园中有其特定的一席之地。在现实的社会人口构成中，本地人比例优势明显。近十几年发展起来的特区文化是附在其原有地域文化之上的一种新类型文化，它虽然赋予两地新的文化机能，但这种新机能显然没有原有的地域文化那样根基深厚，范式成熟。即便在特区成立十余年的今天，本地人对特区文化的认同远不如对原有的地域文化那么亲切自然与广泛。
而在深圳和珠海两地，原有的地域文化较为单薄，且未独立成形。在特区成立前，人们还很难把宝安和珠海视为一个特有的文化空间。特区成立后，两地在外地移民大量注入的情况下发展为新兴的城市。由于外地移民无论在数量或是素质上都明显占优势，他们在这里认同的是特区，而不是原有的宝安与珠海，是按照特区的新功能建设发展自己的文化特性，而不是把弘扬原有的地域文化资源视为首要任务。所以，客强主弱、新强旧弱是目前两地文化特性构成的基本特点，这里的特区文化几乎完全是一种类型文化——新经济中心城市文化。
海南的情况似乎介于上述两种形态之间。它既有丰厚的地域文化资源，土生的本地人至今仍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80年代末的南下移民潮曾一度狂卷海南，大量外地的白领青年蜂拥而至，很快掌握了海南社会发展的主导权，他们按照大特区的全新概念改造着这个宝岛，使海南出现旧地域文化和新类型文化双强共荣的局面。
尽管几个特区的文化要素构成有所不同，但严格地说，特区的最大社会识别点与比较优势是在它的后天功能——经济开发功能和体制创新功能，而不是它特殊的地域空间。因此，“特区文化”是一个包含有地域文化成分的类型文化概念，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域文化概念。如果要塑造有个性的地域文化，如深圳文化、汕头文化、海南文化、厦门文化等等，保留与发展粤剧、潮剧、琼剧、歌仔戏是必要的，把功夫茶、椰子汁、荔枝节、集美学村宣传得更招人喜欢也是应该的。但作为一种类型文化的塑造，特区文化的特质主要不在于本地祖先的那些遗产，而在于它别于一般城市的超前性、外向性与创新性。只有在这三方面的优势凸显出来，特区文化的价值才会为人所承认，特区文化才不会淹没在一般的地域文化中。因此，特区文化的任务除了要繁荣本地的文化生活之外，更应担负起中国文化发展的先行与创新使命，让内地其它地区从特区身上看到中国文化的新走向。由于五个特区原有地域文化的含量相去较大，其中深圳地域文化的色彩最薄，而类型文化的特点更突出，因此最有可能成为中国特区文化的象征与代表，从深圳的身上可以看到较严格意义上的特区文化。
在处理文化承传与文化创新的关系时，特区应以文化创新为自己的主要使命，努力将特区建设成现代文化名城。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经济特区的价值就在于清除旧习，引导创新。特区是一扇“窗口”，一扇把人们观念与视野引向世界、引向未来的窗口；特区是一座“变电站”，它用全新的理念与手法来演绎渊源流长的民族文化和乡土文化，使古老的风韵为现代人所喜爱；特区是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博物馆，一流的文化设施与人文景观令人赏心悦目，激动不已。可以说，失去了创新，也就失去了特区文化的意义与价值，失去了特区文化的比较优势。
三、特区文化的发展策略
支持经济中心城市文化发展的最主要资源是它的经济实力和规模。上海、纽约、香港、多伦多、悉尼等城市的经验表明，经济力和政治力一样，是文化发展最宝贵的资源，也是经济型城市文化发展的基本条件。因此，发展特区文化的首要前提是尽快把经济的“蛋糕”做得更大，把特区的家底打得更厚实，使特区能够以雄厚的财力来发展文化力，用钱来“聚人气”，“买时间”，“造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特区过去实现的经济优先发展战略，未必不是特区文化发展的福音。
由于没有一定规模的高级文化人群体，因此，特区文化应同时实行“追赶战略”和“超前战略”。所谓“追赶战略”，即尽量缩短文化补缺的时间，使自己的文化机体丰满起来，缩短和一些文化中心城市的发展差距。目前特区急需补缺的主要是在高等教育、科研机构和文艺团体等方面，应尽快形成有一定规模的文化生产力。所谓“超前战略”，即特区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一些新兴的文化领域，发展充满现代和未来气息的工具文化、媒体文化和青年文化，以“走新路”的思路，发挥特区青年人才多，创新观念强，与海外交往多，经济实力雄厚的优势，强占中国新文化的制高点，力争在某些新兴的文化领域中，形成“先行”的比较优势。因此，特区文化机构与设施的建设不应追求最大和最全，而应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有所为”的领域中，就应发挥长处，突出优势，使其比内地城市更优、更美、更现代化。例如，特区的大学就不需要规模庞大，学科齐全。但在专业设置上，应紧跟新兴学科的前沿和本地适用的需要，努力在培养国际型人才和高新技术产业人才方面领先内地。大学的师资配备应尽可能多吸收在新兴学科领域中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特别是从海外学成归来的年轻博士，让他们成为特区大学的中坚力量。
特区姓“特”，应有“特”事“特”办的思维习惯。为了让特区尽快形成它特有的文化优势，“聚人气”已成为当务之急。一方面，上级政府应该允许特区不按一般的行政级别来设置文化机构及确定文化机构的人员编制，以超常的眼力创造性地发展那里的文化事业，使特区文化也能“特”起来。庙多庙大才能容纳更多的和尚，特区需要有一大批专业的文化人士来支撑自己的文化大厦，创造特区的文化精品，推进特区的文化事业，塑造特区的文化精神。目前特区文化“庙”小和尚少，文化人势单力薄，不成气候的现象确实不应继续下去了。过去许多南下的文化人，因特区“无庙”而求职无门打道回府的状况应尽早结束，许多文化人到特区后被迫转行的现象也应及时扭转。未来的特区应是能让文化人施展才华大显身手的大舞台，成为文化名家云集雾合的文化之都。另一方面，特区的领导人也应放弃过于“务实”的短视眼光，不要片面地把文化事业视为纯耗费性事业，应看到它对特区长远的增殖功能。舍得花钱养一批才子，扶持一批文化机构，创造一流的文化环境，干出一流的文化业绩。
“聚人气”不仅要从外部扩张，也要从内部挖潜。特区应加大教育投资，提高教育水平，增强内部的人才造血功能。目前，特区“一城一校”、“高校水平不高”的高等教育格局，是无法承担起创造文化名城的使命的，文化名城首先应该是培养文化名人的摇篮，是优秀高等学府的云集之地。只有当每个特区都有了自己培养出来的博士、教授和一流艺术家，特区文化才真正站立起来了。因此，加快特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高素质的文化人才，显得尤为紧迫。
特区文化人才内部挖潜的另一途径是重视特区“体外”文化人网络的建立，最大限度地发掘特区现有人才的文化生产力。十几年来，特区已聚集了一批高学历高智商的文化人，但因种种原因，他们大部分身处“体外”——不在专业文化、教育或科研机构工作，因而难以形成应有的文化生产力，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资源的巨大浪费。不幸的是，这种状况在今后一段时间仍有可能保持。因此，特区的各种学会、协会应把建立“体外”文化网络视为“聚人气”的重要事业来对待。创办更多面向社会的“文化广场”，通过举办会议，课题招标，征集成果，举办大赛，评选颁奖，学习培训等方式，聚合“体外”文化人，增强特区的文化生产力。
文化与学术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文化是一项直面社会的事业，它来自社会又面向社会、影响社会。没有社会影响力的文化是没有价值的文化。因此，文化的兴盛如同商品的畅销一样，除了有杰出的品质外，还需要精美的形式包装和有声势的社会宣传。一个城市的文化生活要有一些有影响、有品味的文化活动来体现，如文化节、艺术节、学术活动、大赛、会演、展览、评选，等等。特区今后有必要也有能力策划几项影响大、品味高、长期性的大型文化活动，以展示特区的精神风貌，增添特区的文化魅力，扩大特区的文化影响。目前，几个特区都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作出了策划与尝试，如深圳的大剧院艺术节、珠海的华语电影节、航空展等，但由于实力和眼光的限制，在品味档次和规模影响等方面都不够理想，尚未能在外地产生较大影响，树立起特区的文化形象。今后，特区应该在中外华语文化交流、海外华侨联谊、新都市文化媒体的制作等方面凸显自己的优长，举办一些影响大、品味高、持续性强的文化活动，使特区在全国乃至海外的生活中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特区曾经是中国经济的希望，特区何时能成为中国文化的亮点？我们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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