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农村家庭经济状况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基于内蒙古一个半农半牧村落的问卷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蒙古族论文,定量分析论文,内蒙古论文,经济状况论文,村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58(2009)03-0033-08
一、引言
相关统计显示，2005年，内蒙古自治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9137元和2989元，城乡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3091元增加到6148元，城乡收入之比由2.52∶1扩大为3.06∶1。①提高农牧民的收入水平已经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全面均衡发展战略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尽管城镇化和工业化被认为是农牧区发展的根本出路，但从短期来看，立足于现实条件探索有效增加农牧民收入的途径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深入分析农牧区收入影响因素，是探索增加农牧民收入途径的第一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对内蒙古东部一个蒙古族聚居村落进行了实地调查，以探讨影响农牧民收入的各种因素。在实地调查中，我们采用了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法。对于资料的分析，首先以1996年和2005年两个年度的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从定量研究的角度对影响农村家庭收入的微观因素进行分析，然后结合访谈和观察所获得的资料对研究结果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和说明。从收入结构上来看，我们调查的村落属于以农业为主、以牧业和副业为辅的经济形态。这在内蒙古地区极为普遍。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外推性。
二、相关研究及研究假设
就农村家庭经济收入影响因素而言，既有国家政策和地区差异等宏观因素，也有微观层面上的家庭个体因素。本文主要目的在于探讨家庭层面上的微观因素对于农村家庭经济收入的具体影响。在这方面，很多学者做出了非常有益的研究。如段庆林指出，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自身对政策机遇的把握，包括级差收益、市场化、分工专业化和产业化”。②陆文聪和叶建基于浙江和湖北两省农村的观察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政治身份、家庭经营模式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效应，并得出这些因素与区域因素发生交互作用的结论。③其他一些研究者如李文华、贺梅英、白菊红和王桂荣等也在各自调查资料基础上对影响农户经济状况差异的家庭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在研究发现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对策。在民族地区农村家庭经济收入影响因素方面，也有学者进行了探讨。如徐平把土地、劳动力和门路（社会关系或社会资本）作为影响羌村家庭经济收入的三个要素，来分析村落经济的分化状况。④丁元竹在解释内蒙古牧区财产体系分化原因时提出了劳动力、资金和当地人民的创业精神这三个主要影响因素。⑤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对调查区域的实地研究，本文初步确定的对蒙古族农村家庭经济状况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有：家庭土地的数量、家庭劳动力数量、户主教育水平、家庭生产投资额、家庭是否有人从事副业生产以及家庭是否有工资收入。⑥基于以上变量，结合其他研究者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系列研究假设：
(1)土地与劳动力是农牧业生产的两大要素，因此家庭土地数量和家庭劳动力数量对于家庭经济收入至关重要，它们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关系；
(2)户主教育水平影响家庭在农牧业新技术方面的采用态度，影响家庭开展副业的能力与态度，因此与家庭经济收入存在正相关关系；
(3)家庭生产投资是农牧业和副业开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投入数量与家庭经济收入具有强烈正向关系；
(4)在农牧业收益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副业收入和工资收入是农村家庭经济状况的重要决定因素。
三、家庭经济状况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一）1996年数据与2005年数据的纵向对比分析
在利用2005年的截面数据横向分析各种因素对农村家庭经济状况影响效应的同时，了解这些因素随着时间变化其影响效应如何发生变化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此，本文引进了1996年在同一村落使用相同的问卷进行调查所得的数据资料，与2005年的调查资料进行纵向对比分析。⑦
在一些研究中，家庭经济状况这一变量通常以家庭总收入作为测量指标。然而，由于家庭经济总收入与家庭人口总数息息相关，家庭总收入多并不能表示家庭经济条件好。例如一些家庭总收入比较高，但是家庭人口也很多，导致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相对而言，家庭经济条件好坏的一个有效指标是家庭人均收入。由于具体的纯收入不便于调查和计算，本文以家庭人均毛收入作为这一指标的替代指标进行分析。为了考察上文假设的一系列因素与家庭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依据1996年和2005年调查数据，以家庭人均毛收入(Y)为因变量，以家庭土地的数量(X1)、家庭劳动力数量(X2)、户主上学年数(X3)、家庭生产投资额(X4)、家庭是否有人从事副业生产(X5)以及家庭是否有工资收入(X6)六个因素作为自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方程。因变量Y和自变量Xl、X2、X3、X4均为定距测量层次的变量；自变量X5和X6为定类测量层次的变量，取值1表示家庭有人参与副业经营或领取工资，取值0表示没有，在这里作为虚拟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回归模型见表1。
通过对表1的分析可以看出：
(1)在这六个自变量相互控制的基础上来预测这一地区的家庭人均毛收入，在1996年时可以消减43.9%的误差，在2005年时可以消减41.0%的误差。也即表示这六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家庭收入状况。
(2)在0.05的显著度下，1996年数据显示，这一时期对家庭人均毛收入有显著影响的变量是劳动力数量、生产投资和家庭是否有人从事副业；2005年数据显示，目前对家庭人均毛收入有显著影响的变量是土地数量、劳动力数量、家庭是否有人从事副业和家庭是否有人领取工资。
比较两次调查的数据，1996年有显著影响的自变量生产投资额在2005年数据中不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近年来农牧业生产资料大幅涨价，每家每户的生产投资额都有大幅增加，其边际效益下降所致。访谈中村民普遍认为种子、化肥、农药、农用薄膜以及柴油都涨价幅度太大，抵消了农业税减免给农民带来的好处，严重影响了农牧民的收入增长。而1996年不显著的自变量土地数量和家庭是否有人领取工资，在2005年都成为显著性因素。前者原因在于土地收益随科技进步得到提升，如近年来村民采用优良品种和深井电灌，使得玉米亩产增幅高达20%～30%；后者原因在于工资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重显著上升，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工资收入增长速度远高于农牧业收入的增长速度。
(3)从标准化回归系数可以看出，1996年各自变量对家庭人均毛收入影响力大小依次是家庭是否有人从事副业(X5)、家庭生产投资额(X4)、家庭劳动力数量(X2)、家庭土地的数量(X1)、家庭是否有工资收入(X6)、户主教育水平(X3)，2005年各自变量对家庭人均毛收入影响力大小依次是家庭是否有工资收入(X6)、家庭是否有人从事副业(X5)、家庭劳动力数量(X2)、家庭土地的数量(X1)、家庭生产投资额(X4)、户主教育水平(X3)。从两次排序变化中可以看出，工资收入、家庭土地数量对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有所提高，副业依然保持重要影响，生产投资额的影响明显下降。
两次调查中均显示家庭劳动力的影响是负向的，也即家庭劳动力越多，人均毛收入越低。而标准化回归系数的变化则显示，家庭劳动力对家庭收入的负面影响较十年前进一步加剧。一般情况之下，家庭人均收入与家庭总人口数之间呈现负相关是可以理解的，而家庭人均收入与家庭劳动力人口之间呈现负相关，显现这一地区劳动力严重过剩，在目前的经济结构中无法完全吸纳剩余的劳动力。其解决途径有两条：一是产业升级或结构调整，增加对劳动力的吸纳量；另一个就是劳动力转移，如外出务工等等。在我们调查的地区，已经有部分劳动力被转移到农产品深加工产业之中，同时一些年轻人也开始走出家门到北京、沈阳和东南沿海打工，但这些人只是剩余劳动力大军中很少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语言、文化习俗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的差异，少数民族地区比汉族地区在剩余劳动力转移方面落后许多。
根据表1，分别建立两次调查的非标准化多元回归方程式：
Y＝13.74X1－219.84X2－20.85X3+16.67X4+781.05X5+472.69X6+2883.76（1996年）
Y＝37.38X1－504.87X2+27.77X3+5.85X4+1218.33X5+3049.42X6+3152.76（2005年）
通过以上两个方程非标准化回归系数的相互比较，可以知道各个自变量对家庭人均毛收入影响程度的变化情况：
(1)家庭土地的数量(X1)系数的变化显示土地每增加一亩，家庭人均毛收入1996年增长13.74元，2005年增长37.38元。与1996年相比，2005年的土地效益有较大提升。根据实地调查可知，灌溉条件的改善和优良品种的引进是土地效益大幅度提高的重要因素。同时，二轮土地承包的完善和农村税费改革极大刺激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从而成为土地效益增加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2)家庭劳动力数量(X2)系数从1996年的-219.84变为2005年的-504.87。负的系数表示家庭劳动力越多，家庭人均毛收入越低。这事实上说明的是该地区劳动力过剩的事实。系数绝对值的增大表明，由于耕作机械化和灌溉电动化的进一步普及，劳动力过剩的现象更加明显。
(3)户主教育水平(X3)在1996年对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为-20.85，2005年则为27.77。第一次调查的负向影响可能是由于上学年数较长的户主与上学年数较短的户主相比，在农牧业生产技能和对农村生活的适应性上要差于后者，从而影响了家庭经济收入；而十年间影响由负变为正，显示户主的教育水平对家庭收入开始产生贡献，如利用文化知识引进先进技术和优良品种，以及在副业方面走在村落的前列等。
(4)家庭生产投资额(X4)每增加100元对家庭人均收入的提升幅度从1996年的16.67元减少到2005年的5.85元。由于绝大多数家庭的生产投资都只是投资在农牧业生产之上，这显示农业投入边际效益急剧降低，高投入的农业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
(5)1996年有人从事副业的家庭人均毛收入平均要比没有从事副业的家庭高出781.05元，2005年这一数据上升为1218.33元；1996年有工资收入的家庭人均毛收入平均要比没有工资收入的家庭高472.69元，2005年则为3049.42元。可见，是否有副业收入和工资收入，对家庭人均毛收入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尽管十年间工资收入增幅远大于副业收入的增幅，但是由于工资收入只有少数家庭才有，而副业收入则比较普遍，因此家庭是否有副业收入对家庭人均毛收入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
（二）农牧业收入与非农牧业收入的横向对比分析
从上文的整体性分析中可以看出，家庭土地的数量(X1)对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不太强烈，在1996年的数据中其作用甚至不显著；而家庭劳动力数量(X2)对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都是负向的；同时户主上学年数(X3)对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虽然从1996年的负向变为2005年的正向，但影响程度非常微弱；同样家庭生产投资额(X4)对家庭收入的提高作用明显下降。问题是这些通常对农村家庭经济都非常重要的变量真的在调查地区都没有太大意义吗？这显然有悖于我们通常的认识，也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相悖。为了进一步分析表1所显示的这种结果，本文将家庭总收入分为两部分（农牧业收入和非农牧业收入），并建立以上述四个变量（家庭土地的数量、家庭劳动力数量、户主上学年数和家庭生产投资额）为自变量，以家庭人均农牧业收入(Y1)和家庭人均非农牧业收入(Y2)为因变量的两个回归模型。这两个回归模型见表2。
根据表2，建立非标准化回归方程如下：
Y1＝25.65Xl－425.66X2－41.17X3+36.64X4+1860.50
Y2＝-5.71X1－32.58X2+109.07X3－28.48X4+2070.32
对于家庭人均农牧业收入(Y1)，家庭土地的数量(X1)和家庭生产投资额(X4)所产生的影响是正向的，其中生产投资对因变量的影响特别显著，生产投资每增加100元，家庭人均农业收入能增长36.64元；而家庭劳动力数量(X2)和户主上学年数(X3)对其产生的影响则是负向的，其中劳动力数量的影响非常显著，家庭劳动力增加1人，人均农牧业收入减少425.66元。
对于家庭人均非农牧业收入(Y2)，与农牧业生产高度相关的家庭土地的数量(X1)和家庭生产投资额(X4)这两个变量有明显的负向影响。投入到农牧业生产上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较多，自然非农牧业生产会受到很大影响，从而导致这方面收入的减少。虽然回归系数也显示家庭劳动力数量(X2)对家庭人均非农牧业收入(Y2)也是负向效应，但相对于人均农牧业收入(Y1)而言，其负效应明显减弱。这表明该地区部分剩余劳动力已经转移到非农牧业生产领域，从整体上增加了家庭的总收入，但收入增长的幅度尚不能抵消家庭人口多而带来的负效应。
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表1的回归模型显示户主上学年数(X3)对家庭经济收入影响不显著，在1996年的数据中两者还存在负向影响。这与我们平常的认识有所不同。一般认为，户主的文化程度对其参与市场经济、开拓副业门路、引进和吸收新技术方面都有促进作用，从而对家庭收入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不过，当我们把家庭收入分为农牧业收入和非农牧业收入之后，户主教育水平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户主上学年数(X3)对家庭人均农牧业收入(Y1)存在不太显著的负向影响，户主多上学一年，家庭人均农牧业收入减少41.17元。户主上学年数(X3)对家庭人均非农牧业收入(Y2)则有着较为明显的正向影响，户主多上学一年，家庭人均非农牧业收入则增加109.07元。这说明知识层次较高的户主家庭更致力于副业或其他非农牧业的发展，从而增加了家庭的经济收入。由此可见，户主的教育水平在不同的家庭收入类型中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同。
四、结论与思考
上文以家庭土地的数量、家庭劳动力数量、户主教育水平、家庭生产投资额、家庭是否有人从事副业生产以及家庭是否有工资收入等作为自变量对蒙古族农村家庭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和解释。从分析结果来看，本文所采用的六个自变量对于蒙古族农村家庭经济状况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依据这些因素去预测家庭的经济状况具有较高的准确性。本文分析结果与若干基于其他地区的研究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一些自变量如家庭劳动力数量、户主教育水平等对家庭经济收入所产生的影响的程度和方向不同。这种不同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内蒙古乡村社会有自身的发展特点，二是蒙古族乡村社会有自身的社会文化特点。依据上文的定量分析，结合本文的研究假设，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1)土地对农村家庭经济分化的影响较小。农牧业收入仍然是内蒙古地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与家庭层次经营的现实条件下，基于人口数量的土地均分政策使得各个家庭土地数量和土地收益大致相当，不会成为农村家庭经济分化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农村家庭经济收入逐步多元化，传统观念中土地是农村家庭经济收入主要决定因素的认识已经无法成立。在实施农业税费改革和增加农业科技应用的条件下，土地对家庭收入的贡献较十年前有所提高。但调查数据显示，这种增长是微不足道的。基于土地的传统农业生产只能提供一般水平的生活保障，而很难为农村的发展提供进一步的动力和资源。这事实上也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和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
(2)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民族地区农村发展的重点与难点。家庭人口数量与家庭人均收入之间的负向关系在相关研究中较为常见，可以解释为人口过多对家庭人均收入的拖累。而家庭劳动力数量与家庭人均收入之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则并不多见，这表明该地区劳动力的绝对过剩。数据显示，与十年前相比，调查区域劳动力过剩状况更加明显，影响也更为显著。这种状况的出现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常用农机的普及和人均耕地的减少。机械化的使用使得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显著下降，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得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根据土地数量和劳动者劳动能力计算，该地区剩余劳动力超过总劳动力人口的一半以上。二是由于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原因，长期以来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积累到今天，成为民族地区农村实现经济水平跨越性发展的一大障碍。毫无疑问，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经成为内蒙古乃至全国民族地区农村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3)户主教育水平与家庭收入之间并非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教育水平可以看作是一种人力资本或能力。在基于汉族乡村地区的实证研究中，研究者普遍得出了教育水平对家庭经济收入起正向作用的结论。而本文的两次调查数据均显示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系，1996年的数据甚至呈现出微弱负相关的结论。基于与常识相悖的困惑，本文将家庭收入分为农牧业收入和非农牧业收入两类进行分析，得出户主教育水平在两种收入中发生作用的方向与程度不同的结论。户主教育水平与农牧业收入呈微弱负相关。可以说，与教育水平低的户主相比，教育水平高的户主在农牧业生产中并不具有优势。而对于非农牧业收入而言，户主教育水平与其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提高教育水平，可以增加家庭的非农牧业收入。对于整体教育水平较低的蒙古族农村地区而言，这条结论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性作用。另外，户主教育水平与家庭总体收入之间相关不显著依然可以从侧面说明，与其他地区相比，教育水平没有在家庭经济发展中起到应该起到的作用。究其原因，要么是缺乏途径，要么是缺乏意识。
(4)家庭生产投资边际效益快速下降。家庭生产投资对于开展生产活动具有基础性作用，但它只是家庭经济收入增加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数据显示，2005年，100元生产投入对家庭人均收入的贡献仅为1996年的三分之一，投入产出比呈现急剧下降趋势。家庭生产投资边际效益快速下降，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解释：一是近年农牧业生产原材料涨价导致家庭生产投入大幅上升，而成本的增加并没有相应的收入增加与其对应；二是家庭生产投资大部分都用于农牧业生产。在我们调查的家庭中，仅有不到5%的家庭有部分经营性投资，其余家庭的生产投资全部投入到农牧业生产上。调整家庭生产投资方向，适时引导村民投资副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特色经济，将有利于改变目前的不利局面。
(5)家庭经济收入多元化。与土地、劳动力等传统农村家庭经济影响因素的衰落相对应，副业收入和工资收入在农村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农村家庭经济收入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在农牧业收益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副业收入和工资收入开始成为农村家庭经济状况分化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要把增加工资性收入和家庭副业收入作为突破口。这样一种农村发展思路在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等农业大省被成功地实践。在农牧业收入增长遭遇瓶颈和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之下，努力提高农民教育水平，引导农民投资副业和其他产业，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机会，提高农牧民工资性收入水平和副业收入水平，是大幅度增加蒙古族农村家庭收入的关键。
［收稿日期］2009-06-15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内蒙古政府网：http://intonmg.nmg.gov.cn/jjsh/index.htm.
②段庆林.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异的基本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宁夏社会科学，1999,(1).
③陆文聪，叶建.市场化转型中的农民收入影响效应研究——对浙江、湖北两省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5,(4).
④徐平.羌村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42.
⑤丁元竹.牧区的经济组织及其发展问题[A].潘乃谷，马戎.边区开发论著[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348.
⑥事实上，对影响因素的确定也考虑了资料的可获得性问题，故一些难以获得准确数据的影响因素本文未予考虑。
⑦1996年数据由包智明调查获得，2005年数据由郝亚明调查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