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历史关头的道路选择——学习悼念邓小平同志的三篇文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大论文,关头论文,邓小平同志论文,文献论文,三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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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决定：当前，各级党委要组织干部群众认真学习悼念邓小平同志的三篇文献。中央认为，这对于学习邓小平同志的业绩、思想和风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迎接党的十五大的召开，有重要意义。
三篇文献，《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邓小平伟大光辉的一生》和《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江泽民同志致悼词》，代表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邓小平同志的历史地位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作用的权威评价，代表了党中央对自己在邓小平同志逝世后所承担的历史责任和所遵循的根本方针的庄严宣告，集中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认识、信念、意志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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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词》评价邓小平同志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用了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同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作大跨度的历史比较，概括了几个“两”：“两次伟大革命，两次历史性飞跃，造就了两个伟大人物”。
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简言之，就是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两次伟大革命。第一次伟大革命，分两步走，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其结果是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第二次伟大革命，是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革命，其目的是要把中国从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次新的革命，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也分两步走，第一步，到本世纪末进入小康，第二步，到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后来，把第一步又细分为两步，称为“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在两次伟大革命的进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两大理论成果，造就两代领导核心、两个伟大人物。这就是毛泽东和作为毛泽东的战友和事业继承者的邓小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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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历史性飞跃，最先是在十三大报告中提出来的。报告说：“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那么，建国以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一段时间，同两次历史性飞跃是怎样的关系呢？应该说，这一段时间包括两个侧面。一个侧面是正确的、成功的侧面，它属于毛泽东思想在建国以后的发展，属于第一次飞跃的延伸；另一个侧面是挫折的、失败的侧面，它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成果，而属于离开了科学的毛泽东晚年错误。这一段时间正反两个侧面的历史经验，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第二次飞跃作了准备。对毛泽东晚年错误实践和理论的纠正，成为邓小平重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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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理论成果的主题，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的自己的道路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己的道路。
《悼词》叙述邓小平的历史业绩，始终围绕着开辟自己的道路这条主线来展开。《悼词》说“在旧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共产党人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没有现成的答案，必须在实践中开辟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是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开辟出来的。邓小平是这条道路的坚定的拥护者和卓越的实行者。遵义会议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的重要骨干，邓小平独当一面，承担重任，南征北战，东征西讨，为革命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毛泽东开辟的中国革命道路的胜利；邓小平同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领导们以及统帅各路野战军的元帅们一道，成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
《悼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面临着怎样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探索一条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这个探索经历了曲折，有巨大成就，也有严重失误。《悼词》叙述了邓小平在担任总书记、成为中央领导集体成员的10年间，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为总结经验，纠正失误，调整政策，克服主要由于“左”的错误而出现的3年经济困难，担负起繁重的任务。这也都是在毛泽东领导和支持下进行的。总之，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在毛、周、刘、朱、陈、邓等一批领袖人物中，毛泽东是核心，是主导，是代表。
邓小平取得同毛泽东相比拟的历史地位，是在毛泽东逝世（周恩来和朱德在同一年逝世）以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新时期中。在这个时期中，邓小平领导我们党在总结建国以来成功和失误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己的道路。现在我们党在这条道路上胜利地行进了近20年。正是这条新道路的开辟和近20年在新道路上取得的历史性成就，造就了邓小平不同于我们党的其他领袖人物的历史地位，使得我们能够也应该把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大跨度的历史比较。在这近20年中，领袖人物也不止一个，但无疑邓小平是核心，是主导，是代表。
两代领导核心，两个伟大人物，引申出两个“如果没有”：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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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人读一部党史”这句话，对于我们党的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可以这样说，因为他们都在党内、在党的重要岗位上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但是，邓小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他独特的经历和关键的地位。他经历过“三落三起”。这“三落三起”是我们党挫折、胜利，再挫折、再胜利的曲折历史，在一个人身上的传奇性反映。他因缘时会，参加了标志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的三次会议：八七会议、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两次，他还不是参与中央决策的领导人；后一次，历史把主持中央决策的责任摆到了他的肩上，他成为这次会议的实际上的领导者。
他身跨两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由历史形成的。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从革命战争中打出来的，邓小平是“刘邓大军”两首长之一，并且作为总前委书记，在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统一指挥过两大野战军。这是他在军队工作的经历。第二，在解放战争中和全国解放初期，他先后担任过四个大区中央局书记：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中原局第一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西南局第一书记。这是他在地方工作的经历。第三，他三任中央秘书长：1928年至1929年在上海第一次任中央秘书长；1934年底在红军长征途中第二次任中央秘书长；1954年在北京第三次任中央秘书长。这是他在中央工作的经历。正是这样的经历，使他在八大上成为我们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之所以能够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也是由历史形成的。第一，这是由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曾经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个枢纽位置上任职十年之久的经历形成的。第二，更重要的，这是由他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两次被打倒的经历形成的。第三，最重要的，这是由他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推动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道路过程中所起的伟大历史作用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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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词》叙述新时期历史进程，有一个新概括，即“两个重大历史关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是一个重大历史关头；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国际政治风波，是又一个重大历史关头。在这两大历史关头，都有一个中国向何处去、走什么路的问题。邓小平的历史业绩，最突出的就是在这两大历史关头，领导我们党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走什么路的重大历史课题。“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中国陷入严重困境。“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向何处去？摆在我们党面前的有三条路。
一条路是老路。老路，就是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的纠正限制在“三分错误”的框架内。“两个凡是”，就是要走这样的路。这样的老路，当然不能再走。老路，也可以是“文化大革命”以前17年的路。17年的路有正确的方面，这正确方面的路，当然要继续走，但是，17年的路又有错误的方面，正是这错误方面的积累和升级，使我们党走上了“文化大革命”的路。所以，17年的路，也不能完全照旧走。
另一条路是邪路。邪路，就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路。从否定“文化大革命”进而否定建国以来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整个革命的历史，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邪路，中国人民当然不允许走，也不能够走。
不走老路，又不走邪路，就一定要开辟出一条中国发展的新路。正是邓小平，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领导我们党扭转“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从困难中重新奋起，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开辟了新路。《告人民书》说：在新时期中，邓小平同志和中央领导集体一起，作出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两大历史性贡献：一个是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坚持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一个是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功地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国际的政治风波使中国面临严峻的考验。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中国向何处去？又有三条路。
一条路，是社会主义垮台的路。就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党走的那条路。这条路通向什么样的灾难，现实表明得很清楚。
另一条路，是往回走的路。社会主义垮台似乎是改革开放导致的，坚持社会主义似乎就要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路。然而，历史已经表明得很清楚：这样的路并不能巩固和繁荣社会主义。邓小平南方谈话总结得好：“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又是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领导我们党坚决地清醒地拒绝了那条垮台的路，也不往回走老路，而是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的新路不动摇，并且进一步向前开拓，把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这就是以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为标志的“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新阶段。
两个重大历史关头，两次扭转严重局势，领导我们党开辟并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使我们的事业不断前进，人民高兴，举世瞩目。这是观察和评价邓小平的业绩和新时期党的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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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思想遗产，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之中。《悼词》和《告人民书》都特别提到：1993年，89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编辑并逐篇审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和第二卷，汇集了邓小平同志在形成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富有独创性的重要著作，是引导我们胜利前进的科学指南。《邓小平文选》第一卷所收的著作，属于邓小平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集体领导下的重要骨干和这个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时的著作。其中的重要思想，和周、刘、朱的选集一个性质，是对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阐发，也有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独特贡献。邓小平在那个时期的著作中的思想，同后来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当然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不好说那个时候的著作就属于形成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著作。第二卷所收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二大以前的著作，第三卷是从十二大到十四大这10年间的著作。这两卷，是邓小平在新时期开辟新道路的著作，是作为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的著作，是形成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著作。第三卷的开卷篇即十二大开幕词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新理论的主题和“新时期指明我们前进方向的基本口号”；第三卷的终卷篇南方谈话则是这个新理论的集大成之作，是归结邓小平全部著作的结束语。第三卷出版说明所署日期是1993年9月27日。假定这是邓小平完成审定的日子。将近90岁高龄的邓小平，在伏暑盛夏的季节，集中精力完成这项宏大的工程，可见他对出版此书重视的程度和期望的深切。
江泽民同志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引用了南方谈话的最后两句话，也就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最后两句话：“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江泽民同志说：“邓小平同志这两句话，语重心长，催人奋进，凝结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后辈的殷切期望和谆谆嘱托。”这个判断也可以引申到整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加上《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把邓小平开创的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新的伟大革命中形成的基本路线，积累的基本经验，创造的基本理论，作了系统的总结。可以说，他这部著作是献给他之后的中央领导集体和各级领导干部的，是献给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是给全党全国人民的历史性嘱托，是面向21世纪的历史性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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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词》用浓墨重彩描绘了邓小平的革命品格和风范，也可以说刻画了邓小平的党性人格魅力。这种党性人格魅力，突出地表现在关键时刻的关键事情上。
一件事情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后复出时所表现的党性人格魅力。复出时的邓小平，可以说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极大破坏，而“四人帮”还在猖狂肆虐。面对复杂和艰险的局势，邓小平下决心抓整顿。他说：“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有的人怕字当头，不敢办事，不敢讲话，怕讲错了挨批。共产党员为什么怕？为什么不敢讲话？为什么不敢负责任？”邓小平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多年的人，明知冒着再一次被打倒的风险，但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置个人利害荣辱安危于不顾。他果然再一次被打倒了，然而他的形象在党内、在人民中反而更高大了。正如《悼词》说的：“整顿的业绩和他在整顿中表现出来的风骨，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第二件事情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再一次复出时所表现的党性人格魅力。在决定恢复他职务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说：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悼词》引用了这段话。念到这里，江泽民同志为之动情。听到这里，读到这里，听者读者也为之动容。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复出说这番话时，中国局势仍然很复杂。他恢复了名誉，恢复了原职，就个人来说，应该说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中国如何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和困境中摆脱出来，大步前进，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两个凡是”的错误还没有澄清，“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被奉为圭臬，许多老干部的冤案还没有平反，许多知识分子还背着“右派”之类的恶名没有改正，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是非还没有清理，中国还处在徘徊中前进的艰难局势中。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怎样自处？他不是没有考虑。他说他没有别的选择，就是说，他表明自己不可能做轻松的选择，不可能做避开矛盾、明哲保官、悠闲度日的选择。他只能而且毅然作出了艰难的、勇敢的选择。这正是人民期望于他的。他忠于自己的诺言，在重大原则、重大决策上，当人民的利益要求他出来讲话的时候，他没有畏惧和犹豫，没有规避共产党人的责任。
第三件事情是在如何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两个方面的政治勇气、政治魄力和政治智慧。一个方面是敢于指出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全局性根本性错误。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也需要很高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经验。另一个方面是敢于顶住因此而涌来的种种怀疑和否定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潮流。这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同时，在指出和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时候，邓小平反复说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功绩是第一位的，指出过去的错误不能归之于毛泽东一个人。他一再申言：“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这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实事求是精神，也从一个方面表现了邓小平的政治道德和党性人格力量。
当然，体现邓小平革命风范的决不止这几件事情。正如《悼词》所说的：“他的崇高品格和风范，体现在他全部革命实践活动中，体现在他‘三落三起’的经历和他勇敢地开拓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的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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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邓小平的业绩、思想和风范，归根到底要学习邓小平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和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小平同志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都围绕一个根本目的，就是为人民谋利益。在审阅十四大报告的时候，邓小平说过，讲他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的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他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要写得合乎实际。这也体现着他的一贯风格，中国共产党人的风格：始终把自己放在群众中间，放在集体中间，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不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江泽民同志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对邓小平同志的这种紧密地与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的革命风范作了精彩的概括：“他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邓小平有一句名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句话非常感人。《告人民书》化用了这句话：“ 他的光辉一生充分表明，他不愧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他深情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祖国人民也深情地爱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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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词》最后有十个“我们一定要”，可以说是十大纲领。人民日报为此发表十篇评论员文章，这个举措本身就说明十个“我们一定要”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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