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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后亚太局势的一大动向，就是日本在“海外派兵”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日本鹰派势力正推动其政府从“专守防卫”方针走向对外干预型军事战略。
“专守防卫”的由来及内涵
二战后日本军事战略的重建有两个前提：一是在战败和被占领的条件下，被迫接受反法西斯同盟的安排；二是在军国主义路线破产后，被置于内外舆论的监督之下。这二者的产物就是以《日本国宪法》(通称“和平宪法”)第九条为中心的战后体系，其核心理念是使日本永不再以武力威胁他国，其军事战略表现就是“专守防卫”。
“专守防卫”是二战后日本标榜的基本军事战略方针。日本政府的标准解释是：“所谓专守防卫，是指基于宪法精神之上的被动的防卫战略姿态，即只有在受到对方的武力攻击时才使用防卫力量，其防卫力量的使用方式也仅限于自卫所须的最小限度之内，而且所保持的防卫力量也仅限于自卫所须的最小限度之内。这是我国防卫的基本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在防卫力量使用上，不作任何超越本国防卫的行动，不行使“集体自卫权”，不向“海外派兵”。在防卫力量规模上，不保持洲际导弹、远程战略轰炸机、攻击型航母等旨在给他国以毁灭性打击的攻击性武器。在防卫手段上，以日美同盟为主，以自主防卫为辅，以外交努力为配合。
“专守防卫”还是走向“海外派兵”?这一问题始终牵动着日本社会、美国政府以及亚洲邻国这三方面的敏感神经。
采取何种军事战略，归根结底是日本选择何种发展道路的问题。日本的军事侵略曾给亚洲邻国带来深重灾难，到头来日本也惨遭战败乃至被占领。在外部强制和自我定位的双重作用下，战后日本选择了经济优先、“专守防卫”的和平发展路线。
作为日本的“单独占领者”，美国的战后对日政策选择有三种：一是永远剥夺日本军力，这一做法在20世纪50年代初已被抛弃；二是放虎归山，让日本重新崛起为独立的军事大国，这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三是在有效控制范围内，让日本成为美国亚洲战略的马前卒，这最终被美国决策层所采纳。
“专守防卫”方针，是战后日本决策层对国内需求、对美关系、周边外交进行权衡后的产物。一方面，日本对宪法第九条作出了允许行使自卫权的解释，并利用美国要求其重整军备的“外压”，在“专守防卫”名义下悄然发展起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日本又以“和平宪法”制约、经济优先路线、内外舆论监督为由坚持“专守防卫”方针，把对美支援限于提供军事基地和经费，避免直接卷入美军的战争。围绕“专守防卫”方针，亚洲各国十分担心日本军国主义重新复活，美国对日本的军事作用不太满足，日本则靠这一方针取得了优先发展经济、维护对美关系、缓解邻国疑虑的三重效果。
“海外派兵”的步骤与逻辑
长期以来，“专守防卫”方针始终受到日本鹰派势力的冲击。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和平主义势力及思潮的减弱，这一方针不断受到侵蚀。日本鹰派势力的总体思路是：第一步，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旗号下派遣自卫队；第二步，以支援美军为由实现“海外派兵”；第三步，最终确立对外干预型军事战略。
“专守防卫”的法律依据是战后“和平宪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在绕过宪法或改变宪法解释方面越走越远。2000年初，日本国会众参两院设立了“宪法调查会”，“论宪”已提到议事日程，“修宪”进入了酝酿阶段。
“专守防卫”的保障措施是不拥有战略进攻性武器和以依赖美军为主。20世纪末期，日本决定参与日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研究，宣布装备空中加油机、侦察卫星和轻型航母，一些政界人物更是提出了进行核武装的可能性。可见，日本正逐步背离“专守防卫”轨道。
“专守防卫”的政策基础是不向“海外派兵”。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鹰派势力在“海外派兵”上不断制造既成事实，其推动政府脱离“专守防卫”的逻辑主要有三：一是“普通国家论”，主张日本只有发挥对外军事作用才算一个“普通国家”；二是“国际贡献论”，提出日本作为经济大国，不能不对国际社会做出“军事贡献”；三是“日美同盟论”，宣称日本如不对美军进行支援，则将动摇日美同盟。这三点无不意味着重大战略转折：第一点提倡放弃战后和平发展路线而走一条对外军事干预的道路；第二点无视亚洲各国的疑虑而片面强调“军事贡献”；至于第三点，以往日本政府强调日美同盟是可使周边各国对日安心的机制，而今如果日本在日美同盟下崛起为军事大国，这一同盟显然将失去对日制约功能。
1997年日美发表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和1999年日本国会通过的《周边事态法案》，让世人看到日本欲在武力干预亚洲事务方面有所作为，中国则看到日本摆出了一付配合美军干预台湾问题的态势。“9·11”事件后，世人看到日本以“援美反恐”为名，在摆脱“和平宪法”束缚、脱离“专守防卫”方针、走向“海外派兵”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首次在战时向海外派兵，首次进行支援美军的实战，海外派兵的范围无限扩大，自卫队使用武器标准进一步放宽，海外派兵无须得到国会事先批准。2001年12月22日，日本将一艘身份不明的船只击沉，船上15人无一生还。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在动用武力方面已按捺不住，其突破“专守防卫”的步伐正在加快。
“海外派兵”的多重后果
日本急欲“海外派兵”，势必引发多方面的内外反应。一方面，这意味着日本正脱离战后和平发展路线而转向一条对外军事干预之路。作为战后经济复兴大获成功、总结侵略历史却不合格的日本，对转向对外干预型军事战略是否有一个清醒的长远思考和理智的驾御能力?这一战略转轨是否有利于21世纪日本的生存与发展?另一方面，亚洲邻国尚难坦然接受日本“海外派兵”带来的战略格局变化。究其原因，一是日本政界的历史翻案气焰让各国对日本军事战略走向十分担忧，二是日本对美国单边主义军事行动的盲从令亚洲邻国难以赞许日本军事力量走出国门。
二战以后，美国半途中止了惩治日本战争罪行的进程，致使战争骨干重归政界，有的位至阁僚乃至首相，日本社会对侵略战争的反省也遭夭折。其结果是，日本在反省侵略、赔偿损害、惩治战犯方面未能形成国家统一的法律、政治与舆论体系。这与战后德国对侵略历史的清算形成了鲜明对照。正因为这样，日本一再出现了首相参拜靖国神社、
文部省(文科省)审议通过右翼教科书、阁僚发出歪曲历史的“妄言”等现象。二战后出生或成长的新生代，没有受到真实历史的教育，极易受到右翼翻案舆论的煽动。如今，日本的和平主义势力已难以形成对鹰派势力的有效抵制。日本经济十年萧条造成的压抑感又使要求对外“说‘不’”的新民族主义思潮呈现高涨之势。在这一背景下，“强人型”首相小泉纯一郎竟得到高达90%的支持率，死硬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在舆论调查中屡次高居榜首。“海外派兵”动向既是这些异常社会氛围的产物，反过来也是对其进一步的推动。
放弃“专守防卫”，就是要转向攻击性的军事战略。对当年日军的蹂躏记忆犹新的亚洲各国不能不对此深感疑虑和警惕。日本的军事崛起势力必打破东亚战略稳定与平衡，引发日本周边关系和国际格局的调整与动荡，导致各国采取对应的防范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