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物与屈原创作的认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屈原论文,出土文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屈原主要是以他辉煌的楚辞作品名垂千古的。然而，学术界对于刘向所辑的屈原的25篇作品并不完全相信，甚至连屈原的代表作《离骚》都被人怀疑。这直接影响到对屈原真实性及其文学地位的把握。因此，在对屈原的研究中，有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对屈原创作的认定。几千年来，由于第一手资料的匮乏，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楚辞研究者，借助新出土的文物和文献更加确定地解决这一问题，无疑是人们最大的期盼。可喜的是确有此类文物出土。本文试图结合近几十年的各种考古发现，以《离骚》、《哀郢》、《卜居》、《渔父》、《远游》、《招魂》等有争议的篇目为对象，集中论析屈原创作的认定问题。就迄今所能借助的出土文物来看，它们对于认定这些作品为屈原所作，虽都还不能给以直接的证明，但却可以解释和排除否定论者提出的一些疑点，从而为肯定性论证提供有力的佐证。
一、《离骚》是屈原作还是刘安作
对屈原是否创作过《离骚》的怀疑是和研究史上的“屈原否定论”密切相关的。清末廖季平否定屈原的存在，重要的一项就是论证《离骚》乃至屈原的其他作品都为进入秦代以后的人所作。后来何天行的《楚辞作于汉代考》，（注：该文最初以“楚辞新考”为题刊于吴越史地研究会1938年6月15日版《楚辞研究》，1948年修改后由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发行，并取名为《楚辞作于汉代考》。）除提出否定屈原存在的其他理由外，相当大的部分则在论证《离骚》的作者为淮南王刘安。被他用来作为外证的是班固《汉书·淮南王安传》、高诱《淮南子叙》等先后记述了刘安在汉武帝时期奉诏作《离骚》（传）的事实。被他用来作为内证的，是《离骚》中的一些诗例，比如：《离骚》首段“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所用为夏历，而春秋时代楚人所使用的则是殷正，这与传说的屈原时代不合，却与淮南王刘安的生辰相符；《离骚》中有“修名”、“前修”、“灵修”、“修能”等许多“修”字，这是刘安讳其父名刘长的缘故；《离骚》之所以多咏“香草”，是因为刘安好神仙黄白之术；《离骚》所反映的神仙思想与汉代壁画和石刻中的同类“人物”思想具有相同风格，它大体是从印度、中亚细亚一带的宗教神话与宗教艺术输入的反映；《离骚》中有“虽体解吾犹未变兮”一句，其中的“体解”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刑法，是在秦统一六国后才出现的；《离骚》中的神话传说大部分见于汉以后的文献中，特别是《山海经》和《淮南子》中最多，而《山海经》中的《海外内经》四篇是西汉时期的作品，《大荒经》四篇和《海内经》一篇是西汉以后的作品。
建国后，朱东润先生也曾提出《离骚》的作者为淮南王刘安，主要理由是被写进《离骚》中的一些传说人物与历史人物，没有一个为楚国的先王先公，而全是中原地区即黄河流域的人物（注：朱东润：《离骚底作者》，《光明日报》1951年3月31日。）。
屈原是和《离骚》连在一起的，《离骚》是屈原作还是刘安作，直接关系到对屈原是否存在的认定，以往苦于除了司马迁的《史记》，没有更直接的材料，而《史记》本身又确实存在着需要澄清的一些问题，因此，“肯定论”者的应战并不能达到成为定论的程度。
1977年阜阳县双古堆一号汉墓被发掘，出土了铜器、漆器、铁器等文物200余件，还出土了大批竹简、木简和木牍，从中清理出包括《苍颉篇》、《诗经》、《周易》在内的十多种古籍。根据出土器物上有“女（汝）阴侯”铭文及漆器铭文纪年最长为“十一年”等资料，考古学家确认墓主是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令楚辞学者感到惊喜的是后来在《文物》1983年第2期发表的《阜阳汉简简介》一文中有这样一段介绍：
阜阳简中发现有两片《楚辞》，一为《离骚》残句，仅存四字；一为《涉江》残句，仅存五字，令人惋惜不已。另有若干残片，亦为辞赋之体裁，未明作者。如“□橐旖（兮）北辰游。”
阜阳汉简中出现了《离骚》《涉江》残片，尽管只有几个字，但这对于断定《离骚》是否刘安所作，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材料。因为就时间而言，夏侯灶是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之子，有明确记载是卒于文帝十五年（前165年）。那么，阜阳汉简的下限显然不得晚于这一年。而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淮南厉王以谋不轨死，“孝文八年”，乃封其子刘安为阜陵侯，其时刘安仅七八岁；“孝文十六年”，又改封刘安为淮南王；武帝即位后，“建元二年”淮南王刘安入朝。又据《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刘安入朝后，武帝“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此时据文帝十五年已有26年。这样看来，《离骚》为刘安所作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汤炳正先生即指出：“按照何天行的说法，则刘安入朝作《离骚》的时间是汉武帝建元二年，那么，为什么《离骚》汉简竟会在死于二十六年以前的汝阴侯的墓中出现呢？那时刘安不过十四五岁，而且也并无入朝武帝之事，因为这中间还隔着景帝一代呢！可见，刘安作《离骚》之说，是完全违反历史事实的。”（注：汤炳正：《屈赋新探》，426页，济南，齐鲁书社，1984。）
由此就可以肯定，《汉书》等所提到的“（武帝）使（刘安）为《离骚传》”，确如肯定论者所分析，是让刘安为《离骚》作传，“《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被《史记》所引，又见于王逸《楚辞章句》所附班固《离骚序》）应该就见于其中。
当然，阜阳汉简《离骚》残句对于确定《离骚》非刘安所作，基本上属于“一锤定音”式的材料；但对于证明《离骚》属于先秦之作，或《离骚》确为屈原所作，却只能说是辅助材料。其辅助性在于排除了刘安作的可能性，便增加了屈原作的砝码，其无法作为确证材料在于它并未标明作者，而且毕竟出现在汉代的墓葬中。这样，关于《离骚》是否屈原所作这一课题，就还远未达到可以结题的程度，就还有借助其他新的发现进行论证的需要。
就上述何天行提到的“内证”来说，其中何氏专就淮南王刘安立说的几条，鉴于阜阳汉简《离骚》残简的出土，已可置之不论。有些不值一驳，比如“体解”，战国时代的商鞅就是被车裂的。还有几条则可借助其他出土文物作些论证。
其一，何氏称《离骚》首段“摄提贞于孟陬兮”所用为夏历，而春秋战国时代楚人使用的是殷正。对此，长沙子弹库战国墓出土的《楚帛书》可证其非。《楚帛书》系盗掘而得，1942年出土。出土帛书的木椁墓年代是战国中晚期，与屈原的时代正相当。帛书计有900余字。由文字位置可知原分三篇，李学勤先生按照内容拟篇题为《四时》、《天象》、《月忌》（注：李学勤：《长沙楚帛书》，引自《失落的文明》，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在此所要指出的是其中所标十二月名，正月为“取”，实即“陬”之省，这说明战国时代楚俗正是称正月为“陬”，那么，《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就完全可以是先秦楚人说出的。
其二，何氏称《离骚》所反映的神仙思想是汉代从印度、中亚细亚一带的宗教神话与宗教艺术输入的。这大概是就人物飞升而言。然而，就在盗掘出土《楚帛书》的长沙子弹库木椁墓中，1973年又发现了一件人物御龙帛画，内容即人物乘龙升天的形象。居于画面正中的是一高冠佩剑的男子，手持缰绳，驾驭着一条蜿蜒成“U”字舟形的长龙，所御的龙下面还有一条游鱼，显示出龙正由水面向天上飞升。其实，与此主题意向近似的还有一幅《人物龙凤帛画》，1949年发现于长沙东郊陈家大山一座战国楚墓中。画面为束腰宽裙的妇人双手合掌，面向上方，天空中有展翅欲飞的凤及飞腾的龙。战国楚墓中已屡屡出现这样一些乘龙御凤或龙飞凤舞的画面，与《离骚》“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等，几乎如出一辙。说起来，从出土文物来看，对龙凤纹饰作大量的、精致的刻画，应该说是楚文物的一个突出特征。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出土了12件龙首车辕。其中两件龙首正面浮雕着各种云纹。将龙首饰于车辕之上，以象征龙驾车畅游于云霄星际，真是“飞龙兮翩翩”。
其三，何氏称《离骚》中的神话传说大部分来自《淮南子》等汉以后的文献。然而，从1973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所展示的神话传说内容来看，这一观点也是不妥当的。据马王堆一、二号汉墓出土印章及其他文物可知，这两座墓乃是软侯利苍夫妇之墓，其中二号墓墓主为利苍，一号墓为利苍之妻。据《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和《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记载，利苍于汉惠帝二年（前193）被封为软侯，死于吕后二年（前186）。其妻大约晚死20年，则时为汉文帝前十四年（前166）。由此可见，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虽为汉代作品，但时属汉初，远在《淮南子》成书之前。而且，神话传说作为通常题材绘于随葬非衣上面，无疑经历了长期流传，那么就完全有理由肯定它们传自战国时代。还有，长沙正是楚国南郢沅湘一带，是楚辞产生的土壤，帛画上面的内容应该正是楚地的传说。该帛画分为天上、地上、地下三个层面，地下和天上部分即绘制了种种神话传说。其中与《离骚》所提有关的如右上方绘一挂着九个太阳的神树，应即“总余辔乎扶桑”的扶桑；天界绘有凤鸟、神马和飞廉，正是“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吾令凤鸟飞腾”；天上最下端画有两人，应即是天门的守卫者，即“吾令帝阍开关兮”的“阍”。
此外，关于朱东润先生认为《离骚》中所提传说人物多中原人物而无楚国先王先公这一点，首先，考古资料可以证明，楚人乃夏族一个分支，原本也是中原华夏族的一部分。《史记·楚世家》述楚之源起曰：“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六日季连，芈姓，楚其后也。……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过去人们对太史公这一叙述有所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出土有《楚公逆镈》，其铭文曰：“隹（惟）八月甲申，楚公逆自作夜雨雷镈。……逆其万年又寿。……孙子其永保。”（郭沫若《屈原研究》引）对于其中的“夜雨雷镈”，丁山先生将其释为“吴雷镈”（注：转引自汤彰平《从两周全文看楚文学之渊源》，见《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吴雷即吴回，正是《楚世家》所述重黎之弟吴回，也为祝融。楚公逆即楚国前期首领熊咢号，时处西周晚期。从《楚公逆镈》铭文内容看，该镈乃是楚公为纪念及祭祀其先祖所用。由此可见，楚人确以吴回为先祖，《楚世家》所述楚先祖世系必有所本。还有，1988年公布的“包山二号”墓楚简中有墓主祭祷先祖的竹简。该墓墓主为楚王族召姓成员，名邵
，官居左尹，各组卜筮祭祷记录都记有“为左尹邵贞”或“为左尹贞”可证。简文中所祭祷的楚人先祖有老童、祝融、媸、武王等，老童即《楚世家》中提到的“卷章”（《山海经》有“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之语，老童、卷章形近），“媸酓”，李学勤先生释为“鬻熊”（注：李学勤：《论包山简中一楚先祖名》，《文物》，1988(8)。），那么这些楚先祖名也恰与《史记·楚世家》的记载相合。这样，《离骚》开篇“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正是楚人的自述。“高阳”自不必说，“伯庸”，过去人们习惯于判断为屈原之父，其实，“伯”、“祝”，都可训为“大”，“庸”与“融”音近可通。“伯庸”就是祝融。楚先祖重黎、吴回都曾为祝融。颛顼、祝融，一为远祖，一为近祖也。其次，1993年发掘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及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收购的战国楚竹书，已发现有近百种先秦典籍，诸如《周易》、《老子》、《缁衣》、《五行》、《穷达以时》、《忠信之道》、《成之闻之》、《性自命出》、《六德》、《唐虞之道》、《鲁穆公问子思》、《诗论》、《子羔》、《鲁邦大旱》、《孔子闲居》、《乐书》、《性情论》、《颜渊》、《曾子立孝》、《夫子答史籀问》、《赋》、《子路》、《四帝二王》、《曹沫之陈》、《武王践阼》、《彭祖》等，涵盖了儒家、道家等许多学派的内容。这充分证明，虽然楚人后来迁处南蛮，与苗蛮文化融合，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支系，但至春秋战国时代，其受中原史官文化的影响，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大，《离骚》反复提及夏商周三代古史传说和政治得失，丝毫也不奇怪。
鉴于以上直接和间接的证明，《离骚》非刘安作是可以肯定的，非汉代人作也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是先秦人作、是楚人所作的可能性极大，在没有任何迹象证明它是另外一个战国楚人所作的情况下，结论只能是维持司马迁旧说，《离骚》的作者是屈原。
二、《哀郢》是汉代人的作品吗？
《九章·哀郢》中有“遵江夏以流亡”、“过夏首以西浮兮”诗句，有些学者曾认为“江夏”、“夏首”为西汉地名，因此怀疑《哀郢》不一定作于战国时期。果真如此，显然也不会是屈原所作了。对此，有学者撰文借助1957年和1960年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对“《哀郢》汉代说”进行了驳证。（注：曲宗瑜：《从出土文物看〈离骚〉〈哀郢〉的产生时代》，《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7(5)。）鄂君启节为战国时代楚地制作的通行凭证。青铜制造，有两组，每组原为5枚，合成竹简状，上有错金铭文。甲组现存2枚舟节，为水路通行证；乙组现存3枚车节，是陆路通行证，乃楚王赐给鄂君启的符节。郭沫若先生认为鄂君启节铭文中“大司马邵
败晋币（师）于襄陵”，就是《史记·楚世家》所载公元前323年“楚使柱国昭阳将兵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可知此节铸于楚怀王六年，说不定正是屈原任左徒的年代。考古学家考证其舟节路线为：1.自鄂往，逾湖，上汉，庚（经）鄢，庚（经）芑阳，逾江，庚（经）黄，逾夏，入汜。2.逾江，庚（经）彭
，庚（经）松阳，人浍江，庚（经）爰陵。3.上江，人湘，庚（经），庚（经）邶阳；入
，庚（经）鄙；人资、沅、澧、油。4.上江，庚（经）木关，庚（经）郢。这几条路线应是楚国当时主要的水路交通干线，与《哀郢》所记诗人迁徙的路线是彼此一致的。那么，“遵江夏以流亡”乃是诗人总写途经路线，鄂君启节舟节中的“逾夏、人汜、逾江”同“遵江夏以流亡”走的是同一航道，“江夏”应该理解为水名“江”和“夏”，与汉置江夏郡无涉，因此，《哀郢》不必是人汉以后的作品，应该作于战国后期的楚国。
三、《卜居》《渔父》可否是屈原所作
《卜居》、《渔父》非屈原所作，几乎已成定论，理由很简单，这两篇作品属于散体赋，开首有记述性的序文，颇似后代传说记述的文字。陆侃如先生在《屈原评传》中即指出，“这两篇开口就说‘屈原既放’，显然是旁人的记载”（注：陆侃如：《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296、29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现在看来，这一铁案也有被突破的可能。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西汉中前期墓出土大批简书，此外还有20多支辞赋类残简，有一简首句为“唐革与宋玉言御襄王前”，背面上端刻有“唐革”二字，罗福颐先生据《诗·斯干》“如鸟斯革”，“革”字韩诗作“勒”的事实，释为“唐勒”（注：罗福颐：《临沂汉简所见古籍概略》，《古文字研究》第1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5。）。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卷前《简介》提到这部分简时便称为“唐勒宋玉论御赋”。
《唐勒》简的发现，主要是引起了学界关于该作是唐勒赋还是宋玉赋的讨论和对于宋玉赋真伪问题的重估。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它们对于解决《卜居》、《渔父》可否是屈原所作，其实具有同样的价值。因为宋玉《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诸赋也曾主要因为宋玉被编派在作品中而被怀疑，而《唐勒》赋开篇是“唐革与宋玉言御襄王前”，不管论定该赋是宋玉作还是唐勒作，都可以说是作者把自己作为作品中的人物加以叙述的，学界正是由此论定传为宋玉赋的那一批同类作品确有可能是宋玉所作。既然这种文体能够出现在宋玉时代，稍前不久的屈原为什么不可以也用这种方式进行写作呢？这一点提醒我们注意到《庄子》的滑稽为文。基本可确定为庄子所作的《逍遥游》《齐物论》等，一则曰“惠子谓庄子曰”，再则曰“昔者庄周梦为蝴蝶”，不都有庄周本人的身影侧在其中么？而庄子撰这些文章的时间，还在屈原之前。由此看来，屈原在自己的作品中自称屈原，结构出请郑詹卜疑、与渔父对话的故事，以此表白自己的心迹，应该说也不是不可能的。
四、《远游》是屈原作还是汉代人作
王逸明言《远游》为屈原作，此后从无怀疑。至清人胡浚源《楚辞新注求确·凡例》始疑《远游》为汉代辞人所拟，理由有三：一是太史公未提屈原作《远游》；二是《汉志》二十五篇，有《远游》则无《招魂》，必去一篇，当去《远游》；三是屈子一书，无一句涉神仙事，《远游》则杂引王乔、赤松及秦始皇时方士韩众。三条理由中前两条不成其为问题，太史公未提到的屈原作品还有很多，《汉志》题二十五篇也不过是汉人所说，并不能以此作为依据。而第三条确为要害所在。屈原时代是否流行神仙之说，屈原能不能言及游仙之说？
此后几百年纷争，没有定论，涉及屈原思想分析、与其他作品比较研究（包括与屈原作品比较、与司马相如《大人赋》比较）等，然其中最关键的还是仙道问题。否定者如陆侃如先生《屈原评传》摆出的理由就是，“这篇所举人名大都为屈原时所无。例如韩众（即韩终），本是秦始皇时方士”，“他这时所欣慕的，不是彭咸、申徒、子胥一般人了，他‘闻赤松之清尘兮，愿承风乎遗则。……奇傅说之托辰星兮，羡韩众之得一。……轩辕不可攀援兮，吾将从王乔而戏娱’”（注：陆侃如：《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296、29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胡小石先生在《〈远游〉疏证》中也说“又其词旨恢诡，多涉神仙。疑伪托当出汉武之世”（注：胡小石：《胡小石论文集》，9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肯定者则论证战国时代燕、齐已经流行神仙思想，屈原博学多闻，又出使过齐，对此当有所了解。比如有学者就称“屈原生长的时代，正好是稷下诸子如彭蒙、田骈的学说盛行于齐，惠施、庄周的理论盛行于宋楚的时候。屈原曾两次出使于齐，正当稷下辩说最盛的时候，那么齐人迂怪的言论，惠庄漫衍的辩辞，所闻一定很多”（注：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507页，附录《远游为屈子作品定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在这一问题上，出土文物提供的新的信息是，就文化背景而言，仙、道思想已经不应再成为判定屈原有可能创作《远游》的障碍。一方面，燕、齐的确已经流行升仙羽化之说，比如山东临淄商王村发掘的一号战国墓出土的带钩，其中一钩为一人面鸟喙神人，双手上举作持握状，臂下生羽翼，八字形尾。（注：《山东临淄商王村一号战国墓发掘演示文稿》，《文物》，1997(6)。）这应该就是后来汉代极其流行的羽人形象。这种形象已经作为带钩的装饰，可见传播已久且颇为普遍了。另一方面，也不必再考虑屈原是否在齐国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因为楚地也已经有仙、道文化流行的迹象。2000年发掘的湖北荆州天星观二号墓中，也出土了羽人雕像。而且，雕像由羽人、凤鸟两部分组成，一插有凤状尾的羽人立于一展翅欲飞的凤鸟头上。（注：《湖北省荆州市天星观二号墓发掘演示文稿》，《文物》，2001(9)。）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远游》中提到的王子乔故事。洪兴祖《楚辞补注》引《列仙传》曰：“王子乔，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鸣，游伊洛间，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后，来于山上，见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缑氏山头。果乘白鹄住山巅，望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数日去。”天星观二号墓中的这一羽人是否就是王子乔还难以确断，但由战国楚墓中这一立于凤鸟头上的羽人看来，王子乔之类的传说必定不始于汉代，不局限于燕、齐，它们原本由神话脱胎而来，楚地巫风中云游天际的想象与之有着天然的联系。有意思的是，《远游》中恰恰提到了“羽人”，所谓“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由此及彼，赤松子传说原本是神农时的雨师，韩众据《列仙传》称是战国齐人，“王采药，王不肯服，终自服之，遂得仙去”，而非秦始皇时方士。这样，《远游》中提到王乔、赤松、韩众，就不能再成为判定其非屈原作的“铁证”。
总之，出土文物及文献为肯定屈原作《远游》的意见，排除了一些障碍。这样，在尚未发现确定的否定性证明材料的情况下，“屈原作”的旧说起码是不应放在我们的视野之外的。至于该篇的“轻举而远游”是否符合屈原的精神，浮游天际、追慕松乔是一如《离骚》的乘龙御风，乃抒愤懑的手段，还是本身就是追求的目的，这还需要综合考察。不过，既然已经没有“铁证”证明《远游》不是屈原所作，那么，《远游》中的仙举本身就也应该是作为考察对象之一的。
顺带提及一点，前面提到阜阳汉简，除发现有两片《楚辞》外，还发现有若干残片，亦为辞赋体裁，介绍文章举例提到了这样一句：
□橐旖（兮）北辰游。
断简残片，已经无法判定全文，但从“北辰游”看，这似乎也是写云游天际的辞赋，《远游》中即有“奇傅说之托辰星兮”之句。就阜阳简的时间和地点推断，这些辞赋应该也是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所传或所仿楚辞的一部分。这说明汉人骚赋中，不只是有仿《九章》而作的《九怀》、《九叹》之类，还有仿《离骚》或仿《远游》而作的奇幻之作。在关于《远游》作者的讨论中，有一种意见认为《远游》乃仿司马相如《大人赋》之作（注：（清）吴汝纶：《古文辞类纂评点》，《楚辞评论资料选》，495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或认为它是司马相如《大人赋》的底本、初稿（注：郭沫若说，见《屈原研究》，上海，群益出版社，1935。），现在看来，汉初已经有《远游》之类的辞赋存在，后人仿《大人赋》而作《远游》的说法也就失去了根据。相反，汉初人仿《远游》写出“□橐旖（兮）北辰游”之类的辞赋倒是极有可能的。这也为《远游》成篇于先秦时代提供了一个佐证。
五、《招魂》是屈原作还是宋玉作
关于《招魂》，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太史公曰”中只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屈原）志”，没有明确提这几篇作品是否屈原作，但从《招魂》列在其他均被认为是屈原所作的作品之中看，司马迁认为《招魂》是屈原所作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此后诸说迭起。归纳起来，有宋玉招屈原生魂说（王逸《楚辞章句·招魂序》，陆侃如、姜亮夫认同）、屈原自招说（明黄文焕《楚辞听直》、清林云铭《楚辞灯》，游国恩认同）、屈原招怀王生魂说（清吴汝纶《古文辞类纂评点》，郭沫若认同）、屈原招怀王亡魂说（《屈赋微》引张裕钊说，马茂元认同）。此外，今人还有屈原招襄王说、宋玉招襄王或考烈王说、某楚人招某楚王说等，不一而足。
考古发现对于解决《招魂》作者问题没有提供直接的证据，但有些材料能够间接解决论争中提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近年在否定《招魂》为屈原招怀王亡魂说的意见里，有一种说法是据民俗考察，“招魂术”只有招生魂而无招亡魂者。另外还涉及人死之后魂归何处的问题，有的提出亡魂并非归于墓室。然而20世纪70年代辽宁盖县九龙发现一座东汉墓，其中用来砌墓的文字砖有一侧面刻有22字：“叹曰，死者魂归棺椁，无妄飞扬，行无忧，万岁之后，乃复会。”（注：《辽宁盖县九垅地发现东汉纪年砖墓》，《文物》，1977(9)。）分明是在劝慰亡魂归于棺椁，不要擅自离开，与《招魂》之意如出一辙。这说明否定招亡魂的理由并不成立。另外，关于招生魂还是招亡魂，有学者结合墓葬发掘及出土文物考察《招魂》的描写，发现其中所提多为墓葬形器，自然应是感招亡魂，从而进一步肯定了屈原招怀王亡魂之说（注：康定心、康广志：《考古释招魂》，《江汉论坛》，1983(1)。）。的确，《招魂》若为招亡魂所作，则屈原招怀王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正如黄文焕所分析，就作品所涉及的时序而言，屈原死于孟夏，《招魂》却屡提春气，宋玉招屈原亡魂的可能性不大。
再比如，考古学界关于楚国郢都所在地的探讨也可用来间接论证《招魂》的作用。近年有学者发表《宋玉作〈招魂〉说新证》一文，提出《招魂》乃宋玉招楚考烈王之作，其主要理由是据《招魂》乱辞所涉及的地理方位，认为招魂地点应在楚最后的都城寿春，此时屈原已去世，《招魂》自然不会是屈原所作，宋玉则符合这一条件；都于寿春的几位楚王都有可能是招魂的对象，而最大的可能是楚考烈王（注：刘刚：《宋玉作〈招魂〉说证》，《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4)。）。
按，《招魂》“乱曰”提到“献岁发春兮，汨吾南征。菉蘋齐叶兮，白芷生。路贯庐江兮，左长薄。倚沼畦瀛兮，遥望博”，关于庐江有两说，一说在今安徽南部，即青弋江（《汉书·地理志》），一说在今襄阳宜城界之潼水（谭其骧先生考证）。今人多从后一说，因为襄阳江陵间多沼泽平野之地，与《招魂》中“倚沼畦瀛兮遥望博”的地形描述相吻合，而皖南的庐江多高山，不合于文本的描述。《新证》一文却不取这一说，其主要疑点是“若从郢都出发，襄阳宜城间的庐江方向在北，无论如何算不得‘南征’，尽管地形相符，但方向不对”。所以该文判断《招魂》作者是从寿春出发南征的。
很显然，《新证》这是以江陵纪南城为郢都来立说的。然而，考古学界从对考古发掘的分析中却另有“郢都宜城说”一说。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此说（注：1962年，童书业先生在《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一书中，指出真正的楚郢都应在“浙川之南、宜城之北、荆山之东、汉水之西，今湖北省西北部”。1963年石泉先生在《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初考》（《江汉学报》第2期）一文中通过考察宜城皇城遗址提出真正的楚郢都应在汉水西部的今宜城楚皇城遗址。），后来王光镐先生更对纪南城考古遗存作了综合分析，结论是纪南城作为大的城邑起自公元前340年前后，止于公元前300年前后，大体不出四五十年。而据文献记载，楚至少不晚于公元前701年即已都郢，时属楚武王四十年，相当于春秋早期，而郢都的废弃在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拔郢，时为公元前278年，属战国晚期，前后共经历400多年。两相对照，纪南城遗址显然不会是楚之郢都。不过，从出土物的文化面貌看，这无疑是一座楚城，从它的宏大规模看，这也无疑是一座相当于都城建制的城。王先生因此推断，它必是一座楚宣王至楚顷襄王元年前后的楚陪都，称“栽郢”（注：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377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这一考察无疑支持了“郢都宜城说”。
当然，这在考古学界也还没有成为定说。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考古学界进一步确定了郢都的确并非在湖北江陵，而是在湖北宜城，那么从郢都（宜城）出发，路贯庐江，前往云梦，正是向南行进的，而且与作品涉及的地理地貌都非常贴切。这样，《招魂》中提到的郢都就不必是最后迁往的新都寿春，而仍是故都郢（宜城），此时屈原还未辞世，那么就不能排除这位作者是屈原的可能性了。
综上所述，就考古所能论证到的几点来看，怀疑《离骚》《远游》《招魂》等楚辞作品为屈原所作的一些理由多不能成立，我们仍应维持旧说，今见楚辞中的大部分当为屈原所作，或经屈原之手，屈原可以说是楚辞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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