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研究·
问题与路径：二孩生育意愿研究中的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①
风 笑 天
(南京大学 社会学系，南京 210023)
摘 要： 社会研究中定量路径与定性路径存在显著差别，从提问方式、研究思路、方法运用、结果性质四个方面，可以发现研究问题的性质和研究目标如何决定研究者选择合适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并得到不同的结果。“如何”的问题是定性研究在提问方式上的最重要特征，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这两条路径所得到的是描述社会现实的两幅既不相同、又不可互相替代的拼图。
关键词： 研究方法；定性路径；定量路径；生育意愿；生育决策；二孩政策
在社会研究中，研究者常常面临着不同研究方式和方法的选择问题。是采用定性方法，还是采用定量方法这一问题常常困扰着研究者，特别是刚刚从事研究工作的研究者。虽然这种现象在人类学、人口学、经济学这样的学科中或许并不那么明显。因为这些学科的性质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特殊性。比如，人类学基本上只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而人口学、经济学则基本上只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但在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传播学、管理学等学科中，这种选择的问题就比较突出了。因为在这些学科中，研究者既可以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也可以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
而且，学术界中还经常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后一类学科中的许多研究者，特别是相对成熟的研究者，他们在实际进行各项社会研究时，对采用定量的或者是定性的研究方法有比较明显的选择倾向，且较少去采用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种方法。换句话说，他们的研究常常带有非常明显的定量研究或是定性研究的特征。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状况？笔者认为，学者个人的知识背景、特别是其所受的专业训练，有可能是导致他们对定量研究方法或者是对定性研究方法更为熟悉、更为擅长的原因(当然，也有可能是由于研究者在更深的层面，比如在认识论、本体论层面的认识不同所导致)。而他们对定量研究方法或者对定性研究方法更为熟悉、更为擅长的状况反过来又进一步导致其更加经常地、甚至是一直都采用这种方法。
问题是，对于应该如何选择研究方法，是否有相应的标准或者规则呢？笔者认为，这种选择的标准或规则是存在的。笔者曾经指出，对于一项研究究竟该采用定性研究方法还是定量研究方法，“做出正确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却既不是研究者的个人喜好，也不是研究者个人的知识背景和方法训练，而是这项研究所要探讨的社会现象的性质，特别是这项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的性质。”[1]对于这一点，美国学者范德斯都普(Scott W．Vander Stoep)教授等人也曾明确指出，社会研究者“应该依据研究问题的性质来做出采用定性的或是定量的研究方式的决定”[2]。
应该说，有关选择研究方法的标准或者规则是十分明确的，即“问题决定路径”。但在实际研究中，如何理解、特别是如何去具体实践这种“问题决定路径”的标准或规则，却依然不是一件显而易见、轻而易举的事情。许多研究者依然会在探讨具体社会现象或研究主题时面临如何正确提问、如何选择合适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的问题。本研究的目标正是希望结合笔者在二孩生育意愿研究中的一段经历以及这一领域中的若干研究实例，从提问方式、研究思路、方法运用、所得结果几方面，对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这两种研究路径所具有的特点进行分析，特别是对两者的提问方式进行探讨，从而为研究者在实际社会研究中更好地提出研究问题，更好地根据研究问题选择合适的研究路径和运用恰当的研究方法提供一些实践的参考。
一、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定量研究者的回答与定性研究者的疑惑
长期以来，人口问题一直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多年中，我国一直实行的是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主要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2013年开始，国家根据我国人口的发展状况以及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协调发展的要求，对生育政策进行了调整，相继实施了“单独二孩”政策和“全面二孩”政策。随着生育政策的接连调整，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特别是二孩生育意愿的问题越来越成为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为了正确预测育龄人口的二孩生育行为和生育结果，无论是人口学者，还是社会学者、经济学者、教育学者，都会在尽可能准确了解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同时，去进一步思考和研究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问题。研究者通常是怎样研究“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这一问题的呢？他们所采取的主要是定量的路径还是定性的路径呢？笔者的一段实际研究经历，即回答了上述的疑问，更重要的是引起了笔者对研究方法问题的某种思考。
马飚，中国作协会员，攀钢员工，研究生学历。在《诗刊》《星星》《诗探索》《文学自由谈》《诗潮》及各类选本发表诗歌1000余首，2015年获《星星》诗刊全国大奖赛一等奖。
笔者在研究“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这一问题时，先通过中国知网进行查询，共发现12篇国内学术界发表的、集中探讨育龄人口二孩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论文。“这些研究分别采用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一种研究思路是在调查中通过直接询问被调查者‘你想生(或不想生)二孩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并提供若干具体答案供其选择，再从统计结果中总结和得出影响育龄人群二孩生育的各种原因。”[3]这种研究思路的文献共有4篇。另一种研究思路则是找出与二孩生育意愿可能相关的各种因素，然后将其操作化为各种指标，再通过调查问卷进行测量，并通过多元统计的方法进行分析，最终找出哪些因素与二孩生育意愿有关，哪些因素与其无关。“特别是找出哪些因素对二孩生育意愿有积极影响(正向影响)，哪些因素有消极影响(负向影响)。这种方式的文献共有9篇”[3]。文献回顾的结果表明，目前有关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采用的都是定量研究的路径，而没有一项是采用定性研究的路径。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笔者将在后文中对此进行探讨。
笔者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专门对第二种思路的9项定量研究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希望了解这些采用同一种方法、针对同一问题的研究所得到的最终结果是什么？特别是希望了解这些不同的研究所给出的答案是否一致？分析结果却有些令人遗憾：这9项定量研究不仅在具体使用的影响因素数目上互不相同，而且影响因素的具体内容上也互不相同，就是采用同一个影响因素的不同研究之间所得的结果也互不一致。概括地说，对于影响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因素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这9项定量研究的结果给出的是一组杂乱的回答，描绘的是一幅杂乱的图画。
尽管这9项研究所得结果互不一致，但在笔者看来，它们所采用的这种定量研究路径(包括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对于回答这一特定问题来说，却是理所当然、毫无疑问的。它们所得结果互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不同研究的对象不同、测量的因素不同等等。因此，笔者专门从具体研究的对象特征、测量方式、变量内涵、研究质量等方面，对这9项研究进行了解析、衡量和比较，最终从这些矛盾结果中总结出哪些因素可能有显著影响，哪些因素可能没有显著影响的结论。[注] 参见风笑天《影响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真相究竟是什么？》，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0期。
笔者将这一研究结果作为2018年11月在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访问期间所做的一次公开讲座的内容进行了报告。报告结束后，在场的学者反应热烈。特别是几位从事定量研究的学者表现出很高的兴趣。他们对笔者针对现有定量研究的不同结果所进行的仔细分析和深入探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有的学者甚至还建议笔者利用现有这些互不一致的研究结果，进行更加复杂、更加高级的统计分析，以得出更为科学、也更为可靠的结论。
第三，“互联网+养老”模式有助于缩短提供养老服务的时间和成本。传统养老服务在供给时需要供给方和需求方面对面进行交易，这大大增加所需的时间和成本。而互联网可以帮助供给方在获得需求信息甚至是提供服务时不再需要面对面，从而大大节约了时间与成本，使有限的资源能够为更多的老年人提供服务，从而降低养老成本。“互联网+居家养老服务”就是其中的典型，它通过互联网技术将专业养老服务从机构搬到家庭中，使老年人不用离开熟悉的环境便能享受到专业的服务，降低了床位、硬件设施的经济束缚，大大降低了企业和老年人的经济负担。
除此之外，我国还采取了其他诸多措施，鼓励、支持和推动妇女事业的发展进步。诸如通过实施女性高层次人才成才研究和政策推进项目，放宽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和中国青年科技奖女候选人的年龄限制等，使中国妇女在成长成才等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步。据统计，女性获得中国青年科技奖的比例从第11届的15%提高到第12届的28%，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女申请人和获资助者也均增长了一倍多［3］。
可是，正当笔者为此受到极大的鼓舞时，两位主要从事定性研究的学者在评论中不仅给这些定量研究的结果提出了批判性的评论，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他们的种种疑惑：他们认为，这些看似非常科学、非常客观的定量研究结果，虽然讨论了各种影响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因素，但是从这些结果中依然无法让我们看到现实生活中育龄人群实际面临二孩生育问题时的种种表现和所形成的种种现象。更看不到那些虽然具有同样的社会背景、但其意愿、想法和行为却并不相同的育龄夫妇为什么会形成不同的想法和不同的意愿。比如，一些定量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因素对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经济条件越好，越倾向于生育二孩；但在现实中，既有符合这一结果的，同样也有不符合这一结果的，即有些经济条件好的夫妇并不想生育第二个孩子，而一些经济条件不好的夫妇却生育意愿强烈，“想生”又“敢生”第二个孩子。究其原因，既可能是因为不同的夫妇生育观念不一样，对孩子价值的看法不一样，对家庭生活的追求不一样，也可能是因为不同的地区生育文化不一样，如此等等。总之，现实中千百对夫妇可能就会有千百种具体的、互不相同的生或不生的原因。
他们同时指出，这些定量研究都是采用问卷调查获得数据。但是，当育龄人群面对问卷调查时，他们所选择的答案(愿意生或不愿意生二孩以及那些被定量研究者看作影响因素的各种问题的答案)与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实际面对这一问题时的想法、心理、表现及其变化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真正影响他们形成最终意愿、想法和行为方式的种种因素，可能存在一定差异。因为无论是育龄夫妇面对二孩生育问题时心中的矛盾、纠结、犹豫、权衡，还是他们从最初的想法、态度，到最终形成决策的复杂过程，都无法在这些定量研究的结果中看到。实际上，现实中的情景远比统计结果丰富多彩、纷繁复杂。
对于早已习惯定量思维方式、主要采用定量方法开展研究的笔者来说，的确很少从这些方面进行思考。在这两位学者评论的启发下，笔者回想起自己在进行二孩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的初期所做的若干定性访谈案例，发现情况确实如此。比如，有的夫妻是通过反复思考、商量、比较甚至是有点从众后才做出决定的；有的夫妻最初双方的意愿并不一致，双方的想法并不一样，意见也不统一，后来是经过反复协商甚至是动用双方家长一起进行“家庭谈判”，才最终达成一致，做出决定的；还有的夫妻是起初双方的想法和意愿一致，但后来其中一方或双方的意愿和想法发生改变导致实际行为和结果发生改变的；而同样还有一些夫妻实际上并没有像研究者在研究中所考虑的那么复杂，他们之所以会生育二孩，实际上并不是因为受到这种因素或那种因素的影响，就是不小心偶然怀孕了，也就决定生二孩了。
但是案例库在建设和应用实践中也有一些不足：通过具有装备特色机械制造基础案例库建设，解决了案例库有无的问题，但是案例库中案例还是较少，甚至无法保证每一个重点的知识点都有案例，以后还需要不断增添新案例；案例的详细处理还做得不够，没有把每一个案例的背景介绍、适用知识点、教学建议等整理完备。
定性研究者则基本上都是采用实地研究、个案研究的方法。这类方法虽然在反映现象总体上存在着先天的局限，但它一方面可以使研究者集中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去获得对特定对象的全面了解；另一方面也便于研究者采用一对一的深度访谈、面对面的参与观察等方法，来获得相对深入的、内部的、详细的、开放性的资料。通过对这种资料的生动描述和定性分析，研究者可以从中总结出不同的类型，归纳出若干抽象概念，得出研究结论。实地研究和个案研究方法具有灵活性、深入性、长期性、直接性和细致性，不仅可以让研究者获得大量生动详实的访谈资料、口述资料、观察资料、文档资料，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可以使得研究者对所研究的现象及其背后的潜在机制获得某种直观的、经验的感受和认知，这种感受和认知可以帮助研究者从微观的、特殊的现象中抽象出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结论。
二、二孩生育决策：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比较
为了更好理解定性研究如何提出问题，笔者尝试根据现有的定性研究论文中所提出的研究问题来进行分析和归纳。为此，笔者从最近6年的《社会学研究》杂志中，按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了12篇典型的定性研究论文。[注] 具体抽选方式是：先在每年6期刊物中随机抽取2期，共得到12期刊物，然后在抽中的那一期中，选择一篇典型的定性研究论文。选择标准是：研究主要采用实地研究或个案研究的方式进行，通过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等方法收集资料。 由于所选取的论文数量很少，显然不能完全涵盖和代表各种类型的定性研究。但对于从中发现定性研究提问的某些特征来说，它们或许可以起到启发性的作用。笔者将12项研究的研究问题罗列如下：
1.两类研究提出研究问题的方式不同
定量研究1的问题是：育龄人群中有多大比例的人做出了二孩生育决策？做出不同生育决策的个体社会特征有什么不同？哪些因素与育龄人群做出二孩生育决策有关？研究结果对于即将落地的“全面二孩”政策来说具有什么样的启示意义[4]？[注] 原文的问题用的是二孩生育申请而非二孩生育决策，但原文同时认为，“符合条件的育龄夫妇提出二孩生育申请的状况，具有更多的生育抉择的内涵，是反映育龄夫妇二孩生育抉择的一项具体指标”。因此，这里笔者将原文研究问题的表述进行了调整，特此说明。 定量研究2的问题是：影响或制约着育龄人群二孩生育决策的因素有哪些[5]？定性研究1的问题是：社会转型中制度与文化如何影响女性的(二孩)生育决策[6]？定性研究2的问题是：在家庭内部，具体的(二孩)生育决策过程是如何展开的？生育主体(夫妻)中谁的生育意愿最大可能获得了实现？或者，夫妻双方的生育意愿以什么样的方式达成一致[7]？
对于定量研究来说，无论其具体的研究主题和内容是什么，其研究问题(或其提问的方式)基本上都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所研究现象的整体状况“是什么”(这一类提问通常包含着对现象的结构、分布、比例、特征等方面的关注)？第二，哪些现象与某种现象相关(或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第三，哪些现象是某种现象的影响因素(或是导致某种现象产生、形成、发展或变化的原因)？可以说，前两者属于描述性研究，主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后者是解释性研究，主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发现，定量研究常常是从某一现象的总体结构、类型比例以及相关因素或影响因素“是什么”的角度提出问题的。其提问方式体现出相对明显的“站在外面”“从总体上”“客观地”去看“状况”和“结果”的意味；而定性研究则更多地是从微观的、局部的层面，从某一现象是“如何”形成、“以何种方式”影响、“如何”发展和变化的角度提出问题的，其提问方式体现出相对明显的“深入内部”“从特定个体那里”探索“具体方式”和“变化过程”的意味。
2.两类研究的研究思路不同
定量研究1的思路是：抽取有代表性的样本以反映总体的状况，测量研究对象的个人背景、生活环境、家庭结构、主观态度等因素，以概括和区分不同生育决策者的社会特征，并利用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找出与二孩生育决策相关的各种因素。
两相对比，不难看出，定量研究所得到的主要有两方面的结果：一是总体中与二孩生育决策相关的各种比例，二是各种因素与二孩生育决策之间的关系。这正是研究问题提出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定量研究的结果往往具有某种相对固定的模式：即十分明显的总体性的、数量的、确定的、证明性的特征；其“研究结果表明”的表达方式也体现出明显的“客观性”特点。而定性研究所得到的结果一方面没有定量研究结果那样明显的、固定的模式，往往是依研究的具体问题、特定内容、研究对象甚至是研究者个人的表述方式和风格的不同而各不相同；另一方面在结果的表达形式上则具有相对微观的、概括的、文字描述的、不太确定的、说明性的特点。
然而，对于定性研究来说，其研究的问题或提问方式却很难做出上述定量研究那样的概括。那么，定性研究在提问方式上有没有相对统一的模式呢？或者说，定性研究的研究问题是否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呢？
定性研究1的思路是：从计划生育制度及传统生育文化规范两个维度入手，根据两者作用力的强弱，将影响女性生育决策的外部社区环境分为四类(即制度影响强—文化规范强、制度影响强—文化规范弱、制度影响弱—文化规范强、制度影响弱—文化规范弱)，然后收集典型个案的详细资料，分别分析四类社区中制度与文化因素对女性生育决策的不同影响。
定性研究2的思路是：首先，考虑到生育决策是由夫妻和家庭做出的，因此研究聚焦于家庭而不是单个人的决策过程。其次，考虑到城乡生育政策的差异、已生育一孩对于二孩生育决策的现实性以及二孩生育决策的动态特征，因此，选择城市已生育一孩或两孩的家庭作为研究对象。同时，分别从城市经济发达程度、二孩生育意愿、一孩性别及年龄、母亲年龄及文化程度、家庭收入等方面选取不同的个案，以尽可能反映不同阶层的研究对象进行二孩生育决策的特点。
从上述研究思路不难看出，由于定量研究的目标一方面希望从总体上概括二孩生育决策的现状和特征，另一方面希望从众多各不相同的具体因素中确定几个影响最大、相关程度最高的因素，因此，它一方面主要关注的是(整体的)“育龄人群”，另一方面关注的是变量之间的“关系”。它一般会采取收敛的思维方式，力求概括出现象的整体特征、找出因素之间关系的结构；并用数据结果(比例、回归系数等)来描述这种整体的规律性，给出研究问题的整体性回答。
而定性研究关注的则是各种不同类别的、典型的、特定的个体、夫妇和家庭，关注的是各种因素是“如何”影响生育决策的。其目标一方面希望尽可能详细地了解典型个案生育决策的具体过程，另一方面则是希望从具体细节中发现各种因素影响其决策的特定方式。因此，定性研究通常会采取发散的思维方式，用近乎文学化的语言，绘声绘色地“深描”出各种不同的个体生育决策的具体过程和方式。同时也希望在此基础上抽象出某种概念层面的内涵来回答研究问题。
3.两类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
定量研究1采用的是抽样调查的方法。即先从全国12个城市中，随机抽取了8687名“目前城市在上幼儿园、小学及初中的儿童的父母”。然后采用自填问卷的方式，由12 所大学社会学及相关专业的教师组织研究生或高年级本科生作为调查员，将问卷发给家长或让学生带回去交给家长，家长填答后再交回给老师。最后对调查得到的问卷资料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并得出结论。
定量研究2采用的也是抽样调查的方法。即以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在中山市所有镇、区中随机抽取了70个村、居社区，由中山市卫生与计划生育局与中山大学组成的调查组对3500位育龄妇女进行问卷调查。最后对调查得到的问卷资料进行了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并得出结论。
定性研究1采用的是个案研究的方法。研究者分别在河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收集了三种社区类型中的7个不同个案，通过对个案进行详细深入的访谈来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访谈资料的定性分析得出结论。
定性研究2同样采用的是个案研究的方法。研究者分别在南京市和贵阳市选取了19户不同类型的家庭作为研究的个案，通过对个案进行详细深入的访谈来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访谈资料的定性分析得出结论。
可见，两类研究在方法上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定量研究最常见的方式是问卷调查。一方面需要通过随机抽样来获取具有代表性的人口样本，达到通过样本来推断总体的目的；另一方面还需要将主要概念操作化为具体可测的指标，以便通过问卷来收集数量化的资料；同时还要利用专门的统计分析软件和相当成熟的统计分析方法来得出研究结论。
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表明，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知度与邻里效应均会对农户的行为产生影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户的参保行为与生产要素的购买行为。
问卷调查的一个本质特征是它的横切性，或者叫单时间点性。即它通常得到的往往只是现实的一个截面，无法展现过程。比如，在调查中我们只能询问“是否做出了决定”和“决定的结果是什么(即是生还是不生)”两个简单的问题。至于这个决策的过程，则无法了解。同时，又由于调查通常都是采用问卷作为收集资料的工具，因而这种数据又不可避免地受到问卷这种特定工具的限制——它是单向的(即由研究者到被调查者)，而不是互动式的；它的答案是预先设计好的，被调查者的回答是被动地、受到限制的(通常只能在研究者提供的有限个具体答案中进行选择)，而不是自我表述的，也不是畅所欲言的，因而其所得到的资料也不可能是生动形象的，更不可能是千姿百态和带有感情色彩的。
现实中这些特定情况表明，定量研究的这种路径，特别是其标签化的变量概括、一个时间点的截面数据、能够纳入回归方程或统计模型的非常有限的变量数目及其由此所得出的统计分析结果，除了会在不同的具体研究之间存在差别外，更重要的是它有可能掩盖实际生活中众多育龄夫妇从最初的意愿到最终的决定和行为这一复杂过程的千姿百态和千变万化。也正是笔者报告后两类学者截然不同的评论、建议和疑惑，引起了笔者的思考：为什么关于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都是从定量路径进行的？定性研究为什么很少关注和探讨这一问题？是不是因为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问题只适合定量研究探讨，而不适合定性研究探讨？特别是两位定性研究学者的种种疑惑，更是引起笔者的好奇：如果对于同一个研究主题，且定性研究者和定量研究者都对其进行了探讨，那么这两种类型的研究之间究竟有哪些不同？它们分别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它们所走的又是两条怎样的路径呢？
4.两类研究的研究结果不同
模糊自适应 PID算法的仿真可以利用Matlab等仿真软件进行,即利用 Matlab中的simulink工具箱建立如图 4所示的仿真模型。在仿真过程中对三个参数（Kp、Ki、Ki）优化调整，就可以得到最优的控制曲线。
定量研究1的研究结果主要以各种相关概念的比例、影响因素的分析为主，并通过数据总结出某种规律。比如，文章发现“符合二孩生育条件者中，目前只有14%的人提出了二孩生育申请”；并且，“与未申请者相比，申请者中女性年龄主体相对年轻，其现有一孩的年龄相对较小，其中女孩的比例相对较高”。文章将育龄人群对现有子女数是否满意、第一孩的性别、生活城市的类型、女方的年龄、双方祖辈对他们生二孩的愿望、丈夫的文化程度等等列为符合条件人群提出二孩生育申请的影响因素，通过分析发现，“对于育龄夫妇提出生育申请的可能性来说，除女方年龄一项的影响是负向的以外，其他几个变量的影响都是正向的”[4]。
定量研究2也是以各类数据和影响因素为结论。首先，文章展示了研究地域的“准生”育龄妇女生育决策的诸多比例；其次，研究提出“二孩生育决策是‘准生’育龄妇女基于家庭经济基础、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家庭资源和支持因素综合考虑后的理性选择结果，经济压力、照料子女压力、女性自身事业上发展压力是二孩生育落实的障碍因素”；再次，通过数指分析，研究发现年龄段和不同就业情况对生育决策的影响模式不同这一规律[5]。
定性研究1的结论中出现了“弱者的武器”“生育底线”等具有微观视角的概念，研究结论具有个体化特征。“当政策、制度与原有文化规范出现诉求冲突时，人们会使出各种‘弱者的武器’优先满足文化要求，通过与制度的博弈、协商、互构来躲避制度约束，守卫文化的边界，遵从‘生育底线’”；“当制度过于强大，并有一系列的配套制度体系同时对个人进行规范，相配套的制度又能够满足或弥补原有文化的功能性作用时，社区原有的文化规范便被重置、替代，形成与制度诉求相一致的新社区文化”；“当制度执行力逐渐式微，而社区文化的规范力与功能性仍然存在时，家庭经济水平的提升又帮助个体家庭越过了制度的限制与束缚，进一步满足了文化的要求”[6]。
定性研究2发现了三个规则最终决定了家庭中谁会做出决策、谁的发言权更重要，这三个规则是：妻子优先倾向、否定性优先倾向、强度优先倾向。因此，就整体而言，决策中存在着强度较弱的否定二孩生育的倾向[7]。
第一，制约语言文字工作定位因素研究，有利于处理好各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共同语与方言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母语同外语的关系，处理好普通话的国内推广和国际传播之间的关系。能够充分认识到语言规划越来越走近人们的真实生活，健康和谐的语言生活是推进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
总的来看，由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从一开始就提出了两类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因而导致整个研究按照两条完全不同的思路进行：一个朝向整体的、结构的、关系的以及影响因素的目标；另一个则朝向个体的、内部的、细节的、方式的和过程的目标。由此两者的研究思路也分别是收敛、演绎的与发散、归纳的。两者所采用的方法也与其目标和思路相适应：一个采用收集大规模数据资料的调查方法，使用统计的方法进行分析；另一个则采用详细的、生动的、动态的定性资料的实地研究、个案研究的方法，使用特定的定性资料分析技术。而最终两者所得到的结论自然也互不相同：定量研究最终得出的是有关总体中特定事实的比例、结构、特定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某一现象的各种因素的结论；而定性研究最终得出的则是有关某一现象如何产生、如何发展、如何变化以及如何被影响的结论。
上述四个方面的实例展示和对比分析启示我们，对于同样的生育决策主题，提出不同的研究问题是导致研究者走上两条不同的研究路径的根本原因。因此，探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在提问方式上究竟有哪些不同，就成为另一个更为本质、也更加重要的问题。
当然，科史哲领域的情况较为复杂，这是因为科史哲学科与自然学科之间本身有交叉，因而有一部分研究内容被SSCI和SCI同时收录。为了客观地介绍科技史学和科技哲学期刊的研究成果，科学地界定科史哲学者的学术水平，以便更好地了解世界科技史学和科技哲学方面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笔者将结合自身的科技史学学科背景，借助2007～2016年期间WOS数据库的科技史类和科技哲学类英文期刊数据，借助社交网络和知识图谱软件SATI和NETDRAW，将图形学、信息可视化技术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的理论与计量学引文分析、共现分析等方法结合，分类反映国际科技史学和科技哲学学科的刊物、学者、机构分布情况以及整体知识架构。
三、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如何提问
一般介绍研究方法的著作中，常常将社会研究按照研究目的分为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三类。其中，探索性研究和描述性研究主要回答“是什么”(WHAT)的问题，解释性研究则主要回答“为什么”(WHY)的问题[8][9][10]。但实际上，这只是从研究的基本目标来进行的粗略的分类。现实中大量的社会研究在具体的提问方式上往往更加丰富多样。笔者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在提出研究问题方面主要有哪些不同？
不难看出，两类研究从提问开始就朝着两条完全不同的方向，追求的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目标。首先，两项定量研究有着一个共同点：都关注作为整体的育龄人群。而两项定性研究也有着一个共同点：关注的都是作为个体的女性或者夫妻。这是两类研究在研究对象上的一个重大差别。其次，定量研究1除了特定的政策启示外，主要关注的是整体中不同生育决策的“比例、特征以及相关因素”；定量研究2的关注点更是完全集中在生育决策的“影响因素”上。而定性研究1关注的则是“如何影响”的，即关注的是这种影响的“方式”和“过程”；定性研究2关注的是“如何展开”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形成，即同样关注的是影响的“方式”和“过程”。
定量研究2的思路是：先根据与生育决策相关的理论进行推演，得出家庭因素、母亲因素等等可能会对生育决策产生影响等命题。据此，建立“检验家庭经济基础、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家庭资源和支持等因素与二孩生育决策关系的解释框架”，进而提出以上述因素为主要变量的研究假设，然后通过调查收集数据资料，并采用回归分析来验证假设是否成立。
由于前述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主题过于偏向于定量研究，找不到可用于比较的定性研究。因此，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笔者选择了“二孩生育决策”这个两类研究都进行过探讨的主题来进行比较。生育决策是从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之间的一个重要环节。认识和了解育龄人群的生育决策是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目标。围绕二孩生育决策这一主题，笔者找到了四项具体的研究(两项定量研究、两项定性研究)。[注] 以下简称为定量研究1、定量研究2，定性研究1、定性研究2。 下面分别从研究提出问题的角度、所选择的研究思路、所采用的典型方法以及最终所得结果的性质四个方面来对它们进行分析比较。以更好地展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之间的差别，加深对社会研究中的两种不同方法的理解。
(4)一轴两极三片的空间格局基本成型。从中心度及结构洞分析来看，三峡地区旅游经过近20年发展，形成以解放碑(朝天门)、白帝城、小三峡、三峡大坝、神农溪、三峡人家、恩施大峡谷、武汉东湖等共12个景区为核心的旅游节点，其中以重庆解放碑、小三峡、三峡大坝、白帝城为最重要核心节点。据此，本文认为三峡旅游在空间形态上基本呈现一轴两极三片的空间格局，即长江轴线、成渝都市圈发展极、武汉都市圈发展极、奉节-巫山-宜昌发展片区、奉节—恩施—宜昌发展片区、万州-涪陵中线发展片区。
(1)“作为产权重要主体的农民，是否了解以及如何看待包括征地制度在内的土地政策法规？他们对于农村集体土地究竟有着怎样的权属认知？”[11](2)“行动精英间关系如何影响业主共同行动的发展？”[12](3)“在日常实践中，志愿者秉持的专业知识如何转化为具体的服务实践？使用何种方法能够切中要害挖掘服务对象的声音发现服务对象的问题？在互动情境中志愿者和服务对象的关系建构对于服务对象问题的解决有何帮助？规范的志愿服务如何开展，具体的服务策略是什么，有哪些具体的服务步骤？”[13](4)“在当代中国城市家庭育儿的代际合作中，家庭成员间形成了什么样的分工合作？与儿童抚育相关的具体事务的决策、处置和话语权如何在代际间分配和分享？代际间是否形成了新的权力格局？ 这种新的权力格局又如何在育儿过程中被挑战和维系？”[14](5)“互惠机制对处于流动背景中的村落共同体的维系具有怎样的作用，以及如何产生其作用？”[15](6)“‘欠账’是如何与生产过程中的资金流转周期相配合，并以此来解决中小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和促使其不断发展的。”[16](7)“社会转型中制度与文化如何影响女性生育决策。”[6](8)“传统(代际责任伦理和规范)与现代(个体理性和情感取向) 如何共同塑造当下中国城市的家庭生活。”[17](9)“为什么‘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会存在? 该现象发生的制度性根源是什么? 政府作为社会治理首要主体，如何来对潜在风险进行管理? 政府风险管理背后的动机和行为逻辑是什么? ‘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可能导致什么样的社会后果?”[18](10)“精准扶贫阶段基层项目制的制度逻辑和实践策略是什么? 在特定的县级扶贫场域中，基层政府如何行动，如何理解其背后的动机?”[19](11)“一个具有较多成功移植经验的制度模式为什么在中国农村社区移植失败? 同一个制度模式在不同地方社区移植的结果差异是如何产生的? 地方社区中的文化观念与社会背景以怎样的过程和机制发挥作用?”[20](12)“劳动者的同意是如何产生的?这背后的意识形态运作逻辑又是怎样的? 这与我们以往的认识有何不同?”[21]
在斯各格兰德本人看来，她既非雕塑家，也非画家，甚至不算摄影师。道格拉斯·克林普(Douglas Crimp，美国作家、策展人和艺术史学家。)曾将她的作品现象定义为一种多艺术形式的“杂交”。更准确地说，斯各格兰德属于这样的一代艺术家：他们将原本从雕塑与绘画领域获取的学院派技术应用到自1980年代初开始兴起的“舞台摄影”中。摄影师可以去寻找或是创造自己想要拍摄的东西。
仔细阅读上述研究中的研究问题，笔者发现，尽管这些定性研究论文的作者的专业背景不同(有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政治学、管理学、民族学、宗教学等等)，每项研究所涉及的具体领域不同，研究内容也千差万别，但在提问方式上它们却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其中最为一致、也最为重要的特征是：所有这些研究提出的问题中，都无一例外地包含了“如何”(HOW)的问题。这一特征似乎在暗示：这种“如何”的提问，正是定性研究提出问题的一个基本方式。它既体现了定性研究的路径在认识和了解社会现象上的基本视角，也体现了其描绘和解释社会现实的基本方式。这一结果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
此外，上述12项定性研究的问题中，除了“如何”的提问以及在定量研究中也常见到的“是什么”“为什么”的提问外，还较多地包含了“怎样的”“什么样的”等词语的提问，也较多地包含着针对“形成”“过程”“变化”“机制”“逻辑”“理解”“动机”“含义”“认知”等概念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体现出定性研究对现象发生、发展、变化的内在“机制”和“逻辑”十分关注，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定性研究对研究对象的“动机”“认知”“含义”“理解”等主观现象十分关注。实际上，这些特征与“如何”提问的特征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怎样的”“什么样的”此类词语的提问，围绕的依旧是“如何”的问题；同时，无论是“如何”的提问，还是“怎样的”“什么样的”提问，都意味着定性研究对“方式”和“过程”的关注、对“机制”和“逻辑”的关注。
当然，有些定量研究也会提出“如何”的问题，但定量研究所探讨的“如何”，或许更多地是在关注现象之间相互关联或影响的“机制”。而定性研究所探讨的“如何”的问题，则除了关注现象的内在“机制”外，还更多地偏向于关注现象形成、发展、变化的“方式”与“过程”。并且，即使同样是探讨“机制”的问题，定量研究也更多地是依据演绎逻辑，采用“假设—检验”的方式来证明某种“机制”的存在；而定性研究则更多地是依据归纳逻辑，通过对现象的细致描述和深入分析来对“机制”进行具体的建构、解释和说明。
笔者还注意到，定性研究的这种“如何”(HOW)的提问(或者说所提出的“如何”的问题)在许多社会研究方法教材中却是明显“缺失”的。即现有的社会研究方法教材中通常只介绍“是什么”(WHAT)的问题和“为什么”(WHY)的问题，却不介绍“如何”(HOW)的问题。这种状况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现有一些社会研究方法教材(包括笔者的教材)在撰写中所存在的一种主要倾向于定量研究、相对忽视定性研究的思维定势问题。这一点或许同样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和总结。它启示我们，在方法教材中介绍研究问题的类型时，除了常见的“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之外，还应该增加一类定性研究特有的“如何”的问题。
四、两条路径与两幅“拼图”
上述分析启示我们，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在提问方式上的差别是与两者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内在相连的。不同的问题将研究导向不同的路径。反过来说，定量研究的路径和方法更适合探讨和回答有关现象的总体结构、分布状况、现象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而定性研究的路径和方法则更适合去探讨和回答有关特定现象内部的、互动的、方式的、过程的以及意识的问题。即使是对研究方法教材中所归纳的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或者“是什么”的研究、“为什么”的研究等类型，定性的路径与定量的路径也分别承担着各自不同的角色和任务。
本文研究分析了了当污水流速为0.15m/s、0.2m/s和0.25 m/s堵塞换热系数的变化趋势，并与工程实际应用时的实验数据进行了对比.图1为污水流速对污水侧换热系数的影响，从图上可知，当污水流速增加时换热系数随之增大，当污水流速为0.15 m/s，污水侧换热系数约921 W/m2·K；当污水流速增大到0.25 m/s，污水侧换热系数约 1280W/m2·K，污水增大67%，换热系数增大约38%.
当神经元到达40个时的误差如下:Fx方向最大误差为0.63%,Fy方向最大误差为0.48%,Fz方向最大误差为1.13%,Mx方向最大误差为0.22%,My方向最大误差为0.21%,Mz方向最大误差为0.32%,显然与传统方法相比,最大误差大大减小。
2.3.2 死亡率 纳入5篇文献，试验组纳入272例患者，死亡7例，死亡率为2.57%，对照组纳入271例患者，死亡19例，死亡率为7.01%，各研究间无异质性（P=0.85，I2=0%），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Meta‐分析，见图2。结果显示两组死亡率比较存在显著性差异［RR=0.37，95%CI（0.16～0.86），P=0.02］。
比如，探索性研究通常只会采取定性研究的方式进行；描述性研究既可以采用定性研究的方式进行，也可以采用定量研究的方式进行。但定性研究的描述通常是偏向于微观的、个体的、特殊的、典型的、文字的；而定量研究的描述则通常是偏向于宏观的、总体的、一般性的、普遍的、数字和图表的。解释性研究同样既可以采用定量研究的方式进行，也可以采用定性研究的方式进行。只不过定量研究更多地是依据现有理论，用“假设—检验”的逻辑进行解释；而定性研究则主要采用扎根理论的方式，从经验事实中进行归纳和抽象来提出解释。
完全类似的，对于“是什么”的问题，两类研究的目标和思路也是不同的：定量研究重在描述总体的结构、分布等特征；定性研究则重在描述个体的特征、个体间的互动、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对于“为什么”的问题，定量研究要么是在数据描述的基础上通过对总体状况、规律、特征、趋势、特点的结构性描述，提出尝试性的解释(未经证明的解释)来进行回答；要么是在相关理论的帮助下先提出研究假设，然后再用数据和统计分析去进行验证，以此来进行回答，而定性研究则更多地是深入到特定个案或现象的背景中，着力从特定事物和对象的内部去发现和寻找特定的原因，以此来进行回答；对于“如何”的问题，则主要是由定性研究来进行探讨和回答的。
总之，作为社会研究中有着明显差别的两条路径，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对于认识社会世界有着不同的目标和取向。如果说，定量研究的路径较多地是依靠对现实的简化去发现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的话，那么定性研究的路径则较多地依靠还原现实的复杂性来解读和说明这种现象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它们不会提出、不会去探讨、也不能够去回答另外一方所提出的问题，只会提出、探讨和回答适合自己的研究问题。正是由于两者的目标不同、路径不同、方法不同，因而两者最终所能看到的社会现实也不尽相同。可以说，定量研究的结果构成了我们借以认识社会现实的一块拼图；而定性研究的结果，又构成了我们认识社会现实的另一块完全不同的拼图。对于看清完整的、多维的、变动中的社会现实来说，无论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两者都无法单独提供全面的答案，两者所提供的答案之间也无法相互替代。它们只是在以各自特有的视角、特有的方式，为人们认识社会世界提供帮助。简言之，无论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每一方都只能看到自己所能看到的风景，也都只能回答自己所能回答的问题。两种方法都不该过高评价自己的作用，也没有理由去质疑对方，贬低对方。正是由两者提出的不同问题所导致的不同研究路径以及这种路径所使用的不同方法和所得到的不同结果，才帮助我们认识了社会世界的不同侧面。
行文至此，前文关于“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为什么采用的都是定量路径的问题就不难理解了。因为这一问题的性质，本身就决定了只能走定量研究的路径，而不适合采用定性研究。换句话说，定性研究无法回答这种类型的问题。因为按照定性研究的路径和方法，通过深入访问一对或几对特定的育龄夫妇，仔细地对他们进行访谈，虽然可以了解他们为什么想生或不想生二孩的具体原因，但是，仅仅依据这几个特定个案的调查，既不能反映育龄人群整体的状况，也不能提出有关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整体的、相对确切的结论。所以，对于人们的社会认知来说，这种研究的学术意义和价值不大。而定量研究则在这方面恰恰有较好的用武之地。
当然，也应该看到，定量研究的一些特点，既是其长处，同时也是其局限。比如，定量研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其使用变量的语言，这一特征使其具有明确、具体、客观、精确等长处，但同时也意味着其内容的单一性、表面性和概括性；其资料的收集往往是截面的，因此其所反映的现实往往是静止的；同时，由于定量研究中所涉及的变量通常是非常有限的，所测量的影响因素也是相对笼统的、概括的、简化的、表面的。而与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二孩生育决策相关的社会现实、值得探索的影响因素却是多方面的。因此，对于全面认识这一领域的各种不同现实来说，现有的以定量为主的研究结果自然会存在一定的欠缺和局限。而这种欠缺和局限又往往是定量研究本身所不能解决和弥补的，它只能依靠定性研究的视角和路径来解决和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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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 2019) 06-0033-10
① 笔者2018年11月在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访问期间，曾就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问题进行过公开讲座。讲座后该系陈国成、彭铟旎、李耀泰、黄何明雄等教授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方伟晶教授等给予了积极评价和有启发性的提问，促使笔者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思考。本文的写作正是得益于上述学者的评论和提问。特此致谢。文责自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新社会问题研究”(14ZDB150)
作者简介： 风笑天，1954年生，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朱 磊，张斐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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