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言语，事实之母”--陈独秀早期报纸思想分析[1]_陈独秀论文](https://www.lw33.cn/thumb/e16220dbf273cd50aeba5949.webp)
“思想言论，事实之母”：陈独秀早年报刊思想探析[1]，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探析论文,早年论文,报刊论文,之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当前新闻传播学界对陈独秀早年报刊实践的研究起点是《安徽俗话报》，普遍忽略了陈独秀此前的报刊实践活动与报刊思想。造成此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安徽俗话报》是由陈独秀创办并刊有陈独秀署名“三爱”的多篇文章，这些文字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可靠”的文字“佐证”；另一方面，《安徽俗话报》创刊前，陈独秀虽有报刊实践尤其是“参编”《国民日日报》，但因为《国民日日报》所刊时论多不署名，除了少数署名“由己”的报刊文字及诗作外[2]，没有更多的文字可以用来“佐证”陈独秀这一时期的报刊思想。然而，通过梳理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前的报刊实践及公开发表的报刊文字，可以发现，陈独秀提出了“思想言论，事实之母”的观点。陈独秀认为思想言论具有改变社会、再造事实的功能，这是他积极投身报刊实践的重要原因。 一、“思想言论，事实之母”报刊思想的提出 陈独秀在创办《安徽俗话报》前的报刊实践活动主要集中在1902年与1903年。1902年春，陈独秀在安庆发起第一次演说会，影响虽然不大，但这是安徽拒俄运动的“先声”；1903年春，陈独秀在安庆发起第二次演说会，直接推动了安徽拒俄运动的兴起；1903年夏参与创刊、编辑《国民日日报》，陈独秀虽是首次参与办报，但其地位与章士钊同等重要，为报纸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3]。可见，在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前，陈独秀已经有了三次颇有“影响”的报刊实践活动[4]。 在这一时期可考的报刊文字中，陈独秀提出了“思想言论，事实之母”的观点。如在1903年5月21日《苏报》刊载的安徽爱国会《会启》中即有“思想言论，事实之母”的文字。同年8月7日《国民日日报发刊词》对“言论为事实之母”的观点进行了较为具体的阐释。同年10月21日，《国民日日报》刊载的《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一文则以“思想言论也，即为其事其物之母”作为立论前提，对“过渡时代的思想言论”进行了批判。[5]应该说，在上述三篇文字中，“思想言论，事实之母”的表述虽存在些许差异，但表达的内容基本相同，即思想言论具有改变社会、再造事实的功能。这意味着陈独秀在创办《安徽俗话报》前已经形成“思想言论，事实之母”的报刊思想。 二、“思想言论，事实之母”报刊思想的内容 陈独秀认为思想言论具有改变社会，再造事实的功能。陈独秀想再造的“事实”是挽救民族危局，实现国家独立富强，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报刊言论必须“爱国”“守序”，报刊活动必须兼顾“输灌学理”与“激发志气”，必须反对“讪谤诋毁，致涉叫嚣”的报刊言论。 （一）思想言论必须“爱国”“守序” 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是清末报人投身报刊活动的重要背景，而1902—1904年的拒俄运动则是陈独秀投身报刊实践的直接促因。陈独秀希望通过思想言论唤起国民的爱国心，促成民众的实际行动，挽救国家危局。在强调爱国的同时，陈独秀也强调对国家秩序的“遵守”。 “爱国”是陈独秀这一时期报刊活动的出发点，也是贯穿陈独秀该时期思想言论的一条主线。1902年第一次演说会期间，陈独秀拟办的《爱国新报》即以“探讨本国致弱之源，及对外国争强之道，依时立论，务求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6]为宗旨；1903年第二次演说会期间发布的《会启》再次强调“爱国”，“……神州大陆，忍令坐沉，家国兴亡，在此一举……皖之国民，寂无闻焉。岂以此事为伪而非真耶？抑以为政府之责任，而无关于人民之利害耶？思想言论，事实之母。同人特拟于月之二十一日，风雨无阻，开演说于藏书楼，公布斯旨，且议补救之方、善后之策……”[7]又如陈独秀署名“由己”发表的《安徽爱国会演说》，“……谓中国人天然无爱国性，吾终不服，特以无人提倡刺击，以私见蔽其性灵耳。若能运广长舌，将众人脑筋中爱国机关拨动，则虽压制其不许爱国，恐不可得。”[8]再如《国民日日报发刊词》，“呜呼！中国报业之沿革如是，国民之程度如是，而欲蔚成一种族，吸取民族之暗潮，改造全国之现势，其殆不能乎？其殆不能乎？故以吾《国民日日报》区区之组织，詹詹之小言，而谓将解脱‘国民’二字，以饷我同胞……以此报出世之期，为国民重生之日”[9]。以上文字足以表明陈独秀希望通过爱国思想言论的传播，唤起封闭麻木、无动于衷的国民，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引发实际行动，以收“众志成城之效”。 值得注意的是，在强调“爱国”的同时，陈独秀也强调对“国家秩序”的“遵守”。在《安徽爱国社拟章》中，陈独秀提出，“本社既名爱国，自应遵守国家秩序，凡出版书报，惟期激发志气，输灌学理，不得讪谤诋毁，致涉叫嚣。”[10]“遵守国家秩序”意味着承认现存国体，承认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这不仅与当时“排满革命”的时代潮流相悖，也不符合历史“主流话语”建构的陈独秀的“革命”形象。尽管看似矛盾，但这是陈独秀当时的真实心态。 陈独秀发起的两次演说会，宗旨都在“爱国拒俄”，而非“反清排满”，这在《纪爱国新报》《会启》《安徽爱国会演说》等文字中均有清晰的显示。《国民日日报》时期，陈独秀与章士钊共同主持报纸笔政，但与章士钊在办报的同时又参与革命不同，陈独秀全身心投入办报，为《国民日日报》的“舒缓”做出了贡献，这也表明“反清排满”不是陈独秀的办报旨趣[11]。《安徽俗话报》的创办也进一步证明了陈独秀此时的办报旨趣是爱国拒俄，而非“反清排满”。从政治革命视角考察《安徽俗话报》，可以发现报刊内容并不“激烈”，论说的主题为爱国救亡与揭批恶俗，所有论说都围绕启蒙（开通民智）和救国（救亡图存）两条主线展开；刊载的新闻（“时事新闻”与“本省新闻”）中，批评政府、官员以及士绅的报道都排在末位，远低于列强入侵、国内乱事、民间兴学、新政举措等报道内容，而“合理”地批评政府、官员以及士绅在清末新政时期也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清末新政初期相对宽松的文化出版政策为报业营造了一个较为自由的言论空间，批评政府、批评官员并不等同于否定政府的合法性。以上充分表明，陈独秀这一时期的办报旨趣是“爱国拒俄”，而非“反清排满”。 “思想言论，事实之母”，为了挽救国家危局，必须唤起民众的爱国心，这就需要爱国思想言论的传播，与此同时，报刊的思想言论又必须“遵守国家秩序”，颠覆国家秩序的思想言论，势必淆乱人心，增添乱局。应该说，报刊言论必须“爱国”“守序”，既源于当时“急迫”的民族危机，也受制于陈独秀的主观认知，但不管原因如何，这是陈独秀当时的真实心态与自发体认。 （二）思想言论必须“激发志气”“输灌学理” “思想言论”可以再造“事实”，为了更好地再造事实，“思想言论”的传播必须兼顾“激发志气”与“输灌学理”。志气是一种力求成事的气概，意味着上进的决心和勇气，属于人的主观情感；学理即学说或原理，为判断事物提供相对的较为客观的标准，属于客观的范畴。“激发志气”主要是通过报刊言论刺激国民的爱国心，“输灌学理”则是通过知识、学说的传播开启“民智”。“激发志气”与“输灌学理”必须相互兼顾，志气的激发只有在“民智”开启的状态下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否则容易沦为纯粹的“叫嚣”。 在清末的民族危机中，知识精英认为“民气不张”“民智不开”是民族危局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精英开始关注底层社会，伸张民气、开启民智也成为知识精英挽救国家民族危局的一种手段。这是清末底层启蒙运动的发生原因，也是陈独秀清末投身报刊实践的重要原因。陈独秀认为，“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的国民性，以及国人“十有八九”皆为“国贼逆党”“无深谋远虑之绅商”“似开通而不开通之士流”“草野愚民”等四种人，是亡国灭种的重要原因，创办《爱国新报》，“运广长舌”“提倡刺击”，可以“蔽其私见”，张其“性灵”，“拨动”“众人脑筋中爱国机关”[12]。《国民日日报》的创办目的也是在“向导国民”，“以此报出世之期，为国民重生之日”。《安徽俗话报》时期，陈独秀对民俗、迷信以及国民性等的批判不仅系统，而且“激烈”，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不仅开通了安徽一省的风气，也“开启了现代报刊文化批判的先河”[13]。可以说，陈独秀对底层社会及文化进行批判与“刺击”的根本目的在于“激发志气”，唤起底层民众的爱国心。 如上所述，志气的激发只有在“民智”开启的状态下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否则容易沦为纯粹的“叫嚣”。陈独秀在“激发志气”的同时也强调“输灌学理”。1902年第一次演说会期间，陈独秀发起创设“西学藏书楼”的目的即在于“传播新知、牖启民智”；1903年第二次演说会期间，陈独秀在《安徽爱国社拟章》中，明确表示“凡出版书报，惟期激发志气，输灌学理”[14]；《国民日日报》是陈独秀办报活动的起点。相较于《苏报》，《国民日日报》刊登的社说在体制上多为长篇，内容也表现出较强的“学理”性，如《箴奴隶》《说君》《王船山史说申义》《革天》《中国魂》《论中国古代信天之思想》《中国鬼神原始》《中国古代限抑君权之法》《论中国历史之血》等社说[15]，仅从标题来看，这些论说就表现出较强的说理性。陈独秀作为创办人之一与总编辑之一，《国民日日报》社说的这种说理体制与陈独秀应不无关系。 《安徽俗话报》也很重视“输灌学理”，陈独秀所撰文字如《亡国篇》《恶俗篇》《中国历史大略》等都很注重学理的输灌。《说国家》对西方国家以土地、人民、主权等为核心要素的近代国家概念的介绍，《亡国篇》对土地灭亡、权利灭亡、主权灭亡等现象的依次论述，《恶俗篇》对西方婚姻的引介与对西洋人反对迷信的简介等。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此时对学理的理解比较笼统，除了西方的学说原理外，“时事”与“新知”也被纳入了学说学理的范围，如在发刊词《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中，陈独秀对懂得“学问”、通达“时事”的强调。当然，如果从“底层民众”这一传播对象来看，“时事”与“学问”确实同样重要。这些都表明陈独秀对学理输灌的重视。[16] “思想言论，事实之母”，思想言论的传播只有兼顾“激发志气”与“输灌学理”，才能更好地改造社会民众的旧思想、旧观念，也才能为新事物的产生提供一个新的社会共识，以此改变社会，再造事实，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三）思想言论不得“讪谤诋毁”“致涉叫嚣” 陈独秀在强调“激发志气，输灌学理”的同时，明确反对“讪谤诋毁，致涉叫嚣”的思想言论。陈独秀认为，思想言论尤其是公开传播的思想言论具有改变社会、再造事实的功能，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思想言论都能造成“善果”，不遵守国家秩序的“讪谤诋毁”“致涉叫嚣”的“思想言论”造成的只能是“恶果”，带来的则是愈发悲惨的社会现实。 在《安徽爱国社拟章》中，陈独秀虽明确指出报刊“不得讪谤诋毁，致涉叫嚣”，但并没有进一步解释何为“讪谤诋毁，致涉叫嚣”。在《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中，陈独秀通过批判《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进一步解释了“讪谤诋毁，致涉叫嚣”。如批《清议报》“三年之中，百号之内，有日日不可缺之述说焉，一揭宫中之淫事，以垂帘故；二攻荣禄之奸恶，以军机大臣故；三诋刚毅之横暴，以南下故；四骂张之洞之无知，以杀唐才常故；五嗤端庄之冥顽，以立大阿哥故”[17]；批《新民丛报》“彼自称中国新民者，日在风潮漩涡之中，岂特为是聒聒者耶？吾人鉴其苦心孤诣，其见识真加人一等者……”。上述引文中“揭”“攻”“诋”“骂”“嗤”“聒聒”等字词，无疑最合“讪谤诋毁，致涉叫嚣”之意。因此，该篇文字为分析陈独秀反对“讪谤诋毁，致涉叫嚣”的报刊主张提供了可能。 《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是一篇颇具媒介批评色彩的文字，该文在“思想言论，事实之母”的立论基础上，对以《格致汇编》《经世文续编》《盛世危言》《时务报》《清议报》以及《新民丛报》为代表的六个时期的“近四十年的世风”进行了批评。陈独秀认为，“过渡时代之中，必有无量之思想以胚胎之，必有无量之言论以酝酿之，而此思想言论也，即为其事其物之母”，所以“其言论其思想不可不察”。作者选择这几份书报作为考察对象，则是因为这些书报具有代表性，即“一时舆论之所趋向者”。陈独秀认为，《格致汇编》《经世文续编》《盛世危言》《时务报》《清议报》以及《新民丛报》等书报倡导的思想言论，带来了愈发悲惨的社会现实，即“由制造以至洋务，吾民之脂膏被人吸去者几何，吾民之土地被人转赠朋友者几何；由洋务而时务而变法而保皇而立宪，吾民之脂膏被人吸去者几何，吾民之土地被人转赠朋友者几何？”客观地说，陈独秀对上述书报，尤其是梁启超创办的《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的评价并不公允，但论述本身还是反映出他对“思想言论”负面效果的认识。 应该看到，陈独秀反对“讪谤诋毁”“致涉叫嚣”的“思想言论”与其时危急的国家情势有关。“拒俄事件”如果处理不好，各国势必瓜分中国，在“瓜分之祸”迫在眉睫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存在仍属必要。因此，陈独秀强调出版书报务必“遵守国家秩序”，由此也必须反对“讪谤诋毁”“致涉叫嚣”的“思想言论”。陈独秀对《清议报》《新民丛报》的上述批评文字也主要针对两份报刊的政治言论，尤其是对中央政府的批评言论，这也足以表明陈独秀对“国家秩序”的看重。 当然，站在思想启蒙的视角，也必须反对“讪谤诋毁”“致涉叫嚣”的“思想言论”。陈独秀清末的报刊传播实践具有鲜明的思想启蒙色彩，《国民日日报》“向导国民”的志趣与《安徽俗话报》对“学问”与“事体”的强调都表明陈独秀对思想启蒙的重视。清末下层启蒙的对象是底层民众，启蒙的内容也主要围绕底层民众的生活视域而展开，启蒙的目的也在于提高底层民众的“素质”以应付国家与民族危机，这就需要遵守“国家秩序”。“讪谤诋毁”“致涉叫嚣”的思想言论不仅违背“国家秩序”，对“识力不深”的底层民众也只能徒增其扰，未见其益。这正是陈独秀此时不以“革命排满”为旨趣，强调“平和”“浅近”办报主义的根本原因。 三、“思想言论，事实之母”报刊思想的意义 “思想言论，事实之母”思想的提出及实践，表明陈独秀早在《安徽俗话报》甚至《国民日日报》前即已形成比较系统、成熟的报刊思想。“思想言论，事实之母”有别于梁启超“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一切文明之母”的论点，显示出陈独秀早期报刊思想的早发性；从“思想言论，事实之母”的视角对《清议报》《新民丛报》所作的批评，让陈独秀早期的报刊思想具有了媒介批评的色彩；对“输灌学理”的强调，则预示“启蒙”将成为陈独秀报刊实践活动的重要特征。 1.“思想言论，事实之母”思想的早发性 通常认为，《安徽俗话报》标志着陈独秀报刊思想的形成[18]。然而，如上所述，陈独秀早在1903年5月即已提出“思想言论，事实之母”的论点，同年8月在《国民日日报发刊词》又对“言论为事实之母”进行了较为具体的阐释，同年10月在《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一文以“思想言论，事实之母”为立论前提对梁启超《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活动展开批评。这表明陈独秀在创办《安徽俗话报》前即已形成“思想言论，事实之母”的报刊思想，这就将陈独秀报刊思想的研究推进到了《安徽俗话报》创刊前一年，亦即章士钊主笔《苏报》时期[19]。尽管陈独秀当时尚未从事具体的办报工作，但其报刊思想已经初步形成，这是陈独秀“思想言论，事实之母”报刊思想具有早发性特征的一个层面。 “思想言论，事实之母”报刊思想的早发性还表现在这一论点具有较高的原创性。松本君平在《新闻学》中论述了新闻与文明的关系，认为近世文明与新闻业互为因缘，相互涨进；梁启超在松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一切文明之母”的论点。[20]比较“思想言论，事实之母”与上述两人的观点，可以发现，前者虽与松本、梁氏的相关著述存有一定的关联，但在内涵上却存在较大的差异。陈独秀强调的是“思想言论”对再造事实，改造社会的功用性，后两者突出的则是新闻（业）与社会文明的关系。前者功用性的描述源自中国社会的特殊性，针对性很强，后两者尤其是梁启超的论述则是一种普遍性的描述，不仅缺少针对性，与松本的论述也存在明显的承继性。因此，相较于松、梁两人的相关论述，“思想言论，事实之母”的思想表现出一定的原创性，这是陈独秀报刊思想早发性的一种表现。 此外，“思想言论，事实之母”的思想还高度概括了近代国人报刊活动的某些特征。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是近代国人办报实践的重要背景，在此背景下，思想家办报、政治家办报是近现代国人办报实践的主流，讲求报刊的政治功用与宣传功能也有其合法性。“思想家办报”强调报刊的思想传播功能，“政治家办报”则强调报刊的政治功用。表面来看，“思想言论，事实之母”似乎过分夸大思想言论的作用，有唯心主义之嫌，然而，“思想言论，事实之母”强调的是通过报刊媒介对新思想、新言论的传播，改造社会民众的旧思想、旧观念，为新事物的产生提供一个广泛的社会共识，以此改变社会，再造事实，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因此，“思想言论，事实之母”既强调了“思想传播”的重要性，也强调了“再造事实”的功用性。前者与“思想家办报”对“思想传播”的看重相似，后者与“政治家办报”对报刊政治功用的重视相近。在此意义上，“思想言论，事实之母”可以很好地概括近代国人办报活动尤其是“思想家办报”“政治家办报”的主要特征。 综上，陈独秀“思想言论，事实之母”的报刊思想不仅提出的时间较早，而且表现出了较高的原创性，并且概括了近代国人办报活动尤其是思想家办报、政治家办报的主要特征，这就让陈独秀“思想言论，事实之母”的思想具有了早发性的意义。 2.“思想言论，事实之母”思想的批判性 批判性是指一种对现实保持质疑的态度，是一种“回顾性反思”活动[23]。批判性既要求批判者富于洞察力、辨别力、判断力以发现问题，也需要批判者或运用新的知识资源或从新的视角进行批判。报刊思想中的批判性主要表现为媒介批评。当前学界虽然对媒介批评的定义尚存争议，但通常倾向于认为媒介批评存在“两种视野”，“不仅瞄准宏观层面，分析媒介的性质和传播制度，而且还对微观层面——传播内容和传播者，其中包括对具体作品（报道或书籍）做出评价或指引。”[22]应该说，这是一种“泛化”的媒介批评，多少模糊了媒介批评与媒介理论的界限。在本义上，批评与针砭相类，因此，媒介批评更应偏重对媒介（无论微观还是宏观媒介行为）的针砭，这是严格意义上的媒介批评。 作为中国新闻史上最重要的报人之一，梁启超在清末创办的《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是清末报界之翘楚，他发表的新闻传播方面的论述“涉及面之系统史无前例”[23]。可以说，梁启超的报刊活动对其时的知识精英影响至深，他创办的《清议报》与《新民丛报》成为当时知识精英的“精神食粮”，他个人则成为其时知识青年的“精神导师”。然而，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如此重要地位的梁启超及其创办的《时务报》《清议报》与《新民丛报》，在1903年10月即已成为陈独秀批判的对象。在《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中，陈独秀以“思想言论，事实之母”为立论前提对《格致汇编》《经世文续编》《盛世危言》《时务报》《清议报》以及《新民丛报》等书报展开了批评（具体批评性文字参见上文“思想言论不得‘讪谤诋毁’、‘致涉叫嚣’”部分），这就让陈独秀“思想言论，事实之母”的思想具有了批判性的色彩。 应该说，陈独秀对梁启超办刊活动的评价有失全面。陈独秀没有看到上述“世风”的“演进”既受制于书报创办人（作者）的主观认知，也受制于由技艺到制度再到文化的“学习路径”，也没有看到上述书报尤其是梁启超《清议报》与《新民丛报》除政治鼓吹以外的内容。然而，陈独秀的批评是自成一体、富有创见的。他站在“思想言论，事实之母”的视角，“发现”了书报在思想言论尤其是政治言论方面的“讪谤诋毁”“致涉叫嚣”与愈发悲惨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性。如果考虑到梁启超创办的上述报刊背后的“党派色彩”，那么，对《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的批判则意味着陈独秀对党派报刊相互攻讦、党同伐异等负面功能的批判。1905年《新民丛报》与《民报》的论战，民国初年政党报刊的相互攻讦，则进一步印证了陈独秀所见非谬。 除了《安徽俗话报》外，陈独秀在清末公开发表的可考的报刊文字很少，而其中论及新闻传播的文字更少。尽管如此，从现有的相关文字来看，陈独秀“思想言论，事实之母”的思想包含对鸦片战争以来近40年书报传播负面功能的批判，他对梁启超办报实践的批判也预见到了政党报刊具有的相互攻讦、党同伐异的负面功能。因此，可以说“思想言论，事实之母”的思想具有批判性的特征。 3.“思想言论，事实之母”思想的启蒙性 本文使用的“启蒙”来自“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是指18世纪发生在欧洲的启蒙运动。以此相对照，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以及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则是近代中国发生的两次具有启蒙性质的思想文化运动。在第一次清末下层启蒙运动中，陈独秀是重要的参与者，其创办的《安徽俗话报》是清末启蒙报刊的佼佼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则是领导者，与《新青年》同人一起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动人的思想革命。可以说，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之一，而其启蒙思想的形成，则可以追溯到他早年形成的“思想言论，事实之母”的思想。 陈独秀在《安徽爱国社拟章》中强调，“凡出版书报，惟期激发志气，输灌学理，不得讪谤诋毁，致涉叫嚣”。“惟期”表明陈独秀办报的根本目的在于“激发志气”“输灌学理”，“不得”则表明“激发志气”必须与“输灌学理”相结合，离开学理的输灌，志气的激发容易沦为“讪谤诋毁，致涉叫嚣”。这反映出“输灌学理”虽然服务于“激发志气”，但“输灌学理”却占有基础地位。志气的激发只有在“民智”开启的状态下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否则容易沦为纯粹的“叫嚣”，而“民智”的开启则有赖于“学理”的“输灌”。 启蒙的本义是指通过新知识、新思想的输入，确立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以此摆脱传统思想和宗教的束缚，实现思想自由与个性发展。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是如此，近代中国的两次具有启蒙性质的思想文化运动也是如此。而且相较于欧洲启蒙运动的内生性，中国的两次启蒙性质的思想文化运动偏于外生性，这直接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主要通过输入西方知识资源，推动社会的思想文化的改造，换句话说，西方的知识资源成为中国启蒙运动中新知识、新思想的主要来源。在此意义上，陈独秀“输灌学理”的主张合乎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内在要求，这就让陈独秀“思想言论，事实之母”的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启蒙特征。 如前所述，这一时期陈独秀对“学理”的理解比较笼统，除了西方的学说原理外，“时事”与“新知”也被纳入了学理的范围。尽管如此，在革命风潮日盛一日的背景下，“学理”仍然成为陈独秀报刊实践的主要“构成”（注：在上述“思想言论必须‘激发志气’‘输灌学理’”部分对此做了较为细致的描述）。由此可以看出，陈独秀对“输灌学理”的热情，也表明陈独秀对思想启蒙的特别关注，预示着一饬时机成熟，陈独秀将利用报刊进行更为深入的思想启蒙。 陈独秀在创办《安徽俗话报》前即已形成“思想言论，事实之母”的思想，他认为思想言论具有改变社会、再造事实的功能。陈独秀期望通过学理的“输灌”，志气的“激发”，改造民众思想，挽救民族危局。为此他提倡书报出版必须遵守国家秩序，不得“讪谤诋毁，致涉叫嚣”。“思想言论，事实之母”思想形成的时间不仅“早”，而且具有较高的原创性，高度概括了近代国人办刊实践的一些主要特征，由此让“思想言论，事实之母”的思想表现出早发性。陈独秀对鸦片战争以来近40年代表性书报的批判，尤其是对青年导师梁启超《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的批判则让“思想言论，事实之母”的思想具有了批判性的特征；陈独秀对“输灌学理”的强调，不仅让“学理”成为其报刊实践的主要构成，也表明陈独秀对思想启蒙的重视，作为中国最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之一，“思想言论，事实之母”思想是其启蒙思想形成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