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台湾主体性”对政党政治发展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性论文,台湾论文,政党论文,政治论文,简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一系列民调数据显示，台湾社会赞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者达到高峰，与此同时，“台湾主体性”却未曾受到冲击和影响。事实上，所谓“台湾主体性”只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才在台湾岛内被广泛使用的一个词语。由于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尚无法统一，因而在实际使用中充满歧义；也由于它与“本土化”、“台独”、“去中国化”等思潮和运动及两岸关系的发展紧密相关而成为台湾各主要政党在竞争中竭力争夺的重要话语之一。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日益临近，两岸关系无疑会成为国民党与民进党竞争的主轴议题，而是否以及如何坚持“台湾主体性”则是竞争的主要内容之一。那么，究竟何谓“台湾主体性”？它是如何影响台湾政党政治发展的？本文拟从“台湾主体性”概念的语义学分析入手，归纳总结出“台湾主体性”得以流行的客观基础和蕴含的主观建构性，并对其影响台湾政党政治发展的过程作简要分析。
“台湾主体性”概念的语义学分析
“台湾主体性”近年来已成为台湾各界广泛使用的一个词语，学界基本上一致认为其最早的提出者属台湾旅日史学家戴国辉先生。针对二战后台湾史学界受日本影响严重的情况，戴先生指出，在学术研究中“千万不该站在媚日之立场”，而应“树立‘台湾人’该保持的主体性”①。显然，戴先生的这一概念是基于去殖民立场而提出的。在接下来的60—80年代，台湾社会虽然历经海外“台独”运动、岛内“台湾结”与“中国结”论战、“本土化”等运动和思潮的冲击，但由于台湾社会已经成功地再中国化，关于“主体性”的话语几乎没人再提起。
“主体性”于90年代后在台湾政界、学界与民间开始蓬勃发展。有台湾学者统计，截至2006年9月，根据台湾“国家”图书馆的网站资料，人文社科类以“主体性”或“主体”为题目或关键词的博硕士论文计有509篇，其中有95％出现在1990年以后；根据联合知识库的资料，《联合报》历年有出现“主体性”一词的报导计有1 318则，其中有96％出现在1990年以后；而根据中时新闻数据库，《中国时报》在1994年以后亦有1 459则关于“主体性”的报导（该数据库仅及1994年）。②
既然“台湾主体性”已成为当前台湾社会的一个流行用语，那么其含义究竟为何？是否所有人都是在同样的意义上使用它？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早就指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里的用法，要准确了解一个词的意义，就要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使用它。另外，根据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语言中两项对立（binary opposition）的原则，即任何词语都是在与其他词语的对立和差异中显出自身的意义，没有“上”就没有“下”，没有“内”也就无所谓“外”，如此等等。因此，要研究“台湾主体性”，首先应该从分析人们怎样使用“台湾主体性”一词、并确定其相对概念着手。
显然，研究“台湾主体性”，首先要弄清楚“主体”一词的含义。“主体”一词是外来词汇，中文意义上“主体”的使用范围相当广泛，它可以对应于英语中的几个词语，如“subjectivity”、“identity”、“autonomy”等，因而包含几种不同的意涵：（1）主观性，即以自身意识为出发点看待自我及外部世界，与客观性相对立；（2）个人/群体身份认同，与他者/他群相对立；（3）独立性，即不受其他个人或群体影响与干扰，与依赖性相对立。
当前“台湾主体性”的日常使用充满歧义，主要来自其中“主体”一词以上几种意涵在使用层次上的不同或混用。与上面相应，“台湾主体性”概念被使用时，可以简要分成以下几种情况：（1）“台湾是一个整体”的意识，即从台湾出发来看待自身及其与大陆以及世界之间的关系，当前其对立概念主要是“中国意识”。（2）“台湾人”作为一种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既有可能是一种“国家认同”，也有可能只是一种地区认同，又或者是一种族群认同，其对立概念是“非台湾人”，当前最主要的是指“大陆人”（对认同“九二共识”者而言）或“中国人”（对否认“一个中国”者而言）；（3）“主权”诉求或自决意识，即认为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涉及“国家定位”，其相对应的概念组是“独立”vs“统一”、“台湾住民自决”vs“大陆和平或武力统一”。
由此，我们可以将“台湾主体性”概念的相关内容简要归纳如下：
第一，“台湾主体性”概念在使用过程中发生了质变，即其相对概念有一个从“日本”演变为“中国大陆”乃至“中国”的过程。对这一概念的提出者——戴国辉先生而言，“台湾主体性”主要是针对曾经的殖民者日本而言；在当前的台湾社会，“台湾主体性”的使用对象则是“中国大陆”（对赞同“九二共识”者而言）或“中国”（对主张“台独”者而言）。
第二，“台湾主体性”不同层面的含义既可以相互独立使用，又可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多种不同的组合。目前它已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概念家族：既可以是台湾人民因近代以来特殊历史遭遇而形成的爱乡爱土的台湾意识，也可以是自我意识觉醒、希望当家做主思想的体现，也可以极端化为为“台独”服务的理论纲领。不同的政治势力、持不同政见的学者和民间人士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各自有所侧重：相对而言，泛蓝及其支持者更多强调身份认同和“台湾意识”，强调以台湾为主、维持现状以及与大陆的和平共处；泛绿及其支持者则更多地强调“主权”和独立性，即“去中国化”、“台独”以及与大陆的敌对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正是这种一定程度的含混，才使得这一概念能在当前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分裂现实以及台湾社会统“独”分歧的情况下大行其道。
“台湾主体性”的客观基础和主观建构
马克思主义认为，“主体性”主要是指人在主体（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承担者）与客体（主体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所指向的对象）关系中的地位、能力、作用和性质，其核心是人的能动性问题。由此出发，“台湾主体性”主要强调台湾是一个能动的自足存在，具有作为“主体”的自足特征，所追求者是在实践活动中保持自己主观能动性的价值。更具体地说就是，作为“主体”的台湾人如何看待台湾这一客体，尤其是在两岸分裂的现实下，如何看待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关系。整体而言，这种对“主体性”追求的热潮以及庞大“台湾主体性”概念家族的存在，与台湾被殖民和威权统治的历史、两岸分裂的现实以及岛内的政治操弄紧密相关。换言之，“台湾主体性”的兴起既有其客观基础，也是主观建构的结果。
1.“台湾主体性”兴起的客观基础
第一，台湾被殖民的历史。由于台湾在历史上被殖民的经历，一些台湾民众心里存在强烈的“弃儿”意识和“悲情”意识。荆子馨深入挖掘日本在台湾的统治历史后指出：“殖民地台湾、帝国日本以及民族主义中国之间的三角关系构成了一个场域，各种矛盾的、冲突的和顺服的欲望与认同都在其间迸射、妥协与克服。虽然现今台湾的统独争议是一个后日本时期的现象，但日本殖民时期依然是一个强有力的潜文本（subtext），‘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许多课题都根植其中，彼此角力。”③ 应该说，这种植根于被殖民的“悲情”意识成为“台湾主体性”提出后能被众多台湾民众接受的重要心理基础。
第二，国民党政权的政策错误。部分台湾民众有其“历史悲情”，大力拥抱“台湾主体性”，除了受殖民的特殊经历外，还有部分原因是来自祖国大陆的第一代国民党统治者施行独裁统治，一度压制台湾人民引起的历史记忆和愤恨。台湾回归祖国后，由于历史断裂所造成的隔膜和权力分配不公等原因④，最终导致台湾本土民众反抗国民党政权的“二·二八”事件的发生。受到这一事件的冲击，部分台湾民众回归祖国后的喜悦心理逐渐消退，本土意识相对地增长。相对于政治资源分配上的不均衡而言，更容易使本省人自尊受到伤害的是，一系列文化政策施行带来的日常生活机能的被破坏，以及由此产生的被压迫感和被剥夺感。⑤ 这种隐性的不满在“出头天”、“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等政治解放口号的号召下逐渐显现出来，成为“台湾主体性”形塑过程中的另一重要来源。
第三，台湾威权体制本土化和民主化转型的附带效应。上个世纪70年代，台湾社会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包括民族主义的激情、中产阶级的壮大及党外民主运动的兴起等。由蒋经国政治改革而来的政治变迁则使本土化思潮获得了所需的动力，到80年代初期，关于“台湾化”的话语开始出台，并引发了“中国结”与“台湾结”的争论。到90年代，“国会”全面改选、“总统”直选等一系列宪政改革措施施行，以及国民党当局“国统纲领”和民进党“台独”党纲出台等多方面作用的结果是，台湾政治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强化本土的“台湾意识”逐渐取代“中国意识”成为台湾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从而为“台湾主体性”提供了所需的实质内容。
第四，国际环境和两岸关系的变迁。台湾问题既由冷战格局而生，也随着冷战格局的发展而不断变化。20世纪70年代，在国际上，作为台湾问题的最主要外部力量，美国由于在与苏联争霸中逐渐处于不利地位，为了联合中国大陆抵制苏联的扩张，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代表席位。80年代初，大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的工作重心重新回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逐步确定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和平统一祖国的基本方针政策。台湾自80年代末开放居民赴大陆探亲到90年代初开放大陆投资以后，两岸人员往来频繁，经贸交流发展迅速，台湾经济对大陆市场的依赖性日益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既不被国际社会广泛承认又面临大陆和平统一压力的局面下维护台湾的“尊严”和利益，成为“台湾主体性”提出的重要背景。
2.“台湾主体性”的主观建构
虽然存在以上客观基础，但这些客观基础与“台湾主体性”的提出乃至流行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台湾主体性”这一概念和思潮可以永远都不出现，也可以出现在更早或更晚的时候。之所以出现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与李登辉因巩固政治权力需要和分裂势力为追求“台独”目的而主观建构紧密相关。
由上文分析可知，进入90年代后的李登辉当局既面临着来自大陆和平统一政策的强大压力，也担心台湾因大陆庞大的市场吸引力而逐渐被纳入其经济体系，导致台湾日益“向中国倾斜”，最终被大陆和平统一。与此同时，在国民党内部，以李登辉为首的“主流派”和以外省籍为主的“非主流派”正在进行激烈的权力斗争。为了压制国民党内的外省籍力量和平衡来自大陆的压力，获取最大政治利益，李登辉利用其本省籍的身份，并借助民进党“住民自决”等理念，提出了建立在“历史悲情”基础上的“台湾主体性”。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登辉才于1994年对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对谈中首提“历史悲情”，控诉台湾人民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悲哀，认为台湾屡受外来殖民统治，为了“出头天”，只有集中在“台湾人”的身份下，坚守“台湾主体性”，抵制包括“中国”在内的“外来政权”，才能获得安身立命所需的自尊和利益需要。从中可以看出，所谓的“台湾主体性”与“历史悲情”是相依相存、交互为用的：通过诉求“历史悲情”，强化“台湾主体性”；通过坚守“台湾主体性”，避免“悲剧”重演。
追根究底，“台湾主体性”是基于实力对比中自认相对弱小这一判断而提出的，其核心是针对两岸关系发展对台湾产生重大冲击而提出的一种自我保护与防范的诉求。自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李登辉在党内权力稳固之后很快将其早先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转变为强调“一个中国，两个对等政治实体”，最后更演变为“两国论”。这种要与中国（大陆）完全“对等”的“主体性”诉求在2004年李登辉组织“台独”学者编纂“愿景·台湾”系列丛书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在该系列丛书中，“切离中国，独自走自己的主体之路”、“台湾要主体化、一体化，必须‘去外来化’”、“台湾以前经常被‘客体化’，现在要由被支配变成自我支配”等话语和思想贯穿其中。⑥
民进党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确立“台独”党纲后大肆炒作统“独”议题，在遭到美国和大陆方面强烈反对和历经多次选举惨败的教训后，遂通过拥抱提法较为和缓的“台湾主体性”来迂回地谋求其“台独”目的，从而将“台湾主体性”极端化为为“台独”服务的理论纲领。2005年前后，民进党当局开始大力宣扬“台湾主体性”。陈水扁在2006年“元旦文告”与“春节讲话”中提出，“以台湾为中心的主体意识摆脱了历史的窠臼与政治的教条，发源于二千三百万人民的对自我的认同、土地的情感，以及命运与共的体验”；“台湾是我们的国家，土地面积36 000平方公里，台湾的主体属于二千三百万人民，并不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的前途只有二千三百万台湾人民才有权决定”。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主客体的关系中，主体性具有重要地位，主体的存在一方面受到客体的约束，但是主体本身又具有很大的能动作用。⑦ 应该说，正是在这种既约束又能动的交互作用下，使得“台湾主体性”因包含合理的爱乡爱土和当家做主愿望的内涵而获得广泛认同，但其极端化的“台独”倾向因面临来自国际社会和大陆的强大压力而遭到抵制。换言之，虽然在“台湾人”身份认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整体利益和情感为出发点来看待所有问题的“台湾意识”，但这种“台湾意识”并不必然与“中国意识”形成非此即彼的决然对立，也不绝对等同于“台独意识”。⑧ 然而，无论人们强调的是“台湾主体性”的何种意涵——爱乡爱土，或者当家做主，抑或“台湾独立”，“台湾主体性”的勃兴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不仅塑造了台湾人民的思想，更影响了台湾政党政治发展的方向。
“台湾主体性”对政党政治发展的影响
应该说，台湾民意与政党之间存在辩证的交互影响关系，即台湾主要政党既随民意变迁而调整其立场和策略，也在很大程度上引导民意的走向。⑨ 总的来说，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台湾主体性”在日常使用中尽管充满歧义，但这一概念已被政治和社会分歧仍相对严重的台湾民众广泛接受，成为各政治势力不得不面对的重要议题，从而给台湾政党政治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
1.民进党的上台执政及其意识形态霸权的形成
从民进党作为主要的反对党成立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台湾政党支持的族群意识一直较为明显。⑩ 1998年台北市长改选期间，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方面，将代表国民党参选的马英九团队斥为“卖台集团”，以期削弱对手获得本省选票的能力，此举显示台湾社会内部仍存在重大分歧和整体意识相对薄弱。为帮助马英九胜选，李登辉提出“新台湾人”口号，这一举措及其实际效果表明，将台湾作为一个整体的效用开始显现。随后“两国论”的出台使之得到进一步发展，并通过政治社会化手段逐渐灌输给台湾民众，“台湾意识”的强大凝聚力逐渐显现。这种情况加上“总统”直选制引进，最终导致国民党无法避免的分裂、其支配性政党地位的结束以及民进党的上台。
与国民党威权体制逐渐崩溃的同时，李登辉和民进党所主导的，以“本土政权”、“去中国化”、“台湾主体性”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也逐渐取代之前的大中国信念和意识形态系统，并借助民粹主义的操弄而日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霸权。“爱台/卖台”、“台湾人/中国人”、“独立/倾中”等一系列对立概念被作为宣传用语在各种场合大肆宣扬，并通过“两国论”、护照加注台湾、修改教科书等一系列政治、文化、教育等具体措施，使“台湾主体性”日益深入台湾的民间社会。
由于“台湾主体性”概念较早先极端“台独”理论有更大的诠释空间，更容易被多数人认同，因此不仅成为“台独”基本教义派的政治图腾和认同符号，也成为民进党务实派系，甚至国民党维护自身立场的护身符。在今天的台湾，任何政党政策的制定和纲领的出台，都不得不首先强调“台湾主体性”。更为重要的是，很长时间以来，民进党以“本土政党”代言人自居，在“台湾主体性”上一直垄断着话语权，国民党则因为对“台湾主体性”的论述不全而备受抨击。虽然陈水扁家庭的一系列贪腐案和糟糕的执政绩效已使民进党走下神坛，其意识形态霸权的功能有所减弱，但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就非短期内可以破解。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国民党重新获得执政权，马英九也试图在意识形态方面有所突破，但这一状况至今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2.在统“独”政治光谱上，国、民两党从极化转为温和区隔
大多数政治学者都同意这样一个观点：统“独”问题是台湾政治中最具争议性和分裂性的议题，也是区隔不同政党的主要标准之一。在民主转型初期，国、民两党在统“独”问题上呈明显极化态势。1990年，国民党批准了“国统纲领”，通过三个阶段实现未来中国的统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年后，民进党通过了“台独党纲”，宣称寻求建立“台湾共和国”和制定新的台湾“宪法”。数据显示国民党和民进党1991年在统“独”问题上高度极化，存在巨大差距，这一差距一直保持到1996年。1997年后，随着统“独”问题不再像过去那般被强调，差距开始缩小。多种数据显示，在各种核心的选举议题中，台湾的政党已从极化向温和中间路线移动。(11)
之所以出现如上变化，是因为政党政治以民意为依归，民意基础是岛内政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选择持何种立场的主要参考因素。70年代初“中华民国”被联合国逐出后，“反攻大陆”政治神话也彻底破灭，国民党在“革新保台”的口号下，有了“十大建设”和台湾经济奇迹，但面临着政治上合法性基础的削弱和思想战线上“台独”意识的步步进逼。在很多民众看来，“革新保台”保的是台澎金马事实上与“台湾独立”独的台澎金马是一回事。1996年“总统”的首次直选，则进一步强化了台湾民众对“中华民国”治理范围仅限于台澎金马的意识。这些最基本的民意最终以“台湾主体性”的名义显现出来，构成了各主要政党立场调整的基础。
可以说，在建国党于1996年建党后，台湾有关统“独”的政治光谱已告完成，当时主张统一的新党和主张“台独”的建国党立于两极，国民党与民进党则代表中间的多数意见。随着“台湾主体性”的兴起和内部政治共识的日渐凝聚，统“独”议题为之淡化，伴随而来的是新党、建国党的泡沫化和政治上中间路线的出现。这也是进入21世纪后新成立的亲民党和“台联”很快步新党和建国党后尘日益泡沫化、李登辉等人试图筹组第三势力而无果的重要原因所在。当前，即使马英九上台后，具有开放性思维，积极发展与大陆的关系，但仍得极力强调“台湾主体性”、宣誓“不统、不独、不武”，从而难以看到这种中间路线在短期内发生根本转变的可能。
结论
既然“台湾主体性”已成为当前台湾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那么它必然会对即将到来的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以及两岸关系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两岸议题将是国、民两党在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决战的关键点，“台湾主体性”高涨会导致国、民两党的两岸论述日益趋同。
民进党最热门的“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深知要赢得执政权，两岸政策将是关键。在马英九两岸政绩最受民众肯定的现实下，蔡英文试图通过个人魅力、党内协调、加强论述等努力改变民进党过去阻碍两岸关系发展的形象，让选民相信如果民进党再次执政，不会再出现类似陈水扁执政时期的僵局。然而，蔡英文即便已经取得党内“共主”地位，仍很难突破“台独党纲”的桎梏，因而无法提出一套比国民党更务实可行的两岸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民进党一直以“本土政党”代言人自居，长期垄断着“台湾主体性”的诠释权，在维护“台湾主体性”问题上享有天然的优势，因此其两岸论述无一例外地会对此加以强调。于是，不管是蔡英文的“合而不同、合而求同”论述，还是苏贞昌的“台湾共识”论述，都是以维护“台湾主体性”的“两国论”或“一边一国”为基础，从而凸显和质疑马英九的“倾中”、主权流失、自我矮化等。
与此同时，对国民党来说，马英九自2008年上台以来，将改善两岸关系定为其施政的主攻方向之一。在其执政期间，在承认“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实现两岸直航以及签署了包括ECFA在内的十多项协议，使广大台湾民众切实享受到了两岸全面交流的好处。但在“台湾主体性”已成民意主流的情况下，多次民调数据显示，一些台湾民众虽然肯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担心两岸关系发展太快，会使台湾整体利益受到损害或导致台湾被大陆和平统一。可以预见，为了摆脱“倾中”的指控，争取连任的马英九在竞选期间将会刻意与大陆保持距离，通过强调“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不统、不独、不武”、宣示保护台湾等来维护“台湾主体性”。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当前的国民党仍无法形成一个超越李登辉时期“台湾主体性论述”的两岸论述，而在事实上开始与民进党争夺“台湾主体性论述”的诠释权。这样，维护“台湾主体性”已成为两党在两岸议题和论述上的最大公约数，只是在实现的方式和侧重方面有所不同而已。
第二，“台湾主体性”高涨使两岸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不利于签署和平协议等高层次议题的顺利展开和祖国和平统一的最终实现。
大陆对台政策的日益理性务实和国民党的重新上台执政，使得两岸直接三通等阶段性目标基本实现，ECFA等一系列协议的顺利签署表明，两岸关系正朝着良好方向发展。但是，这一良好发展方向受到挫折或出现后退局面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因此，大陆如何利用现在这一良好的氛围乘胜追击，与台湾就两岸军事互信、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签署两岸和平协议等进行磋商，既关系到能否实现“保持两岸关系的稳定、保持台海局势的稳定、保持两岸各自政策的稳定”，也关系到两岸能否从经济整合逐步发展到政治、文化的整合。然而，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显然不同于经济问题，例如两岸和平协议涉及两岸定位与台湾的前途问题，涵括尊严、安全等主观性因素，不是简单的经济利益就能解决。有些政治和思想上的障碍无法回避，首当其冲的就是事实上存在的“台湾主体性”思潮。
在“台湾主体性”已成为社会主流民意的现实以及民进党强调两岸谈判需“中国”（大陆）先承认“台湾是主权国家”的挑战下，马英九主张两岸关系发展遵循“先经后政”原则，曾承诺如果得以连任可能就两岸政治议题展开协商，但在遭到质疑后马上强调并非一定要付诸实施，显示签署和平协议是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国民党都难以面对的难题。换言之，“台湾主体性”的高涨使掩盖在两岸经济联系紧密、人员往来频繁、文化交流热络等表象下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阻碍未来两岸军事互信、和平协议签署等高层次议题的顺利展开，从而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和平统一大业产生不利影响。
注释：
① 戴国辉．台湾史探微——现实与史实的相互往还．总序部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2:15
② 吴丰维．何谓主体性？一个实践哲学的考察．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4):64
③ 荆子馨（Leo T.S.Ching）．成为日本人：殖民地台湾与认同政治．郑力轩译．［台北］麦田出版，2006:24-25
④ 黄俊杰．论“台湾意识”的发展及其特质//夏潮基金会编．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1999:17-22
⑤ 林冈，储俊庚．被治理者政治的建构——评帕萨·查特杰的政治社会理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2)
⑥ 最集中的表述参见李永炽等编．台湾主体性的建构．［台北］财团法人群策会李登辉学校，2004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54
⑧ 郭忠华．公民身份的研究范式．学海，2009(3)
⑨ 林浊水，梁文杰．台湾政党转型与民众统独意向的变迁．中国大陆研究，1999,42(6):59-77
⑩ 王甫昌．族群意识、民族主义与政党支持：一九九○年代台湾的族群政治．台湾社会学研究，1998(2):1-45
(11) Fell D.Party Politics in Taiwan:Party Change and the Democratic Evolution of Taiwan,1991—2004,London and New York:Taylor & Francis Group,2005:P8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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