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历史语境：面向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语境论文,中国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真正的哲学在于其深刻的时代关怀，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如此。因为，它异质于旧的 体系哲学之处正在于：它从不满足于构造解释世界的逻辑体系，而是随着世界本身的发 展变化，紧扣时代精神，为自觉地参与世界历史的实践“创新”提供理论指南。因此， 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站在时代的前沿，面向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在世界范围内，中国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与其它地域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显著不同，因为独特的社会历史 条件决定了：它不再直接与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批判的语境直接保持一致，而是 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保持高度的统一性。这就决定了在走向21世纪 的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三个历史性课题：科学地解剖当代发达资本主义 、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从而回答新的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可能走向，以及阐明在 全球化资本主义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内涵。这也就是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三大历史语境。
一、科学地认识全球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一切美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之永恒化的学说都誓不两立。可现实地看 ，资本主义并没有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判而寿终正寝，并且，布尔乔亚意识形态也 以各种新的包装在当今世界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竞争着历史解释权和现实的命名权。在 这一意义上，对资本主义最新发展及其理论遮蔽的批判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任 务。
20世纪末，随着现实社会主义运动挫折，在资本主义自我体认方面，资产阶级意识似 乎获得了新了力量：具有强烈意识形态性质的历史终结论受到了西方世界的普遍欢迎， 而实为理论质性含糊的“全球化”话语，则成为经济、历史、政治、文化、哲学等不同 的社会科学领域主流和非主流思潮广泛使用的对当前资本主义解释的理论范式。在相反 的阵营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被重新设定为“建设的理论”，《资本论》不再是批判的 ，而成为建构市场经济的依据。资本主义似乎不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对象，世界 革命的历史好象真的终结了。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幻像。
“历史的终结”说始于康德，而黑格尔是在康德之后明确地提出并系统地论证历史之 终结的哲学家。黑格尔以绝对同一性的观念调和了康德哲学所内含的“自然星空”与“ 道德星空”的对立，而将康德作为(自然史)目的的世界历史变为人类精神史的目的①( 注：[德]黑格尔：《历史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58页。)，从而为贯穿 于西方历史哲学核心矛盾——“应该”与“是”(也即自由与存在)的对立提供了一种解 决方案。不过，当黑格尔把现实的历史设定为绝对理念自我发展的历史从而也是自我意 识最终完成的历史时，他就在“定在中的自由”和“历史的终极”这两极之间徘徊，最 终以“国家中的‘道德自由’视为‘精神’的本性和历史的绝对的最后目的”这个逻辑 封闭了其体系，而以思辨的方式回避了问题。特别是当黑格尔把粗暴的和野蛮的欲望从 世界历史中剔除的时候，他自己就中了“理性的狡计”。虽然世界历史的展开并不是这 些欲望的消失，而是在理性工具的帮助下成为更加拥有美丽外表与歹毒心脏的复合体， 但是黑格尔本人除了自己能够看得到的进步，他不可能提出更新的设想，所以世界历史 在拿破仑时代的德意志就终结了。也正因为如此，黑格尔极其诡秘地引用《圣经》叹道 ：太阳底下没有任何新的东西!这一点被机械唯物主义者翻译成历史决定论，20世纪又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中被改写为“经济决定论”(第二国际)或“无主体过程”(阿尔 都塞)。而其“特殊的人”则是后来的克尔凯郭尔、尼采和海德格尔等人新人本主义的 理论入口。而理论视角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现实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生 成及其僵硬的物质条件边界之间对立深入的一个表征，也就是说，如果黑格尔时代主客 体之间还能够表现出同一性的话，那在20世纪同一性本身则直接演变为在技术支持下的 资本的同一性，灭绝人性的世界大战，高技术条件下的人的“单维性”、生活世界的“ 殖民化”……极为清晰地指认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役性和似自然性本质。
尽管黑格尔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但他对社会并不是没有批判的。正是他首先指认出 ，在最后的自由(即历史的终结)到来之前，世界历史本身是以反对“大写的人”的先验 本质的状态存在的，这便是异化史观的秘密。用更加明确的唯物主义语言来表达就是： 在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地位真正获得之前，客观发生的历史只能作为人的史前史，也就是 说在人的解放实现之前，人永远臣服于自然必然性的统治。这一点也正是马克思世界历 史观的出发点。事实上，从黑格尔那里，我们已经看到：工业文明以来的历史正是“理 性”奴役和压迫的历史，近代资产阶级所设计的似乎代表了人的最高理性的东西，恰恰 是非理性的。
马克思曾经试图从人的本质角度来解决“历史之谜”，但成熟的马克思绝非简单地谈 论人，他强调在生产方式解放之前，任何关于“人”的言说都是非法的。因此，马克思 否定了古典经济学以似自然性为内质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基于生产方式对资本主义进 行现实的批判。事实上，马克思指出资本一来到世间，它的每一个毛孔都沾满了鲜血。 这只不过是一种形象的描绘，他绝不指望通过伦理和道义的批判来驳倒资本主义。马克 思揭示了，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意识化为资本主义理性的物质生产方式已经成为历史发 展之累，并历史地说明了消灭这种物化意识的途径。所以，马克思说观念统治着世界的 时候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支配世界的意义是不同质的。他强调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中，作为客观存在的抽象的资本(资本一般)支配着逐步展开的世界历史，使它呈现为一 种颠倒的关系性的物。当围绕资本的抽象观念最大范围地统治着世界的时候，也正是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的时候，这个时候意味着人类的史前史走入一个高点 。遗憾的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实质和意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和再现。应该 说，20世纪的自由主义并非不关心人，“人的自由”正是哈耶克、波普尔这样的理论家 挂在嘴边的口号，但是无论是哈耶克区分出构造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来修正传统理 性观的不足，还是波普尔进行理性的社会规划效果来回避“事实与决定(价值)”的二元 论从而反对历史主义(决定论)，他们都没有能够摆脱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所依赖 的最基本的历史假设——理性假设，从而也看到以似自然性和物役性为本质的理性正是 决定论和无意识的来源，也是他们自己渴求的自由的真正敌人，在这种条件下，真正的 自由和世界历史都是不可能的。
当前的“全球化”进程在某种意义上证明了马克思的预见，但是由于世界历史本身被 包容在资本的形式之中而成为一个难产的婴孩，人们能够看到的只黑格尔所谓的“历史 终结”，而看不到马克思所指认的作为“史前史”高地的意义。这种状态与20世纪历史 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生态危机，以及在技术进步支持下的享乐 主义生活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和道德堕落和大规模的战争，人类历史面临着另一种的“终 结”——毁灭。即使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也对此进行着极为深刻的反思，在工业文明支持 下开始形成的普遍史所内含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理性霸权遭到来自各个层面的知识分子的 批判。然而，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中，即使最为宽容的人道主义者也将社会主 义歪曲为一种毁灭“自由和民主”的极权力量，因而也是可能展开的资本世界历史的大 敌。直到20世纪90年代，人们惊奇地发现，西方民主的敌人已经不再存在，前社会主义 阵营已经分解和垮台，苏东很快投入了西方的怀抱，中国等国家也因建设市场经济而在 价值上与西方可能“趋同”(中国市场经济建设，被大部分西方学者指认向资本主义的 进军)。在这一背景下，历史的终结问题重新浮出意识形态的海平面，它既是20世纪初 “西方的没落”感的安慰剂，也是21世纪“千禧繁荣”的诱饵。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没有任何理论创新，只不过是揉合了黑格尔、尼采等“历史的 终结”、“最后一个人”论断的一个大杂烩，并且，他的黑格尔也只是柯热夫所推动的 早已畸变为彻底的人本主义狂徒的黑格尔，这种黑格尔将“外在于主体并独立于主体的 客体”解释为完成了的自由本身。因此，福山进一步将这个客体庸俗化为主体之间的普 遍认可，从而认为“历史的终结是指战争与血腥的终结”。在这里，他悄悄地用资本主 义替代下世界历史，用它的一统天下替代下世界历史的完成。所以，尽管他的理论带有 极为明显的粗俗，还是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普遍的欢迎。在他们看来，共产主 义作为西方资本主义挑战者和埋葬者“死亡”之后，支配21世纪的将可能是民主政体( 即资本主义)。在共同的经济利益与主体之间相互承认的基础上，普遍而均质的国家的 产生得以可能②(注：[美]福山：《历史的终结》，[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 页。)。这是西方政治家和相当多理论家的真实想法，它的真实性正在于以恰当的形式 反应了已经全球化了资本的内在需要以及没有对手的资本主义的狂喜。它以反讽的形式 真实地指认了资本对世界历史的主宰事实，所以它可以将重新开始的战争与血腥作为这 一历史的微不足道的细节而加以忽视。
客观地说，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生产的跨国化、金融的全球自由化等经济因素的催 化下，“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脱离了它在欧洲的历史起源， 表现为真正全球性的抽象观念。资本主义叙事再也不是欧洲的历史叙事了；现在非欧洲 资本主义国家在要求建构它们自己的资本主义历史。”③(注：[美]德里克：《后殖民 气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载《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 98年版，第468页。)在马克思看来，基于世界市场而逐步开始的正是世界历史，这一历 史是由工业文明不断推动的，当全球市场或全球资本主义趋于实现时，世界历史的发展 获得了自己的质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只是为真正展开的或完成的世界历史提供了物质 基础。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所设想的科学社会主义只是建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 上的。从这一点看，当前的全球化运动为无产阶级最后的解放正积累着物质条件。和19 世纪的资本主义一样，这个条件仍然现实地表现为与人的真正解放相反的道路积累，这 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其它新左派运动所关注的重大命题。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 20世纪，特别70年代以后新的发展，已经使我们面临的LATE(晚期、最近、当下)资本主 义已经区别于它的以前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们必须认真地面对资本以全球抽象的形 式进行的统治④(注：参阅张一兵：《回到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第七章。)，因此，必须在世界历史中重新审视无产阶级解放的可能道路和现实策略 。可以说，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临的最大课题。这一问题是同样是面向21世纪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认真关注现实社会主义的生长道路和可能方向
前苏东剧变以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现实体制已经不复存在”，“作为一种意识形 态也将灭亡”的论调曾经几乎成为一致的声音。这固然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但值得注 意的是，社会主义现实运动的挫折，是否能够使我们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列宁指出， 正是我们的对手准确地说出了我们的弱点，但是完全相信他们给我们开出的处方就不是 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因此，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主义究竟何为?它为什么会在20世 纪经历如此复杂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为我们建设21世纪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什么样的历史遗产?而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多元社会主义话 语又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启示?……诸如类的问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迫切 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毫无疑问，前苏东的倒台，标志着作为统一的斯大林式教条主义模式的彻底失败。这 种失败，在理论上也即是旧哲学解释框架(即体系哲学)的终结。但是，这并不是马克思 主义的失败，而是意谓着马克思主义可以在当前的多样性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重建(发展) 的多种可能：首先是作为资本主义体系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凸现了，国际社会马克 思主义研究的不同派别在这一点上广泛合作，大量的前苏东学者以此介入国际讨论充分 说明了这一趋势；其次，在反对旧哲学解释框架中形成起来的以“人”为中心的“新” 马克思主义理论获得了更强大的生长土壤，这种思潮与20世纪末的社会历史发展现实以 及各种批判思潮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马克思“异化”理论对于“理解如何实现真正的 自我决定，实现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如此迫切的个人的自我形成”的重要性被再次强调 ；再次，从理论的基本层面上“面向”或“回到”马克思自身，不仅作为一种元理论需 要的冲动，而且作为现实的运动得以传播和扩散，这为厘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 本方法，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长足发展积极地积蓄着力量；最后，以中国为杰出代表的 “特色”社会主义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寻求着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历史条件结合的方式。这 种探索可能在世界历史范围内为第三世界或后发国家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话语提出重要 的借鉴。但是，我们也看到，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苏东”的终结，这也 意味着到80年代为止的“苏东”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所形成的最新成果和良 好传统也付之东流。
在当代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是否因为苏联和东欧现实社会主义参照系的消失而 融入更为广阔的背景，是否因此化“整”为“碎”成为个别地域或特殊集团(阶级、种 族妇女等后现代视域)的差异性话语，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但是，作为一种未 来社会“轮廓”或“构想”的社会主义与不平衡发展的世界体系(全球结构)之间所具有 的深刻联系进一步凸现了，这是能够观察到的。综观9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下列 中心议题值得我们给予必要的重视：
第一，基于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反思，欧洲左翼政治在“没有任何禁忌和没有任何‘神 圣化的’限制下的条件下进行富有创造性的讨论”，特别是，他们“作为社会制度以及 为这种制度的胜利而奋斗的政治运动”社会主义的“新看法”。这些新看法虽然是五花 八门的，但也提出一个重要共同点：如果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指导现实实践的原则 还存在的话，它只是旨在解决人的现代困境(直接表现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的困境)和 发展危机之现实的种种理论构想中的一种，并随问题的变化而发展。这一立场具有广泛 的基础，如塔勃主编的《从左派的观点看社会主义的未来》和勃腊克蓬主编的《倒塌之 后——共产主义的失败和社会主义的未来》等著作代表了美国共产党人、西方左派知识 分子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的立场也表述了上述观点。应该说，这些共同点在虽然 已经明显地表现对资本主义现实的适应从而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修正，但由于它们同时 是欧洲资产阶级意识争取群众的落脚点，如新的“民主社会主义”也是英国第三条道路 所竭力所利用的，因此也成为社会主义不能轻易忽视的方面。但是，我们必须看到90年 代全球性的社会主义主导话语不复存在前提下，以上多元化的趋势也都不同程度地对社 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进行了釜底抽薪，即把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割袭开来。因此，如何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积极探索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无产阶级总体解放仍然是一 个极为迫切的话题。
第二，社会主义可能具有的现实形态(经济模式)仍然作为探索的焦点之一。90年，欧 美左翼理论家掀起了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新辩论。如美国学者罗默的《社会主义的未来 》直言：“社会主义仍然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理想，而且在现实世界也是可能的。……苏 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垮了，但这并不意味其他的、尚未尝试的社会主义形式也应该 为它殉葬”⑤(注：[美]罗默：《社会主义的未来》，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辩护也在英国的皮尔森“新市场社会主义”和日本一些学者 那里得反应。这种讨论的焦点虽然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问题，但对于广大的选择非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道路的那些国家和地区却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对于特色道路也具有第一 种倾向无法比拟的现实意义。
第三，处于实践之中的社会主义运动之勃兴。这种社会主义是复杂的全球环境的产物 ，它不仅体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中，而且体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种种新社会运动中，因 此对它们的意义需要更为具体的分析。总体上说来，无论是激进思想所强调的“对第三 世界国家来说，不是社会主义的独立，就是资本主义的边缘化。因此，对正在寻求经济 发展和有效民主制度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社会主义是唯一可能的选择”⑥(注：参阅 墨西哥学者维拉斯：《社会主义还是第三世界的一种选择吗?》，载《国外哲学社会科 学文摘》1991年第7期。)，还是新社会运动主张的“在争取扩大社会的和个人的自决可 能性的斗争中，社会主义者与新的运动可以说是‘天然的’同盟者”⑦(注：《未来的 社会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页。)，都提出现实的社会主义运 动所需要解决的一些具体任务。虽然现实的方案仍然在酝酿之中，但作为对资本主义进 行替代的社会主义的一种选择却是不容置疑的，在这一点，我们不能忽视这种提问。
从以上讨论看，一种现实可能的社会主义已经毫无疑问地作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的首 要议题。我们强调，无论是从哪个角度看，社会主义都是一种解放议程，必须是一种彻 底的社会革命。离开这一点，社会主义就没有了现实性。因此，生态、种族、女权等新 社会运动、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政治批判、文化政治学等等，对于社会主义来说都是必 要的组成部分，但任何一个部分都不可能代替社会主义本身。现实要求对资本主义的全 面批判，特别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如何有效地抵制资本的霸权仍然是个核心问题 。这就要求我们在充分肯定上述种种运动形式的同时清醒地意识它们的局限性，特别在 这些运动成为少数人(阶层)争取权利的斗争时，社会主义将失去它的广泛基础，从而进 一步丧失其承载世界历史的历史责任。因此，就反对资本主义而言，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如何结合对资本主义的彻底批判这一基本性质声张具体的要求，种种新的社会运动基 于共同点而实现积极的联盟，恐怕对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具有更大的和更为现实的意义。
虽然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在20世纪末遭到空前的重创，但作为一种解放议程(话语)，如 杰姆逊所言“目前的发展动态并不由于它的失败，而是由于它成功。”⑧(注：[美]杰 姆逊：《马克思主义：后冷战时代的思索》，[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在某种意义上，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断地实现着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预见， 而社会主义也似乎向它的科学语境返回。
三、具体地解决民族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自觉选择，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顺应历 史发展趋势、充分利用客观物质条件的创造，“中国特色”是其显著的特征和核心内容 。正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走自己的路”，中国成功地解决了其 社会历史条件与科学社会主义要求之间的差距，通过社会主义获得独立的民族发展。在 当代，全球资本主义这个外部建设条件与社会主义方向、目标发生冲突背景之下，如何 进一步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的“特色”规定性以及它在世界历史上意义，已经真实地构成 面向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关键问题。
在实践上，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为我们勾勒了它的宏观轮廓；在理论上，邓小平理 论作为这一道路的根本依赖已经初步回答了“中国特色”的内涵。这两个方面构成21世 纪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基本背景。由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完整地讨论其全部 问题，而只是在东西方对立的历史语境中，回答对“马克思主义有效性”的质疑，强调 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民族性和本土关怀特征。
今天意义的东西方对立绝非早期人类以孤立或狭隘的地域为中轴的生存状态，虽然它 “并没有完全割断它同旧世界的联系，也不只是旧世界的延续；这是一个植根于旧世界 的新世界”。而作为新世界的催化剂则是“工业制度和帝国主义”⑨(注：[英]巴勒克 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第36页，第232页。) 。正是这种制度的催化，在18世纪后半期，“第一次国际分工已大规模地完成。世界经 济正在成为一个经济单位”⑩(注：[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 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21页。)。在这个统一的经济单位中，由于西 方的殖民扩张，传统农业社会无一例外地被纳入新的全球性市场经济中，它们的“文化 或经济为了符合全球性经济的要求都遭到深刻的扭曲和重新塑造”。因此，1500年左右 的地理大发现绝不是一个自然科学的事件而是世界历史的极其重要的事件。在这之后， 人类社会不同程度的彼此隔离状态土崩瓦解，随着通讯联系、交通工具的不断发达，整 个地球以加速度缩小，以至发展成现在的“地球村”，另一方面，不同地域的人们之间 的对立却一步一步加深，西方世界对非西方世界的殖民和统治，它的前所未有的世界性 霸权造成极难以发达和不发达进行描述的世界问题。因此，当代人可观察的20世纪的人 类历史，实质上是日甚一日地反对世界霸权的历史。在这一背景下，作为不发达的第三 世界国家，它们只能“在经济上依附并从属于发达的第一世界的国家和地区”，作为新 殖民地式的“独立”国家而存在。由此看，“发展，不是依靠投入资本就能解决的经济 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11)(注：[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 的历史进程》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4页、第8页、第11页。)。
上述性质的对立恰恰是近代中国文化论争的最基本背景，真正的思想家对此有着清醒 的认识：1895年谭嗣同就直言一般的“船坚炮利”只是“洋务之枝叶”，真正的问题在 于没有外侮前提下的民族的繁荣富强。离开这个前提，诚如孙中山所言，“中国终究要 成为那些争夺亚洲霸权的国家之间的主要斗争场所”(12)(注：孙中山：《中国问题的 真正解决》，载《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论著选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24页 。)。虽然近代的中西文化论争以文化形式展开的，但其实质仍然是一种政治表达，因 为只有在霸权直接威胁到民族生存之际，中国人才发出抛弃民族传统的呐喊或除了传统 什么都不要的极端呼声。但无论如何，这种文化的对话的最后期望是真正的民族平等， 而这又必须彻底消除经济关系上不平等的根源，所以无论“中学为体”，还是“西学为 体”，对于清醒的思想家而言，问题很快就转入到“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之上 来。这恰恰是近代中国革命的最核心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出发，我们便清晰地观察到： “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国人所创 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20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Bolshevism 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13)(注：李大钊 ：《Bolshevism的胜利》，载《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论著选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版，第883—888页。)。只有沿着十月革命的方向，中国才可能拥有自己的独立自主的 现代化，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社会条件本身塑造的历史进步的唯一可能性。只是 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真正地启动并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
1949年以后的道路使我们在20世纪最后阶段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难度，改革开放的道路 已经使我们迈上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新征途。但是，在众多的学者看来，东西方的冲突 问题又再度软化为一个纯粹的文化问题。按照这些学者的看法，尽管中国的现代性具有 历史的具体性，但是并没有与欧美的现代性绝然不同的中国的现代性。所以对于中国而 言，“现代化”只是一个参与问题。但是，我们从20世纪第三世界或欠发达国家的历史 经验却看到：被动的现代化“参与”西方道路并不能给予它们以西方的成果，相反它却 进一步加强了19世纪末以来的帝国主义的经济霸权。另一方面，西方道路的优越性也很 难成立，西方在当代呈现的从生态到种族压迫等诸问题也证明了：对它的单纯模仿更是 第三世界内部发展的一种灾难。因此，在20世纪后半期，即使西方国家也开始普遍地反 思这种道路的意义。
上文我们已经提到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他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几乎是路人皆知事 实。但是，在享廷顿这样认可西方文明是“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学者那里，这种立场 同样是真实地存在着的，其核心思想仍然是建立在以下前提之上的，“在一个现代性开 始占压倒优势和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完全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几乎是不可能的。” (14)(注：[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 章。)我们必须给予高度的警觉，因为他在谈论文明的冲突时，事实上，只是将政治冲 突以文化来表达，通过将这种冲突永恒化为西方殖民主义在全球干预政策提供合理的借 口。这是在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强大的现实力量衰落以后的新的国际环境，从海湾战争到 轰炸南联盟，资本主义力量所表现的空前团结充分证明帝国主义不仅存在而且获得了新 的逻辑论证，无论是人权问题、种族问题还是文化或其它问题，一概都是其全球行动的 理由。事实上，享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确凿地陈述了一个真问题：作为一种历史必然性 ，目前充分展开的(以文明来表示的)西方发展模式，不论是不是普遍的，但它反对其它 文明的现代化，不管这种现代化的方式是西方化还是非西方化。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他 的“文明的冲突”理论才能成为美国所谓现实主义外交政策说明，事实上，它也是这种 政策的产物。
在上述条件下，没有独立的民族经济体系，繁荣、富强、民主、自由，其中任何一项 都不可想像的。当然，我们这里并非是想呼吁传统的再生或儒学的复兴，儒学能不能作 为中国现代化的基本依赖，历史早已做出了回答。我们旨在强调的是，在中国特色的现 代化之路基本内涵中，除了社会主义之外，就是民族性。这种民族性并非仅仅指与那种 历史“同一性”并存的“多样性”，而是由中国当代生产力格局所建构起来的具体性， 它决定了中国必须以独立的民族道路解决自己的问题，又不能将自己孤立在世界之外。 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如巴勒克拉夫所说的那样，它恰恰为中国这样的“正在崛起的人 民提供了一种选择，而西方的自由经济制度和与之相伴的社会政治制度是无法轻而易举 地适合这些国家的情况的”(15)(注：[英]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 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第36页，第232页。)。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 前苏联和东欧模式已经被证明是落后于世界历史格局发展的背景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 学必须回答它何以能够、以什么方式满足中国民族道路的需要。无论说是东西对立问题 ，还是更为广泛地称做现代性问题，在中国，能否有效地通过移植先进的生产和技术手 段而避免它的灾难性后果，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国能否生长出一种独特的现代性，这都 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回答的问题的。
历史所提出的问题必须历史地理解和回答。在不远的过去，我们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 ，当下，我们也必须在实践中回答这一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的思想历程看，马克思不是通过自己天才的想象杜撰出问 题来，相反，他是在历史研究中发现历史本身所提出的问题。他也没有给出“终结”的 答案，他强调的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且一再告诫人们，问题必须由人们自己在特定 的环境中按照历史辩证法的逻辑具体地加以解决。这就说明和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必 须具有时代特征，这也是我们讨论面向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所面临的三大 历史语境的基本考虑。现实的实践已经脱离了马克思的最初语境，20世纪现实社会主义 的发展历史也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不在于个别的现实指认，而真实地存 在于其“社会科学认识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之中(沙夫语)。这就是为什么建设面向21 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必须“回到马克思”的原因。西方学者断言：“由于社会 主义已经死亡，马克思主义可以回到资本主义社会中来了!”(16)(注：[美]德里克：《 革命之后：警觉全球资本主义》，卫斯里公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这对于 西方可能是正确而合适的；不过，在当代中国，“回到马克思”并不是在这样的意义上 说的，而是因为“回到马克思”即是回到历史辩证法本身(17)(注：参阅张一兵：《回 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在回到 马克思之前，我们对自己所面临的历史语境进行清理，正是建构坚实的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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