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考试的额外负载及其成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负载论文,教育考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高考的批评不绝于耳：“我们对考试的分数苦苦追求，对它的着魔，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注：冉云飞：《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南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页。）有人说“高中会考是劳民伤财”，是“先天不足，后天失控”；《梦里花季不下雨》一书中甚至大呼“高考不死，大难不已。”（注：见《华西都市报》，1998年11月10日。）人们如此激烈地抨击教育考试，到底原因何在？笔者认为，位于基础教育末端的大规模教育考试——高考，由于涉及高中毕业成果的检验和升学乃至就业，涉及考生人生道路的重要选择，使只占几天时间的考试与十多年基础教育比较，形成了上位与下位之分，使对应试者的“德、学、才、识、体”（诸方面或某方面）所进行的有组织、有目的的测试或甄别活动，（注：廖平胜等：《考试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似乎超出了对受教育者的德、学、才、识、体所长期实施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施加影响、加以培养的基础教育本身的份量，考试处于一种超负荷运作的状态之中。从某个角度讲，考试的负载太重，致使教育成了考试的附庸，成为基础教育整体水平不高、教学过程发生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教育考试的额外负载
作为教育考试之一的高考，其额外负载，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高估了高考的甄别作用
1997年当人们纪念恢复高考20周年时，各界人士畅谈恢复高考的重大历史意义时指出，“恢复高考挽救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整整一代人得救了”（注：转引自杨学为：《高考改革与国情》，《求是》，1999年第5期，第32页。），说明考试在许多人心目中有何等重要的地位。的确，考试具有检测导向、节约高效、甄别选拔、广泛认同和维护文化同一性的重要功能与作用。但是，单就甄别而言，其作用远未达到人们所期望的境界。高考的录取原则每年如教育部有关文件所述，即：德、智、体全面衡量，公平公正，在“德、体合格的基础上”，按考生志愿，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然而实际操作与录取政策是很难契合的，录取政策仅仅只是为考试标明了一个符合我国教育方针的方向。实际操作过程中，近年只有极少数身体条件不合格的，而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的一个省也难找一个，分数成了择优录取的惟一依据。
考试分数反映的主要是学生的学业状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考生学习的刻苦精神、学习和整理知识的能力、思维水平的某些优势，反映出高分学生专心学习、为国争光、勤奋努力等理想情操，甚至也反映出一定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水平；但是，这些能力、优势与素质仅凭考试总分是不能准确表达的，更何况，考试分数主要是检测学生知识水平、运用知识解决一些浅显问题的能力，而不具备甄别个体差异的功能。加之，考题及题型设计的覆盖面虽然较广、水平不断提高，但毕竟是一种抽样，对一次考试而言，众多学生因教师指导与复习等原因，知识和解题训练储备与抽样的吻合度是大相径庭的，考生在考试时所发挥的真实水平也会千差万别；考试环境（包括温度、光线、噪音、周围环境）对考试及考生的影响也很不一致，对考生发挥水平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评卷的误差控制至今仍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尽管我国考试界经多年研究，试图努力把误差减小到最低程度，但对每个考生的分数认定仍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准确。如此种种，都对考生个体甄别的准确性带来严重影响。更为重要的是，目前，甄别学生的知识水平是不完整的局部，考试都是笔试比重大，高考加外语听力，会考的实践与劳技考查还在探索，动手能力、技能的甄别未能得到相应的体现。
就成绩分析而言，我国多数省份一般都采取原始分累加总分合成制，学生的各科成绩的知识含量与智力含量是不尽一致的，不同学科分数的不同可以组合成相同相近的总分，这也是考试分数处理中引起个体差异甄别误差的原因之一。
更值得注意的是，具有不同办学水平、层次、特色和不同专业设置的高校，在挑选新生时，即使考试检测真实度很高，都按分数高低录取，就符合高校的培养要求吗？高校对考生的甄别除了基础知识共同的部分之外，还有许多如知识结构、专业性向、潜力天赋、未来用人部门的特殊要求等，这些目前的考试虽有所应对，但其甄别的功能还远不能满足其需要。
然而，人们不容许考试在甄别功能上的缺失，对考试赋予了太多的理想成分。在人力物力、科学水平达不到教育评价和学校选拔的新的要求，其它评价手段人为因素多、误差大、标准难统一的状态下，高估高考甄别功能，把考试当成选拔甄别的万能万全之策，对其它辅助甄别的评价或嫌麻烦，或弃之不顾，而考试在无力承载时，又加以抨击甚至声言取消，这些现象岂不引人深思？
（二）把对基础教育成果的期待“错位”到对高考的期待
高考处在基础教育的最高阶段的末端，第一要义则是为高等学校“选拔”合格新生。我国正从新世纪的起点向人类的未来迈进，面对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已露端倪的新形势，党和国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教育和教育的建设，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寄希望于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国运兴衰，系于教育”，“基础教育是科技兴国的奠基工程，对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培养各级各类人才，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全局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注：引自《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2001年5月。）许多教育专家、学者也对我国新世纪人才培养工程勾划出理想图景：“教育需要进行理想新人的设计。……新人形象中与以往培养目标相比，有三方面突出的区别：其一，认知能力方面。要求学生有善于捕捉、组织和判断各种信息价值的能力；善于对自己各种需要、能力、思维品质与策略、态度和行为等进行反思的能力；立体、动态、多元统一的综合思维能力和体悟人生与生命的内省思维能力。其二，道德面貌方面。要求学生在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观的指导下，形成热爱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崇高情感；成为既有理想和抱负，又能处理好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愿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的未来新人。其三，精神面貌方面。要求学生自信、自强，有迎接挑战的勇气；有承受挫折、战胜危机的
顽强意志，热爱生命，能在改变和完善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同时不断完善和超越自己，实现终身学习和终身发展。”（注：叶楠：《面向21世纪的新基础教育》，《中国教育报》，1999年6月19日4版。）一个现代化的未来人，应是一个主体性高度弘扬的人，他要有现代意识和创新才能，又要有良好的个性修养和健全的心理、道德品质。也就是说，“既要有开拓、竞争意识，又要有团结协作的群体意识；既要有敢想敢做的创新精神，又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要善于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其得到协调、互动的发展。”（注：黄济：《关于中国教育走向21世纪的展望》，见《中国教育家展望21世纪》，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社会各界也寄希望于教育——“国家强盛靠科技，科技靠人才，人才靠教育。”教育承载着全民族的希望，这种希望激励和鞭策教育界与全社会共同创造21世纪我国教育的美好未来。
处于基础教育末端的考试，其目的是检验学生十多年基础教育的成果，不能将未来美好理想中的人才标准强加于今天的学生。在我国的广大地区，基础教育的总体水平还不高，由于教师素质的总体水平与教学设施的简陋，绝大多数学生还是在黑板、教室、书本里打转；有些地方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对学生的学业评价少有机会，停止会考后，只有高考这样一次大规模的学习成绩检验。如某省2001年高考考生文理科考生总分在300分以下的为13954人，约占总数的7%。考生家长并不认为200多分就让自己的孩子失去进入高等学校的希望，甚至有一部分还期望孩子能上本科层次的高校。他们认为，为什么不能多招点生，让大家都能如愿以偿呢？这种不可能满足的愿望一旦落空，他们往往转而迁怒于考试，认为考试太残酷，太不合情理，殊不知“我们国家人口多，人人都上大学仍是不现实的。”（注：江泽民：《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2000年2月。）德、智、体全面衡量，无论是分数衡量，还是素质衡量，有竞争也就有淘汰，而许多考试成绩好的学生又被讥讽为“高分低能”。是分数选不出高能者，还是考生本身“高能者”比例不够？这就从考试角度否定了基础教育的成果。
（三）就业压力下移
目前，就业市场，只宣布高等学校毕业生一次报到率，人们观念中认为较有利于自我发展和比较体面的工作岗位，只有研究生和本科生才能获得，其中教育部直属院校的本科生一次报到率2001年达到95%。反映在考试上，就是考生不论成绩高低，要求上本科、上部属院校、上名校显示自己实力的期望值迅速膨胀，大量达到分数的考生不报专科、高职的志愿，或录取后不报到，高职（专科）报到上学的人数中真正处于相应分数层次的考生只占少数。的确，“竞争是一种荣誉，成功是一种光荣，由于一个优越的学位意味着未来就业的希望更大些，对网球赛的强烈喜爱很快就被激烈的竞争所带来的忧虑取代了。”（注：蒙哥马利：《考试的新探索》，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页。）近年来，复读生的逐年增加、普通高中规模成倍数的发展、2001年起报考条件放宽，致使高考竞争尤其是本科的竞争进一步加剧。本科学校招生数的增加是赶不上考生数的增加的，即使高中毕业生全部进入高等学校且获得一张本科文凭，也不能实现顺利就业。脑体劳动差别是考试竞争的根源，一个社会从事管理和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总是少数。只要存在强制性的社会分工特别是脑体劳动分工，人们对于优越职位的追求便是不可避免的，只是现阶段，这种追求的焦点却落到了高考上。
就业竞争只要存在，就会自然反映到考试选拔中来。“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人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85页。）看来，考试承受这种负载还很长久。
除了上述三个方面，考试还有许多额外负载，如独生子女问题，城乡差别问题，发达地区与非发达地区的差异等问题，都在考试中有增压作用。
二、教育考试负载沉重的原因
作为教育考试之一的高考，其若干负载的出现，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作为一项涉及面非常广泛的社会活动，难免不反映出若干社会矛盾。但真正奢望它能同时解决这些问题，那必然会使自身的使命淡化，使考试问题逐渐偏移教育轨道，出现许多非教育性的问题。调整社会关系的需要超过选拔人才的需要，关注考试技术超出对培养人才的重视，放松了对中学教育自身的管理，以考代学、以题代学也就掩盖了基础教育的若干缺失。
强大的文化传统力量将考试推向游离于教育的社会制度层面。科举文化对中国影响十分深远，许多人一提到考试就与科举相提并论。科举选举制度从隋文帝开皇七年始，已在我国延续了1300多年，从此“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互为依存，其关系即养士与取士、育才与选才的关系。”在科举时代，办学的目的是“储才以应科目”，科举成为整个教育制度的重心，唐宋元明清的教育简直可以称之为科举教育。（注：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版，第5页。）由于考试制度的显在性，使这一历史文化遗产形成相当的惰性，正如闻一多指出的：“文化是有惰性的，愈老的文化惰性越大。”应当指出的是今年的教育考试，是教育内部的考试，不是选“官”，而是以学生为对象，不国家选择社会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高考制度应从属于教育制度，但它也被人们从教育制度中独立出来而且有为政治服务的功能，认为不同时期的考试制度内容反映了特定政治的特定政策。这种认识常使人们越过教育制度看待考试制度，将考试制度中反映的政治内容误认成政治制度的一部分，或者由于考试的社会性使考试走出学校教育，成为一种显示公正的社会制度。
另一方面，人们对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考试环境不够敏感，传统文化观念一时难以改变。随着我国教育规模的扩大，2001年高校招生260万，全国平均升学率达到52%，考试竞争的焦点转向重点大学与名牌大学，甚至这些高校的“热门”专业，许多一般高校尤其是高职的报到率并不高，不少高校为生源发愁。人们对高考的关注实际上是高等学校优质资源的分配问题，公平问题只是由此派生的。从中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高考的直接目的是为高校选人。
选拔性考试是教育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突出部位，如果说教育是躯体，考试则是肩膀，它承受了本属教育整体的许多负载。
其实，政府抓教育，重视教育，并不说教育就是政治活动，也不能说是游离于培养人才的一般社会活动；同样，政府重视考试、组织考试，更不能说考试的地位超越于教育。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有其特殊的历史缘由的。现在人们还认为高校招生计划是“国家计划”，实际上从2000年起，专科、高职计划由各省决定，就是本科层次的招生计划，也是国家教育部确定一个年招生总规模，由各高校列出分专业、分省招生名额数，到教育部汇总，作少许调整后下达，执行过程中，学校因各省生源状况作了一些省际之间的调整。录取结果、总数近两年都超出国家规定的总规模数。更何况一些学校，由于被录取新生不报到，原计划不能落实，这样的招生名额控制数，将其勉强地称之为“国家计划”，我认为值得商榷。
在计划经济时期高考就高高举起了“公平、公正”的旗帜，当时，人们缺乏对许多涉及自身利益的知情权，获得的一些信息是不准确的甚至是虚假的，也少有发表意见的机会与场所。人们称高考是“一块净土”、“一片绿洲”、“一方蓝天”，期望各个行业都像高考一样“公平”。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许许多多的行业都高扬起公平竞争的旗帜，我国告别了“短缺经济”，人们在广泛的领域都享有了较充分的民主，高考制度的“公正公平”虽然在原有水平总体上不断进步，但愈来愈不能令国人满意。人们仿佛刚刚才发现，高考的“公平”建立在分省按总分高低和志愿顺序的录取方式上，而依照我国教育方针提出的“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的总政策难于实现。曾经在一个时期迎合了各方面的所谓“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观于是动摇了。
人们对追求公平的愿望都是非常强烈的，追求公平是社会的良知，但人们对一个时期公平可能达到程度的理解却很难一致。仔细分析，人们在要求“公平”时，往往有获得超出“公平”结果的期盼与冲动，许多考生填报志愿时，希望自己是被条件较好的高校录取的分数最低的人，接受高等教育后，希望一份较高收益的职业，成为社会上较受尊重的较高层次人群中的一员；许多人抱怨志愿填报不当，高分却难录取到自己理想的院校，而理想院校招生数大大少于希望被录取的考生。当高等学校的毛入学率在目前还达不到全国同龄人的15%时，很多学生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原因，因为享受基础教育水平的原因，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很早就被不公平地被淘汰出局。从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来看，当前经济状况之于一个家庭，其“不公平”产生的原因就更为复杂了。
公平的概念是：“对于所有相关方面都相同的情况，必须同样地对待；对于在相关的方面不相同的情况，则必须不同地对待，而且这种不同对待应对应于相关的不同。”（注：胡劲松《论教育公平的内在规定性及其特征》，《教育研究》，2001年第8期，第9页。）当前的高考招生，分数是所考科目各种知识水平与解题能力的较为准确的反映，也一定程度地反映了考生的学习态度、思维水平、心理健康状况，甚至对坚持高负荷学习应有的身体状况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映，但这绝不是对考生德、智、体的全面衡量。由于受各种条件制约，中学提供的有关学生思想道德品质的信息多有缺失甚至失真，高校选择新生一般未经面试，也不容易从各方面对考生状况考核后进行录取，常常有避嫌的考虑。考生因志愿填报不当而落选或降低到另一层次学校录取便被视为不公。社会各方愈来愈大地施压，将高考录取的公平引向高考总分的衡量，高考处于两难境地。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愈来愈多样化，需要有道德、有理想、有文化、守纪律的人，需要适应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符合高校选才和育才特色的人，考试选拔愈来愈需要多种其它测量方法辅助，通过多种信息反映考生的各种素质，“考试有其局限性，因为考试不能对所有内容进行量化，只有通过评价才能全面、发展地反映学生的情况。”（注：贾非：《考试与教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2页。）而另一股力量又要求将按分录取推向极端，否则就是不公平。其实考试和评价都需要改进，实际上超越阶段地追求公平往往造成更大的不公平，考试试图解决考试以外的众多问题也难如愿以偿。
三、教育考试负载沉重导致其异化
过多的负载使当今选拔性考试迷失了育人目标。人们沉溺于一次考试显示的辉煌，试图改造考试以完成教育担负的艰巨任务。“国考”的承担者们义无反顾地耸起并不坚实的肩膀，以“国考”的公平和理想的公正境界为己任，拼尽浑身的解数，如履薄冰地走过了一年又一年，披肝沥胆而心劳日拙。公平是原则，选人是目标，正义是理想。为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并不正确的命题，考试人试图将德育量化，最后无功而返；又将“三好学生”、少数民族、体育尖子的优录换算为10分、20分不等，也被人们抨击。为了减少评分误差，扩大客观题比重，用机器阅卷，又引起许多议论。为了“公平”，防止考试舞弊，各地抓考风考纪建设，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还是难免捉襟见肘。于是只有不断强化考风考纪建设，使考场严肃性达到极致，用武警战士、教师异地交叉监考等办法，结果使有些考场气氛过于紧张，影响考生的正常发挥。考试过程的正常考务管理与对考生的正常关切也未被放到应有位置，人们对“考试”的重视远远超过了本应该重视的参考人——考生！
试图弥补高考本身缺陷的保送生制度，在社会风气远非尽如人意的情况下逐步变形。高中时期看不出一个学生的真实水平吗？真正没有相应的措施使保送生制度推行吗？显然不是，但有不少地方学校就是做不到秉公办事。做不到就要被取消，拟弥补高考缺陷的任务，却交给高考本身来完成。又如高中会考，本是为了促进中学全面贯彻教育方针，促进学生各科全面发展，是减少高考科目整体设计中的一个局部，是培养合格高中毕业生的重要举措，但由于会考不直接涉及升学，不少地方、中学纷纷为高考让路，非高考科目少开课或开课形同虚设，甚至不开课，考试也不认真组织，弄虚作假，劳技课与实验课大面积测验成绩不实，导致会考成绩失真，高中课程计划没有落实，反过来却又责难会考制度本身，这合理吗？
考试对中学教学具有导向功能，但中学应试教育导致的严重后果都是考试造成的吗？其实，许多中学离开了统一考试，就没了教学的动力；许多教师不应考，就没有了教学的压力；许多学生不考试，都不知道怎么叫完成了学习任务。高中教育教学存在的诸多问题，不能都与高考弊端扯到一起。
高考招生近年还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扩大招生规模用以延缓就业“压力”，刺激教育消费。
似乎社会有什么需要，都可以通过高考去解决问题。
改革开放使当今中国经济领域发生了剧烈、深刻的变化，国外资金和技术的引进，与我国原有生产力技术水平落后及产业结构的低水平状态形成鲜明对照。国人认识到，发展生产要依靠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近年来快速推进了生产领域内技术构成和经济领域内产业结构的加速变革，如高新科技产业的崛起，一、二、三产业比例的迅速调整等等。随后，经济体制也发生深刻的变革，经济运行由原来通过计划为主的方式转变为通过市场（从资源配置到产品经营）为主的方式来实现，引进竞争机制，按市场运行的规律办事；经济调控的主体构成由原来的政府一元模式，转为政府宏观调控和企业自主调控相结合的多元发展模式，使生产实践的主体对自己的经济行为负责，并具有主动发展的可能，从而激发经济活动者的内在活力；经济调控手段也由原来的以行政手段为主，转化为以法律、经济手段为主，所有制等多种形式并存，而且国有经济比重逐步降低。国家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快速发展，多种文化交织混合，社会用人机制的变化，多元文化观念互相影响、相互碰撞，使不同的人对考试持有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与高中教育规模成倍扩大，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数量空前增加，一方面，人们开始更多地思考未来发展的需求以及自身面对变化的适应性方面，人们通过各种渠道去努力实现自身的各种发展需要，对考试提出种种要求；另一方面，社会多元而丰富使人们生活环境也呈现变动不居的不确定性，每个人在求发展的同时，必须学会作选择。当成功与失败并存、机遇与陷阱同在时，正确的选择就成为走向成功、抓住机遇的十分重要的一步。人们在面临重要选择时同样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而焦虑而惶恐，通过自己已获得的民主渠道表现出这些焦虑，甚至诅咒考试的缺陷，提出考试本身力所不及的要求也不难理解。
当我们为培养未来的人才而选拔高校新生时，被选择的对象是过去十多年或更早基础教育培养出来的，他们自身以及他们所受的教育都与现实及未来有相当差距，考试制度、考试技术的发展除了自身固有的缺陷外，社会的发展与变化也使其跟不上时代要求。在诸多对考试的批评乃至批判中，考试事业也在社会发展中蹒跚前行，但作为指挥却似乎迷失了方向，在技术手段上力图增加精度，提高效率，满足人们公平的需要，适应学校规模的发展：网上录取提高社会公信力，计算机阅卷使评分更精确，科目改革希望能使高校选才扩大自主权等等。但整个考试育人意识不强，导致了考试与教育分离的加剧，以致于人们宁可认为考试制度是社会制度而不是首先认为其从属于教育制度。
当然，我们在看到人们批评考试时，可以看到人们主体精神的确立，民主意识增强，主动适应未来、迎接新世纪各种挑战的勇气增加。社会经济发展生机蓬勃，教育正遭遇空前发展的可喜局面，这些都为考试制度创新与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也为支持其改革提供了政治导向与广阔的空间。
以上，本文对教育考试额外负载的表现、成因及其后果等进行了探讨，如何改变选拔性考试额外负载这种局面，并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应正确处理好考试改革与基础教育的关系，让考试辅助育人不失为一种有益的选择。因为，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基础教育服务于考试的异化状态，使考试与基础教育在改革中共同发挥为国家选拔合格人才、提高教育质量的作用。一言以蔽之：“让考试回归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