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距、收敛与投资：一个西部开发的计量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部开发论文,模型论文,差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发国家要实现赶超，采取不平衡增长战略是一个较为可行的途径，这在东南亚和一些拉美国家得到证实，并且（一定程度）成为我国80年代后“东倾”政策的理论基础。但不平衡增长毕竟是实现更高级发展阶段平衡增长的手段（Hirschman，A.O，1958），从短期看，地区差距是不可避免的；长期看，一国的增长趋势会不会出现收敛呢？诸多发展经济学家对此问题进行探讨（注：本文根据国家制定七五计划的划分，将云南、贵州、四川、重庆、西藏、青海、宁夏、甘肃、新疆、陕西等十省市区归为西部，将辽宁、天津、北京、山东、浙江、上海、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十省市区归为东部，纳入计量范围。），十分有名的是J·G·Williamson的倒“U”型理论。他分析24个国家1940 ～1961年间的相关统计资料发现，随着经济增长与收入水平的提高，区域间不平等程度大体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变化。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应当属于长期经济增长的统计方式，那么该理论是否适于中国呢？沿用Williamson采用的研究方法，一些学者对国内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长期变动趋势进行分析，实证表明，中国省际人均GNP 的收入差异大体呈现“U”型（魏后凯，1997）。一些人则利用Solow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978～1993年中国各省人均GDP 增长存在着有条件的收敛性，这种收敛取决于物质分配、就业增长、人文资本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J·chen & B.M.Fleisher，1996）。哈佛大学的Jian与 Sachs也认为，1978年以来中国省际人均收入增长存在着明显的收敛性，他们把这种收敛归之于中国的开放与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他们看来，经济的自由化将有助于缩小而非扩大地区差距，相反，1978年以前中国实行的旨在缩小地区差距的中央计划却起着相反的效果
在如上的研究中，诸多学者不仅在地区收敛性上持肯定的态度，而且他们都几乎不约而同地强调要素的转移特别是物质资本的移动对缩小地区差距的显著相关性。可见经济发展是否存在自发的地区收敛性是人们研究发展中国家较为关注的话题，而且投资（此处专指物质资本的投资，下同）是这种收敛性的条件几成定论。在当前的西部大开发中，一些人因而有着强烈的投资热情，他们认为，西部开发可以照搬当时东部沿海地区的做法，只要国家加入投资力度、予以政策扶持，就会催生一个经济发展、地区繁荣的新西部。因此，本文将对建国后我国经济增长与人均收入是否具有倒“U”型特征进行考察， 分析它们与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在模型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中国东西部的经济增长趋势，进而探求西部的振兴之路。
一、差距与收敛：东、西部投资与发展的历史比较
建国之初，国家注意到在全国各地有计划地合理分布工业，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水平，确立了加快包括西部在内的广大内陆地区发展，实现生产力均衡布局的政策目标，并基本延续到7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出于对战备考虑的三线建设，成为西部开发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仿效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因而基础性资源配置主要依靠中央指令性计划，借助国家直接投资，通过自下而上的经济手段来实现的。
表1.1显示，在“一五”到“四五”期间， 这种通过国家“嵌入”式的开发，加上当时微观不合理的布局，虽然耗去了巨大的基本建设投资，但也造成了投资效益低下及对国家的高度依赖性等问题。如果我们将1952—1978年西部与东部各主要时期的相对差距（注：相对差距＝（东部人均国民收入—西部人均国民收入）÷东部人均国民收入×100 %。）按Williamson倒“U”形曲线图的坐标进行绘制，将会得到图1.1，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相对差距在此缩小，但继而又扩大，形成一个较规则的U字形状。如果我们连接两个端点， 则该虚线随时间变化而略向下倾斜。它说明了加大对西部的投资收效甚微。
表1.1
西部各计划期的基建投资及其在全国的比重和经济效益比较
一五二五
1963-65
三五
四五
西部
109.0
252.20
101.3
323.5
430.8
(亿元)
西部在全国
全国
588.5
1206.1
421.9
976.1 1764.0
的比重 (亿元)
比重
18.5220.9124.0
33.14
24.42
(%)
投资效益比 西部6.09 4.4 4.43.8 3.96
较(单位基
东部
建投资实现 全国6.22 5.875.375.235.47
入) 6.12 5.384.914.824.35
五五 六五 七五八五
西部458.0580.2
1175.3
7812.1
(亿元)
西部在全国 全国
2342.2
3410.1
7349.1
61364
的比重 (亿元)
比重19.5517.0115.99
12.73
(%)
投资效益比 西部 5.29 5.20 5.455.78
较(单位基
东部
建投资实现 全国 5.91 6.49 6.817.36
入) 5.63 6.23 6.127.10
1979年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明显的“东倾”政策，由于东部经济效益较高，加上投资总量的显著增加，东部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虽然西部也获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率，但是由于总量投入欠缺，再加上自身投资效益低下，差距更加拉大。同样，如果我们将改革开放后西部与东部各主要时期的相对差距按Williamson倒“U ”形曲线图的坐标进行绘制，将会得到图1.2。在图中可以看出，从1978年至1994年， 该曲线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再扩大，呈现一个W 字形状不断扩大的趋势。如果我们连接这一时期的两个端点，则该虚线随时间变化而向上倾斜且幅度较大。将两图结合在一起看，则建国后我们国家的地区差距呈现一个不规则的U字形状，与Williamson的倒“U”形结论恰好相悖，它说明我国的地区差距至少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并不是出现收敛，而是扩散。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形状？为什么加大西部的投资，差距并没缩小；而加大东部的投资，差距更加扩大？一个明显的解释就是表1.1所提供的，即西部的投资效益较差而东部的投资效益较好，也可以归结为西部与投资的相关性弱，而东部与投资相关性强的缘故。如果我们就改革开放后投资东移与东西差距的相关性进行总体上的回归分析，能够得出下表：
表1.2 1982—1997年投资东移与东西差距扩大的相关性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国内生产总值
X=西部/东部 比上年增减 Y=西部/东部 比上年增减
19820.3634 - 0.3125-
19830.2908
-0.0726 0.3148
+0.0023
19840.2951
+0.0043 0.3100
-0.0048
19850.3106
+0.0155 0.3077
-0.0023
19860.2773
-0.0333 0.3009
-0.0068
19870.2532 -0.00241 0.2954
-0.0055
19880.2405
-0.0127 0.2941
-0.0013
19890.2495
+0.0090 0.2891
-0.0050
19900.2573
+0.0068 0.3031
+0.0140
19910.2573
+0.0010 0.2943
-0.0088
19920.2316
-0.0257 0.2725
-0.0200
19930.2108
-0.0208 0.2526
-0.0199
19940.1900
-0.0208 0.2467
-0.0059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由于投资的滞后效应，各年的增减变化并不一致，但我们可以看出，X值与Y值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X值共减少0.1734，Y值共减少0.0658，X值和Y值在1982—1994年间的相关系数为0.8516，而在1985—1994年间上升到0.9068。这说明了东西差距在拉大而且与投资的相关性显著。
通过以上分析，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收敛，而是相反。在要素能够自由流动的国家，收敛性常常是存在的，然而在中国的制度转轨时期，要素流动是受到限制的。因此，中国的差距扩大有其制度变迁的特殊原因。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日益加剧，西部10省区工业产值占全国份额仅为1／10左右，与占全国57%的国土面积和23 %的人口比例很不相称。（二）东西之间的差距拉大确实与投资量是紧密相关的，也证明了我国的经济很大程度上是靠投资进行推动的。在1982—1997年，总体上看，投资的“东倾”政策是导致东西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但是由此作出西部开发应完全依靠投资的结论为时尚早。改革开放前，中央在西部耗费了大量的投资，面临的却是西部与东部差距的拉大。1979年后，由于中央从追求平衡向效率目标的转变，东西差距继续扩大。可见，差距的根源在于东、西部效益上的鸿沟。若不能提高西部投资效益，采取抽肥补瘦的方式，从追求效率转向强调平衡，会不会达不到平衡反而牺牲了效率目标？或者即使达到了平衡也以巨大的机会成本损失作为代价？
二、制度与知识：基于模型的分析
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衡量中，人们往往依据的是将经济增长归于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由于该理论的出发点是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随生产的增长而降低，因此在对区域增长论述中，该理论认为区域增长将导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最后的结论是各地区的生产要素边际报酬相等，区域之间最终将达到平衡增长。该理论只强调物质资源投入，忽略了人力资本的投入，特别是忽略了所有资源投入在经济运转中合理配置与使用的机制。为弥补这些缺陷，我们在这里采取新增长模型进行分析。
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不同的是，新增长理论抓住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这一特点，把外生变为内生决定， 也就解释了Solow模型中的“残差”（residuals）部分。 技术进步内部化的问题使生产函数方程具备规模经济递增的特征，Romer 为其寻找到的合理解释就是知识的积累，Lucas则认为是人力资本。 独立要素知识不仅自身产生递增收益，而且还渗入其它要素如劳动、资本之内，迫使这些要素的收益递增。在这里，我们假设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符合我国的情况，那么：Y[,i]＝AL[,i][α]K[,i][β]F[,i][r]其中，Y[,i]—国内生产总值；A—参数；L[,i]—劳动力；K[,i]—资本；F[,i]—外资；α+β+r＝1。
Lucas与Romer 都在该函数中加了一项表示知识或人力资本的因素h，我们假设它还包括了制度变迁的因素在里面，这样，方程就成为：ΔY＝ΔAh+αΔL+βΔK+γΔF其中，劳动力采用从业人员数，资本采用各年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国内贷款、自筹资金及其它投资，外资部分单列。这一方程有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把同一生产函数用于各省也意味着各省技术水平是一致的。因此，我们采取两种办法：一是考虑到不同地区技术含量不一致，我们按全国、东部西部进行分别计量；二是由于时段不同，技术含量也不一致，我们在作了1980年到1997年增长方程后，再对1990年到1997年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如下：
表2.1 1980—1997年增长方程估计结果
常数
L
KF
F
4.0356
4.2198
4.2157
0.0067
0.847
47.37
(7.34)
(1.62)
(9.34)
(3.84)
3.9135
0.4536
0.1265
0.0143
0.923
37.1
(4.89)
(1.99)
(5.89)
(3.14)
4.1876
0.2377
0.0913
0.0125
0.843
17.93
(5.11)
(1.67)
(5.04)
(3.23)
表2.2 1990—1997年增长方程估计结果
常数
L
KF
F
4.2134
4.2326
0.1567
0.0043
0.879
45.38
(7.83)
(1.33)
(9.91)
(3.78)
3.9458
0.4536
0.1768
0.0132
0.923
33.67
(5.01)
(1.99)
(6.74)
(3.43)
4.6731
0.2797
0.1087
0.0046
0.843
20.15
(5.23)
(1.05)
(5.06)
(3.47)
注：括号内为t值。资料来源同上。
首先我们看表2.1。从总体上看，经济增长的85 %左右可用劳动力、资本、外资与技术进步来解释，其中，资本与外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很大，而劳动力这一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密切。据Solow 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劳动力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大约占35%左右。为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劳动力的贡献反而较低呢？这是由于中国普遍不重视教育投资，劳动力众多而且廉价，技能偏低的结果。而资本与外资不仅仅是一种资金，更重要的是它们是知识与技术的载体，能够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如果我们把东、西部分开估计，可以更加明显的看出渗入制度与知识的资本与外资在东、西部发展的作用：（1 ）就资本而言，在表2.1中资本对东部地区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而在内地却要次之。这是由于东部市场化步伐较快，较注重资本投资的技术含量，投资收益率显著的缘故；而在内地，市场化的脚步缓慢，往往以政府投资为主，投资者注重的是上规模、铺摊子，忽视投资的技术含量，经济效益低下。（2）就外资来说，在东、西部的作用都很显著， 这是由于它带来了国内企业组织管理的提高与生产技术的改进。不过在西部的相关性更大一些，原因在于与内资相比，外资投资者更加注重资金的技术含量与经济效益，外资对西部的边际效益要大于东部。（3 ）在劳动力这一项，东、西部也有差别。劳动力的增加对沿海经济起了一定作用，而在西部并不如此。这是由于东部地区非国有企业与外资的比重大，劳动力的运用效率高，而在西部，传统的国有企业的比重大，不仅富余劳动力多，隐形失业严重，而且运作效率低下。
现在我们再看到常数项。在新增长理论中，常数项是知识和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可以看出常数项对东部、西部乃至全国影响都是很大的，约占经济发展的50%，远远超过四小龙在70—80年代的程度，这是值得怀疑的。我们认为还有制度因素潜藏在常数项里面，这些制度因素包括地区市场化发展的快慢、对产业的选择、对非国有经济发展的态度、地方政府行为方式的差异等等方式上。制度是无法计量的，但是它可以通过时段数据比较得出。
现在我们将表2.1与表2.2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在90年代后，资本与外资在全国的贡献进一步增大，劳动力的显著性进一步减少，这说明经济增长开始走向集约式的道路。特别指出的是，由于较强的制度创新推动（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不仅使资本与外资的技术含量增加，而且常数项的显著性也高于表2.1相应的统计量。 就两表的东部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表2.2中资本、外资与常数项的t检验值有显著增加，充分说明了90年代东部在经济制度与技术创新方面的明显进步。而就西部来看，资本、外资与常数项t检验值增加不大， 说明制度与技术创新不够，保守陈旧。这不难解释为什么90年代以后东西差距不是走向收敛，而是进一步扩大。
可见，投资在东、西部都具有较强的显著相关性，劳动力的贡献在东西部也有区别，而更深层次的则是制度与知识发挥的关键作用。
三、知识与制度的“先发优势”与“累积效应”
改革开放后，东西差距存在拉大的趋势，一般认为是由于国家采取了投资的东倾政策。无疑，投资对东部发展有着十分重要意义，特别是80年代初期，中国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地方分权改革过程中，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实行刺激力较强的定额包干体制，在国家加大对其投资的同时，也激发出了地方较强的资源动员能力，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十分显著。因此，“东倾”政策势必使本来存在的差距更为加大。而且，西部地区产业特点是重工业比重大，对国家投资的依赖性要大于以轻工业为主的沿海地区，所以投资重心的转移对西部省区产生了强烈的抑制作用。
如果说，80年代的东、西差距中投资拉动表现得十分明显。那么，显得更为重要的是东部沿海地区在活动方式、要素配置、产业选择等很多方面优先采用了市场机制，比如设立经济特区与开放城市，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力发展，对外资的引进实施优惠政策等等，东部地区经济从先行改革中获得的增长效应要比优惠政策得到的增长刺激更有意义。这种“先发优势”在80年代中后期就已初见端倪，比如在国内短缺经济的市场条件下，西部巨大的需求与贫瘠的生产能力为东部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源源不断的资金动力，国家双轨控制的基础性产品使东部获得了低廉的成本与巨大的价差等等。进入90年代，东部市场一体化过程加快，地方分权壁垒削弱，不以地方利差为目标而以市场盈利为原则的东部市场型跨地区投资经营活动发展起来了，而此时的西部诸侯经济却硝烟日起，原料大战、封关为王的情形随处可见。这说明制度区别已成为东西差距扩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进入90年代后，改革开放在全国各地区全方位展开，沿海省区的一些特殊优惠政策减少或取消，国家在东西预算投资中的份额差距开始缩小，但是沿海地带对西部的增长优势并没有因国家投资与体制的差异缩小而减弱，由于东部经济改革产生的使资源投入在经济运转中合理配置与使用的机制——“累积效应”，再加上东部“先发优势”的巨大惯性，地区间经济差距比80年代进一步扩大。1991年后东部金融市场及多样化金融工具发展很快，为资金跨地区流动开通了渠道。由于要素的谋利趋向，产生了缪尔达尔的“回浪效应”，大量的资金流向沿海地区，沿海地区投资活动迅速高涨，相当一部分西部资金通过银行存贷差、横向投资和股票交易等多种形式流向东部特别是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有关调查显示，仅1992年西北地区的银行就有约20%—50%的贷款流到广东、海南、山东等地，使原本资金就短缺的西部地区发展更趋困难。因此，与其把90年代的东西差距看成是“东倾”政策所致，不如看成是一种制度原因，制度优势使东部具有吸附资本的能力，表3.1 显示的东西部人均贷款的比较就反映了这种制度因素。
90年代东西差距的扩大也在于东部地区知识经济增长的力度较大。人力资本积累的形式主要是通过学习知识，知识的增加促进经济发展，又反过来提供更多学习的机会，这就是知识的“累积效应”。在90年代后，东西差距扩大在于这一累积效应不同。（1 ）东部非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23.8%上升到1993年的66.4%，而西部仅从16.1%升至40.2%。东部非国有经济的比重高，就比较注重资金与劳动力的运用效率；而西部非国有企业的比重小，难以渗入新知识、新技术，因此在计量结果中，东部劳动力L和资本K较显著，而西部就差些。（2）就外资而言，外资的重要性不在于其投资量的多少， 而在于其对资金与劳动力知识型的管理，更在于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其带进的经营方法与先进技术对国内的企业有着很强的吸引力，虽然外资对西部的经济增长有较大的边际效益，但是由于总量不如东部，技术含量也就存在距离，这也是东西差距拉开的重要原因。（3 ）东部市场化的程度快，比较注重知识的更新换代。如1996年的注册专利约有72.3%发生在东部。而西部大都属于重工业基地，设备老化陈旧十分严重，加上自身积累能力较慢，难以更新换代。据1995年工业普查资料，西部地区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已安装设备按出厂年代划分，70年代以前的设备占13.3%，80年代的占57.8%，90年代的只占29.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8.6 个百分点，比沿海地区低11.8个百分点）。再加上大量的“孔雀东南飞”使西部人才紧缺，与东部差距拉大自然成为一个现实。
四、结论
1.东西部差距收敛规律在中国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等制度变迁时期不起作用；
2.中国东西部的经济增长与投资虽然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但是在东西收益率不一致的情况下，运用政策强行投入，机会成本是很大的，采取抽肥补瘦的政策方式更是难以让人信服的；
3.东西部之间拉大的经济差距并不只是由于投资的原因，东部地区经济从先行改革中获得的增长效应要比优惠政策得到的增长刺激更有意义。实证表明制度与知识的“先发优势”与“累积效应”同样重要。因此，在制度上对西部制度进行改进，及加大西部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也应当是政策着力点；
4.西部大开发易于挑起西部新一轮的“投资饥渴症”，诱发争项目、争投资的狂潮，如何引导这种投资冲动，在西部渗入市场机制，改善投资环境，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课题。
收稿日期：2000—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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