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话语和元叙事的黄昏——李欧塔的后现代知识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论文,黄昏论文,话语论文,知识论文,李欧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欧塔（J—F.lyotard）作为第二代后现代哲学家，与巴黎学派（拉康、福柯、德立达、德留兹）有着渊源关系。但是，巴黎学派所注重的是现代哲学传统的解构，而李氏却把后现代主义推广到了整个文化领域。因此，每当人们论及后现代主义，就必然要论及李欧塔。李氏在当今文坛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其破坏性后果是值得人们注意的。本文试图通过对李氏的知识观之概括，揭示出李氏思想之相对主义、怀疑论之本质。
一 后现代状况
说到后现代主义，人们总要把它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但是，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时间概念，不是与现代主义彻底告别，而是现代主义发展到近期的产物，是对现代社会中所出现的最新思想的概括。因此，后现代主义是与后现代状况不可分的。
1984年，李氏曾因魁北京大学的邀请写了一本题为“后现代状况”的小册子，对总体性、极权主义、一元论与决定论等作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李氏认为，“后现代状况”主要是指后现代的知识状况。他说，后现代状况下的知识必须重新定义，必须与后现代哲学拒绝真理、否认同一性、否认线性发展的观点相一致。“当社会进入众所周知的后工业化时代，知识的地位发生了变化”，〔1〕知识作为一种研究性的产物已经结束，代之而起的是谈话中的知识、话语（discourse）。 学术已经趋于黄昏，它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而谈话或对话正蓬勃兴起，它气象万千、如日中天。在人们的对话中，“最终目的”已不复存在，主客体融为一体，对话中旧式反映论的符合论已经消失，普遍规则或标准已不存在，每个谈话者没有谁服从谁的情形，相互之间是绝对公平的。人们谈论的对象只是自由想象，却没有本体论的承诺，“如果本体论是一种理论的话语，只谈论真理的存在，那么，它便是一种不可能的科学”。〔2〕人们在作出一个判断时，不是确定一个是非，“而是一种感觉， 是一个感觉的问题”。〔3〕
一般地说，后现代状况是与以下两个方面相联系的：
第一，知识的计算机化，使科学话语和知识的叙事（narrative）功能成为接受与理解知识的关键，知识的信息化改变了知识依赖自身的实践与政治、哲学论证来获得合法性的局面。
李欧塔在《后现代状况》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后现代的领域问题，明确指出，后现代主义的领域就是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和后现代文化的知识状况。自从五十年代进入高速发展的后工业化时代以来，科学知识转变成了一种话语，科学、技术与语言联系在一起，音韵学与语言学理论、交往问题与控制论、现代代数学与信息论、计算机语言的翻译与计算机语言中可容性领域的研究、信息贮存与数据库问题、电话教学与智力终端的完成、悖谬学问题等等这样一些事实，无不说明一点，即知识是一种语言、语篇或话语，以致今天我们不仅谈论它们，而且通过计算机来利用它们。这表明，对语言的研究已日益成为一个令人注目的而又十分重要的方面。
对知识的这些技术性处理，使知识不断地改变形态，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因此，探究知识的转换、获取知识转换的方式，在当代已显得十分突出，这种突出的特点被概括为哲学的命题即“当代哲学正在实现向语言研究的转向”。
知识的本性就是它能通过某种渠道转变成可接受与可操作的信息。只有当知识转变成一种信息量时，知识才是可操作的。如果构成知识体系的东西不能被转译成信息，那么它就会被摒弃。在我们这个时代，信息化已经是一个十分突出的时代特征。新的研究成果都可能被转换成计算机语言，知识的生产者与运用者都必须掌握信息化过程，学会计算机的操作，了解并具备把知识转换成计算机语言的手段和能力。
由于科学知识与社会生产的一体化，以致于知识的信息化导致知识的商品化，知识成了价值的一种特殊形式，人们可以为出售知识而生产知识，为维持新的生产而消费这些作为商品的知识。众所周知，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知识就是生产力，是构成劳动力的有效成份。知识水平的不同是形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差距悬殊的原因之一。然而，在知识转变成信息之后，人们便可以通过金钱的作用使知识成为市场上的商品，各个国家和地区争夺信息就如同争夺领土瓜分领土、掠夺原材料一样。谁如果能够窃取经济、文化、政治、科技等方面的情报，谁就能赶上乃至超过别国的发展。而在本国的发展中，关键将取决于“知识偿付”的能力与方式，取决于“知识投资”、“智力投资”。
知识的信息化、商品化给知识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当今社会中科学家由于看重经济利益却常常把情报、信息转售给企业主或别国政府。他们窃取与转售信息，使自己开始非道德化。金钱似乎成了支配知识的决定性力量，价值成了衡量知识的合法化标准，从而使从前科学知识的经过实证而合法化的公认观点开始淡化，科学知识的领先地位与权威性观念愈来愈淡薄。
第二，后工业社会的状况改变了社会的政治文化结构。
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认为，正在进入后工业阶段的各个社会是有不同的政治与文化结构的。所谓统一的社会发展模式在今天无非是一种谈说的笑料，今后所出现的也绝非实质性的某种模式化的社会形态的发展。他认为，“后工业社会的概念首先涉及理论与经验，特别是科学与技术之间的新型关系”，“其次，社会结构的变化对政治制度提出了‘管理’问题。”“第三，强烈依靠认识能力至上和理论知识至上的新的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要与文化发展的趋势相冲突，这种文化力求加强自我，并且越来越反对受道德规范束缚和反对制度化。”〔4〕
后工业社会是现代社会发展多元化的产物，是一种“概念性图式”，而非一种实质性模型。后工业社会的本质特征是理论知识占据社会变化中的核心地位，理论知识是组织新技术、促进经济增长、组织社会阶层的一个中轴。在后工业化社会里，有着建立各种体制的不同中轴，社会根据其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文化关系而有所不同。由于社会在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日益呈现出差异，所以，我们无法找到一个固定的分析模式来概括当代社会的发展，也不可能找到一个评价它们的标准。我们所具有的就是自己的习惯性文化，而各种不同的习惯性文化是不可通约的、无法统一的。“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就是使西方社会结构的复杂变化更易理解的这样一种‘主导方法’”。〔5〕
科学知识合法性的丧失与社会形态合理性发展期望的破灭，使李欧塔意识到，我们正在经历一种与现代主义不同的后现代状况的社会。“后现代状况”告诉我们，一切都处在不确定性中，世界上没有统一性、没有规律、没有所谓真实的认识。人们谈论这个世界，就是在进行语言游戏。
二 科学知识的合法性
当代科学哲学界的怪杰费耶阿本德指出：“在当今世界上，科学并不是唯一正确的，科学是人们已经发展起来的众多思想形态中的一种，但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认为科学能够并且应当按照固定的普适的法则进行的思想，既不切合实际，也是有害的。”〔6〕与费氏一样， 李欧塔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发现现代科学是以放弃或制止合法性形式为特征的，它依赖于叙事方式。在后现代，科学的合法性既不是由其自身来表明，更不是由政治与哲学的元叙事来表明，其原来意义上的合法性已经丧失。
在历史上，科学是随着人性从奴役和压迫中得到解放并得以发展的。之所以得到迅速的发展，是由于政治与哲学的叙事之帮助，政治与哲学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外部动力。科学的解放功能最初依赖于法国革命前的启蒙运动。由于科学的实证性质，对思想、社会生活、政治生活起着直接推进作用，所以，关于人性解放的革命的叙事，反过来推动了科学的普及化与发展。在启蒙运动中，政治与哲学的叙事是一种“元叙事”（“meta- narrative ”），是“最高的叙事”（“grand narrative”）。 所以，其它叙事都只能是从属的，任何局部的、具体的乃至科学的叙事都只是构成这一最高叙事的一个方面，其意义都只取决于这种元叙事。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悖论：科学一方面要制止与消除原始叙事的合法性，诸如宗教、神话、巫术等；另方面又必须依靠更高层次的叙事的评价，从而获得其合法性。李欧塔认为，科学知识若不求助其它知识类型如叙事知识，那么它就无从知道或使人知道它是真的。从这点来说，它根本就不是知识，没有这种对政治与哲学的求助，那么科学就只能自己预设自己处于有效性地位，就会屈从于它本来就反对或批判的知识，即未经证实地论证问题的知识。
对于这个悖论，李氏的分析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形成的是那些最高叙事力量的浪费。他说：“在当代社会与文化——后工业社会、后现代文化中，知识的合法性问题是以不同的术语来阐述的，最高的叙事已经失去了它的可信性”。〔7〕为什么这些最高的元叙事出现衰势呢？李氏认为，基本原因有三：第一，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不断完善和调整使资本主义的发展呈现生机，而共产主义则出现了艰难经营的局面。第二，工艺与技术的发展正在重心上实现从目的向手段的转移，原先发展科学的目的是使人摆脱奴役解放人性，而今则仅仅把它视为手段。因此，后现代社会导致了“人们对元叙事的不信任”。〔8〕第三，当代科学突破了经典力学与相对论的范畴， 在许多方面与常识相违背，这也是对元叙事不信任的主要原因。在当代量子理论中，存在着非连续性现象、非充分决定论现象、非局部性联系现象。所有这些现象都是经典力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所无法解释的。在这两者之间，不可能达成统一的认识，不可能出现统一的规律。因此，对当代科学的理解已经不能借助传统的哲学世界观，而只能“把我们的感受性限于语言游戏规则的异质性，并增强我们容忍不可通约的标准的能力”。〔9〕李欧塔认为，这里的原则是不合逻辑的想像， 而非专家们统一的联系。因为，“实在并不是被给予的”。〔10〕
在此情形下，科学自身的组织力量开始减弱，科学出现了大量专门的特殊研究，每种特殊研究都有其不可比较的模式。要对这些专门研究加以理解，唯一的方法是语言游戏。在语言游戏中，人们不求助于外在标准，没有权威性，人们的目标不是寻求真理，不再是“怎样的研究才会导致可证实的事实的发现”，而是“哪类研究会实行（perform）得最好”。这种“最好”是无标准的。所谓最好，就是在语言游戏中参加者充分地发表见解，越自由越踊跃就越好。就如同电视机由于缺乏电视节目预告，看电视者只能自由选择。而元叙事就如同电视台因缺乏按照节目预告播放节目的规律性或习惯性，即使有节目单但实际上却与之不一致，因此电视台便无法支配收视者的行为、无法控制收视者的意志，更谈不上收视者自觉以其为指南了。
不仅科学的合法性因为元叙事的危机而丧失了，而且也因为科学与社会生产的密切联系而丧失。在科学发展过程中，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真理往往与财富、与生产效率联系在一起。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充分地证明了这种关系。没有财富就没有技术，没有技术就不可能大幅度地增加财富。正是在资本发生循环的时候，技术与财富的关系使得资本必然与科学结合起来。资本的发展解决了科学研究的基金问题，它的私人公司直接对技术及其应用作出了研究与投资，从而创造了私人、国家相结合的研究科学的新局面。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具体的实行状况，是一个投入产出的方程式。经济实力强的公司总裁可以驾驭科学，从而使科学获得合法性，同时他也可以驾驭政治、道德等等。
由于知识的计算机化，电脑、计算机成了传播知识的有效媒体。学生所学的不再是教师课堂上崇高的知识，而是首先掌握电脑的操作。这些被购置的机器是智慧终端机。在电脑里可以学到比教师课堂上多得多的东西。因此，在这样的时代，一个教授、专家并不比银行网络更具竞争性，也不比在想像新的游戏活动的互相惩戒的参加者们更具有竞争力。
因此，在后现代文化中，科学依赖经验证实而获得合法性的原则已经消解，科学的权威性也因此而丧失。
三 元叙事的黄昏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科学似乎正朝着寻求不确定性的方向发展。量子力学突破了严格决定论传统，科学寻找真理所依赖的基础发生了塌崩，现代科学出现了危机。这场危机是决定论的危机，是一种传统科学观、哲学观、认识论的危机。李欧塔告诉我们，面对这场危机，“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提供实在，而是要创造可以想象但不能表达的暗示”。〔11〕这种暗示是由语言游戏提供的。在本世纪初，人们依赖于实证主义的有效性哲学来解决这样的问题，但却一愁莫展。寻找反例作为证据，显然是不明智之举。之后，科学哲学落入了实用主义的幔纬。然而，实用主义仅仅是后现代科学话语合法性问题的一个序曲。实用主义对科学理论的实行极为重视，这种特点使李欧塔有可能着重讨论行为问题。但是，实行的观念意味着必须存在一个高度稳定的系统，因为这种观念是基于关系的原则上的。在理论上，计算和系统运行情况的变化是可以根据已知参量来预见的。可是，量子力学与微观物理学则表现出了与此不同的原理，它要求从根本上改进连续性的和预见性的思路。在它们的研究过程中，不可能出现不确定性的减少而确定性增加的情形。
相比之下，十七世纪以来的哲学基本上遵循经验论原则，服从自然的秩序，探究规律性，是一种以严格的决定论为背景的理性主义。可是在今天，在李欧塔看来，科学家的陈述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只能在语言游戏中才能理解。在这个游戏中，没有完善的确切的、权威的信息，科学家们对这些信息的认识是模糊的，自然界的许多事物是不可预知或认识的。“后现代主义者不信任元叙事，对黑格尔、马克思以及任何形式的普遍哲学，存在着深深的怀疑”。〔12〕李欧塔论证道：艺术、道德与科学（美、善与真）已经相互分离而自主了，我们时代的特征就是语言游戏的分裂，不存在所谓的元语言，没有人能掌握这个社会将要发生的东西，也没有一个占居支配地位的社会体系，市场化了的社会比之计划化的社会更好。
四 分歧与非逻辑的想像
李欧塔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后哲学的、后工业的、多元论的、实用的、有分歧的社会秩序之集合，看作一场消解合法性的运动。他反对科学的统一性，反对以往的哲学与认识论，反对现代政治统治，也反对哈贝马斯以社会交往理论理解语言的观点以及强调先验的主体间性和规范的民意决定论，主张以履行性（performativity）结果来确定语言的意义。李欧塔的这一观点导致他从非逻辑性来思考合理性的问题，从而使所有的理论归结为艺术的想像。
李氏认为，后现代知识是一种有差异的话语，知识的发展也就是话语的丰富与意义的发掘，是异质性的发展。分歧（difference）或差异指的是一种相互间意见冲突的情形，例如两个团体间观点之冲突。由于缺乏评判两者的共同标准，所以就不可能公平地得到协调，一方的合法性并不意味着另一方缺乏合法性。但是，如果把单一的规则应用于两者并试图去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如同这一规则是使理论成为唯一的合法性规则那样，那么，只要双方中有一方不承认这个规则，这个评判过程就成问题了。实际上，一个能评判两者的标准是根本不存在的。
照此，各种话语间是不可通约的，我们无法沟通它们，唯一的方法是哲学的而非理论的，我们可以通过审视话语发现其中的规则，却不能在话语之外找到一个先前已确定的规则，或假定一个规则存在。游戏的规则是习惯，是用语本身的习惯，这个习惯是人们长期的语言游戏中约定俗成的。
李氏认为，语言游戏是由语句的发送者、语句的指称、说话的场所、语句的接受者等因素构成的。进行一场语言游戏，就是进行一场关于语句意义的争辩。在这个争辩过程中，只有自然形成的语言习惯。进行语言游戏就是为了实现人们发明游戏的快乐，这种快乐就是我们通过无始无终的语言游戏，实现了词与意义的创造，是语句的发出者使其听众接受他的暗示。进行语言游戏，是实现人们自由思考的途径，人们在游戏中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想象性、创造性。想象是语言游戏中每个参加者实现自我的手段，在游戏中存在的是互为差异、有分歧的意见。通过游戏，人们增强了对差异、分歧、不可通约性的可容忍性，并且也对形而上学产生了抗性，使自己成为一个“异端”的人。
就后现代话语的叙事而论，其合法性是各个游戏的参加者在游戏中畅所欲言，依靠文学家、艺术家那样的丰富多彩的想像力进行创造。李氏认为，最具有想像力的是艺术家，艺术家是真正异端的人，他喜欢从一种游戏转移到另一种游戏。在这些游戏中，他们总是试图描绘出游戏的新动向，总是试图创新游戏。“语言游戏是独立于知识之外的”。〔13〕
人们在游戏中的想像，其实是一种排除了形而上学与认识论之后的“后哲学的思考”。在这样的思考中，“我们不再求助于最高的叙事”，〔14〕而是求助非逻辑（paralogy）的想像。正如理查德·罗蒂所主张的，在后哲学文化的时代，哲学不再是文化的核心。后现代文化是一种飘忽不定的文化，在这样的文化中，大写的哲学已经死亡，小写的哲学依然存在。而小写的哲学的任务就是要让新思想、新词汇进入到文化的变化中，让创造精神最充分地发挥出来。
非逻辑的想像就是发明创新活动，而“发明创造始终诞生于分歧”。在李氏看来，后现代知识并不简单地是一种权力工具，它把我们的感性提炼成差异，增强了我们容忍不可通约的东西的能力。李氏所崇尚的，正是从欺骗性的形而上学思维时代到浪漫的不正常的纯粹差异的自由思考之美学时代的过渡。并且，他建议，通过文学批评家和文化分析家来理解这种关于非逻辑的思考。如其所说，后现代的人都应当成为疯子、狂人，否则就是不正常的。
五 结语——对李氏的批评
无可否认，李欧塔对后现代知识状况的分析是非常令人感兴趣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数学、理论物理学及其它基础科学、纯科学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科学的经济主义、工具主义的损害，传统的科学范式与研究方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挑战。李欧塔所描绘的科学图景把以往的科学研究程序放置度外，提倡非逻辑的异样方法，这显然是对科学研究程序的践踏，显然是以一种新的特征全盘否定以往文化成果的作法，其实质是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论的。
第一，李欧塔以个别否认一般的方法是无法令人接受的。科学本质上是理性的、实在论的，任何科学理论、假说、问题都无不关心实在，科学的理解无法离开实在。固然，应用科学与社会的经济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从强有力的经济力量和政治权力那里获得了自己的合法性，但应用科学仍必须基于对实在世界的真实认识之上。另方面，一些纯科学的研究也从未停止过，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科学在那些与经济发展看似毫不相干的领域里作了大量的研究，例如对基本粒子的研究，人们曾花费了许多人力，耗费了许多资财建造回旋加速器，研究粒子的存在与性质。人们还在南极冰山下建起了实验室。如此等等，不都是为了证明自然现象的存在吗？不都是在进行纯科学的研究、基础科学的研究吗？
当然，科学并不一定都要求助于经验的模式，今天的科学甚至可以通过选择思维的不同范式与方法的不同维度来预言可能世界，并且声称自己没有普遍有效性。但是，同样，这种不具备普遍有效性的特征是个别现象。如果把这种个别现象加以夸大，那么就必然会导致相对主义与怀疑论。科学所寻求的是共同的、统一的东西，如果没有统一性和规律性，那就根本不能称之为科学。量子力学、微观物理学的发展固然穿插着浪漫的自由想像的情调，但是，这些浪漫的假设最终是可以比较的。差异固然存在，但也非毫无统一性可言。
第二，李欧塔对后现代知识状况的分析，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他的理论知识无用论的观点。在李氏看来，在后现代，某些知识随着合法性基础的转移，其形象已日益遭到破坏，它们的作用也将丧失殆尽。一方面，它表现在六十年代以来知识界对学术的批评；另方面，也表现在现代各国教育体制的衰落。李氏认为，这种状况已足以表明知识已经丧失了要求人们服从它的权威性，思维浪费了时间。在他看来，科学是一门艺术，是一种艺术哲学，其合法性在于它依赖于叙事、语用与欲望，后现代知识根本就不是知识，而是美学，在这个领域，叙事、文本、隐喻、话语等等优于陈腐不堪的结构、决定论、机械论、作用等术语。这种优越性是学术所不具有的。这种观点显然是给不确定性、给相对主义确定合法地位，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把科学的地位降低为一种非理性的文化形式。
第三，李氏的研究给后现代状况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德立达、福柯等著名法国哲学家一样，李欧塔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倍受人们的关注。每当人们提及后现代主义时，都要与他的名字联系起来。李欧塔的文化后现代主义不仅影响着欧洲人的思想风貌，而且也荡涤着全球文化的发展领域。他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破坏性的、极端的，就如同一个拆除旧房子的劳工一样，李欧塔拆毁了现代文化的基础，让现代文化整个地塌崩，但又不想以新的形式在这堆废墟上加以重建。
众所周知，当现代社会与近代社会告别时，人们是那么地欢欣鼓舞，每当提及现代化，人们都为之振奋。而在今天，李欧塔的文化后现代主义看似把握住了时代发展的方向，但实质上却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因为他除了破坏现代文化外，他并没有为人类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提供可以接受的任何建设性意见，没有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提供可以为之奋斗的目标。除了带给人们一群盲无目的聚集在一起的疯子作那无聊的语言游戏外，没有给人们创造任何可以向往的为之奋斗的东西。
在秩序与无秩序之间，李欧塔选择了无秩序的“发展”战略，这显然是令人无法理解的。寻找秩序是人类几千年文明史的总方向，是人类驾驭自然的前提。从整个人类的本性来看，是不可能让世界盲目地运转的。可见，李欧塔的选择是多么地违背人性。尽管，人们发现了一些不确定性、非充分决定论的领域，但这也只能说明宇宙多样性统一的一个实例，它并没有推翻人类认识的结论，而是其辩证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方面、一个部分。
注释：
〔1〕〔7〕〔11〕〔14〕 J-F.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Minnesota 1984,P3、37、81、60;
〔2〕〔3〕〔13〕J-F.Lyotard:Just Gaming,Minnesota 1985,P28、15、73;
〔4〕〔5〕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狜铦译，商务印书馆，第18—19、137页；
〔6〕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周昌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第255页；
〔8〕J-F.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Introduction”xxiv;
〔9〕Andrew Benjamin(ed):Judging Lyotard,London 1992,P90;
〔10〕J-F.Lyotard:Difference,Minnesota 1988,P9;
〔12〕Madan Sarup:An Introductory Cuide to Poststructuralism and Postmodernism,N.Y.1988 P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