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性研究方法的辨析与应用--以经济管理为例_定量研究论文

质性研究方法辨析与应用探讨——以经济管理研究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经济管理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内质性研究的应用与不足

      目前，多种类的研究方法特别是质性研究方法已在国内管理学等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早在1920-1930年代，李景汉、费孝通、张之毅等学者针对中国乡村社会，采取了实地调查的方式，撰写了《定县调查》(1933)、《江村经济》(1939)、《乡土中国》(1946)等专著，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1984年，大连理工大学与纽约州立大学在全国率先合作开展MBA学位教育，推动管理案例教学研究和本土化案例采编工作。在余凯成教授等前辈的带动下，开启了中国管理学案例研究暨质性研究的规范化先河，并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响应，编辑出版了有关案例教学与研究的杂志和专著。但是，囿于当时的时代背景、研究环境和学科水平，其在管理学研究中的影响较之定量研究相对有限，案例研究的内涵、作用与价值未能得到充分体现。

      2001年以前，质性研究方法更多应用于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领域，而扎根理论、追踪研究、参与式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较少为学者了解和使用。2001年以后，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众多管理学者的倡导与使用，质性研究的方法更为研究者熟悉和普及。在国内外管理学者、实践者、出版社、高校与科研机构的积极推动下(成思危，2001；张丽华，2002；张梦中、霍哲，2002；何志毅，2003；孙海法、刘运国、方琳，2004；欧阳桃花，2004；Yin，2004；项保华、张建东，2005；Gilbert，2005；张丽华、刘松博，2006；Greenwood、Suddaby，2006；毛基业、张霞，2007；苏敬勤，2007；Siggelkow，2007；Eisenhardt、Graebner，2007；Plowman、Baker、Beck、Kulkarni、Solansky、Travis，2007；吕力，2009；Yin，2009；郭毅，2010；Robson，2010；Guest，2011；张霞、毛基业，2012；Mihail、Links、Sarvanidis，2013；等)，质性研究的内涵与方法进一步得到挖掘，使用范围和研究热情持续提升。成思危(2001)指出：在提倡管理学者在把握国际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重点的同时，建议能够深入中国的企业，脚踏实地地进行案例研究；张丽华、刘松博(2006)提出：总结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情境下的企业特点与经验、完成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理论升华将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突出时代特色、争做原创成果；徐淑英(Tsui)(2011)认为：中国管理研究目前在全球学术界占据了一定位置，但已有的研究还没有找到中国管理的特征，这需要质性研究、案例研究等方法的弥补。在此背景下，国外一系列介绍质性研究的书籍逐步引入中国大陆，如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年起陆续推出的“万卷方法”系列；国内高校及相关机构也推出了质性研究的专题学术论坛，如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与《管理世界》杂志社等自2007年起每年共同举办的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等。这些举措，共同推动了案例研究等质性研究的发展。

      但是，目前国内学界对于两大质性研究的问题解释仍然不足：一是对质性研究的定义和方法缺乏梳理、整合、对比和分析，既有专著和论文往往专注于某一种相对单一的质性研究的方法或者某一专业的质性研究，研究者难以获得跨专业的视角与经验，容易混淆质性研究、案例研究与扎根理论，容易模糊追踪研究与实验研究等，特别缺乏对相关研究定义与方法系统的归纳和解读；二是对质性研究的内涵缺乏系统比较和区分，难以辨别案例研究、参与式观察、追踪研究、档案研究、实验研究、认知地图等质性研究方法的优势与劣势及其适用情境。本文尝试对质性研究及相关的案例研究、参与式观察、扎根理论、档案研究、追踪研究、实验研究、认知地图等七项主要研究方法进行综述，理清其理论脉络。在此基础上，对比上述方法的优势与劣势，有针对性地提出使用范围与条件，以便更多的学者参考、选择和使用。在此，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种不足并非既有研究者或论著水平存在局限，而是由于质性研究方法本身的选择和应用就存在难点。首先，熟悉和应用的学者基数较定量研究相对较少；其次，以追踪研究为代表的质性研究方法交叉应用的设计难度和时间跨度更大，与实际情境特别是企业的结合挑战更为艰巨；再次，质性研究、案例研究、扎根理论还受到时代的局限，特别是1960至1970年代，管理学等领域的质性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拉大了与国外前沿研究的差距。

      因此，本文尝试主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一，什么是质性研究和案例研究(第二、三节)；二，质性研究的主要方法与内涵(第四节)；三，质性研究主要方法的比较与应用(第五节)。讨论上述三个问题有助于从一个更为通用的、宏观的视野和横向的、互补的视角弥补目前质性研究的两大不足，即跳出单一的质性研究方法或者单一的学科，从而给予更多的学者以更为广阔的方法论认知、方法选择和应用以启示。研究的框架与设计如图1-1所示。

      

      图1-1 质性研究方法辨析与综述设计

      二、质性研究的定义与类型

      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也称“质化研究”、“质的研究”、“定质研究”、“定性研究”，还可以称之为“社会科学实地研究”(Social Science Fieldstudy)、“自然主义研究”(Naturalistic Research)等，是在后现代主义的思潮背景下产生的，从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视角提出对研究问题的现象学(Phenomenology)和解释学(Hermeneutics，也称“诠释学”)的分析和理解。质性研究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深度访谈(Intensive Interview)、现象学、解释学等方法，强调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通过“深描”(Thick Description)来建构“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冯健、吴芳芳，2011)。

      质性研究也可视为案例研究、追踪研究、扎根理论、参与式观察等一类研究方法的统称(胡中锋、黎雪琼，2003；曾荣光，2011)，有别于定量研究(也称“量化研究”)的一系列方法。与后者更多地在某一时点取得“横截面数据”(也称“横剖数据”，Cross-section Data)不同，质性研究更加注重研究的过程与情境，更多关注研究的时间，更倾向采取纵向研究的范式，具有贴近研究对象的适合性、选择研究视角的多维性、促进研究者的反思性、可用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等特征(Flick，2011)。因此，质性研究在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研究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丰硕的成果(费孝通，1948；Eisenhardt，1989a；Barker，1993；Yan Aimin、Gray，1994；Tan、Litsschert，1994；Doz，1996；Siggelkow，2001；Burgelman，2002；张丽华，2002；Siggelkow，2007；Eisenhardt、Graebner，2007；梁觉、周帆，2010；周江华、仝允桓、李纪珍，2012；崔淼、欧阳桃花、徐志，2013；等)。当然，量化研究也有强项，尤其适宜于掌握“面”上的状况和准确地把握社会现象的格局，在科学预测方面也具有一定优势。但是，量化研究基于某一时点的问卷调查也存在劣势，如不易获得动态的资料和历时性的关联资料，也不适用于案例式的历史因素分析等(邱泽奇，2003)。

      从质性研究的作用上看，已被很多学者视为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组成，是定量研究的有机补充。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都是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其核心问题在于分析、判断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这一核心问题源于近代认识论中的经验主义哲学传统，经历了从证实到证伪的发展历程(吕力，2009)。在此过程中，以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定量研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吕力，2012b)。但一些学者同时提出，目前管理学领域以定量研究为主的方法体系存在重大缺陷(王兴周，2006)，亟须完善和解决，而解决之道关键在于其他研究方法特别是质性研究方法的引入和补充。这一重大缺陷具体表现为：无论“规范—分析”取向(Normative—analytic Approach)、“经验—分析”取向(Empirical—analytic Approach)，还是“综合性目标—手段理性”取向都存在一定局限，照搬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容易使得社会科学的研究缺乏普适性、忽略研究情境的复杂性(曾荣光，2011)。因此，很多学者意识到从方法论的视角完善这一问题的趋向以及解决这一难题的方式，就是要以案例研究、参与式观察、追踪研究、扎根理论、档案研究等为代表的质性研究作为定量研究的有机补充(成思危，2001；张丽华、刘松博，2006；毛基业、张霞，2007；苏中兴、曾湘泉、Wright，2007；孙健敏、张明睿，2009；吕力，2009；郭毅，2010；Guest，2011；郭毅，2012；张霞、毛基业，2012；刘海波，2013；等)。

      质性研究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其本身的独特功能所决定的，这些独特功能又恰恰为定量研究所缺乏，因此两者具有互补性和借鉴性。总体来看，社会研究一般包含研究主体即研究者、研究客体即研究对象两大要素，研究和研究方法科学性的必然要求就是合理控制研究误差。目前，有关研究方法的论文和论著一般都明确指出：研究误差往往来源于抽样，即概率误差和系统误差(也称“操作误差”)两部分，但这两类误差仅仅来源于两大要素之一的研究主体。根据研究的两要素分类并兼顾主客体之间的关系，除了抽样误差之外至少还存在两类误差：一是来源于研究客体的误差，即调查对象故意制造的误差和无意出现的误差，这是一般定量研究所忽略或事后难以发现的；二是来源于研究主客体沟通的误差，即研究主客体交互的误差(王兴周，2006)，这是一般定量研究难以检验和根治的。在第一类误差中，尽管定量研究开展了信度和效度检验，但仅仅能剔除部分没有填答、或者填答太过一致的问卷，不排除一些受访者在隐藏自身真实想法的情况下故意反其道而行之、掩盖本意，或无意篡改、笔误和漏答，抑或草草完成敷衍了事等情况；在第二类误差中，尽管很多定量研究都采取了事先书面说明或者现场解释等导语，引导研究客体即被调查者按照既定要求准确完成，但不排除还有一定数量的被调查者依然不理解研究者的设计思路和填答要求。出现了问题的理解偏差，回答思路的南辕北辙和应付交差的大有人在。

      从质性研究的优势上看，相比于定量研究，它是解决上述误差的良方，具有较好的效果。质性研究包含的案例研究、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追踪研究等方法可以比较好地解决上述两类误差。就第一类误差而言，参与式观察和追踪研究等质性方法主要通过长时间的接触和跟踪来了解被调查者的思想、反应和行为，由于基本采取了面对面接触的方式，而且通过了日复一日、甚至年复一年的检验，其观察和追踪得出的信度和效度要更为可靠；就第二类误差而言，案例研究、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需要和被调查者进行面对面的深入沟通，研究者并不施加过多的引导和干预，被调查者的想法一般都可以完整、准确地得到表达，内心深处的真实意见难以隐藏；一旦出现了前后矛盾、左右摇摆的情况，研究者也会就此类问题再次与之进行沟通，或者访问、调查与被调查者相关的领导、同事、亲朋等周边熟知的关系进一步验证孰是孰非，从而确保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具有较高的真实性(Authenticity)(甘露、卢天玲，2013)。由此，中外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于质性研究的界定和理解也有所不同，本研究就学者对质性研究的概念与视角按照提出时序进行了梳理(见表2-1)。总体而言，在不同学者的界定下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共同点：一是质性研究的研究情境比较自然，鲜有人为干预；二是质性研究研究方法多元，不同学科有不同的传统和选择；三是质性研究者相对投入和融入，由“局外人”成为“局内人”而完成研究身份的转变。

      从质性研究的分类上看，与其定义的各有千秋类似，中外学者莫衷一是，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这是由于质性研究的定义差异、视角偏好、发展多元和学科不同所导致的，其理论多元、方法丰富、内容综合，的确难以区分类型(陈向明，2008)。目前来看，既有的分类主要有如下七种视角。一是按照质性研究问题的意义、描述、过程、互动、行为和环境等类型的视角，主要分为现象学、民族志、扎根理论、言语分析法(也称“常人方法学”)、参与式观察法、质的生态学等六大类；二是按照质性研究的兴趣和关注点分类的视角，主要分为探讨言语特点、发现基本规律、理解文本和行动的意义、反思等四大类；三是按照研究者立场不同的视角，主要分为批判、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历史等多种类型；四是按照研究内容传统分类的视角，主要分为整体民族志、交流民族志、认知人类学、生态心理学、象征互动主义等多种类型；五是按照研究方法类型的视角，主要分为人类学的方法、社会语言学的方法、象征互动主义的方法等多种类型；六是按照研究设计分类的视角，主要分为个案研究、历史研究、现象学研究、诠释学研究、行动研究、扎根理论研究、档案研究(包括传记研究)等多种类型；七是按照质性研究是否作为连续体来考量的视角，主要分为完全自然主义质性的研究、半自然主义的质性研究两大类(陈向明，2008)。由于质性研究的方法多样、类型多样，后续本研究将对与研究设计有关的质性研究类型进行讨论，并分析其差异、对比其优劣，由此解释本研究的具体方法选择。

      表2-1 中外学者对质性研究的定义与视角

      

      三、案例研究的定义与类型

      案例研究(Case Study)是质性研究的重要组成，其本质上属于现象学范畴(余菁，2004)。简单地说就是用真实的例子来解释某一研究现象，或者发现和构建某一研究命题，具有探索性、描述性和解释性，能够帮助人们全面了解复杂的社会现象，适合于研究发生在当代但无法对相关因素进行控制的事件(Yin，2004)，也有利于展示某种现象及其与当时所处情景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Yin，2009)。从逻辑上看，案例研究为了从特殊的现象中提炼出研究对象的因果关系，必须使用归纳逻辑(吕力、陆文瑜，2012)，而非量化研究通常采用的演绎逻辑。在管理学领域，案例研究与企业实践结合比较紧密，从而架起了一座连接理论与应用、沟通研究者和实践者的桥梁，便于双方理解、讨论和推广。

      从案例研究的目的上看，根据其定义和特点，主要在于理论构建和理论验证，由此分为理论构建型案例(也称“理论建构型案例”)和理论检验型案例(也称“理论验证型案例”)。理论建构型案例的主要目的在于发现新的研究问题、探索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研究理论，并供将来的质性研究、量化研究来进一步检验。理论检验型案例的主要目的在于验证已经提出的研究命题，检验研究理论的因果关系，特别适用于量化研究的横截面数据难以持续验证、或者特殊情境难以直接依靠数据解释说明的情况，是沟通丰富的质性数据和主流的演绎式研究之间的最佳桥梁之一(Eisenhardt、Graebner，2007)。从研究实际来看，这两类目的的案例研究层出不穷，各有千秋。综合考虑案例研究的目的、过程和方法，根据Yin(2004)对案例作用探索性、描述性和解释性的阐释，案例从其研究目的上也可以分为探索型、描述型和解释型三类。本研究认为：这种三分法与前面的两分法具有一定联系，探索型的案例多用于理论构建案例；描述型和解释型多用于理论验证型案例。

      从案例研究的用途上看，主要用于研究与教学，由此分为研究型案例(Case Methods of Research或Case Study)和教学型案例(也称“案例教学法”，Case Methods of Teaching或Case-based Teaching)(欧阳桃花，2004)。研究型案例有其规范的设计、体系和方法，主要用以解释某一研究问题，构建某一研究命题等，在学术研究领域逐步受到重视。教学型案例也有其规范的步骤、体系和方法，主要用以阐述一个基于企业实际的故事，发掘其过程内涵，用以启发、引导和强调某些重点的教学内容，相对普通说教式的教学，更加生动、更具思考性、也更加贴近实际，因而广受学生特别是MBA等商科学生的欢迎。

      从案例研究的数量上看，主要在于反映典型性，由此分为选择一个案例的单案例(Single Case)研究和选择两个及以上案例的多案例(Multiple Cases)研究(余菁，2004)。单案例研究相对深入，可以用于比较典型、独特甚至罕见的案例；多案例研究更具比较价值，也可互相形成证据，更具说服力，由此衍生出基于单案例整体的案例内分析(Within-case Analysis)和基于多案例比较、归纳和提炼的跨案例分析(Cross-case Analysis)(孙海法、刘运国、方琳，2004)。

      从案例研究的过程上看，主要受制于案例研究的用途，用途不同将导致研究过程存在差异，如研究型案例与教学型案例就存在一定差异。研究型案例强调的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在此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原有研究设计，最终得出相关结论。教学型案例强调的是教授者与学习者之间的互动，有的案例中教学双方可以直接参与，共同面对案例中的困难问题，一起分析和讨论，从而培养学习者的实际应变和实践应用等能力(苗雨君、盛秋生、邵仲岩、王成、张月武，2007)。在教学型案例的分析讨论过程中，教授者和学习者还可能发现案例教学中的不足，反馈给案例编写者，从而进行了另外一种互动，即案例编写者与使用者之间的互动，以更加完善案例逻辑和内容，方便案例教学与推广。在案例教学上，美国的哈佛大学独树一帜，取得了较好的经济与社会效应。目前，西方形成了一个以哈佛案例库为核心，以毅伟案例库、欧洲案例交流中心等为补充的案例库体系；借鉴西方的模式，中国也形成了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案例中心三大案例研究中心(何志毅，2003)，此外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案例研究中心等后起之秀(张丽华、刘松博，2006)，从而形成了一套基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案例库体系。

      从案例研究的评价上看，就其应用、作用和价值等问题在学者之间存在一定争论。Eisenhardt(1989b)指出，案例研究的本质在于创建构念、命题、理论，理论创新是其本质任务。Bartunek、Rynes和Ireland(2006)认为：理论构建型案例研究具有创造性，因此是“最为有趣”的研究。潘绵臻、毛基业(2009)对《美国管理学会会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MJ)2005-2007年间的3篇最佳论文解析发现：采取案例研究方法的均为理论构建型(Gilbert，2005；Greenwood、Suddaby，2006；Plowman、Baker、Beck、Kulkarni、Solansky、Travis，2007)，这一时期的最佳论文对于验证性案例研究的评价相对有限，高质量的案例研究更强调理论建构和理论贡献(毛基业、李晓燕，2010)。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案例研究对于理论验证具有重要作用(张梦中、霍哲，2002；孙海法、刘运国、方琳，2004；欧阳桃花，2004；项保华、张建东，2005；苏敬勤，2007；毛基业、张霞，2007；等)，有助于认识与求证一般性理论在特定情境下的应用范围(张丽华、刘松博，2006)。Yin(2004)认为案例研究最适宜回答“怎么样、为什么”等类型的问题，具有探索验证和理论创新的重要意义。探索验证也是理论验证的一种。Siggelkow(2007)提出：案例研究即便是个案研究至少具有三个重要作用：激发研究、启发灵感和提供佐证。不难看出，前两个作用偏向于理论构建，最后一个作用偏重于理论验证。吕力(2011)认为案例研究的评价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一是案例的典型性与启发性；二是与典型性相关的可信任性；三是与典型性相关的可推广性；四是研究过程中记录的准确简洁；五是研究设计的逻辑可靠性；六是理论饱和度，即个案的概括与提升的顶点；七是研究结果的创造性与重要性。

      四、其他主要质性研究方法的定义与类型

      (一)参与式观察

      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是质性研究的重要组成，也是社会调查研究的重要方法。它起源于“田野工作”(Field Work，也称“田野作业”、“田野方法”等)，最早在人类学、民族志、民俗学、社会学中应用，并逐步推广到农学、旅游学、宗教学中应用(约翰逊、陈光金，1987；彭兆荣，1999；泰德拉克，2002；李麦浪，2002a、b、c、d；陈向明，2002、2003；格雷本，2005；罗洪祥，2007；布洛维，2008；马慧，2008；艾菊红，2009；刘相军、杨桂华，2009；刘俊、楼枫烨，2010；王毅杰、周现富，2011；等)，随后引入到管理学等其他领域(邝艳华，2012)，其目的也是为了取得研究设计所需要的分析资料。

      从参与式观察法的使用范围上看，几乎适用于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研究，采取此方法可以描述发生了什么，所涉及的人或物，事发的时间和地点，发生的过程和原因等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即回答何时(When)、在什么地方(Where)、对哪些对象(Who)、采取哪一种或几种方式(What)以及如何发生(How)、为什么发生(Why)等问题。所以，参与式观察法尤其适用于研究人类生活所体现的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从局内人(Insiders)而非局外人(Outsiders)的视角研究事件的发生过程，人们与事件的关系及组合，事件的时间连贯性和模式等(Jorgensen，2009)。

      从参与式观察法的分类和归属上看，主要有如下关系类型。由于参与式观察实质是调查研究的分支，首先需对调查研究的类型溯源。调查研究按其方法不同，主要分为观察法、问卷调查法、文献调查法三类(邱泽奇，2003)。在观察法之中，按照观察地点的不同即所处具体环境可以细分为实验室观察法、实地观察法；按照观察身份的不同即是否参与可以细分为参与式观察法(也称“参与观察法”、“参与研究法”)、非参与式观察法(也称“非参与观察法”、“局外观察法”)(风笑天，2009)；在参与式观察法中，按照观察信息的差异即是否公开可以细分为公开性参与式观察法、隐蔽性参与式观察法。事实上，上述分类和对应的方法各有利弊和适用情境，具体问题需要结合研究设计和需要具体分析。也有学者在这一分类的基础上，提出完善的观察者、观察者即参与者(更偏向观察)、参与者即观察者(更偏向参与)和完全的参与者四类(李麦浪，2002b；Bryman，2004)。相比于易于理解和区分的完全的角色(Complete Participation)，观察者即参与者与参与者即观察者其实都是一种混合的角色(Mixed Participation)，往往一边参与一边观察。因此，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可以将观察者即参与者和参与者即观察者合二为一，并不加以严格区分，采取更为简单明确的三分法即可(风笑天，2009；等)。

      在按照观察地点不同的分类中，实验室观察法采取的是“人为场景”的观察，需要一定人为控制和情境设定，从而更好地控制、观察和调整相关变量；而实地观察则采取“真实场景”的观察，摒弃人为控制的因素，更加回归自然状态。这两类方法本质没有好坏之分，但存在适用情境的差异。例如，2003年“非典”期间，对SARS病人的诊断和治疗方法的调查主要采用的就是实验室观察，通过不同的诊断方法或者治疗方法的比较，来获得各种方法的基本资料(邱泽奇，2003)；同时，这一实验室观察受到严苛的条件限制和隔离约束，有效避免了疫情的进一步发展和人为传染。而20世纪前期李景汉、费孝通、张之毅等学者受到Boas(1886)、Mauss(1910)、Malinowski(1926)等所提“田野方法”的启示而采取针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则采取了实地调查的方式，深入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境，并撰写了《定县调查》(1933)、《江村经济》(1939)、《乡土中国》(1946)等专著。

      在按照观察身份不同的分类中，如果切身参与到所研究的社会情景中，参与式观察就是调查者参与到所研究的社会情景中，变成所研究群体中的一员，并用群体成员的眼光来了解被研究的社会群体。这有利于调查者从“局外人”转变为站在被研究者立场的“局内人”视角深入理解研究对象的言行，也有利于观察到一些平时难以见到的现象、了解到很多“局外人”难以入场了解的问题。这一方法具有换位思考、情感介入、发现问题、捕捉原创、得到信任等积极作用(马翀炜、张帆，2005；易江波，2011)，调查者可以较好地理解当地社会的结构以及社会文化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功能关系(马翀炜、张帆，2005)。例如，Barker(1993)对ISE公司自我管理团队“协和控制”机制的参与式观察研究，论文主标题最终命名为《束紧的铁笼子》(Tightening the Iron Cage)，这种“束缚感”与“压迫感”的真实体验不仅仅来源于被研究者，更是研究者作为参与式观察者和团队成员的发自肺腑的感觉。试想，如果不是研究者亲身经历和真实体验，如何取得如此生动形象的描述。而如果研究者没有切身参与到所研究的社会活动和社会情境中，则是非参与式观察法。非参与式观察的好处是可以保持调查者“旁观者清”的客观、摒除“当局者迷”的不理智；但其缺点也很明显，如不易深入了解被研究者的思想和行为，也不易获取一些相对隐蔽、私密的研究资料。

      在按照观察信息的不同的分类中，如果在被研究场景中公开研究者的身份，则是公开性的参与观察，适用于一些不涉及特殊内容、特殊群体、特殊情境的研究，如普通的企业调研、乡村调查、经济调查等。这一方法的好处是告知被调查者并表明研究身份，以期获得非正式渠道的理解或正式渠道的合作，比较适用于企业等组织引入外部顾问，进行某项项目设计或问题诊断。当然，这一方法也存在一定局限，当被调查者一旦得知自己受到外界研究者的关注，可能会在被观察的过程中刻意改变自己的言行。对此，“霍桑实验”的研究过程与结论就是最好的例证：工人生产效率的提高并非来源于照明等环境的改变，而是感觉自己受到外界的重视而更加努力工作。如果没有在被研究场景中公开研究者的身份，则是隐蔽性的参与式观察，适合访问一些特殊群体或行业，或者针对某些特定研究主题，如涉嫌或确认犯罪的群体(易江波，2011)、公检法等国家暴力机关或监狱等高度限制性的情境等(高其才、周伟平、姜振业，2009)、一些难以治愈的疾病患者和边缘化的特殊群体(Whyte，1943；Liebow，1967；刘红旭，2008；王明珂，2010；毛飞飞，2011)。

      (二)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也称“扎根研究”)由美国学者Glaser和Strauss在1967年提出，已在社会学、管理学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是质性研究的重要理论和方法组成。顾名思义，扎根理论与社会生活实际联系非常紧密，运用逻辑、归纳、演绎、对比等分析方式，螺旋式的提升概念和关系的层次，最终发展成理论，特别适合于缺乏理论解释或现有理论解释不足的研究(胡永铨、谢云蕾，2012)。Suddaby(2006)认为：扎根理论最适用于试图理解行为人从主体互动经验中构建行为意义的研究。总的来看，扎根理论来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从实践中来也应用于实践，方法相对规范统一，由此被认为是定性研究中最为科学的一种研究方法(Hammersley、Atkinson，1990)。

      从扎根理论的特点上看，这一方法着重关注如下问题。一是强调原始资料的重要性，这是扎根理论的根本宗旨，理论的归纳来源于丰富的资料，每一步发展都需要资料的佐证(吕翠，2012)；二是强调自然情境的要求，研究者对于资料搜集和整理并不附加个人的主观意志和思想，并不提出预先的假设和判断，而是尊重事实、实事求是；三是强调“自下而上”的归纳，这是扎根理论的精髓所在，强调“自下”就是尊重理论的实践基础、根源和根本，强调“而上”就是依据一定方法论原则逐步归纳、提炼和丰富；四是强调研究者的理论敏感性，在研究者搜集和分析资料的过程中，要对前人的资料、文献高度熟悉和敏感，能够敏锐地从中发现和灵活运用理论的创新点和空白点，从而完成新理论的建构；五是强调方法上的不断比较，在研究过程中逐一开展资料与资料、概念与概念等之间的比较，按照关系的类别进行分类，最终以理论建构来回答所研究问题。

      从扎根理论的方法上看，由Strauss和Corbin(1998)开发的扎根理论对程序、阶段或步骤进行了严格规定，如必须使用分阶段的编码(Coding)方法，即将收集到的经验资料分析、辨析并赋予概念(Conceptualized)的过程(胡永铨、谢云蕾，2012)。开放性编码(“初始编码”、Initial Coding，“开放编码”、“一级编码”、“开放式登陆”)的程序意指定义现象(概念化)—挖掘范畴—为范畴命名—发掘范畴的性质和性质的维度；主轴编码(也称“轴心编码”、Axial Coding，“关联编码”、“二级编码”、“关联式登陆”、“轴心登陆”)的程序意指通过运用因果条件—现象—脉络—中介条件—行动/互动策略—结果这一典范模型，将开放性编码中得出的各项范畴联结在一起的过程；核心编码(也称“选择性编码”、Selective Coding，“核心式编码”、“三级编码”)的程序意指选择核心范畴，把它系统地和其他范畴予以联系，验证其间的关系，并把概念化尚未发展完善的范畴补充完整的过程。上述编码过程实际分为三个阶段，在三阶段中，核心编码与关联编码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等级编码，即核心编码包含了关联编码。此外，还可简化为开放编码(Open Coding)和集中编码(Focused Coding)两个阶段。

      从扎根理论的分类上看，主要分为Claser与Strauss的“经典扎根理论”、Strauss与Corbin的“程序扎根理论”、Charmaz的“建构扎根理论”三大流派。其中，经典扎根理论与程序扎根理论的最大差异在于编码的过程，经典派主要分为实质性编码、理论性编码两个阶段，而程序派主要分为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个阶段(陈文基、忻展红、申志伟，2011)。值得一提的是，扎根研究方法的两位创立者，即经典派内部在发展该方法的具体运用时出现了不同的倾向，Glaser偏向概念或理论的发现性，Strauss偏向概念或理论的证实性(Charmaz，2009)，类似于案例研究中的理论建构与理论验证两类。但无论如何，两者对于理论研究都具有贡献，只存在适用情境的差异(武亚军，2013)。

      (三)档案研究

      档案研究(Archives Study)也是质性研究的重要分支，文献等档案作为与问卷调查等量化研究完全不同的质性资料，是不可忽视的研究数据来源(吕力，2012a)。从广义上看，档案研究与内容研究(Content Study)、文献研究(Literature Study，也称“文本分析”)等方法的概念比较接近，都是指对过去存在的有关文献资料进行分析、编码的一种研究方法，用以发掘既有文字中潜在或潜藏的含义。从狭义上看，档案是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某些个人，在社会活动中形成并保存起来以备查考的文件材料，包括技术图纸、影片、照片、录音带等(王景高，2009b)，即各类存档的材料，如财务报告等上市公司信息(毛洪涛、吉利，2005；王宁，2006；毛洪涛、张正勇，2009；方瑛，2011；赵晶晶，2011；颉茂华、刘艳霞、王晶，2013；等)、口述档案(王在萍，2009；子志月，2013)、电子健康档案(钱旦敏，2010)、医疗档案(王萍、张帅、张诗敏，2011)、私人档案(王芹，2005；袁玮，2011)、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赵清、荔锐、黄新荣，2011)、教育档案(王晴，2013)等。因此狭义的档案研究仅仅指针对档案文献的分析方法，而不包括其他资料在内，如公开发行的书籍、杂志、报纸、广告、影片、照片、图纸、图画以及未归档的企业文件和电子材料等等。需要注意的是，档案研究与档案学不同，后者意指以档案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群(张晓，2003)。

      在档案研究的属性上，档案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并与人类文明相始终(王景高，2009a)，是原始的历史记录，具有一定的保存价值，是人们有意识保存下来的文件有机整体(王景高，2009b)，具有原始记录性、归档保存性、备以查考性、记忆工具性和非现行性等主要本质属性(王景高，2009c)。因此，档案研究的实质正在于发掘档案的属性，从非现行的记录材料中寻找作者在研究设计里所提出问题的答案或解释，完成研究目标。

      在档案研究的优势上，档案研究与内容研究虽同属质性研究的范畴，但其资料来源和研究基础却是客观存在的。档案研究的对象很多是一手资料，具有较高的真实性；有的因保存完好还具有延续性和连续性，长时间经历了实践的检验，比“横截面数据”更加丰富。对此，吕力(2012a)认为：回忆录与传记等文献和档案在管理学研究中具有量化研究所不具备的独特价值，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一是资料的整体性，二是资料的丰富性，三是资料的真实性，四是无可选择性。所以，采取此类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反而比某些实证调研取得的数据更为可靠和有效。当然，档案研究也有其相应的信度和效度的考量，这与档案本身的属性是分不开的，例如，有学者提出：档案的可靠性取决于其结构的完整程度以及其形成过程的控制程度；真实性取决于其模式、形式和传播途径的状态，及其保存和保管的方式(Luciana，2001)；还有学者认为：保持档案的真实性，不仅需要维护档案本身，还需要保持档案与其所记载的活动之间的联系(Westney，2007；王萍、张帅、张诗敏，2011)。

      在具体研究技术上，档案研究同样多采用归类、编码等内容研究的范式，在具体方法上借鉴了实验研究等其他研究方法，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如行为财务会计就引入了情景实验手段，突破了传统会计学中的档案研究对研究数据的约束和研究问题的时限要求(周玮、卢兴杰、杨丹，2011)。目前，还有的档案研究引入了最新的研究系统(王晴，2013)，如VOSviewer软件，主要提供四类耦合和三类共被引分析，并以密度视图等四种方式展现网络关系，从而在聚类(Cluster)技术和图谱(Mapping)技术方面更为客观和直观。

      (四)追踪研究

      追踪研究(Panel Study)也称“定组研究”，虽多为质性研究所采用，但并不仅仅局限于质性研究，很多量化研究也引入了追踪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从研究实践来看，追踪研究也许并非一种独立的研究方法，其往往依附或并行于其他研究方法，如与案例研究、田野调查、扎根理论等的并用，也有与定量研究设计的融合使用，如追踪式的定量调查、问卷调查等。但无论与哪种研究方法共存，追踪研究本身都有序时、跟踪的含义。从广义上讲，其主要内涵在于跟踪某一研究项目，并持续到其完成为止，是一种时间序列上的选择。因此，无论基于实地的质性研究还是基于数据的实证研究，其实都是一种对于项目的追踪，贯穿整个研究项目的始终。从狭义上讲，追踪研究是一种基于时间序列的研究设计，这种独特设计有助于避免“横截面数据”的局限和不足，可以取得整个项目周期或一定时间阶段内的数据和情境变化，对研究结论的解释更具有说服力，信度和效度整体较高。目前，我国学者对于追踪研究方法的论述凤毛麟角。代表性的定义如风笑天(2006)所述：追踪研究意指对同一组对象在多个不同的时间点上进行调查和收集资料，然后通过统计分析前后几次调查所得的资料来探索社会现象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及其不同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一种研究方法。

      因此，前文提到的一些案例研究、扎根理论等从广义上讲其实都是一种追踪式的研究，但可能并不完全符合追踪研究方法论的严格定义。后者关注了较长的时间、花费了较高的成本，这既是追踪研究的优点，也是其缺点。当然，如果不进行完整的、基于时间的纵向研究设计，的确很难取得令人信服的数据和结论。所以，纵向研究设计才为很多学者所采用(丘海雄、许扬先、赵巍，1997；路风，2000；刘爱玉，2003；秦志华，2003；李静、程磊、荆博、崔巍巍、李智慧，2004；佟新，2006；Chang，Genying，2008；Robson，2010；Cho，Dong sung、Huang，Fei，2011；Mihail、Links、Sarvanidis，2013；等)。从时间维度上看，一些国外研究者对追踪研究的设计更为强调纵向的过程，历时较长。例如，Robson(2010)的研究分为3个阶段且长达8年，分3次远赴位于巴西的公司和工厂进行实地研究，采取半结构访谈、半结构小组讨论和非参与式观察等研究方法，受访人达89人、受调查者达62人；其中，每次访谈持续35～90分钟，并进行记录和转录，这一系列工作帮助研究者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从方法论来看，追踪研究由首次调查(也称“前期调查”)和一次或多次的追踪调查(也称“后续调查”)两部分组成。追踪研究在纵向研究方式设计中最为严格，因此在研究者探索复杂社会现象、回答具有挑战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风笑天，2006)。目前，国内学术界采用追踪研究方法的相对较少，现有一些名为追踪调查的研究实际上只是“同期群研究”(Cohort Study，也称“群组研究”)，即在不同的时期对具有相同特征的人群进行的调查，但追踪对象已经发生了改变，所以并非真正的、严格意义的追踪研究(风笑天，2006)，即前文所称狭义的追踪研究。

      从推广度上看，追踪研究的方法之所以前期在国内运用很少，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是由于其设计要求十分甚至最为严格，如后续调查中第二次、第三次直至第N次调查的对象都必须与第一次调查对象的相同，即前后的所有次调查都必须是同一组对象，不能中途更换，也不能因研究对象消失或联系不上而减少一定比例等情况；二是同时进行追踪研究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往往很大，研究的整个周期耗时较长，使得一般的研究人员在工作强度和时间跨度上难以承受，或者一般的研究项目因经费预算和研究周期等限制无法满足；三是由于其难以被研究者采用，限制了其意义和价值的传播，追踪研究在方法论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还不为广大研究者认识和采纳，如可以估计一组变量的跨时间关系(Cross-time Relations)等，其具体操作方法和要求也不为研究者熟悉和使用(风笑天，2006)。但在国外，追踪研究越来越受到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研究者的青睐，特别是发展心理学领域。毕竟在该领域中，许多自变量往往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示其效应。因此，为了较好地推断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也才需要进行追踪研究(Little、Card、Preacher、Mcconnell，2009)，从而更有效地揭示心理等现象的发展变化。比如，2006年在包括《发展心理学》(Developmental Psychology，DP)在内的6种主要发展心理学期刊上发表的348篇研究论文中，有141篇论文采用了追踪研究的设计，占全部研究的41%(Card、Little，2007)。

      从具体应用上看，由于追踪研究具有与实验研究相似的内在逻辑，因此它具有与实验设计相似的功能，能够较好地用以分析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换句话说，追踪研究比一般横剖式的调查研究具有更强大的因果推断力。同时，由于追踪研究需要跨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此它还具有明显的解释现象变化过程的特点，据此能够较好地探讨和分析某一特定的社会现象或社会事件对人们社会生活的长期影响。因此，追踪研究最为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在于探索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现象的变迁过程。此外，追踪研究的资料往往具有比一般横截面的研究所得资料更加高产、广泛和长期的应用价值(风笑天，2006)。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已有国内学者按照狭义即严格追踪研究的方法或遵循基本的追踪研究设计的要求开展了相关研究，取得了重要的发现和成果，如刘军、刘小禹、任兵(2007)，王芳、许燕(2007)，张丽华、陈许亚(2009)，莫申江、谢小云(2009)，李从容、宋晓阳、段兴民(2011)，刘小禹、刘军、关浩光(2012)，王美芳、张燕翎(2012)等；此外，还有学者对追踪研究的信度等展开了有益的讨论(叶宝娟、温忠麟、陈启山，2012)。

      (五)实验研究

      实验研究(Experimental Study或Laboratory Experimentation)既被视为一种施加了过程影响的观察法，属于质性研究的范畴(Denzin、Lincoln，2007)；但也因存在人为干预和设计，研究需要定量数据，被视为一种量化研究(Martin，2011)，在心理学特别是实验心理学等领域应用广泛。实验本身是一种探究，在探究中调查者控制感兴趣的现象，并且设置观察和测量现象的条件(Willer、Walker，2010)。有学者认为：总体来看，实验研究的内在逻辑与追踪研究十分相似(风笑天，2006)，即在可控的条件下，实施多组对象的跟踪和对比研究，从而发现施加的不同影响对其结果的差异。具体而言，在实验研究中，研究者首先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前测；经过一段时间后，再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后测，并在两次测量之间对实验组按照研究设计实施实验刺激；最后，通过分析和比较两组对象前后测量所得的定量数据，来判定实验刺激，即原因变量(也称“前因变量”)的作用及其大小(风笑天，2006)。

      从实际应用上看，实验研究在自然科学、心理学、教育学、经济学、金融学、会计学等领域应用较为广泛(Harrison、Lau、Williams，2002；苏远连，2003；伍利娜、陆正飞，2005；陈时强、胡兴昌，2009；闫威、陈长怀、韩美清，2010；程新生、罗艳梅、马竞超、李宏飞，2011；鄢莉莉、刘鹏、刘文忻，2012；吴卫华、万迪昉、吴祖光、江能前，2012；王晔，2013；等)。在管理学领域中也有应用，具有代表性的如由美国早期科学管理研究者开展的“金属切削实验”(Taylor，1881)、“生铁搬运实验”(Taylor，1888)、“霍桑实验”(Mayo，1924)等。近年来，国内管理学领域的实验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如“案例学习实验”(王重鸣、李凯，2011)、“跨层纵向实验研究”(林泉、宋宝香、邓朝晖，2011)、“仿真实验”(王洪利、王刊良、李艳，2011)、“最优随机打击实验”(秦永恒、万迪昉，2012)、“情境模拟实验”(张敏，2012、2013；李明、凌文辁、柳士顺，2013；张剑、王浩成、刘佳，2013)、“模拟仿真系统实验”(谭政、吴锋、朱静，2012)、“鸡尾酒配比实验”(付雷鸣、万迪昉、张雅慧，2013)、“计算实验”(徐峰、盛昭瀚，2013)、“实验调查”(Experimental Survey)(杨卫忠、葛玉辉、王祥兵，2012；陈冬宇、赖福军、聂富强，2013)等。但值得注意的是，实验研究有其严格的边界和限制条件，因此实验方法并非适用于所有的管理研究，即便具有特定研究情境的管理实验研究方法也并非适用于研究所有的管理问题，否则，易导致研究外部效度不高、研究结果难以很好地为社会实践服务(何斌、郑弘、李思莹、董振宁，2013)。

      从研究分类上看，实验研究落地到管理学领域或落脚到具体管理研究情境，一般称为“管理实验研究方法”，即实验管理学的研究方法，意指其在可控的实验环境下，针对某一特定的管理现象或管理问题，研究如何控制实验条件、观察实验者行为以及分析实验结果，以检验、比较和完善管理理论或为管理者提供决策依据的过程(何斌、郑弘、李思莹、董振宁，2013)。这一方法具有强验证性(包括相关验证性和因果验证性)、可控性、可重复性、相似可拓性等特点。从分类上看，管理实验分为现场实验、实验室实验和课堂实验三类，三者的实验设计方法、实验实施方法、实验结论运用方法以及侧重点有所不同。

      现场实验对实验主试和被试的要求相对较高，同时需要严格控制实验过程中多变的管理机理以及其他可变因素，前文提到的“霍桑实验”、“金属削切实验”等实质都可以视为一种现场实验；实验室实验更加强调实验的事前控制，一般在实验设计时采取控制变量法，使需要验证的管理机理的变化在实验可控范围内，这类方法偏向心理学研究领域，如管理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较多采用；课堂实验的主要目的是使管理原理或者机理再现，使课堂实验人员能够在实验过程中深刻感受到某种管理因素的作用机理，因而其研究方法更具备重现性、教导性，这类方法不仅局限于管理学，还与教育学、教育管理学、案例教学等联系紧密。综上所述，选用管理实验研究方法时，应该首先考虑所要研究的问题和研究的设计是否满足以下三个适用条件：一是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是否可控；二是研究内容是否可以重复验证；三是因果关系或内在机理是否相对复杂。

      (六)认知地图

      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也称“心像图”(Mind Map)、“心智图”(Mental Map)等，由Tolman于1960年代提出，原本多用于心理学、环境学领域，以普通地图的形式展示知识的有机结构(张凌，2012a)。在此后的研究中，认知地图的适用范围有所扩展，逐步演化为狭义认知地图、广义认知地图两类(张凌，2012a、b)。

      从广义上看，广义的认知地图意指基于认知科学的人类对于事物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关联图示，是一个用图形认知世界、思考问题的工具集合，可用于表达隐性知识的图形(张凌，2012b)。这一概念相对宽泛，包括概念地图、方法地图、过程地图、专家地图、知识网络、知识图谱、社会网络、思维导图、语义网络、知识结构图、知识资源图、知识流图等，其特点是没有明确的目标指向，展现了知识资源的分布及属性。因此，认知地图在隐性和复杂知识显性化方面具有优势(Huff，1990)，目前已在心理学、地理学、旅游学、情报学、管理学等传统领域(白凯、孙天宇、郑鹏，2008；蒋志杰、张捷、韩国圣、曹靖，2009；叶春森、汪传雷、储节，2009；马费成、张凌，2009；谢小云、周帆、严进，2010；张凌，2012a、b；聂婧、凌文辁、李明，2013；张凌、乔晓东，2013；田逢军，2013)，以及行为地理学等新兴领域(柴彦威、颜亚宁、冈本耕平，2008；鲁政，2013)得到广泛的应用。

      从狭义上看，狭义的认知地图意指基于概念地图的表达概念间因果关系的关联图示，用于可视化评价与决策，如具有明确的目标指向的模糊认知地图等。在管理学的质性研究领域，认知地图可以视为扎根理论的图形表达，因此两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武亚军，2013)。在管理者认知研究中，认知地图是指研究者对特定主体，即研究对象在一个特定背景下关于特定事物的一系列代表性言论的图形呈现，它可以用自然逻辑、图式化、情境、表征、知识和图式等加以刻画(Cossete、Audet，1992)。其中，自然逻辑意指特定主体，即研究对象运用自身的日常语言且大众熟知的言语对特定问题或事件按照一定逻辑所作的阐述；图示化意指特定主题所采取的一系列认知和发表活动；情境化意指对特定主体发表言论的特定背景，即特殊情境的复原，这一特殊情境可能会影响特定主体言论的内容。

      从具体分类上看，Huff(1990)提出认知地图从运用的视角上，即其目的或用途上可以分为五大类：一是给予决策评估者对概念的关注、联想以及重要性的评价；二是揭示不同的认知类别；三是昭示影响、原因和系统的动态过程；四是披露论据的结构和结论；五是明确不同的感知编码、框架和图式。Mohanmmed、Klimoski和Rentsch(2000)提出认知地图从知识资源的分布及属性上，即其方法和内容上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路径搜寻联想网络(Pathfinder Associative Networks)；二是多维标度(Multidimensional Scaling)；三是交互提取认知地图(Interactively Elicited Causal Maps)；四是文本提取认知地图(Text Based Causal Maps)。

      从操作过程上看，Cossete、Audet(1992)认为：认知地图的应用主要包括以下环节：一是根据主题选择可以进行认知地图分析的材料；二是对备选材料进行转换从而变成认知地图中可以表示的变量(Variables)及其联系(Links)；三是把变量之间的关系用“箭头”等符号加以表示，用以说明一个变量或概念对另外一个变量或概念产生的影响，而箭头边上的正负号分别表示正或负向影响；三是变量之间的从属关系用“(？)”表示；四是将变量和关系呈现在一张地图上。聚焦到管理认知领域，Eden、Ackermann、Cropper(1992)和Cossete、Audet(1992)等研究者认为：认知地图分析需要考虑一般特性分析、被影响因素分析、影响因素分析和路分析(Loops Analysis)等，并探讨其内容、过程、核心概念、核心和主导逻辑。

      五、主要质性研究方法辨析

      (一)方法论比较

      上述研究都可以视为质性研究的方法，来源的领域不同，采取的视角不同，特点和优势也各有差异。需要特别关注和讨论的是，“一枚硬币总有正反两面”，因此所有研究方法都有其优点和缺点，也都有其适用的条件和情境，质性研究的方法也不例外。例如，Snow和Thomas(1994)总结了战略管理研究中田野研究的4种主要方法及其适用范围：直接参与式的调查研究(观察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和公司文档分析法；其中，观察法、访谈法、公司文档分析法更适用于理论的构建，而问卷调查法和模拟实验方法更加适合于理论的检验。调查研究(Survey Research)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方式，其研究目的在于对研究对象的特征和关系进行调查，并做统计分析和描述，即取得和分析资料(邱泽奇，2003)。这种研究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在时间维度上的一次性，或者称为单点性。因而，调查研究通常被称作是一种横截面研究，其优势在于针对性较强，便于实施，灵活性较大(何斌、郑弘、李思莹、董振宁，2013)。正是由于调查研究的横剖特征，使其在具有大量优点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内在的不足和局限。这种局限性的一个主要体现，就是调查研究对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推断相对软弱无力。由于“从社会调查中所获得的这种抽掉时间框架的‘事实’中，人们往往比较容易发现不同现象相互之间的‘共变’特征，而比较难发现它们之间的‘因果’特征”，因此在解释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方面，调查研究的方法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风笑天，2006)。比如，其结果容易受到调查方案设计的缺陷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影响，又如调查者不配合或不如实作答等，所以用以保证问卷或量表信度和效度的工作需要一定的投入，也需要耗费较长的时间。对此，也有学者提出量化研究可以借鉴质性研究的优势，反之亦行，以实现优势互补(胡中锋、黎雪琼，2003)，继而以顺序、平行和交错三种方式进行融合(陈忠卫，2013)。

      案例研究尽管存在种种优点，但也主要存在代表性、强度和推广度等三方面局限(吕力、陆文瑜，2012)：一是存在被考察对象的多寡与代表性的问题，因此在案例选择的过程中必须制定相应规则，确保符合研究设计的需要；二是存在归纳过程的强度不够，即需要进一步考量分析是否存在其他偶然现象或原因导致结果的发生，确保案例归纳逻辑的完整性；三是存在归纳过程中的广度不足，因此需要开展多案例研究等方式加以补充和完善。针对上述局限，也有学者提出了对应的解决办法。例如，采用“穆勒五法”中的剩余法与共变法提升管理案例研究归纳的强度(吕力、陆文瑜，2012)；采用“穆勒五法”中的契合法、差异法和契合差异并用法提升归纳的广度(吕力、陆文瑜，2012)。此外，也有学者强调尽管案例研究对理论构建等有所启发，但研究者最好把自身的体会置于一些合理的预期和参照系的指导影响之下也许更为可取(Suddaby，2006)。

      参与式观察法等观察方法的研究目的在于对研究对象的行为进行观察，持续做系统的记录，并进行描述和分析。其优点在于观察和记录的都是研究对象的真实行为，是实事求是获得的一手资料，无需施加任何控制。其缺点也很突出，如比较耗时、观察者对研究结果的影响较大、容易受到先入为主的主观判断影响、有的参与式观察法过于注重描述研究对象的行为等表象而忽略对其根本原因的挖掘和剖析(何斌、郑弘、李思莹、董振宁，2013)。与其他调查研究方法相比，观察法比较简单易行，适用于获得一个“点”的截面资料，如果观察的时间足够长，也能够获得这个“点”的“社会事实”的动态。因此，参与式观察法的局限性也非常突出，如往往不能获得“面”的资料，也不适用于众多研究者参与的调查研究(邱泽奇，2003)，否则成本较高。此外，参与式观察法是一种带有强烈人文色彩、几乎完全建立在包括一位研究者在内的两人或多人互动基础上的方法论，而这种互动可能往往是混乱、复杂、且富有感情色彩的(Hume、Mulock，2010)，容易受到研究者主观思维和情感的影响。不难看出，其适合于与一些涉及“面”上的研究相结合，从而可以起到“以点带面、点面俱到”的效果。

      扎根理论和认知地图在应用范围和有效性上也存在一定差异(武亚军，2013)，尽管两者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扎根理论是由社会学领域发展出来的，适用范围较广，可以对很多类型的资料进行分析；认知地图是由认知心理学领域发展出来的，适用范围较窄，主要用于谈话、档案等资料的分析(这里取认知地图的狭义概念)。但上述两种方法又存在某些一致性或互补性。例如，将被研究者讲话资料进行扎根研究得到的核心概念、范畴之间的关系用图形表示，结果就可以变成某种形式的认知地图。因此，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认知地图是扎根理论的“图形化”归纳与展示，扎根理论是认知地图的“语言化”表述与说明。

      档案研究从研究对象上看，目前的研究更加接近于内容研究(Content Study)和文献研究(Literature Study)等方法。在传统意义上的档案研究中，采取更多的是逻辑推理、归纳以及文献对比、梳理等方法，尚没有一套比较科学的、实证的体系。而西方的扎根理论、编码技术的出现，则是对档案研究技术的有力补充和诠释，并且在西方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参考应用和比较广泛的认可。我们认为：档案研究结合西方质性研究技术使得研究方法论和方法本身得到了完善和充实，使其可以形成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研究方法；同时，由于档案定义的范围和类型，使得档案研究的对象更为多样和全面，由此即便在档案研究范畴之下也可以建构“证据三角形”，例如影像、文字、录音等互为支持和佐证，从而更加丰富档案研究的对象、提高档案研究的信度。

      实验研究的目的在于建立并剖析管理机理或原理的因果关系，从而展示自变量是引起因变量发生变化的原因。其优点比较突出，如验证性强、探索性强、预测性强，可以通过重复验证以得出科学的结论，可对实验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进行较为严格的控制等。同时，实验研究也有其不足，如受到外部条件和内部因素影响较大，受到限制条件较多可能与外部情境较为脱节，毕竟实验环境有很多变量受到人为的控制，而更多突出设计因素的影响(何斌、郑弘、李思莹、董振宁，2013)。同样，管理实验的研究方法也有其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易受人为主观影响，每位研究者的细微设计差异、被试的选择偏差、观测数目的多少等都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闫威、陈长怀、韩美清，2010)；二是难以验证实验的有效性，目前除了严格重复实验之外对此仍然缺乏有效的方法加以检验；三是目前主要通过人的经验以及偏好解释或者预测管理现象或理论，还无法完全预知未来(何斌、郑弘、李思莹、董振宁，2013)；四是被试所获得支付或激励水平的高低可能影响其情绪和选择，进而可能影响实验的结果，制约实验的内外部有效性(闫威、陈长怀、韩美清，2010)。这些不足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管理实验的推广度和使用范围，因此采取实验研究或管理实验方法必须注意其使用特点和适用范围，即具有可控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可被重复验证的，所需剖析的因果关系或内在机理无法直接得出且较为复杂的管理现象或管理活动(何斌、郑弘、李思莹、董振宁，2013)。

      表5-1 质性研究方法的主要特征、优劣势和应用比较

      

      

      (二)方法论选择

      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探索和解释不同社会现象(研究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因果关系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存在关系的两种现象之间具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作为原因的现象要发生在前，作为结果的现象要发生在后(风笑天，2006)。Cook和Campbell(1986)以及Shadish、Cook和Campbell(2002)等指出，有效的因果推论必须满足三条准则：一是假定的原因和结果之间具有共变性，或者称之为存在稳定的关系；二是原因有暂时优先性，即原因必须发生在结果之前；三是能够控制和排除可能的因果关系之间存在其他解释的可能性，即除此原因之外没有其他替代性的解释。其中的准则之二，就是用以保证因果关系的时间顺序，即先后顺序这一必要条件。由于调查研究只是在一个时间点上收集资料，因此调查研究一般无法达到因果关系对时间顺序的要求。尽管在大多数采用调查研究方式进行的研究中，研究者依然会把注意力和焦点放在探讨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上，但他们采用的分析和推断方式却常常存在一定问题(风笑天，2006)。

      综上所述，明确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已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在此基础上，目前学术界主要的研究方法大多采取定量研究的范式，大多以横截面数据为具体操作对象，在理论框架下通过“证伪”或“证实”来验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检验和发展有关理论。但是，这样的研究范式并不满足或者并不完全满足因果关系的三条准则。特别是前文提到的准则之二，成为一些以横截面数据为因果解释支持的实证研究方法论的“硬伤”；同时，还有一定数量的实证研究仅仅以量表搜集为绝对依据，缺乏实地研究和现场观察，导致一些可能重要甚至关键的研究变量缺失，更难以发掘一些潜在的中介或调节变量。这两大问题，恰恰可以通过质性研究的方法来弥补和解决。

      为了更好地解决准则二的问题，“实证研究+质性研究”的范式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方法，特别是“实证研究+追踪研究”的范式可以更为完美地达到因果关系准则二“前因后果”的要求。比如，刘军、刘小禹、任兵(2007)，王芳、许燕(2007)，张丽华、陈许亚(2009)，莫申江、谢小云(2009)，李从容、宋晓阳、段兴民(2011)，刘小禹、刘军、关浩光(2012)，王美芳、张燕翎(2012)等，这类研究以实证方法为基础，以前后多次甚至长达几年的追踪为依据，设计更为严谨，结论更为可靠。此外，由于扎根理论、参与式观察、案例研究等质性研究方法本身就具有纵向研究的时序和持续特征，因此如果采取“实证研究+扎根理论”、“实证研究+参与式观察”或者“实证研究+案例研究”的范式也能够较好的解决上述问题。当然，由于实证研究方法与质性研究方法存在方法论的差异，有的研究因为设计思路的不同或者篇幅的限制，很难归到同一个研究框架之下或者发表在同期同一篇研究论文之中。因此，我们提议：如果确实难以整合，前后两篇基于同一研究目的的论文同样能够说明问题，即便是不同学者基于不同地区的研究。例如，在众多研究最佳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组织绩效因果关系的论文中，Robson(2010)和Mihail、Links、Sarvanidis(2013)两篇恰恰与众不同地采取了案例研究的方法，得出了与大多数实证研究一致的结论(Jiang、Lepak、Hu、Baer，2012)。采取不同方法的成功检验，使得这一因果关系的信度和效度进一步提升，具有更高的推广度和更广的适用范围。

      为了更好地解决准则三的问题，“实证研究+质性研究”或者多种质性研究方法并用的范式都不失为较好的解决方法。在此，我们初步归纳了三类各具特色的研究组合。第一类，“实证研究+扎根理论”、“实证研究+档案研究”或者“案例研究+扎根理论+实验研究”都可以使得证据来源更为多元和可靠，还可以从日常积累的点滴发掘更多的线索和亮点；第二类，“实证研究+参与式观察”、“实证研究+案例研究”(如：张丽华，2002；等)或者“案例研究+扎根理论+参与式观察”可以使得研究更加贴近实际和情境，还可以全程参与研究的过程，往往有意想不到的额外收获；第三类，“实证研究+追踪研究”(如：刘军、刘小禹、任兵，2007；刘小禹、刘军、关浩光，2012；等)、“实证研究+认知地图”或者“扎根理论+追踪研究+认知地图”则可以使研究的脉络更为精细和明确，能够使得研究结论更上层楼并助推理论的提炼与升华。需要强调的是，解决准则二或准则三的组合式研究，其策略一般以某项研究方法为主线，其他研究方法为支撑辅助。例如，“实证研究+追踪研究”的范式至少是两次不同时点的实证研究，可以理解为以实证研究为“基本单元”，并按照追踪研究的要求作为“主线”多次实施。

      在此，需要补充一点的是，由于质性研究的情境特征，在研究设计中一些外部变量难以控制，需要提前分析、判断和采取一定措施。例如，针对企业案例研究的很多外部变量、内部变量难以严格控制，上述三类研究组合概莫能外；如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迁、企业外部环境变化、企业自身战略转型等，结果导致研究设计难以实现和实施严格意义的追踪研究或实验研究，可能会影响研究目的或者初衷。因此，如果出现此类外部影响情况，这种研究不能视为严格意义的追踪研究或实验研究，但可以视为采取了追踪研究、实验研究等研究方法的基本原理或部分技术的案例研究，或者是广义上符合追踪研究、实验研究理念，并采取了参与式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这种情况进一步告诫我们，需要深入了解研究的情境，在研究设计时需要尽可能全面地考虑影响因素，最大限度地满足研究方法的基本要求，特别是追踪研究、实验研究等限制条件较多的方法。

      事实上，多种研究方法的融合使用或者多个案例的组合选择已经成为质性研究的趋势。Eisenhardt和Graebner(2007)指出，通过多案例研究来构建理论，是一种将丰富的定性数据与主流的演绎研究相结合的最好方法；与之类似，Martin(2012)特别强调比较案例研究、民族志、扎根理论、归纳研究等虽属于不同类别的质性研究方法，但相互之间存在一定方法的重叠，因此研究者在实际使用中常常组合运用，但组合具体形式并没有一个公认的、通用的“模板”，需要根据研究设计和案例情境等来入手。按照这一思路，采取多种质性方法研究的设计不仅过程多元，结论也可以有多种形式，如最后构建的理论模型可以是过程模型，也可以是因素模型，或者兼顾过程与因素模型的结合(Martin，2012)。

      我们赞同上述学者的观点，建议今后的研究可以更加注重案例研究、参与式观察、扎根理论、追踪研究、档案研究等多种质性研究方法以及实验方法等的交叉使用和融合创新，寻找不同类型、来源的一手资料以更好地进行交互验证，即Yin(2004)提出的包括档案、文献、观察和访谈组成的“证据三角形”，从而提高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同时，我们提倡案例研究取向的多元化：案例研究的评价应该根据案例所处的理论与实践情境、研究设计与过程、应用启发与理论贡献等要素来综合评定。特别强调的是，对案例研究的评价需要结合研究设计和具体情境，这事关案例的典型性、启发性、可信度与推广度，无论建构理论还是验证理论，无论教学型还是研究型，只要是符合研究设计、适合借助案例进行研究的，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其中，如需理论建构的研究设计，可以借鉴“理论抽样”的范式，主观选择符合理论需要的案例(吕力，2012b)，从而提高案例的典型性、实践的推广度和理论的说服力。

标签：定量研究论文;  质性研究论文;  误差分析论文;  吕力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