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儒学对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知识分子论文,传统论文,先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27（2000）04—0106—08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是在批判儒学，倡导民主与科学的呐喊声中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批判儒学，就不能树立人们对民主与科学的信仰，五四时期先进中国人就不能因此而走向并接受马克思主义。但在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固有的文化心理基础，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同样也难以走向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前，虽然已经有废科举、兴学堂之举，但儒学仍是中国教育的灵魂。那个时期的青年学生和他们的师辈，在接触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之前，大多受过传统儒学的教育，几乎毫无例外地深受儒家人生哲学的影响。无论是李大钊、陈独秀老一辈，还是毛泽东等年轻一辈，都以儒家的人生哲学和社会理想作为自己思考人生问题的基本出发点。由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创刊号的《社告》中明确指出：“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注：《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上海，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一集，下册，第382页。）毛泽东1917 年在致白浪滔天的信中表白自己“尝读诗书，颇立志气。”（注：《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儒家人生哲学作为一种入世哲学，它为传统士人设计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路向。儒家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就体现在治国平天下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追求中。五四时期的先进中国人大都有一个从儒学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
一
格物致知是儒学修身的内容之一，其根本目的在于“穷天理”，即获得对世界本源的认知。孔子的孙子子思最早探究了本源问题并提出了“诚”的概念，认为“诚者天之道”，“诚”是万事万物得以产生的本源。到了宋代，儒学大师们大大发展了关于本源的理论。作为宋儒理论的集大成者，朱熹认为，宇宙的本源是太极，太极即理，理是超绝时空的永恒存在，“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先有此理”，“万一天地山河都陷了，毕竟理还在这里”。所以“本源”在儒学大师那里指的是宇宙生存和发展的终极精神实体。对于宇宙本源，在传统儒学作为中国读书人的精神家园坍塌之后，新一代知识分子开始了自己的追问和探寻。李大钊认为，“宇宙间有唯一无二之真理。此真理者，乃宇宙之本体。”（注：《李大钊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上册，第261页。 ）“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注：《李大钊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上册，第446页。）青年毛泽东认为， 要成就外王的事业，就必须洞悉和掌握宇宙的本源。他说：“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注：《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毛泽东希望通过自己的求索，掌握本源，从而达到圣人的修为。他说：“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注：《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7页。）他决心探求大本大源，掌握宇宙真理。他向友人表示：今后“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短长，占去日力。”（注：《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7页。）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对本源的探究，一般不是采用博采众家之长建构自己学说的形式（有人有这样的想法，但条件不允许。时至三十年代后，冯友兰、熊十力、金岳霖诸先生方才进行了这样的尝试，创立了各自的学说），而是采用了比较推求并进而接受西方社会思潮的形式。这在当时表现为对“主义”的探讨。在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等众多的“五四”社团中，人们对要不要“主义”以及要什么样的“主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当时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认为主义就是旗帜，就是方向；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不仅需要主义，而且需要马克思主义。
掌握世界本源之所以成为救国救民的必要前提，是因为在中国知识分子看来，宇宙的本源既是天道，藏在历史表象的背后，支配着历史的发展，“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同时它又是人道，是人间至善至美的道德标准，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即“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弄清了宇宙的本质及其规律，也就找到了救国救民之道。毛泽东解释说：“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注：《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86页。）没有探得本源，就无法成就外王的事业。他批评袁世凯“以欂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注：《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他以为，康有为似略知本源，“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注：《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
1920年3月，毛泽东在致朋友的信中表白自己还没有找到大本大源，然而半年之后，他终于找到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看来，当时的各种社会思潮，只有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解释了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具有高度的实践性和科学性。李大钊则认为唯物史观的发现是史学方法的革命。它不仅科学地解释了社会，说明了社会变动的真正原因，而且也给人以希望和力量。他说：“旧历史的方法与新历史的方法绝对相反：一则寻社会情状的原因于社会本身以外，把人当作一只无帆、无楫、无罗盘针的弃舟，漂流于茫茫无涯的荒海中，一则于人类本身的性质内求达到较善的社会情状的推进力与指导力；一则给人以怯懦无能的人生观，一则给人以奋发有为的人生观。”（注：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下册， 第137页。）可见，在那些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看来， 人生观的问题说到底是“大本大源”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与自然科学相提并论的社会科学——一种真正把握了世界本源的科学理论。
二
诚意、正心是儒家修身学说的第二个方面，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培养具备治国平天下的个性心理特征和道德操守。传统儒学认为，圣贤之为圣贤，就在于他们有心忧天下的博大胸怀。孔子说：“仁者爱人”。儒家追求的“仁”，即“爱人”的最高表现，就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种济世救民的圣人情怀，成为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的文化心理基础。一般说来，五四时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都有着强烈的济世救民的博大胸怀。这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表现，但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圣贤君子的慈悲意识。孔子认为，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是义利之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立志为民，就是君子；立志为己，就是小人。青年毛泽东自觉地以圣贤君子的规范要求自己，表现出圣贤君子的慈悲情怀。他在1917年致友人的信中说：“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小人者，可悯者也，君子如但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古之人，有行之者，巢、许是也。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注：《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其二，浩然坦荡的胸襟。孟子以为，人活着，就是要有志气，有一种体现正义和大道的浩然正气。青年周恩来在这方面深受孟子的影响。他认为，在修齐治平的人生路向中，正心是关键。如说：“平天下者，必先治国、齐家、修身、诚意、正心。正心者，万事之基也。”（注：《周恩来早期文集》，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上卷，第266页。）在周恩来的理解中， 正心就是要树立心怀天下的浩然正气，就像冒万险探新大陆之哥伦布、脱专制竖自由旗之华盛顿、闻鸡起舞之刘昆、击楫中流之祖逖，“其所成之丰功伟业，实不外乎其志，未有日以作奸欺世为志，如莽、操者而能跻乎圣贤之林哉！”（注：《周恩来早期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上卷，第49页。）其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孔子认为，为了仁，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李大钊、恽代英和郭沫若等人都表露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愿心。恽代英在日记中表示“要救下等人，必不可自居高大地位，不肯牺牲。”（注：《恽代英日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31页。 ）“恐怕最重要的还是能有牺牲自己去践履道德的勇心。”（注：《恽代英日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645页。）郭沫若则表示，为了大众， 要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概。他说：“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间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未免出于僭妄。”“要发展个性，大家应得同样地发展个性。要享受自由，大家应得同样地享受自由。”“但在大众未得发展个性、未得享受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倒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人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注：《郭沫若全集》，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文学编第15卷，第146页。）
这种济世救民的圣贤情怀，正是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动力。能否济世救民，成为他们评判各种社会思潮的标准。恽代英指出：“吾等信新学说，非以纯理的脑筋信纯理的学说，乃以此学说有利于大多数人也。”（注：《恽代英日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530 页。）从能否救民于水火的圣人情怀出发，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批判了资本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他们认为，资本私有的结果，造成两极分化，生产事业越发达，雇佣阶级和被雇佣阶级的分离越发显著。被雇佣阶级的血汗被雇佣阶级掠夺而去，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因此，如果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工人阶级仍然不能免除被剥削被奴役的命运。而社会主义，正是要解除劳动者的苦痛，实现人类经济和政治的平等。李季指出：中国工人阶级过着非人的生活，这是资本主义造成的罪恶。”外国工人每日作工八点钟，他们所得的工资除掉维持自己的衣食住外，还可养家，还可剩下储蓄，他们尚不满意于资本家的掠夺，要实行社会主义化的生产。我们中国的工人终日劳动，尚不能自给，而一班知识阶级的新顽固还说中国实业不发达，要提倡资本主义去办实业，岂非丧心病狂么？”为免除工人阶级的苦痛，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我国既有一种资本主义的制度，既有一种掠夺人的事实，那么，一种大公无我的社会主义去救正它，应当受每个有理性和有良心的人之欢迎和赞助。”（注：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下册，第211 页。）陈独秀在致罗素的信中说：资本主义虽然在西方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但“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贫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的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产物”，“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注：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下册，第146页。）同时，要救多灾多难的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 陈独秀说，中国的资本主义决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对手。因为“以组织力薄弱的中国资本家遇着组织力伟大的欧美资本家”，不能避免其失败的命运。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足够的力量免除中国遭受侵略、奴役的命运。中国这种被侵略被奴役的命运，“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因此，“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注：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下册，第162页。 ）周恩来则说，利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开发实业，其结果不仅是使中国变成舶来品的销售场，而且会使中国各地布满了外国的资本家。（注：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下册，第432 页。）李大钊则以为，中国不能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在世界业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今天，社会主义是中国赶超欧美的捷径。他说：“人家已经由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发点，按人家的步骤走。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势力之下，要想存活，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注：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下册，第205页。）
三
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中国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思潮，青年知识分子大多景仰社会主义，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在当时的整个世界都是十分独特的文化现象。为什么十月革命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并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这固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中国传统儒学中的古典社会主义背景，就不会有五四运动之后的社会主义思潮。
传统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提出了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蓝图。这是一个共同富裕、普遍和谐的古代乌托邦。这个乌托邦境界激起了中国一代又一代儒者的心驰神往。五四时期，儒家学说虽然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但大同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精华仍然是现代知识分子所向往的目标。青年毛泽东写道：“大同者，吾人之鹄也。”他希望实现“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的“大同圣域”。（注：《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在构想中国未来社会的时候，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大同思想作为择取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评判标准。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时，首先把社会主义学说与中国的大同学说联系起来。他提出，要破除国家这个偶像，“我想各国的人民若是渐渐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这种偶像就自然毫无用处了。”（注：《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5 页。）他希望中国人，能够养成“有教育、有知识、有团结力”，以便“有资格和各国思想高远的人公同组织世界大同。”（注：《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1页。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之所以热烈欢迎十月革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十月革命体现了世界大同的精神。新民学会会员荫柏说：苏俄政府“反对强权，提倡人道，主张民族自治，不惜牺牲最少数人，以来收回最大多数人固有的幸福；要创造一个大同世界，创造一个永远和平的世界。”（注：《五四时期社团》，上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册，第70页。 ）李大钊更是认为，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正在趋向“大同”。他说：“今日的Democracy，不仅是一个国家的组织，乃是世界的组织。这个Democracy不是仅在人类生活史中的一个点，乃是一步一步的向世界大同进行的一个全过程。”（注：《李大钊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上册，第604页。 ）他甚至还设想了世界实现大同的程序（注：《李大钊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上册，第625—626页。）。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之所以历史性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就在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契合了儒家文化所设定的大同理想。郭沫若明确地指出，他就是因为信仰儒家的大同理想而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他说：“儒家的思想本是出入无碍，内外如一，对于精神方面力求全面的发展，对于物质方面亦力求富庶。精神是离不开物质的，精神的教养在富庶之后，这个为政的秩序，孔子自己是已经说过的了。那吗，在我们东方人看来，在我们物质的生产力尚未丰富的时代，我们正不得不仰救于西方的科学文明呢！不过我们所应当提防的，是要善于利用科学文明而不受资本主义的毒害。在这儿我在王阳明学说中与近世欧西的社会主义寻出了一致点。王阳明主张‘去人欲而存天理’，这从社会方面说来，便是废去私有制而一秉大公了。在这儿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才可以握手，在这儿西方文化才能生出眼睛，东方文化也才能魂归正宅。所以在我自己是肯定孔子，肯定王阳明，而同时更是信仰社会主义的。”（注：《郭沫若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历史编第3卷，第298—299页。 ）郭沫若把王阳明的“去人欲而存天理”理解为废私有制固然有误，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儒家大同学说在精神上确实具有相通之处。1925年，郭沫若试图写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儒家大同学说的比较文章，但最后却写成了一篇谐谑性的小品——《马克思进文庙》。这篇作品虚构了马克思与孔子会见的情形。马克思请教孔子，想弄清楚他的主义与孔子思想究竟“怎样不同，而且不同到怎样的地步？”然而双方通过一番比较表明，双方的基本精神是相同的。第一，马克思主张对世界和人生持肯定态度，而孔子也是注重利用厚生的。第二，马克思的理想是要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社会。而这与孔子的“大同世界是不谋而合”。第三，马克思主张发展生产力，而孔子也认为他并不反对发展生产力，反而是主张“先把产业提高起来，然后才可以均分”的观点。通过一番对话，马克思最后对孔夫子说道：“我想不到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怎么有人曾说我的思想和你的不合，和你们中国国情不合，不能施行于中国呢？”（注：《郭沫若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文学编第10卷，第161页。 ）于是郭沫若得出结论：要把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结合起来。他说：“我的想法是：在个人的修养上可以体验儒家精神努力于自我的扩充以求全面发展，而在社会的兴革上则当依社会主义的指导努力吸收科学文明的恩惠，使物质的生产力增加，使物质的分配平等，使各个人的精神都得以遂其全面发展。”在郭沫若看来，这是东西文化结合的最佳途径。“东西文化可以开出一条通路，而在我国目前的新旧思想之争也可以折冲樽俎了。”（注：《郭沫若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历史编第3卷，第299页。）
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使得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很好地兼顾了国与天下即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关系。郭沫若说：“我们素来的传统精神，最远的目的是在使人类治平，而不在家国。我们古代的哲人教我们以四海同胞的超国家主义，然而同时亦不离弃国家，以国家为达到超国家的阶段。”所以，“在东西各国，传统精神与世界主义，是冰碳之不相容；而在我们中国，我们的传统精神便是世界主义。”我们“应该极力唤醒固有的精神，以与国外的世界主义者相呼应。”“极力阐发我们固有的精神，使我们中国得早一日成为世界主义的新国。”（注：《郭沫若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文学编第15卷，第184—185页。）毛泽东认为，既要改造中国，也要改造世界。他指出，与其“改造东亚”，不如“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改造“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改造“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注：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下册，第181页。 ）周恩来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表示：“我们虽是中国人，我们的眼光终须放到全世界上来。我们不必想取捷径，也不必畏难苟安，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世界上只有一个共产主义能使这个责任无国界无种界地放在无产阶级肩上，也只有他能使中国民族得列于人类中间彼此一视同仁。”（注：《周恩来早期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下卷，第457—458页。）这是中国儒学天下一家的情怀所涵养出来的一种远见卓识。
当然，在“五四”时期，流行着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社会主义只是众多社会主义学说中的一家。无政府主义在起初各派社会主义学说中占着优势。相当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如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等，都深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最终，这些先进知识分子还是放弃了无政府主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儒学的眼光，无政府主义也不失为一种“大同”学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最终战胜了无政府主义，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在于无政府主义与儒家学说的旨趣不同。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学说。它信奉极端的个人主义。而儒家学说，其基本出发点不是个人，而是整体。无政府主义虽然能一时满足人们追求个人自由的需要，然而深受中国儒学熏陶的先进知识分子，决不能仅仅关心个人自由而对国家、民族的危难无动于衷。当他们以能否济世救民的标准去判断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时候，二者的优劣一下子就变得非常明晰起来。由于无政府主义关心的是个人的绝对自由，因此它所设想的实现理想社会的手段也是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反对组建无产阶级政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样，它实际上没有为人们提供实现理想社会的切实可行的手段。陈独秀、李达等人系统地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认为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不加分析地反对一切强权也是错误的。依照无政府主义的理念决不可能实现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指出：“无政府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注：《共产主义小组》，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下册，第554页。）周恩来指出：“A·ism （引者注：安那其主义）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这样旧势力盘踞的社会里，而要解放一切强迫，解放一切束缚，所以便容易流为空谈了。”（注：《周恩来早期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下卷， 第448页。）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传统儒家人生哲学和社会理想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心理基础和认同机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受到传统儒学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一定走向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实际上，相当多的人，虽然受到了传统儒学的影响，但并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有人甚至走上了相反的道路。这是正常的。因为人们的阶级地位不同，文化背景复杂，对中国社会的现状和未来的认识也不同，这些都制约着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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