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耀性消费——凡勃伦与布迪厄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凡勃伦论文,布迪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来，消费问题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而以消费为研究对象的消费社会学在社会科学界的地位日趋看好，也是很自然的事。说起消费社会学的发展，凡勃伦、布迪厄都是不得不重点加以探讨的扛鼎级学者。可以说，凡勃伦是消费社会学的开山祖师，而布迪厄则是当代消费社会学的奠基人。
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的影响主要来自他那本《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该书于1899年出版后即引起极大的轰动。当时，资本主义正处在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过渡的关键时期，工具理性四处扩张，旧的规范已经瓦解而新的规范尚未形成，社会生活中的无序、失范等现象随处可见。而凡勃伦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亲眼目睹了“镀金时代”（golded age）的人们在曼哈顿大街购筑豪宅，疯狂追逐时髦消费品。有鉴于此，凡勃伦提出了“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这一社会科学界内的不朽语。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则处于一个与凡勃伦迥异的时代。那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早已完成，社会产品极大丰富，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诸多矛盾与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时期。对于这一新的时代，不同的学者给予了不同的表述。吉登斯称之为“高度现代性社会”或“晚期现代性社会”；鲍曼称之为“后现代社会”；丹尼尔·贝尔称之为“后工业社会”。布迪厄则在整合马克思、韦伯、康德等学者观点的基础上于1984年写出了《区隔：关于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一书。布迪厄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化的社会，社会的分化必须从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这两个纬度来进行考察（见图1）。在这一全新的时代，大众的日常生活日趋审美化[1]，生活方式（ways of life）的追求让位于生活风格（lifestyle）的选择[2]。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费斗争实际上成为寻求区隔（distinction）而展开的符号斗争。尽管布氏并未明确提出“炫耀性消费”的概念，但实际上，从《区隔》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炫耀性消费的实例，只不过炫耀的手法不同罢了。
附图
图1 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地位
那么，何谓炫耀性消费？人们为什么要追求炫耀性消费？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消费有哪些表现形式？它是沿着一个怎样的路径在社会上传播开来的？这种消费行为与社会阶级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哪些人或者哪些群体最有可能成为炫耀性消费者？对于上述问题，笔者将在下文中通过对凡勃伦与布迪厄的比较予以解答。
1.炫耀性消费及其目的
对于炫耀性消费的概念，凡勃伦是在将其与“炫耀性有闲”（con？鄄spicuous leisure）的对比中提出的。他认为，“两者所以同样具有博取荣誉这个目的上的功用，是由于所共有的浪费这个因素。在前一情况下所浪费的是时间和精力，在后一情况下所浪费的是财物。”[3]对于消费是否属于浪费现象，凡勃伦认为，“关键问题是在于它是否直接有助于整个人类生活的提高，是否在非个人性质的意义下，有助于生活过程的推进。”[4]布迪厄并未对炫耀性消费下任何操作性定义。他提出，消费就是一场符号斗争，符号斗争即分类斗争的口号。这种鉴赏力使对象分类，也使分类者分类。
那么，人们趋之若骛地追求炫耀性消费到底是为了什么？凡勃伦认为，这是荣誉准则、竞争本能在起作用。人们为了在社会上获得地位与声望，只有通过消费商品（或服务）——来证明自己的支付能力——以达到与他人的歧视性对比的目的。通过这种歧视性对比，他们可以保护或者提高他们的尊严。在社会分化加大、流动性增强的情况下，炫耀性的有闲已不可能，因而凡勃伦提出“炫耀性消费”这一概念来解释当时的金钱竞赛。布迪厄则认为，人们的消费是在一定的场域下进行的，是消费者调动资源（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符号资本）以便将自己与其他消费者区隔开来的行为。同时，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又受制于消费者长久以来所形成的性情倾向（disposition）即惯习（habitus）的影响。可以这么说，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消费行为都涉及一场符号斗争，都是一场为寻求区隔而进行的斗争。通过这种符号斗争，消费者可以确立其独特的地位与认同感[5]。
2.炫耀性消费的表现形式
在凡勃伦生活的时代，社会还只是处于匮乏经济的阶段。普通商品尚处于稀缺状态，就更不必说珍贵、稀有的商品了。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段里，金钱实力（pecuniary strength）就成为压倒一切的决定性因素。如果谁拥有了财产，那谁就能在社会上取得声望、获得尊重。在这一金钱文化的主导下，人们展开了一波接一波的金钱竞赛。凡勃伦具体探讨了服装、高级学识这两种重要的金钱文化表现形式。这种消费形式，正如凡勃伦所言是一种“‘高一层次的’或精神上的需要”[6]。此外，为了证明自己的支付能力，他必须要代理消费者来消费自己继承或者创造的财富，以证明自己的金钱实力。在普遍匮乏型社会中，经济资本可以说是独步天下的，其他一切资本形式都可以化约为经济资本。也难怪，马克思在阐述个人的阶级地位时，以经济作为决定性的要素。
布迪厄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已处于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的发展阶段。在这一发展阶段，资本主义早已告别匮乏而走向了丰盈；在这一发展阶段，“解放政治”也让位于“生活政治”[7]；在这一发展阶段，生活方式强调生活风格。人们在这一后现代秩序中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他们力图破解传统与现代、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线，挑战传统的线性发展观。在这一时期，“生活风格”、“品位”成为颇为时髦的用语。布迪厄正是在此基础上研究“文化商品的经济”[8]的。在这一阶段，以文化资本（身体化形态、客体化形态、制度化形态）的占有为表现形式的消费占有压倒性的地位，而其中以身体化形态存在的文化资本尤其受到人们的关注。于是，人们的炫耀性消费发生了转向，即从炫耀金钱到炫耀品位。布迪厄在《区隔》中还区分出了三种品位：（1）合法品位，这是获取支配阶级中教育程度最高的集团成员资格的钥匙；（2）中产阶级品位，普遍存在于中产阶级；（3）大众品位，普遍存在于工人阶级中，但与教育资本呈反相关[9]。
3.炫耀性消费的传播途径
凡勃伦生活的时代，大众传媒还只是处于发展的前夜。人们的炫耀性消费行为主要还是通过面对面的模仿，通过口头的描述而得以传播的。那一时期，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远不如今天突出，炫耀性消费一般也只在一定地域中传播。跨越国界，以至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炫耀性消费品一般并不多见。布迪厄所处的时代则大不相同。那时，大众传媒不仅反映现实，而且还能够创造出现实[10]。互联网的普及造就了一个“地球村”，国与国之间频繁的交往也带来了生活方式的不断更新，炫耀性消费成为一个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撒播的现象。诸如全球刮起旷日持久的“麦当劳”热、“肯德基”热、“可口可乐”热、“欧美服饰”热、留学热，都是其最生动的体现。
凡勃伦认为：“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分界线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确定，在这样的情况下，上层阶级所树立的荣誉准则很少阻力地扩大了它的强制性的影响作用，通过社会结构一直贯穿到最下阶层”。[11]也即凡勃伦认为，炫耀性消费有一个向下渗透的模式（the trickle-down model）。布迪厄则不这么认为，他举了牛仔裤、流行音乐、观看足球等下层阶级热衷的生活方式如何被上等阶级接受的实例（其实，上等阶级模仿下等阶级的生活方式主要是为了与中产阶级拉开距离），提出了炫耀性消费是一种循环渗透模式（the trickle-round model），从而打破了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仅为单向且向下渗透的预设（如图2）[12]。
附图
图2 凡勃伦与布迪厄关于炫耀性消费的传播途径的比较
4.炫耀性消费与阶级的关系
凡勃伦认为，随着奴役制的消失、作业本能的抬头，中下层中产阶级的炫耀性有闲让位于炫耀性消费，这些中下层中产阶级成为最热衷于炫耀性消费的一族。当然，在《有闲阶级论》中，凡勃伦也暗含有这样的观点：炫耀性消费可以再生产出社会的阶级结构。
布迪厄认为：“一个阶级，可以通过其存在，同样的，其被感知来界定；通过其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同样的，通过其消费（但这种消费不必是为了象征而是炫耀性的）来界定”。[13]也就是说，炫耀性消费也是为了达到阶级区隔的目的。对于小资产阶级热衷于追求炫耀的品位，布迪厄还作了专门的论述。他认为小资产阶级的惯习，具有“禁欲、死板、守法以及重视各种形式的积累的倾向”[14]。其客观的阶级处境可以使他们一方面摆脱工人阶级那种生存约束，具有一定余力追求文化消费；另一方面，与统治阶级相比，小资产阶级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又显得虚弱无力。小资产阶级渴望成为资产阶级，但却没有足够的资本可以实现，因此，会常常采取表面上仿效而实际上并非自己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