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文学（笔谈）——楚竹书《诗论》一号简“{J2S701.jpg}”字新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文献论文,诗论论文,文学论文,楚竹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2-0083-10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孔子诗论》篇的一号简，其“
”字的释读是一老大难问题。马承源读为“离”，范毓舟、李零、饶宗颐、林素清、王志平等读为“吝”，何琳仪读为“陵”，竹木、李学勤、裘锡圭读为“隐”，濮茅左、邱德修等读为“泯”，张桂光读为“怜”，周凤五读“文”而训为文饰，李锐读为“忞”，莫衷一是。
笔者最初曾有过读“吝”训“贪”的说法，认为“诗亡志，乐亡情，文亡言”，就是说诗不能有贪吝之志，乐不能有贪吝之情，文不能有贪吝之言，是对君子“诗”、“乐”、“文”的道德要求。“所阐发的是儒家重义轻利的文艺原则而不是主张创作要有真情实感”[1]。后来又有读“泯”训“灭”说，认为“‘’字从文得声，而从文之字与从民之字多通用”，“诗无泯志”即“诗言志”之否定之否定[2]。在读到《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之《内豊》篇简六、简七时，我感到李学勤先生将“”读为“隐”还是很有道理的[3]。孔子有“子为父隐”（《论语·子路》）说。简文“止之而不可，而任不可”，即“止之而不可，隐而任不可”，是说君子以谏言“止”父母之“不善”而不被父母所接受，就当隐忍而任凭父母所行。读“隐”比读“怜”更文从字顺[4](P161-162)。
我以前之所以不愿意将“”字读为“隐”，主要是出于三方面的考虑。
一是认为“从读音来说，‘’从‘文’声，‘文’是明母文部字，而‘隐’为影母文部字，总觉不妥”[2]。这一担心，其实是多余的。李学勤先生已作了很好的回答：“来母或明母文部的字，每每和喉音晓、匣、影一系同韵的字相关。比如‘仑’字来母文部，‘睔’字则是匣母文部；‘虋’明母文部，‘釁’字则是晓母文部。同样，‘缗’、‘
’等字是明母文部，所从的‘昬（昏）’也在晓母文部。所以‘
’字既可借为来母文部的‘吝’，也就可以和影母文部的‘
’相通了。”[3](P32)这样，从音理上怀疑就没有必要了。
二是以为“出土材料中的‘’字或从‘’之字，没有读为“‘隐’的先例”，“至今为止，出土材料中出现的‘’字，不是读‘吝’就是读‘邻’，还没有见到别的读法”[5]。现在看来，这一说法是有欠缺的。李学勤先生已经指出，郭店简《性自命出》篇第48简的“凡敓人，勿也，身必从之，言及则明举之而毋伪”当读为“凡说人，勿隐也，身必从之，言及则明举之而毋伪”，“这里‘隐’和‘明举’正好是相对的，证明释‘隐’不误”[3](P32)。比照上举《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内豊》篇简六、简七之例，李说是可以成立的。从“”的“
”字，在楚简中，确实还可以读作“隐”，我们应当正视。
三是以为文意有问题。李学勤、裘锡圭将“诗亡志，乐亡情，文亡音”读为“诗无隐志，乐无隐情，文无隐意”①，如此，可有两种理解。一是说诗要言志，乐要言情，文要言意。一是说“细心体察，诗之志，乐之情，文之意都是可知的”[6]。这两种理解，我认为都是一般的看法，都不是孔子文学观所要强调的重心。
“无隐”就是“可知”，从字义上讲自然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问：孔子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在孔子时代，这是一个值得孔子着力强调的问题吗？就是在今天，我们对学生说：书是可以看得懂的，音乐是可以听得懂的，诗歌是可以读得懂的。学生能不笑吗？所以，这种理解可弃而不取。
说诗要言志，乐要言情，文要言意，的确与今文《尚书·尧典》“诗言志”说相近。《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有“诗以言志”之语，《庄子·天下》篇有“《诗》以道志”说。可见这是先秦时代的通说，而并非孔子的创造。应该说，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其强调的重心不是诗是否要言志，而是诗言什么样的志的问题。
郭店简《语丛一》虽然有“《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说，但郭店简《六德》篇却强调：“故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职而狱犴无由作也。观诸《诗》、《书》则亦载矣，观诸《礼》、《乐》则亦载矣，观诸《易》、《春秋》则亦载矣。”[7]说“《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不过是时人的通说，说《诗》、《书》、《礼》、《乐》、《易》、《春秋》都是记载“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的才是早期儒家特有的见解。
《荀子·儒效》篇说：“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毕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不是简单说《诗》是言志的，而是强调《诗》是言圣人之志的，是载圣人之道的。说“诗言志”，人们不会有异议，也显示不出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诗论的特色。但说“《诗》言是，其志也……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就只有儒家方能言之。换了其他诸家，恐怕都难以认同。
《毛诗·大序》有“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说，其实这并非其诗论的重心所在。这与“诗言志”一样，是通说，是公理。《毛诗·大序》叙述此说，只是为下文所强调的重心“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张目[8]。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并没有儒家诗论的特色，但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说诗，就非儒家莫属了。
孔子说诗更是如此。《论语·为政》载：“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何谓“思无邪”？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曰：“归于正。”皇侃《疏》引卫瓘云：“明正无所思邪，邪去则合于正也。”[9]孔子以“思无邪”概括了“《诗》三百”之义，不是强调“《诗》三百”都是“言志”的，而是认为“《诗》三百”之“思”要“归于正”而无“邪”志，强调论《诗》要以道德标准为原则[3]。
《论语·阳货》又载：“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兴”、“观”、“群”、“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与《毛诗·大序》“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说同，当是《毛诗·大序》说之本，显非一般的通说，而具有鲜明的孔子思想的特色。
孔子论《诗》并非简单地“言志”，而是强调其特定的内在价值，其他文献的记载也很清楚。《礼记·经解》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故《诗》之失，愚……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此是揭示“《诗》教”在于“温柔敦厚”，也是说《诗》是言“温柔敦厚”之“志”的。
正是如此，所以《孔丛子·记义》篇载孔子说：“吾于《周南》、《召南》，见周道之所以盛。于《柏舟》，见匹夫（妇）执志之不可易也。于《淇澳》，见学之可以为君子也。于《考盘》，见遁世而不闷也。于《木瓜》，见包苴之礼行也。于《缁衣》，见好贤之心至也，于《鸡鸣》，见君子不忘其敬也。于《伐檀》，见贤者之先事后食也。于《蟋蟀》，见陶唐俭德之大也。于《下泉》，见乱世之思明君也。于《七月》，见豳公之所造周也。于《东山》，见周公之先公而后私也。于《狼跋》，见周公之远志所以为圣也。于《鹿鸣》，见君臣之有礼也。于《彤弓》，见有功之必报也。于《羔羊》，见善政之有应也。于《节南山》，见忠臣之忧世也。于《蓼莪》，见孝子之思养也。于《楚茨》，见孝子之思祭也。于《裳裳者华》，见古之贤者世保其禄也。于《采菽》，见古之明王所以敬诸侯也。”这些，都是从正面揭示《诗》之“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之社会政治价值。
“郑声”并非“隐志”“隐情”，但孔子却持激烈的批判态度，认为“郑声淫”，抒情过分了，提出要“放郑声”，舍弃它（《论语·卫灵公》）。并且说：“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憎恨“郑声”破坏了“雅乐”，是“邪”欺了“正”。
《礼记·乐记》载子夏说：“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郑音”、“宋音”、“卫音”、“齐音”皆“言志”、“言情”无疑，但子夏为何要反对它们呢？就是因为“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所抒发的是“淫志”、“溺志”、“烦志”、“乔志”，所以庄重的场合不能用。
如果说“诗无隐志，乐无隐情，文无隐意”，什么“志”、“情”、“意”都可以直“言”，那孔子还要“放郑声”、“恶郑声”干什么？子夏为何还要批评“郑音”、“宋音”、“卫音”、“齐音”？
基于这一思想，我是不同意“孔子曰：‘诗无隐志，乐无隐情，文无隐意’”说的，至今我仍然坚持这一意见。
其实，“”或“”字在它处可以读为“隐”，并不意味此处的三“”字一定得读为“隐”。此三“”字到底当读为何字，应该是由上下文、是由文义决定的。
学者们分析“”或“”字，一般都从“”入手，而李锐却独辟蹊径，以为“‘’疑读为‘忞’”，并引据了朱骏声说，谓“忞”假借“为睯，为惛。《书·立政》‘其在受德忞。’又重言形况字，《法言·问神》‘传千里之忞忞者’，注：‘忞忞，心所不了。’盖以惛为训”。又进而指出，《说文》：“惛，不憭也。”故“忞”有不了之意。“诗无忞志”，是说《诗》中没有不明了的志向[10]。
笔者认为李锐将“”字读为“忞”，是很好的意见，但其解释有误，可以进一步讨论。
“”字左上之“吅”为“厸”之讹变，颜师古告诉我们：“厸，古邻字也。”[11]而“忞”从“文”得声，它们的古音很近，都是表音的。因此，将“”字读为“忞”，音理上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可以说，比读为“隐”更稳妥。
《说文·心部》：“忞，强也。从心文声。《周书》曰：‘在受德忞。’读若旻。”段玉裁注：“《立政》文。今《尚书》作睯。”查《书·立政》：“呜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孔传：“受德，纣字，帝乙爱焉，为作善字，而反大恶。自强惟进用刑与暴德之人，同于其国，并为威虐。”孔颖达疏：“《释诂》云：‘暋，强也。’‘暋’卽昏也，故训为强。言纣自强为恶，惟进用刑罚。身旣进用刑罚，则爱好暴虐之人，故为与之同于其国，言并为威虐。”[12]皆释“暋”为“自强”。于省吾以为“揆诸文义，究为不合”，因而读“暋”为“
（闻）”[13]。屈万里则认为：“暋，与昏通。《说文》昏：‘一曰民声。’是昏一作昬。《盘庚》：‘不昏作劳。’孔氏正义云：‘郑玄读昏为暋。’是暋昏互通之证。此暋字应读为昏，迷乱也。”[14]屈万里将“暋”读为“昏”，训为“迷乱”是正确的。由此看，《说文·心部》的“忞”字即“暋”，也就是“昏”字。实质就是“惽”或“惛”字。《说文·心部》：“惛，不憭也。”也就是胡涂、昏乱。前人一般以为“忞”与“暋”是假借关系，如桂馥《义证》就说：“经典借暋字。”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也说“忞”，假借为暋，为惛。笔者则疑“忞”与“暋（惛）”是异体字，是一字的不同写法。它们的义符都是心旁，声符则一用“文”，一用“昏”。《说文》训“忞”为“强”，但从其所举“《周书》曰‘在受德忞’”来看，应该是错误的，应当训为乱，也就是迷乱、昏乱。《广雅·释训》：“忞忞，乱也。”与“忞”同声旁的“紊”字，《说文·纟部》、《书·盘庚上》孔安国传和孔颖达疏都训为“乱”。所以，“忞”即“昏”，为“惛”的异体字，训为昏乱，应该是信而有征的。
由此可知，《诗论》一号简的“诗亡志，乐亡情，文亡意”当读为“诗无忞志，乐无忞情，文无忞意”，也就是说诗不能有昏乱之志，乐不能有昏乱之情，文不能有昏乱之意。诗有忞志，有昏乱之志，就非“思无邪”，体现不出“温柔敦厚”的“《诗》教”。乐有忞情，有昏乱之情，就等同于“郑声淫”；“乐无忞情”，就是要“放郑声”、“恶郑声”。文有忞意，有昏乱之意，非唯不能“载道”，还足以惑众乱政；“文无忞意”，就是强调“文”要“有德”，“文以载道”。孔子的这些论述，显然是其一贯的文学主张。比较起来，只不过简文这里表达得更为系统一点而已。
收稿日期：2007-11-12
注释：
①“音”字下残，马承源原释文作“言”。案：上文“志”、“情”皆从“心”，此字也很可能从“心”。字上部非从言，简文言字上皆无一短横，朱渊清以为音。曹峰、李学勤将此残字释为“意”。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