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祭天以祖配天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祖配天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人的天帝崇拜和祖先崇拜是紧密结合的，反映在祀典上，就是在举行祭天礼时，要以祖配天而祭，这在文献上和金文中有许多材料可证。
《尚书·召诰》曰：“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1]（p398）《文侯之命》曰：“丕显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闻在下。”[1]（p544）《诗·大雅·文王》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2]（p503～504）周金中亦有许多以祖配天的记载。如《
钟》曰：“以邵各不显祖考先王，先王其严在上。”[3]（1.65.1）《
狄钟》曰：“先王其严在帝左右。”[3]（1.11.2）《虢叔旅钟》曰：“皇考严在上。”[3]（1.58.2）《番生簋》曰：“丕显皇祖考穆穆克誓氒德，严在上。”[3]（9.37.1）《叔向父簋》曰：“其严在上。”[3]（9.13.1）《井仁
钟》曰：“前文人其严在上。”[3]（1.24.2）郭沫若说：“帝之所在曰所，亦曰上”；“人受生于天曰命，死后灵魂不灭曰严。……俨然在帝所，故谓之严。”又说：“父之严曰考，其配曰母。父以上曰祖，其配曰妣。远祖谓之高祖。统称之曰前文人。”[4]（《周彝中之传统思想考》一）是上引诸金文皆周人以祖配天思想之反映。
先祖之神灵既上配于天，周人祭祀时，即以其祖配祭。此即《孝经·圣治章》所谓“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5]（p2553）之义。关于这种配祭制度，《礼记·祭法》中有一段话，说：
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6]（p1587）。
此即旧说所谓虞夏商周四代配祭制度。郑玄《注》曰：“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6]（p1587）但此处所列祀典，自殷人以上，显出后儒臆构，或据传说整理，并无史实可征。石梁王氏批评《祭法》这段文字说：“此四代禘、郊、祖、宗，诸经无所见，多有可疑，杂以纬书，愈纷错矣。”（注：转引自陈澔《礼记集说》第2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祭法》所记真正值得研究的，是关于周人的配祭制度，即所谓“禘喾”和“郊稷”的问题。
先说周人“郊稷”。这里的“郊”，指郊祭天之礼。所谓“郊稷”，即在举行郊天礼的时候，以后稷配食（或曰配祭）。考之文献，“郊稷”之说确可置信。后稷是周民族传说中的始祖。据说自后稷历十五世而有文王。《国语》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王）始平之。”[7]（p110）杜预注曰：“自后稷播百谷，以始安民，凡十五世，世循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谓后稷、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太王、王季、文王。”[7]（p111）《国语》又曰：“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兴。”[7]（p111）周天子本人也承认后稷为其始祖，如《左传》昭公九年记周景王就曾说过“我自夏以后稷”[8]（p2056）的话。因此周人在举行郊天大典时，即以后稷配祭于天。
文献中有许多后稷配天的记载。如《孝经·圣治章》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5]（p2553）《诗·周颂·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2]（p590）《国语·周语上》亦曾引用此诗，韦昭注曰：“谓郊祀后稷以配天之乐歌也。”[7]（p13）《诗·大雅·生民·毛序》曰：“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2]（p528）《大雅·云汉》曰：“旱既大盛，蕴隆虫虫。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瘗，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临。”[2]（p561）此诗显系周人郊天以祈消灾之实录。诗中曰“郊”，曰“禋祀”，曰“后稷”，曰“上帝”，可证周人郊天确以后稷配祭。又《鲁颂閟宫》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牺，是飨是宜。”[2]（p615）《左传》文公二年亦引此诗，杜预《注》曰：“诗颂僖公郊祭上天，配以后稷。”[8]（p1893）按鲁以周公之故，得行郊祭天之礼，而以后稷配祭。故《礼记·祭统》曰：“昔者周公旦有勋劳于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勋劳者，而欲尊鲁。故赐之重祭，外则郊、社是也。”[6]（p1607）《礼记·明堂位》亦曰：“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命鲁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是以鲁君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6]（p1488）以上文献皆可证，周人郊天而以后稷配天，确有其制。
然而周人郊天，是否只以后稷配祭呢？由前所引诸条金文材料看，似乎凡周之先祖（即所谓“前文人”）皆可“严在上”。按理，郊天时亦皆可以配天而祭。又《周颂·昊天有成命·序》曰：“郊祀天地也。”[2]（p587）今文《鲁诗》说亦谓“郊天地之所歌也”（注：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二十四《昊天有成命》下《注》所引，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08页。）。而诗中的内容，则颂及文王、武王、成王，盖康王郊天时而以文、武、成王配食之诗。《逸周书》则明云：“乃设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与食。”[9]（《作雒》）《荀子》亦曰：“郊者，并百王于上天而祭之也。”[10]（《理论》）不过郊天而配后稷，乃周代祀典之常制，而其他诸神及先王之配祭，则似未形成定制。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周人“禘喾”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郑玄与王肃二家之说绝然不同。
郑玄以为禘是祭天礼，故其《礼记·祭法·注》云：“此禘谓祭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6]（p1587）这里所谓“上帝”，是指的“感生帝”。按郑玄有所谓“六天说”和“感生说”。郑玄认为天上有一个至上帝，叫做“天皇大帝”，或称“昊天上帝”，亦即此注所说的“昊天”。至上帝之下又有所谓五天帝，即东方苍帝灵威仰，南方赤帝赤閟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纪，中央黄帝含枢纽。至上帝加五天帝，即所谓“六天”。郑玄认为古代的圣王皆其母感天帝（即“五帝”）之精气而生，此即所谓“感生说”。如以为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就是其母姜嫄感东方苍帝之精气而生。郑玄认为祭至上帝于圜丘（圆形的高丘），就叫做禘；而郊则是祭“感生帝”（即五帝）的（注：参见拙作《论郑玄〈三礼注〉》（载《文史》第21辑）及《周礼之天帝观考析》（载《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故《周礼·春官·大司乐》：“凡乐，圜钟为宫节。”郑注曰：“天神则主北辰。《祭法》曰‘周人禘喾而郊稷’，谓此祭天圜丘以喾配之。”[11]（p790）按此注所谓“北辰”，即纬书所说的“天皇大帝”（注：《太平御览》卷六八四《服章部一·总叙冠》引《春秋合诚图》云：“天皇大帝，北辰星也。”），亦即《周礼》所谓“昊天上帝”（注：按《周礼》中“昊天上帝”凡两见：一见于《春官·大宗伯》，一见于《春官·司服》。）。可见郑玄认为《祭法》所说的禘，是祭天礼之名，且禘祭大于郊祭：郊是祭“感生帝”（即所谓“五帝”）的，而禘则是祭至上帝“昊天上帝”亦即“皇天大帝”的。因此禘在祭天礼中“最为首礼”（注：见《礼记·祭法》首节孔《疏》所引述。）。而所谓“禘喾”，即周人在圜丘祭昊天上帝时，以喾配祭（注：按郑玄释禘，实有三说。其一谓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即此处所述；其二谓祭感生帝于南郊为禘，见于《礼记·丧服小记》及《大传》之注；其三谓禘为宗庙祭礼，即《礼记·王制》所谓“五年而再殷祭，一袷一禘”也。故王肃批评郑玄之禘说是“乱礼之名实”（见《礼记·郊特牲·疏》所引述）。）。而祭“感生帝”时，才以后稷配祭，亦即《祭法》所谓周人“郊稷”之义。韦昭注《周语·鲁语上》曰：“祭昊天于圆丘曰昊，……祭上帝于南郊曰郊。”[7]（p169）他即用郑玄说。然郑玄的“六天说”和“感生说”，实出自纬书，其怪妄自不待言，顾颉刚已驳之（注：参看顾颉刚《王肃的五帝说及其对于郑玄的感生说与六天说的扫除工作》，载《史学论丛》1935年第2期。）
王肃《圣证论》（注：《圣证论》，王肃撰，见《隋书·经籍一》。又《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曰：“肃集《圣证论》以讥短玄。”书今佚。）则以为《祭法》之禘乃“宗庙祭祀之名”。王肃引《礼记·丧服小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以释《祭法》之“禘黄帝”曰：“谓虞氏之祖出自黄帝，以祖颛顼配黄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依《五帝本纪》，黄帝为虞氏九世祖，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虞氏七世祖，以颛顼配黄帝而祭，是‘禘其祖之所自，以其祖配之’也。”（注：此节所述王肃说，转引自《礼记·祭法》首节孔《疏》。）是王肃以禘为宗庙祭名，所禘者乃始祖，而以后世之祖配祭之。据此，《祭法》所谓“禘喾”，则当谓周人于宗庙五年大祭其始祖帝喾，而以后稷配祭之。
关于禘祭的问题，在中国古代礼学上要算是争议最多、最为纷纭复杂的问题之一了。我们只要读一读清人金鹗的《禘袷考》（注：收在《求古录礼说》七，见《清经解续编》卷六六九。），即可见这个问题被历代说礼者缴绕得何等烦琐可憎。然究其实，仍不外郑玄、王肃二家之说的滋衍发挥而已。而郑、王之争的核心则在于，所谓禘，究竟是祭天礼，还是宗庙祭礼。下面我们就对此略作探讨。
禘是一个十分古老的祭名。“禘”在甲骨文中作“帝”，并有许多关于帝祭的记载。据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研究，殷代的禘祭可用于东、西、南、北四方，还可用之于祭祀先公旧臣及其他神示，如
（《珠》647）、岳（《珠》648）、
（《乙》4915）、王亥（《上》19.1）、黄奭（《前》6.21.3）、上甲（《明续》520）、方（《明》718）、东巫、北巫等等（注：按陈书“”作“湡”，“岳”作“
”，“奭”作“
”，今正。）。可见禘祭在殷代被运用得十分广泛，但并不见禘祭上帝的记载。
禘祭为周人所承袭，而所用范围则大大缩小了。从西周金文看，唯见用之于先王。如《小盂鼎》：“隹八月既望，……用牲啻（禘）周王、囗王、成王。”[3]（4.44）《剌鼎》：“隹五月，王在衣，辰在丁卯，王啻，用牲于大室，啻邵（昭）王。”[3]（4.23.3）《大簋》：“易刍騂
曰：用啻于乃考。”[3]（8.44.2）周原甲骨文中有一条编号为H11：82的材料，因甲片上部折断，字有残缺，其文曰：“……王其帝……天……。”陈全方解释说：“‘帝’即禘，祭名。禘天，即祭天。”[13]我们认为此处之“帝”是否即祭名之禘，尚难断定。即便是禘，然下文有缺，怎可即与下之“天”字连读，而断言“即祭天”呢？
考之文献，以禘为祭天之礼，实始于西汉韦玄成之说。其说曰：“《祭义》（按乃《丧服小记》之误）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为立庙，亲尽也。”[14]（《韦玄成传》）此盖即郑玄说所本。后世治礼学者，遂缘以为说。然详《丧服小记》及遍检经传，实不见禘天之明文，而皆以之为宗庙祭礼。清人夏炘于其所作《释禘》（注：见夏炘《礼记管释》二，《清经解续编》卷九七六。）一文中，列二十五证以证禘为宗庙之祭（以文繁不录），可谓定论矣。
综上述可见，周代的祀天正祭之礼，惟郊而已，更无大于郊之禘祭。《祭法》所谓“禘喾”，实为宗庙祭礼，而非祭天配食制度。行郊天之礼而以后稷配祭，才是周代祭天礼的常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