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神文化考古的维度看中原观念的出现与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观念论文,精神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原概念理论标志简论 中国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惯常使用“中原”一词，学术界基本认为黄河中游地区包括今豫东、豫北冀南、豫西晋南、关中地区。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多元一体化过程中，占据了一体化的核心地位。这个中原在史前文化的格局中，处于严文明先生所说的“重瓣花朵”中的花心[1]。赵辉先生进一步分析这样的“重瓣花朵”格局何时形成，提出中原文化区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500年之间形成，中国史前文化呈现出以中原为中心的三重结构[2]，而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在公元前2500年之后的龙山时代才真正形成[3]。 段宏振先生对“中原”概念作了比较系统的厘清。他认为，中国即指中原，自然地理意义上指黄河中下游地区，人文地理意义上包含相对于周边蛮夷戎狄而言的中央地区，综合起来而言，系指华夏族群集中居住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狭义的中原指今河南一带的黄河两岸地区，广义的中原指以河南为中心的周临地区。从考古学角度说，中原即指中原考古学文化区[4]458～459。段先生提出，公元前6000年-公元前2000年，中原都处在孕育期，自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00年的夏代，中原才初步形成[4]463～472。 笔者基本认同段宏振先生关于“中原”概念的判定，应当是黄河中游地区包括今豫东、豫北冀南、豫西晋南、关中地区的人们逐步形成了统一的文化区及其相对统一的大族群“华夏”，并形成了早期的“中国”之后，“中国人”对于自己居住地域从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两方面提出的自我认同的概念。 从考古学角度判断的中原，是从考古学文化格局黄河中游地区与周边地区文化对比的突出中心之反差，来判断的。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格局中原中心态势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何时形成中原概念上，难以给出非常明确的界标，以致赵辉先生认为中原形成于公元前2500年之后的龙山时代，而段宏振先生则认为是在公元前2000年之后的夏代。 从理论上说，中原是一个概念，中原概念形成的明确的界标不能依赖考古学文化来建立，而应当由观念文化来建立。 观念文化就是精神文化，是指个体、群体和社会所有精神活动及其成果的总称[5]234，是人类在实践中创造的各种思想观念和精神产品的总和[5]240。“中原”概念的形成可以用精神文化考古的方法[6]18～34，通过对“中原”观念物化表现的探索，建立其概念形成的明确标志。 从概念上说，中原以“中”位置定性，以“原”界定地域范围，所以中原观念的确定，从根本上取决于“中”这一概念。但是，从单纯的黄河中游地区的自然地理位置，是无法建立中原概念的，否则地处长江中游地区的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也可以被视为“中原”。足见，“中原”概念主要基于人文地理概念，具体说是占政治话语霸权地位的宇宙观中政治地理五方概念，成为“中原”观念形成的思想理论基础。所谓政治地理五方，就是分别由东、西、南、北四个方块拱卫的中央方块①。政治地理五方也可称之为“五土”：东、西、南、北、中土。分析到这个观念层面上，考古学文化面貌就很难用于界定政治地理五方或五土，必须有其他的标准来判断。 从原理上说，中土取决于“地中”观念的出现[7]251～263，地中的确定决定了中土的确立。地中的概念完全不是考古学文化意义上和自然地理意义上的“中心”概念，而是一个偏重于为政治社会思想观念具体说是“中正”正统思想服务的唯心的宇宙观。 然而，仅有地中的观念，是无法建立中原概念的。因为地中的本质是与天极相通的、与居于天极的上帝沟通的唯一通道，属于偏重于宗教思想的宇宙观范畴。只有在社会发展进入到国家阶段，统治者出于国家政治统治的需要，产生出“天下观”时，才会立足于“地中”，提出对于天下的认识，通俗说就是对本国所在的地理大陆，从自然、人文、政治、疆域角度的务实认识。天下观的认识，必须通过以地中都城为中心基点的大地测量，才能够实际得到，最终建立政治地理五方的观念，由此中土或中原观念才真正诞生。 以上是中原概念诞生的理论逻辑轨迹。而从精神文化考古的维度进行中原概念产生标志的追溯，从根上说，应当是用考古物证来证明“地中”的概念在何时何地出现。中国古代“地中”一直有物化的标准，那就是以圭表测夏至和冬至的影长。《周礼·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乃建王国焉。”那么，考古发现的实用测量仪器圭表，就成为判定地中观念出现的首要证据。 实用圭表判定之后，下一步就是探索天下观的实施大地测量行为。《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四表”，孔安国《注》理解为“四外”，孔颖达《疏》解释为：“表里内外相对之言，故以表为外向，不向上，至有所限。旁行四方，无复限极，故四表言被，上下言至。四外者，以其无限；自内言之，言其至于远处。正谓四方之外畔者，当如《尔雅》所谓四海、四荒之地也。”笔者以为，“四表”当是东、西、南、北四方边界“畔”上的四个标志点，也就是大陆四至上的标志点，此所谓“至有所限”。标志点以内是大陆，标志点以外为“四外”海洋，继而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旁行”，则“无复限极”。这些标志点用圭表测影的方式确定，同样用该点的夏至影长标定，以立表的方式表现，因此有“表里”之说，立表以里标志着大陆，表外标志着海洋。 而四表的测量，是以地中都城中表为测量中心基点的。《周礼·大司徒》说：“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贾公彦疏：“周公度日景之时，置五表。五表者，于颍川阳城置一表为中表，中表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东千里又置一表，中表西千里又置一表。”颍川阳城就是今河南登封告成，王城岗遗址以东战国阳城遗址内的观星台[8]，建有周公测影台，实际是一座石质的兼立表测影和象征意义的纪念碑，是唐朝仪凤年间姚玄至阳城实测得到夏至影长1.5尺②，开元十一年(723年)南宫说所立③。唐代僧一行组织实施的天文大地测量工作，13个测点均以阳城为中心[9]367～368。足见汉唐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阳城是地中，是天下之中，是大地测量理所当然的中心基点。 在完成了为确立天下观的大地测量之后，才能在统治者的头脑中建立起政治地理五方的概念，中土居中，中原的概念才能得以确立。 根据这样一条逻辑证据技术路线，笔者将中原概念确定的考古物证突破口放在圭表实证的确定上。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圭表实物是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 二、陶寺文化地中概念的考古实证 陶寺遗址是晋南地区龙山时代晚期至末期的一处超大型聚落，面积300万平方米。经过37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大致可以确定陶寺遗址为功能区划齐备的都城遗址，中期城址面积280万平方米；陶寺文化已经进入到早期国家社会。因此陶寺遗址被许多学者认为就是尧都平阳或尧舜之都[10]141～155。 陶寺遗址的圭尺出土于陶寺中期王族墓地中的元首墓IIM22内，是木胎漆杆，在黑绿间隔的彩漆段之间，有红彩标出标准刻度。残长171.8厘米，研究复原长187.5厘米。IIM22圭尺的北侧壁龛内放置一件漆盒，内盛玉琮改制的游标1，玉戚转做景符1，玉戚转做游标1件[11]，这些是圭表仪器使用的附件。 陶寺立表出土于早期王族墓地，是一根红色木杆，现存长214厘米，复原长225厘米[12]。笔者认为木杆尖头插入地下25厘米，露出地表200厘米，恰好8尺。通身涂红彩(朱砂颜料？)，在认知方面与日火有关。 笔者曾经就陶寺圭尺作过比较全面的分析，最关键的一个刻度是第11号，总长39.9厘米，按照笔者的研究结果，陶寺一尺折合今天25厘米[13]，合1.596陶寺尺，误差仅0.1厘米，0.004尺，如果精度限于分，即为1.6尺，就是《周髀算经》的夏至影长。而陶寺本地实际夏至影长为1.693538尺～1.694476尺，折合42.25厘米，而不是《周髀》记载的“夏至一尺六寸”，陶寺圭尺第12号刻度用于本地夏至影长测量。可见陶寺圭尺第11号刻度是一个1.6尺的理论标准刻度。《隋书·天文志上》引《周髀算经》作“成周土中，夏至景一尺六寸”。成周相对与宗周而言就是“周公卜洛”的洛阳。虽然《隋书·天文志》将《周髀算经》的夏至影长1.6尺误解为洛阳的实测数据，但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古代曾经将《周髀算经》记载的夏至影长1.6尺数据，同样作为地中的判别标准，数据虽异于《周礼·地官司徒》1.5尺夏至影长，但是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判定地中的理论标准。根据陶寺圭尺实证，笔者认为，夏至晷影1.6尺是陶寺文化的地中标准，是从陶寺文化的直接主系祖源晋南垣曲盆地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区继承来的[14]95～96。地中的概念也许萌发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垣曲盆地，但确立于陶寺文化。 三、陶寺文化的“天下观”分析 陶寺遗址被多数学者认为是尧都平阳。笔者用《尚书·尧典》引出陶寺文化的天下观。《尧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鹬毛。” 笔者曾经分析，上述《尧典》所云南交和幽都分别是今北回归线一带和北极圈一带，陶寺圭尺头端刻度0，可以通过夏至测量晷影为0即“日中无影”以确定北回归线；一满杆夏至影长187.5厘米，以确定北极圈[14]109～113。表明陶寺文化的天下观至少达到了北回归线和北极圈一带。 而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支科考队，分别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一站一站逐步开展天文大地测量，就是为了实际构建尧舜的天下观。这样的大地测量，按照技术规范，必须以陶寺都城地中为中表即中心基点，沿着陶寺都城的东、西、南、北正方向即今天我们称之为经纬线E111°29′54.9″(约E111°30′)和N35°52′55.9″(约N35°53′)，分别测到陶寺城址所在欧亚大陆的东、西、南、北四至端点。这种测量技术规程，在《周礼·地官司徒》贾公彦疏中表述为“周公度日景之时东西南北中”五表法。 根据这样的技术规范，笔者经过推测和实地考察，推定陶寺文化的南表点位于今广东阳西县碗岗村附近沙扒月亮湾海岸一条入海山脊形成的海角，其经纬度为N21°30′21.77″，E111°29′20.28″。该海岸以南是无垠的南中国海，正谓“无复限极”。此南表点纬度比北回归线低了约两度，但理论上处于“交趾”地带，仍符合文献所谓交趾之南方“畔”上之“表”④。 陶寺东表点位于今山东胶南市老卧龙湾北岸朝阳山嘴第一个矶头，GPS定位N35°53′17.34″，E120°05′14.95″，纬度与陶寺城址几乎完全一致⑤。胶南市位于青岛西南，上古时期这一带曾称为青州，也就是《禹贡》所谓的青州。《尚书·尧典》称为嵎夷。《正义》云：“《禹贡》青州云‘嵎夷既略’。青州在东界外之畔，为表故云东表之地称嵎夷也。” 沿着陶寺城址的纬度向西直至欧亚大陆的西端即地中海东岸，笔者推测陶寺文化西表点应当位于此，大约位于今叙利亚拉塔基亚省Ras al Basit之Badrusiye Shore(海岸)，经纬度为N35°53′13.05″，E35°53′10.68″。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西表之地的记载，《尚书·尧典》语焉不详，只说“宅西(方)”。《史记·五帝本纪》说到这段时称“居西土”，仍较笼统。但是《五帝本纪》谈到帝颛顼一段，说：“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这套政治地理空间四至的表述话语体系与《尧典》四表颇类，于是我推测《尧典》西表之地处于流沙附近，今叙利亚拉塔基亚省的Badrusiye Shore，地处叙利亚沙漠的北部，可以满足“西至于流沙”的特征条件。 同理，笔者推测陶寺文化北表点位于今俄罗斯萨哈共和国诺尔德维克(Nordvik)以东的拉普捷夫海南岸上，经纬度为N76°40′26.77″，E111°30′29.08″。这里北临北冰洋，正谓“无复限极”。该点深入北极圈，冬半年极夜日数多至97天[15]20。陶寺圭尺最长夏至可测到北极圈，表明陶寺人确实已经有北极圈的认知。如果将“日行至是，则沦于地中，万象幽暗，故曰幽都”作为幽都最典型的标准，则北极圈以内能够出现极夜的地区才符合狭义“幽都”的概念，而北极圈以南至雁门关以北广袤的地域为广义的“幽都”。显然，陶寺北表点位于狭义的幽都区域内。 陶寺文化四表是否真实存在过？不妨通过先秦文献有关四海之内数据来验证一下。 徐凤先博士研究指出，中国古代先秦文献中记述大地尺寸的数据有两套体系，一套是四极之内的23万余里，一套是指四海之内的东西28000里、南北26000里。记载四海之内地广数据的文献有《淮南子·地形训》《管子·地数》《吕氏春秋·有始览》《山海经·中山经》《尸子》等。徐凤先依据笔者前期的研究成果陶寺长度基元1尺=25厘米，结合《淮南子》和《山海经》中有关太章、竖亥步四极的记载，分析得出1000尺=1里=250米，四海之内东西地广28000里折合7000千米。南北地广26000里合6500千米。[16]。 据此笔者根据陶寺城址的经纬度，套用徐凤先博士的公式重新计算，按地球平均半径6371千米计算，N35°53′纬圈上总长为2π×6371×cos35°53′=32417千米。陶寺文化东表经度为E120°05′02.94″，约为120°，西表经度E35°53′10.68″，约为36°，跨越经度约84°，则陶寺文化东西两表间距为32417×84°÷360°=7563千米，比28000里7000千米多563千米，误差率7.4%。 在E111°30′经线圈上，陶寺文化南表的纬度为N21°30′22.08″，北表纬度为N76°40′26.77″，跨纬度约55°，则陶寺文化南北两表间距为π×6371×55°÷180°=6113千米，比26000里6500千米少387千米，误差率6%。 数据的对比已经很说明问题，陶寺文化四表确实曾存在过，正如陶寺文化地中夏至影长数据1.6尺一样，四表之内即四海之内的大地测量长度数据也被先秦典籍保留下来。 准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陶寺文化的天下观囊括了陶寺所在欧亚大陆东起东海、西迄地中海、南到南海、北至北冰洋四海之内的“表里河山”。陶寺圭表是进行构建天下观实施天文大地测量的核心仪器。而《尧典》则扼要记载了羲和氏天文官世家组成的四支科考队，进行伟大的天文大地测量的历史事件。 四、陶寺文化的政治地理五方概念 毋庸讳言，陶寺文化东西两表之间约7563千米，南北两表之间约6113千米，四千年前如何依靠圭表测量得出如此大的距离数据，具体操作技术层面上存在很多的难题。 笔者按照《周礼·大司徒》贾公彦五表测量法，推测陶寺人圭表大地测量，并非从数千公里之外的两点之间完全靠测影计算得到距离，而是以陶寺城址中表为中心基点，分别向南北东西四个方向进行线性方格网一方一方地向外放射状实施测量。每个方向是一个测量队，也就是《尧典》中所谓的羲仲、羲叔、和叔、和仲所分别带领的测量队。正是由于一站接一站式的测量，耗时漫长，所以《尧典》中说羲仲宅嵎夷曰阳谷，羲叔宅南交，和仲宅西曰昧谷，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孔安国注曰：“宅，居也。东表之地称嵎夷。”又曰：“北称朔，亦称方，言一方则三方见矣。”这说明四支测量队分别居住在各自的任务方格网里进行一方一方的步测和圭表测量，直至有所限——南北东西四表所在之地。 如果前方遇到大山或大泽不可直接步测，便可向两侧平行方进行替代性测量，得到所需的距离数据，直至四表其所(图一)。四海之内的地广总体数据便可以累计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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