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新变化与中国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北亚论文,国际关系论文,格局论文,新变化论文,中国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08)03-0044-49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和国家间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围绕东北亚地区的政治与安全，经济交流与能源及环境合作等问题，东北亚国家的国家利益和战略关系相互交错，并与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连锁互动。构筑东北亚区域政治与安全新秩序，加强各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则是有关各国的共同战略利益所在和重大的现实课题。
一、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的特征：相对平稳中蕴含变化
随着世界范围的冷战终结和国际政治的发展，东北亚区域已经从单纯的地理性概念，演变成具有地缘政治与区域经济合作等多重内涵的国际政治的新概念。①在当代国际政治结构中，这一地区交叉着多层次因素：既是创造二战后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发展奇迹、最富有经济发展活力的地区，也是遗留着冷战格局残迹，依然存在安全危机与对立问题的国际政治热点地区。这里既是大国关系最集中、最复杂的地区之一，也是未来国际格局变化的温床，更是切实关系到中国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的一个重要周边区域。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东北亚地区集中了世界上有较大影响力的主要国家。在多极化趋势发展的进程中能够或者有可能成为影响世界全局的力量中心国家——俄罗斯、日本、中国和美国都处于该地区或在该地区拥有重大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而且这些国家彼此之间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同时，作为本地区政治与安全博弈的主体，各个国家之间政治与安全关系以及它们对地区事务及安全的态度和政策取向，也对东北亚地区的整体安全状况产生重大影响。此外，处于上述大国之间的朝鲜半岛南北双方、蒙古等国家在存在相互矛盾和利益的同时，他们同地区大国之间也有盘根错节的利害关系，并对地区政治与安全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由于缺乏有效的政治互信和安全制度的约束，东北亚地区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安全困境表现十分突出的地区。欧美的一些国际问题专家也认为，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是世界上经济活动最活跃的地区，同时也是最“易于发生暴力冲突”的地区。②
东北亚地区存在着诸多矛盾，除目前的朝核问题外，区域内中日、日韩、日朝、朝韩、俄日之间存在着大量敏感的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纠纷问题。如朝鲜半岛的南北统一问题，中日间的历史问题，钓鱼岛归属问题以及日本对台湾态度问题，日俄北方四岛归属问题，韩日的“竹岛（独岛）”问题，朝日之间的“绑架事件”问题，以及中日朝韩之间的海洋划界之争，等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干扰着各国间的信任和合作。地区内国家间相互信任度比较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东北亚区域合作的难度。
不过，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问题、台海紧张局势及美日的介入问题、防止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等，都直接关系到东北亚各国的战略利益。其中，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统一过程实际上已成为大国相互关系的晴雨表，反映了各大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变化和势力的相互消长。因此，大国的博弈与小国的战略穿插，使得东北亚地区政治与安全局势构成了相对稳定的架构。各方都在寻求对自己有利的战略支点和突破口，哪一方也不愿承担破坏地区安全问题的责任。在围绕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和朝鲜弃核的马拉松式的战略博弈中，东北亚地区始终保持了紧张而不失控的“安全临界状态”。无论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本地区各国的立场来看，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格局这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与各国的长远战略利益并不相悖。
尽管如此，东北亚地区政治与安全形势相对平稳的背后，依旧呈现出流动化的特征，蕴含着重大战略变化的可能。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战略环境的变化，迫使东北亚地区各国重新审视本国面临的政治安全局势与战略选择。尽管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在经历了亚太金融危机之后更加显示出重要性和紧迫性，但亚太地区的政治安全形势并没有多大的改观。相反，由于国际恐怖主义的抬头，以及美国的世界战略的变化所带来的新的国际政治和军事对立，客观上造成了国际秩序混乱，地区安全架构面临重建组合的局面。同时，相关各国的国内政治状况日益对其外交政策产生重要影响，不排除发生重大战略决策转向的可能性。事实上，如同后文所述，在本地区占有举足轻重的日本和韩国的战略抉择正在进行重大调整，其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尚难准确加以预测，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二、区域政治与安全有共识：政治多元化与多边安全合作
进入新世纪以来，尽管东北亚区域安全形势和国际关系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但如同围绕朝鲜半岛南北统一、朝鲜半岛无核化等问题所展开的国际社会的各种和平努力一样，改善区域安全保障战略环境的动向一直十分活跃。特别是围绕朝核问题，相关大国间的关系不断调整，双边及多边协调机制正在逐步形成，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安全形势有了较大改观。围绕朝核问题，由于美国采取了不同于军事解决伊拉克问题的多国协商和对话解决的方针，有关各国对于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也都采取了积极参与的态度。因此，对东北亚区域和平与稳定前景的期待也在日益增加。
许多学者认为多边主义是缓解“安全困境”的一剂“良药”。所谓多边主义是指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之间发生联系的方式。约翰·罗杰将它定义为“依据普遍行为的原则，协调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的制度形式”。除了这种从制度层面界定外，多边主义还表现为国家行为体之间的行为方式，以及对国际普遍的行为准则和规制的重视和遵守。③青睐多边主义的学者认为，多边主义可以为各国际行为主体提供一个降低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活动机制；缓解各行为主体之间的猜疑和恐惧，增进彼此的互信；推动形成各行为主体对安全规则的集体认同，促进次区域安全共同体的形成。
为了化解东北亚地区面临的安全困境，通过双边和多边对话的协商与合作，建立东北亚安全竞争与危机管理的有效机制，这符合有关各国的共同战略利益。目前，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建立相互信赖关系、推进区域政治与安全的稳定、扩大区域合作等问题上，有关各国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并进行了积极努力。围绕共同关心的区域安全与合作问题所进行的双边与多边的政治对话及协商机制正在逐步形成。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中国在和平发展和促进区域安全稳定方面的影响力正在日益增强。所有这些都成为预防区域安全保障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的重要战略要素。
事实上，东北亚各国在实际的外交运作中，面对关切自身利益的安全困境，已经开始通过多边主义不断发掘通往安全的途径。进入新世纪以来，东北亚地区围绕着朝鲜半岛核危机问题进行了多次重大的国际外交活动。迄今关于朝鲜核开发问题的“六方会谈”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成果。东亚峰会以及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议的制度化进展，无一不展示了多国间的外交活动的重要影响力。
另外，尽管“东北亚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代的政治对立，区域的组织化程度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但是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局限而日益活跃的经济关系，则显示了这里也正在缓慢地向区域一体化方向发展。④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进展和各国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客观上为区域一体化和多边安全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东北亚区域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
无疑，日美同盟，以及美韩同盟的存在对于东北亚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来说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多边主义安排尚无法替代日韩等国在外交与安全战略方面同美国的利益攸关的战略基础。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日韩等国国力对比的变化，同盟关系也必将作出相应的调整。
事实上，日美同盟和韩美同盟是美国同日韩两国之间互相需要、相互利用的产物。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日本和韩国对于美国的束缚和牵制也在产生不满和离心倾向。日本许多精英认为，“日美同盟并不是日本的国家利益，而只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目前巩固日美同盟既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但又不能完全满足日本的国家利益。”⑤正如汉斯·摩根索所言，“一个国家要不要实行联盟政策，并不是个原则问题，而是个权宜的问题。一个国家如果认为自己强大到足以自立而无需援助，或者认为联盟义务的负担可能超过期望得到的好处，它就会回避联盟。”⑥《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书中也谈到同盟的困境，“同盟会带来两个彼此关联的担心：背信弃义和再结盟，或者称作抛弃(abandonment)和牵连(entrapment)。这一同盟内部的安全困境使各国担心它们会在需要同盟时被盟友抛弃，或者由于受到盟友行动的牵连而去履行与它们自身安全关系不大的义务。格伦·斯奈德认为，各国会在抛弃与牵连之间进行权衡，以此维持两者的最佳平衡。安全上，一国对同盟的依赖越小，它行动的灵活性就越大，与同盟讨价还价的能力就越强。”⑦
所以，根据这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日本和韩国等国必然将在外交实际运作中积累对美国的离心倾向，而这种趋势将会对其未来外交战略的选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美国和日本等国基于同盟利益的考量不允许多边安全合作损坏其同盟关系，只承认“多边安全保障合作是双边同盟的补充”，不可能代替同盟关系。但是，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的建立；频繁的“首脑外交”；多层次的安全对话机制的逐步形成，以及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入等，尤其是朝核“六方会谈”为东北亚安全环境建设提供的新契机给地区和平与稳定机制的建立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而以围绕朝核问题的国际协调机制，即六方会谈为象征，有关国际政治势力正在形成相互牵制和相对稳定的多极化格局，东北亚地区正在迎来政治多元化的新时代。
三、日韩的战略调整正挤压中国的战略空间
在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相对缓和，多边安全合作日益得到各国关注和支持的形势下，区内各国尤其是日韩两国对于自身的安全战略也在不断调整。这种战略调整对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和地区安全机制的构建将会产生何种影响，对于中国构筑稳定的周边战略环境将会具有怎样的意义都需要我们认真分析和对待。
日本对外战略和政策调整的背景与目的在于突破其外交所面临的困境。日本在对外关系上存在着两个薄弱环节：一是政治影响力的低下与经济大国地位的矛盾，二是和平主义外交与政治军事大国化的矛盾。日本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缺乏信用，政治大国化的理想一直徘徊在亚洲门口，这使日本深受“孤独感”困扰。日本采取从法律调整和实际的政策举措上加快“有事立法”体制的建设，强化日美同盟关系，期望以此增强其在国际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作用发挥，试图摆脱其在国家战略上的困境。
日本基于独自的国际利益考虑，在依赖于美国的战略核保护伞的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对外关系以及国内法制方面的整备，表明日本正向“国家总动员”体制倾斜。与强者为伍，精于利益计算的日本的政治文化和国内右倾化的政治基础对修改和实施日本安全保障战略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例如在六方会谈过程中，日本执意要把绑架人质问题和朝核问题捆绑在一起，立意就在于争取日本的影响力扩大和国家利益最大化。坚持以压力为主的对朝外交政策，利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获取日本的最大外交利益。
日本追随美国在“反恐怖主义国际合作”和推进“文明民主”的名义下，欲求建立综合性的安全保障战略体系，突出了重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多重性格。无论是坚定地支持美国对伊拉克进行武力攻击，还是与美、澳、西、荷等国建立多国海上反恐安全合作网络，日本都具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重点，即确保日本的战略资源供给生命线。而把可能发生的台湾海峡武力冲突列入日本的周边事态法制的适用范围，其战略意义也正在于此，绝非仅仅是拘泥于日美同盟的合作义务。“军事贡献”优先正日益成为日本追求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日本政府利用朝核危机和“绑架人质”问题，以及渲染“中国威胁论”，不断强调外来威胁，力图在国民中形成一种面临外敌入侵的强烈危机感。通过强调“绑架人质”是恐怖主义活动，诱导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为加快完善有事法制创造国内政治条件。同时，以应对可能的外来入侵为借口，日本不断增强自卫队的军事装备水平和作战能力，把使用武力作为未来解决国际争端手段的一个可能选项，显露出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施展和扩大影响的企图。
另一方面，日本主张要在建立世界政治新秩序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日本坚持要用“民主”、“人权”和国际“正义”的原则来实现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重新组合。在这个新的世界秩序中，日本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大国。日本实行追随美国的世界战略，力图通过参与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的建设，确保日本的战略利益（政治军事上的影响力，资源经济上的日本份额），分享美国的世界霸权。用小泉的话说，就是“美国也有无能为力的地方，日本可以承担起责任。”⑧换言之，日本不仅是美国的坚定战略伙伴，在某些领域还发挥着美国所不能的作用。在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过程中，日本要占有一席位置。所谓外来威胁，不管是经济的、还是军事的，都只不过是日本借以推行其大国战略的借口而已。事实上，借助于美国有求于日本实施其世界战略的机会，日本正在轻而易举地扩充自己的政治军事力量。
在安全领域，同样为美国的盟国，韩国则表现出某种和日本相反的倾向。不仅在外交上力倡发挥东北亚地区主体作用的平衡外交，而且在处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问题上也越发注重实际利益和地位的抬升。在对朝政策上，韩国以缓和、和解、共存以及最终走向自主和平统一为政策基调，采取南北对话和多边协调相结合、相平衡的政策立场。在对华战略上也不同于美国及日本的对华遏制战略，不愿意充当美国的战略前哨的角色，而是探索一条平衡中美日俄四大国关系，充当地区政治与安全调停者和经济合作中介者的道路。
自韩国金大中总统的阳光政策实施以来，韩国在本地区的地位与作用均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而卢武铉总统提出的东北亚平衡者外交战略，要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的独特的作用，更使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新的变化的可能。
目前，韩国的外交战略和东北亚政策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调整和转折时期。一方面，韩国坚持把韩美同盟作为其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基础，在安全问题领域维系着韩美日协调一致的同盟安保体制。另一方面，近年来韩国也逐步向平衡各大国的方向调整外交政策，力图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一个平衡者的角色。
和平繁荣政策是卢武铉总统在继承金大中的阳光政策的基础上，为了促进朝鲜半岛和平，谋求南北双方和东北亚和平与和解、进而实现共同繁荣，奠定半岛的和平统一以及把韩国建设成东北亚经济中心的发展基础而提出的战略构想，体现了韩国政府对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外交的基本战略。特别是韩国政府认为朝核问题不单单是南北问题，更是国际性问题。因此，提出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采取促进地区各国相互信赖的互惠主义，通过国际合作来促进和平与繁荣。
在解决朝核问题的过程中，韩国依然坚持和平繁荣政策，坚持对朝鲜实行和解与合作政策，期望通过经济援助与合作，诱使朝鲜放弃核开发，实行经济开放，建立南北经济共同体，以便为最终解决朝核问题，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奠定基础。在六方会谈中，韩国一直反对任何企图动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手段解决朝鲜核问题，并注重与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协调，主张以和平外交手段解决朝核问题。
在处理朝核问题的过程中，韩国开始逐渐显现出其独特的地位与作用。与最初的美日韩三国体制下的韩国作用相比，韩国越来越意识到自身所具有的当事者和调节者的双重身份。因此，力主“使用强迫性语言的时代行将结束，对话将成为达成共识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在六方会谈及其之外的围绕东北亚和平机制的建立的过程中，韩国开始同中国密切沟通与合作，为维护朝鲜半岛以及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积极奔走，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2005年3月22日，卢武铉总统发表讲演，正式提出“今后我们将在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进程中发挥均衡者作用”。与此同时，韩国也拒绝接受韩美联合司令部拟定的“朝鲜作战计划”，不认同美军在一旦朝鲜半岛发生战事时的作战指挥权。卢武铉总统也明确表示，韩国政府不会允许驻韩美军在没有得到韩国同意的情况下卷入东北亚各国间的争端，明显地将韩国与美日在制定共同战略目标上的立场加以区分。
尽管韩国候任总统李明博有意向要对现行的外交与安全战略特别是韩美关系作出调整，但韩国在东北亚地区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的上升依然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
冷战后东北亚地区依然保持着同盟对立的形态并依然对地区政治与安全产生重要影响。但同盟关系在新形势下也在逐渐发生嬗变，并对本地区政治安全秩序的稳定及重构产生影响。
日本和韩国的安全保障战略的变化促使东北亚安全战略环境复杂化、竞争性增强。朝鲜核危机既给中国参与和发挥地区大国作用提供了机会，但更多的是带来了战略环境的恶化以及地区主导权争夺的加剧。潘多拉的“魔盒”一旦被揭开，就面临一个建立可调控机制的问题。日本和韩国的安全战略的调整，客观上削弱了中国的战略环境基础，中国的战略回旋空间正在被压缩。
四、中国的现实选择：加强多边合作增进双边互信
围绕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多边安全合作正在曲折中发展，但我们不能忽视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的结构和重心正在悄然发生改变这一事实。更何况在朝鲜核问题之外，中美日三国之间还存在一个“台湾问题”。对于力图确保周边和平稳定和实现国家统一的中国来说，需要有个心态上的调整和预警方案，建立有效的危机管理与对应体制。
当前要充分利用处理朝鲜核危机问题上的相对有利的地位和条件，在东北亚区域安全领域重视和加强多重的双边合作的机能效应。既为将来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形成打基础，又可以有效地化解日美同盟等双边同盟关系对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形成的消极影响。积极的双边安全合作机制加上广泛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两者相辅相成，将会取得积极效果。
的确，中国需要根据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国家总体发展战略适时调整外交战略，确定现实的战略思路和可行的方策。但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则是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国家利益所在。
首先，展开东北亚地区多层次的安全合作与对话，明确中国的战略意图，消除周边邻国对中国的安全疑虑。在目前，恢复和建立地区各国相互信任的合作机制是最迫切的战略课题。同时，通过双边安全对话，取得安全战略上的相互理解，既可以减轻各国的抵触情绪和戒备心理，也能够在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保持东亚地区相对平衡的战略格局方面起到促进作用。在这个方面，加强中国与周边邻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不仅政府要做工作，民间也要发挥作用。民间外交在中国开展对外交往过程中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
其次，借助国际社会的力量，抗衡和抵消日美同盟、美韩同盟在东北亚安全战略上的优势和对中国的战略牵制，保持中国对外战略上的总体平衡。一方面应该强调多极化趋势下的多边安全合作。在东亚安全，尤其是东北亚安全问题上，倾听日本韩国等的安全诉求，在朝鲜半岛核问题、国际反恐以及防止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寻求中日、中韩共同的安全利益与安全合作。另一方面，调整与加强同美国的双边关系，避免中美日三边关系走向极端。
在东北亚地区，促进各国安全对话与政治合作，还面临着消除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发展各国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的问题。这里既包括如何妥善处理在各个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体制性问题，也包括怎样对待和处理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差异，通过双边和多边安全对话，取得安全战略的相互理解，可以减轻地区军备扩张的压力，消除各国安全战略的误解和盲区，使地区安全保持相对平衡的战略格局。同时，建立和发展相互信任关系也是促进东北亚经济繁荣与和谐区域构建的基本前提。而建立相互信任的合作机制是最迫切也是最有现实可行性的选择。
第三，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格局目前正面临着历史的转折时期。各方经过艰苦和长期努力，已经在地区和平发展方面达成许多重要共识。在六方会谈的框架下解决朝核问题已成为解决朝鲜半岛和平问题的不可替代的最佳模式，其意义已远超出解决朝核问题本身，对于东北亚安全机制建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所倡导的新安全观、新政治经济秩序观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目前不会再有人怀疑“六方会谈”机制化应该是东北亚安全机制建设的努力方向这一说法。⑨
目前，东亚地区各国之间相互信赖关系的基础还很脆弱，有人认为造成这种相互不信任感的原因更多的是来自相互的错误认识。而这种错误认识的根源，更多地是来自于各国的政治精英和智囊人物的判断错误。他们的思维方向对于国家的政策决定起着巨大的影响，并直接导致了国民的不安和各国间相互不信任感的产生。
东北亚和谐区域的构建和区域合作的发展，地区政治互信与信赖关系的建立，不仅取决于各国政府的相互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各国人民的相互认识和理解如何深化，能否做到“增信释疑”。只有国民层面上的相互认识和理解达到新的高度，才有可能推动各国政府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在国际政治、经济及全球性问题等领域加强协调与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冷战后东北亚地区相对稳定的国际格局已经进入调整时期。“9·11”事件后相关大国围绕朝鲜半岛局势及区域安全合作等问题加快了相互关系调整的步伐。在国际政治及亚太安全形势不断变化的新时期，日本和韩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动向尤其引人注目。而美国的新东亚政策又给这一地区的国际关系和政治安全环境带来了新的变化因素。作为东北亚地区乃至世界的重要国家，中国应如何面对国际环境的变化，调整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直接关系到国家利益的实现和现代化建设的安全保障。
鉴于东北亚地区战略格局的特点，我们既要注意影响本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制约因素的发展和出现新的不稳定因素，也要注意本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局势的连动关系，并积极寻求各国合作，共谋化解策略。2005年4月，胡锦涛就中日关系发展提出了5点主张。⑩这不仅是关于处理中日关系问题的基本原则，同时也为我们把握东北亚国际格局变化，妥善处理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
收稿日期：2007-11-30
修改日期：2008-01-29
注释：
①关于“东北亚”概念的范围，包括了东北亚地区的中、日、韩、朝、俄、蒙等国，此外，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亦把美国视为该区域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
②［日］Reinhard Drifte：《强化多极主义——日欧共同合作的选择》[J]，《外交论坛》2001年第1期。
③参见秦亚青：《多边主义研究：理论与方法》[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
④转引自宇野重昭、增田佑司编：《东北亚区域研究序说》[M]，国际书院，2000年版，第12页。
⑤参见包霞琴、臧志军主编：《变革中的日本政治与外交》[M]，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页。
⑥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M]，卢明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
⑦［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M]，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75页。
⑧城山英已：《对日“新思考”外交是虚幻的么》[J]，日本《世界周报》2003年10月14日。
⑨石源华：“东北亚无核区和导弹控制上海会议国际研讨会纪要”，2004年7月16-18日http://www.cas.fudan.edu.cn/show.php?articleid。
⑩胡锦涛关于中日关系发展的5点主张内容如下：第一，严格遵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三个政治文件，以实际行动致力于发展面向21世纪的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第二，要切实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就是要把对那场侵略战争表示的反省落实到行动上，绝不再做伤害中国和亚洲有关国家人民感情的事。希望日方能以严肃慎重的态度处理好历史问题。第三，要正确处理好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涉及13亿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日本政府多次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希望日方以实际行动体现上述承诺。第四，要坚持通过对话，平等协商，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的分歧，积极探讨解决分歧的办法，避免中日友好大局受到新的干扰和冲击。第五，要进一步加强双方在广泛领域的交流和合作，进一步加强民间友好往来，以增进相互了解，扩大共同利益，使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国际金融报》（人民日报社主管）2005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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