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质疑——反思拉图尔的行动者能动性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能动性论文,性观念论文,拉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0－0763(2012)03－0078－05
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认为，所谓科学活动中的行动者，应该既包括人(Human)，也包括参与到科学活动过程中的一切非人①(Nonhumans)；非人与人一样，都在科学活动中发挥着实际的影响和作用，并且两者的地位是对称的。因此，与其他认为非人元素至多不过是科学活动的工具、对象、程序或辅助手段等等的学者不同，拉图尔主张认可非人的行动者角色，并赋予非人以与人类行动者相对等的能动性，行动者网络理论就是基于这种行动者的能动性观念之上建构起来的。
一、行动者的能动性观念分析
在当前的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领域，无论要建立怎样的新研究范式，研究者们似乎都已经不再对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提出疑议，而且他们对于什么是能动性②这一问题基本上也能形成一致意见，即认为能动性是主动地进行行动的能力。这种理解乃是基于韦伯对人类行动作出的经典阐述。韦伯认为，行动是带有主观意义的，因而有别于无意识的行为。([1],p.22)
然而这与拉图尔的理解存在差异。什么是行动者的能动性？拉图尔认为它未必代表行动者“主动”进行某种行动的能力，能动性并不等同于“主动性”。恰恰相反，行动者并不是行动的源泉，它是被动行动的。([2],p.18)“一个行动者，即是说它在其他事物的驱使之下从事行动”。([3],p.46)承认行动者的被动性，事实上就意味着赋予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以更基础性的地位。行动者网络本质上并非实指意义上的有形网络，而是行动者的相互作用过程留下的痕迹，行动者取代了传统社会学中诸如“利益”、“制度”或“社会秩序”之类的范畴成为网络的主角。
值得注意的是，行动者网络理论关注的行动者同样不是实指意义上的实体，而是操作意义上的行动者，行动者的“力量源于其操作”，([4],p.237)这为确立非人元素的行动者地位提供了一个逻辑上的前提。相应地，能动性这个概念就可以被理解为行动者在实际地“起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当某人或某物被说成是起到某种作用时，甚至被说成是起到某种‘重要的’、‘关键性的’和‘决定性的’作用时，该人或该物必然使唯心主义的指控无效，他/她/它必然产生差别。如果他/她/它在全过程中，没有产生差别，那他/她/它就是背景中的一个固定物，或者就像我们在法语中说的那样，仅仅是一个‘花瓶’。他/她/它就算作是‘零’。请不要对我说，某物既起作用又没有作用，既制造差别又不制造差别，它在那里存在着，但却‘不参与此事’”。([5],p.74)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独特性，在于它突出了行动者(既包括人，也包括非人元素)在科学技术形成过程中的能动性。人的能动性很容易理解，可是，非人元素也具有能动性吗？如果有，非人元素的能动性如何体现？非人元素的能动性与人的能动性之间的关系怎样？
拉图尔认为，非人元素一直渗透在科学活动过程中，而且，它们并不仅仅是一种远离人类的僵硬的、封闭性的物的世界，对非人元素在科学活动过程中的作用既不能夸大，也不能贬低。它们作为自然行动者被卷入到与人类行动者的相互作用中去。拉图尔的观点得到了皮克林等学者的支持。“我们应该把科学(包括技术和社会)看作是一个人类的力量和非人类的力量(物质的)共同作用的领域。在网络中人类的力量与非人类的力量相互交织并在网络中共同进化。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图景中，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是对称的，二者互不相逊。”([6],p.11)
在主张非人元素的能动性的同时，行动者网络理论并没有忽视人的能动性。但在这里，人的能动性以一种新的方式呈现：人不是科学活动的唯一中心，甚至也不再是科学活动的中心。人类力量与物的力量相互交织，相互博弈，相互影响，共同形塑了科学。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野中，科学是一系列的活动，是形成中的科学(science in the making)，而不是已经形成的科学(ready-made science)或既成科学(all-made science)。拉图尔的《科学在行动》一书用“行动者”、“网络”、“联盟”、“共同结果”等等概念描述了科学知识网络的建造与扩散，突出了科学的进行性、实践性、去人类中心化特性，使科学、技术以及文化都处在一个开放的空间中。
二、为何赋予非人行动者以能动性？
传统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坚持将“科学的发现和辩护”进行两分，认为科学的发现不是科学哲学或认识论要研究的主要问题，这应该属于心理学和历史的研究范围。在传统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视野中，科学知识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个人或社会因素对其的渗透和影响。作为这两种科学观的叛逆者而出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虽然已经开始关注科学知识形成过程中的人的因素(或者说，社会的因素)，但是它一度试图跳过具体的科学活动，以抽象的社会实在作为导致科学知识形成的最终原因，例如将人的(或社会的)因素最终化归为某种社会利益。可以说，传统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类行动者(主要指科学家)的能动性，遑论非人元素的能动性。
拉图尔提出行动者的能动性观念一方面引发了人们去重新关注人类在科学活动中的作用，另一方面突出了对存在于科学活动中的诸种非人元素的强调。可以说，该观念最引人关注之处恰恰正在此处：它将非人元素确立为科学行动者并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赋予了其能动性。但是，无论是在常识的层面上还是在各种社会学理论中，“非人行动者”或者“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都是不太容易让人接受的说法，那么，拉图尔为什么要提出如此容易引发争议的“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观念”呢？
原因似乎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1.为了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继续体现他对科学的历时性特征的理解。科学的历时性特征是拉图尔的科学研究最初也是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从对科学进行人类学研究开始，拉图尔就已经逐渐确立了科学是“行动中的科学”的观念。科学不是静态的逻辑成品或知识形态，不可以跳过科学实践的过程去追寻导致科学知识形成的所谓根源。从本质上来讲，科学是行动，如果要理解科学，那就不能离开其中的行动者。人类以自身的力量认识自然，认识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但并不是镜式地反映和折射他们的所见所得。人的个性、动机、利益、旨趣、知识背景，甚至个人倾向等等无一不在影响着他们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影响着各种知识的形成；另一方面，人在感知和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并不是以孤零零的单子式的个体独立地构建他们关于这个世界的各种知识，他们需要仪器、材料、设备等“硬件”元素，也需要方法、程序、流程等带有人工色彩的“软件”元素，科学实践更是须臾不能离开外部的自然，毕竟我们所说的科学知识本质上是指“自然”科学知识。
除了人类之外，出现在科学实践中的一切非人元素都没有任何意图、动机或者想法，但是，拉图尔已经声明，他对行动者的理解是“在‘行动中制造差别’、‘起作用的’或者‘使得其他人或物做事’的一切东西(皮克林将拉图尔意义上的非人元素的‘制造差别’、‘起作用’和‘做事’用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进行了替换，提出了阻抗的概念)”。可以说，拉图尔的行动者能动性观念已经大大降低了对“行动者”的要求，认为“凡是起作用的就是行动者”，如果再联系皮克林的阻抗概念，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观念似乎也不是完全不可理解。在这种观念中，非人元素与人一样，也具有了能动性。
2.为了在科学研究中实现“人的祛中心化”。根据广义对称性原则，行动者网络理论将非人元素纳入了广义的行动者概念中，认为非人元素与人类一样，可以在行动中制造差别，而任何通过制造差别而改变了其他事物状态的东西都可以被算作是一个行动者。从这一点看，行动就不仅仅是由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组成，也不仅仅是由非人与非人间的联系组成，而是由包含非人与非人之间的联系、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及非人与人之间的异质性联系组成的，人与非人在能动性上并不存在不可通约性。拉图尔认为，关注科学中的行动者并不意味着只去关注有意图、动机、意识等的人类行动者而忽略缄默的非人行动者，说到底，只有关注到了在科学活动中“起作用”的那些非人行动者时，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对称”，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其他科学研究范式区别对待人和非人元素的态度，甚至才能够解释社会上的各种不平等现象。对于科学研究而言，如果只强调科学活动中的人类行动者，则会将科学完全等同于人或社会因素的建构，包括自然在内的各种非人元素都被排除在科学研究视野之外，人类行动者被置于科学活动唯一的中心位置上，科学研究将会走向绝对的相对主义。从逻辑上来看，拉图尔主张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与他主张进行“祛中心化”的科学研究学术立场是一致的。
三、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一种符号学的遁逃？
实际上，针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各种争议一直都存在，而且几乎都指向其中的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观念。反对者们认为行动者网络理论不过是符号学理论下的一种解释性社会学的变种，在最关键的问题(例如非人行动者如何取得与人类行动者完全对等的地位及其能动性如何实现等)上，行动者网络理论要么后退至曾经被拉图尔所批评的社会学立场，要么选择逃避到符号学的空洞说明中。
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确实能看到符号学理论对它的深刻影响。在众多的符号学学者当中，拉图尔最为推崇的是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家格雷马斯(A.J.Greimas)，他认为：“格雷马斯和库尔泰(J.Courtès)的《符号学及语言：一部分析词典》[7]对符号学的经典著作做了最好的概括”，([3],p.55)对格雷马斯充满溢美之词。除了这部关于符号学和语言的作品以外，拉图尔还引用了格雷马斯的另一作品[8]来说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来源。
如何评价格雷马斯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影响？从拉图尔的一句话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一种准确描述可能是，它的一半来自加芬克尔(H.Garfinkel)，而另一半来自于格雷马斯，它只不过是将大西洋两岸这两种最有趣的智力运动结合在了一起”。([3],p.54)，拉图尔将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一半构成归功于格雷马斯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由此可见后者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格雷马斯的符号学对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意义主要在于它为后者提供了一种符号学的分析方式，所谓符号学的分析方式，就是“把那些本来不是符号的事物、事件、现象解释为符号，例如建筑物、消费品、人类行为和动物行为、食物、仪式、风俗、人工山水，还有自然现象，如日食、地震、台风、脸红或脸色变白，等等。通过解释这些事物，我们使它们成为符号学上透明的东西……符号学上透明的东西是符号，这种透明性引起的一个结果是，我们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符号本身上，而是过渡到符号所指示的事情上，还有真实的或假想的发送者用那个符号所传达的感情。本来不是符号的东西在交流过程中变成了［交流］工具，这是解释的功劳。……于是，应用符号学方法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以某种方式对待自然现象和自然力，就好象它们是人造的，并使它们接受典型的人文科学的分析。例如我们对它们作目的论的判断和解释，好象它们在追求一个目的”。([9],pp.46－47)
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就是拉图尔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角度对非人元素在科学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建构。拉图尔在谈到格雷马斯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影响时曾认为：“因为涉及的是虚构的东西，所以当文学理论家们使用过符号学或各种各样的叙事科学后，他们就会比其他任何社会科学家更为自由地去探究表达的方式”。([3],p.54)以童话为例，拉图尔认为同一个行动者能够在其他不同的行动者的支配之下行动，支配行动者行动的能力就是能动性，它可以来自魔棒，来自小矮人，来自仙女头脑中的一个想法，或者来自杀死恶龙的骑士。一旦理解了行动者和能动性之间的区别后，诸如“被你自己的兴趣所驱动”、“社会结构的受害者”、“按常规延续”、“被上帝召唤”、“用自己的意志完成”、“用资本主义解释”等等之类的说法才具有可比性，它们不过是使行动者做事(do things)的不同方式，没有必要事先区分“正确”的能动性和“错误”的能动性，也没有必要确保它们能够被翻译为啰嗦的社会习语。([3],p.55)
借鉴格雷马斯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拉图尔构造了行动者网络理论。行动者网络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的符号系统，拉图尔所要探析的是这个系统的不同组成成分(人与非人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然而，结构主义符号学毕竟只是符号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其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联系行动者网络理论来看，结构主义符号学有如下两个明显的局限性：
一是结构主义方法对超出“结构”范围以外的东西无法把握，因而只有将各种现实问题排除在结构主义的考虑范围之外。因此，行动者网络理论可以在人与非人行动者通过转译形成的符号学系统内谈论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及其与人类行动者能动性的对等，但却无法说明，一旦进入到科学实践的具体过程中，非人行动者如何发挥能动性的问题。
二是结构主义符号学仅仅是在强调共时性的封闭图式内表达对“意义”的理解，但这种语言学并不能说明“意义产生”的过程，行动者网络理论对非人能动性的理解即是如此。行动者网络理论可以在文本中“实现”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但却忽略了非人行动者能动性的意义形成过程。能动性在文本意义上的生产性并不等同于实践意义上的生产性。也就是说，作为对非人行动者能动性观念的理解，文本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现象，也不是简单的意义结构，而是记录了意义生产的过程，应该具有开放性、历史性、变动性和未完成性等特征。
总的来说，格雷马斯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研究方法仍然带有静态分析的倾向，行动者网络理论受其影响(当然，或许拉图尔的初衷只是为了借鉴格雷马斯的结构主义符号学中强调系统和联系的那个侧面，但静态分析方法却作为附属品一并被引入到行动者网络理论中)，一方面强调共时性的结构主义方法，另一方面又面对着历时性的研究对象——科学实践活动，从逻辑上来看，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兼容性，因此，行动者网络理论无法完全自洽地解决“理解行动中的科学”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纯粹地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拉图尔的观点也不是全无道理，他强调要对称地看待人类与非人元素，认为两者在实践中所起到的作用整体上来说是非常类似的，两种行动者在特定条件下的时间、空间中出现时都能够产生可以观察到的作用，都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这一点倒是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走出拉图尔的符号学策略，转换一下角度，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行动者网络理论，就会觉得强调人类行动者与非人行动者在能动性方面的对等性是不可思议的，其缺点自然也就暴露出来。当从表象转向实物，从符号转向具体的现实，从作为文本的世界到作为物体的世界，非人元素的能动性作用便不再明晰。在这些转换的过程中，人与非人元素在能动性上的等同事实上并未如拉图尔所愿，成为一个确定的本体论条件。
非人行动者到底有没有能动性，或者“非人行动者”这个称谓是否能够成立？面临这些问题时，拉图尔的态度确实很微妙。一方面他明确建构了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观念，另一方面又含混地暗示这种能动性观念的灵感来自于文学作品的表达策略，因此，在行动者网络理论自身框架中看不到对有关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问题的合理解决。柯林斯和耶尔莱尖锐地认为所谓对称地看待人与非人及其各自的能动性只不过是社会学家的一厢情愿而已。([10],pp.315－317)阿什莫尔也援引观点对行动者网络理论将非人元素与人类在能动性方面的激进对称化处理进行了批评，认为“正是它要代表任何的、所有事物的主张使得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深层次上仍然受限于它试图要超越的后启蒙叙事。”([11],p.737)
拉图尔承认，之所以采用符号学的方式来建构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观念是因为“(文学作品)在纸上创造的多重的虚拟世界里探究者能够获得与在真实世界中同样多的柔韧性(pliability)和范围(range)”，([3],p.55)然而令人怀疑的是，难道“只有通过某种对文学作品的不断熟悉，(从事)ANT(研究的)社会学者们在界定充斥世界的能动性时才能够变得不那么呆笨、僵化、不灵活”吗？([3],p.55)退一步讲，既然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观念的建构主要来自于带有虚构成分的文学作品的启发，那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行动者网络理论诉诸非人元素的能动性仅仅是作为一种文学策略而非作为该理论的一种本体论特征，因此，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无法在真实的世界里实现出来就是理所当然的结果了。从这个角度，我们似乎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柯林斯、耶尔莱指责拉图尔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是回避了问题的一种符号学的遁逃。
［收稿日期］2011年7月5日
注释：
①非人(nonhumans)指的是科学活动中除人以外的所有元素，包括自然(nature)、物体(object)、程序(precedure)、仪器(instrument)、实验室(laboratory)甚至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等等。
②本文中的能动性对应于英文中的“agency”一词，在国内的相关研究资料中，对该词的理解和翻译方法主要有：
1.翻译为“行动者”。如刘世风在论述拉图尔的科学实践观时认为“行动者网络理论以三个概念为核心，即行动者(agency)、转义者(mediator)、网络(network)”(刘世风：《试论拉图尔的科学实践观》，《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年第2期)；
2.理解为“行动能力”或“行动潜力”。如孙启贵等人认为“在ANT看来……非人类行动者包含了事物的行动能力，其特征是对人类行为施以限制”(孙启贵、郑泉：《科学网络中的行动者及其影响因素——以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为例》，《科学学研究》，2010年第6期)；
3.翻译为“动因”或“力量”。如张敦敏在翻译布鲁尔的《反拉图尔论》时对该词的理解：“拉图尔的指控是，强纲领否认事物有动因，因为它把所有的动因和能力都留给了社会过程。”(［英］D·布鲁尔：《反拉图尔论》，张敦敏译，《世界哲学》，2008年第6期)；邢冬梅在翻译皮克林的著作《The Mangle of Practice:Time,Agency and Science》时，则将其中的“agency”译为“力量”。
在拉图尔的文本中偶尔会出现诸如“an agency”或“individual agency”的用法，此时将该词译为“行动者”较为合适；另外，拉图尔在《重组社会》一书中讲到不确定性的第三个来源时认为“Objects to Have Agency”，在这里如果把“agency”翻译为“行动者”显然不妥。在稍后的章节里，拉图尔又提出“The type of actors at work should be increased”(起作用的行动者在类别上应有所增加)，可以将两者相联系来考虑这里的“agency”一词的译法。在《韦氏新大学词典第9版》(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关于agency的几个义项中，其中之一做如下解释：capacity condition,of state of acting or of exerting power operation，可译为“行动或使动能力”；另外，在《朗文当代英语词典》对该词的解释中也有类似的义项：the power or force which causes a result，该义项可翻译为使动作用或动因。
由此可见，“agency”一词除了能作为“行动者”来理解以外，还有另外的含义。在上述第2、3种译法中，张敦敏教授的“动因”一说较为贴切，但因为拉图尔在他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中极力反对和排斥使用因果性概念，综合起来考虑，笔者认为，将“agency”一词翻译为与“动因”相近但更能体现出行动者“起作用”之意的“能动性”似乎更为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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