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历史特点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时期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历史是在时间上展开的，时间是连续的，是无分割的，因而，从本来的意义上说，人类历史是绵延不断不可分割的。但是，作为具体事物的演变又是有阶段性的。这样，人类历史是可以分为若干阶段的，大阶段中又可以分为若干小阶段。某一具体的历史阶段，既然可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必定是因为它有不同于其它历史阶段的特点。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时期。作为一个特定的时期，它在近代史上居于什么地位？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什么？它怎样区别于其它的历史时期？下面我们对这些问题做一考察。
（一）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反帝斗争由失败到胜利的转折时期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诸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因此，打倒帝国主义成为近代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一百年来，中国人为完成这个革命任务进行了艰苦的英勇的斗争。但是每一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从全局上说都是失败了的，如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战争等。各个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都在中国取得了特权，有的帝国主义还割去了大片中国领土。中国政府处于帝国主义控制之下，中国人民处于帝国主义剥削压迫之下。这种情况直到抗日战争才发生了变化。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收回了被日本侵占的国土和各种权利。同时，由于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和贡献，也为了利用中国的力量对法西斯国家作战，以减轻本国的压力和损失，英美等国废除了过去同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虽然不是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那样的方法取得的，但也和抗日战争密切相关。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中国外交史上的重大胜利。此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虽有反复，但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的实力，是在抗日战争中形成的。
这次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一百年来中国反帝斗争的第一次巨大胜利。这次战争改变了过去中国在反侵略战争中屡战屡败的局面。此后的反帝斗争是胜利的斗争。抗日战争是中国反帝斗争的伟大转折点。
抗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不限于上面的一点，它是完成整个民主革命任务的决定性的一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分析中国的主要矛盾和革命任务时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一是消除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二是推翻封建主义压迫。这就是说，中国的革命“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主义压迫的民主革命”。合起来也可以叫做民主革命。驱逐在华的外国敌人和消灭国内敌人这两个革命任务，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是互相区别又互相统一的。从中国民主革命的全过程来说，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是结合着进行的，是都必须完成的。但是在民主革命全过程中的某一具体阶段，在两大任务中把一个任务提到重要位置，首先完成；把另一个任务放到次要地位，准备在以后完成，在策略上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往往是非此不可的。这是战略上的各个击破。在这种意义上两大革命任务在具体完成的时候，是可以分开的。在抗日战争中，中共坚持把对外的革命任务——抗日，和对内的革命任务——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区别开来，首先集中力量解决对外的任务。这样不仅没有延缓对内革命任务的完成，而是加快了对内革命任务的完成。这是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互相统一、互相促进的辩证关系。
抗日战争是中国反帝斗争的转变关键，从而也缩短了整个民主革命的过程。
（二） 抗日战争时期是爱国主义空前高涨的时期
抗日战争是全民的战争。中国的各民族、各阶级、各政治派别、各民众团体都参加了。各种政治力量，各种社会力量，出现了空前团结一致的局面。这种政治团结的思想基础是什么呢？就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的高涨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超过了各阶级、各政治集团的利益的表现。“抗日高于一切”是那时中国人的共识，也是共同利益之所在。那时所有抗战的政党、政派、政治活动家，都以爱国主义号召人民起来抗战、坚持抗战和争取抗战的胜利。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中华民族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一度叫这个名称）在1938年3月1日发表的政治主张中说：“中国这次反抗暴日侵略的战争，乃是中华民族争取生存的最后时刻。抗战胜利，中国才是中国人的中国，抗战失败，中国即变为日本的领土。可见抗战期中，抗战的利益，包含一切人民的利益，除极少数甘作亡国奴的汉奸而外，全国上下，不分党派，无间朝野，为民族利益计，为自身及子孙计，都应该牺牲其特殊利益，财产生命，一致团结，共同向战胜暴日的一个目标前进。”上述宣言，表达了全国民众的心声。抗战时期的中期以后，党派“磨擦”加剧，但党派利益仍然没有超出抗日这个共同利益。抗日战争时期高扬的政治旗帜是爱国主义。
在上述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变化是一个重要事实。世界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贯反对用国家整体利益掩盖被剥削阶级的利益；反对民族主义，主张国际主义。这时，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新的说法。其一是“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这就是说，要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的民族斗争。“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①其二是“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实施”。中国共产党人说：“对于我们，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密切结合着，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反抗日本侵略的政策和行动，“正是国际主义在中国的发挥，一点也没有违背国际主义。只有政治上糊涂或别有用心的人，才会闭着眼睛瞎说我们的做法不对，瞎说我们抛弃了国际主义”。②“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一致性”，“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实施”，这是两条重要的政治理论原则。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框架上安插了这样两条原则，是它的政治理论的一大变化。这也反映了全国抗战局面形成后中国政局的重大变化。
中国国民党发布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中提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接受了这一提法，并做解释说：“现在日寇侵犯我国，就是要毁灭我们中国人的生存，就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不共戴天之仇，我们必须抵抗到底，把日寇完全逐出于我们国土之外，没有与之妥协的余地，这就是‘国家至上’”。“抗战到底和争取民族绝大多数同胞的幸福，这就是‘民族至上’”③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刘少奇说：“在目前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抗日利益高于一切，这就是全国人民最高的法律原则”④
抗日战争的现实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按过去的宣传，共产主义者只承认阶级的道德，而共产主义的道德就是无产阶级的道德，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今日会成为民族道德的积极发扬者呢？”“无产阶级的道德为什么在现在又换了民族的道德呢？”一位共产党员学者解答说：“无产阶级的道德同时也就是为全人类的解放的道德，它必须是具体的，依着它所处的时代环境、社会、经济状况以及人民大众的需要来决定它的要求。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族灭亡危机非常紧迫的状态下面，共产主义者如果只在空谈抽象的阶级道德，对民族的存亡问题置之不理，那明明是违反着真正的无产阶级道德的（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才会这样干）。在中国的情形下面，真正无产阶级的道德和民族的道德完全能够一致，不但如此，正因为无产阶级的道德并不是阶级自私的道德，因为共产主义者有着极远大的眼界，因此他们在民族抗战中才最能毫无顾忌地牺牲奋斗，才能够在民族道德中建立最高尚的模范”。“本来共产主义者不能在毫无客观凭据的时候空喊实行共产主义，所以如果有人说共产主义者只是国际主义者，不能同时成为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因此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也不能谈民族道德的发扬，这就完全是一种公式的、形式论理学的曲解”⑤。上面的引文论述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的一致，引发出了民族道德和阶级道德的一致，共产党人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一致。
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首要前提、中心内容的爱国主义，是抗日战争时期飘扬在中国大地上的一面非常突出非常鲜明的正义旗帜。
（三） 抗日战争时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政治力量消长的关键时期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国民党由衰败得以振兴。中国历史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是非常之快的，不久，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就成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两大主要政治势力。国共两党代表的政治力量的决战，即中国命运的最后决定时刻，是在1946年至1949年；但国共两党力量的消长，共产党一方打下了决定性胜利的基础，国民党一方积累了在大陆彻底崩溃的条件，则是在抗战期间。
在抗日战争的前期，蒋介石本人和以他为主导的国民党的政治声望达到最高点，而在中期以后则降落了。七七事变，特别是八一三事变之后，国民政府进行抗战，对抗日民主运动的压制有所放松，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决定召集国民参政会。当然这些无损于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但毕竟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因此获得了全国各阶层的拥护。以下的种种情况说明了这一点。
因从事抗日民主活动而被捕入狱的章乃器，刚一出狱就发表文章，反对“标新立异”，要人们“信任舵师”，“信托”政府，一致听从蒋介石。⑥另一个因从事抗日民主活动而一度被捕的张申府，发表文章说：“我常说，蒋先生只要发动抗战，全国必然景从。我深庆今日已经完全实现了”。⑦李济琛、陈铭枢等人曾因反对蒋介石本人和蒋控制的国民党而组织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这时，于1937年10月25日发表该同盟解散宣言。陈铭枢并发表文章，对此加以解释。他说：“民族革命同盟之唯一目的，就是促进全国力量之集中对日抗战。所以在抗战发动以后，我们认为我们的民族革命同盟抗日的希望既已实现，则今后的努力就是参加和拥护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而这是全国同胞的一个总目的。所以我们自己的组织也就可以解散，所有旧日同志各个为抗日的努力，而我当然也就回复到我国民党的地位”。⑧
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开过之后，1938年4月13日，国家社会党张君劢致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副总裁汪精卫，其中说：“方今民族存亡，间不容发，除万众一心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而外，别无起死回生之途。”4月15日蒋、汪复函，对国社党“谋国之忠，忧时之切，实深欣慰”。4月21日青年党左舜生致函蒋、汪表示：“国民政府为今日举国共认之政府，亦即抗战唯一之中心力量，同人等必本爱国赤诚，始终拥护。”4月24日，蒋、汪复函，对青年党“拥护政府之赤诚”“弥深感慰”。上面两件事在中国现实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这表示国民党承认国家社会党和中国青年党的合法存在，它们可以公开活动，正如当时一篇文章所说：“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政治上的一个大开展。”⑨这是国民党“开放党禁”的一种表示。
在抗战前期，共产党对国民党表示了真诚的拥护。七七事变前夕，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1937年7月14日送交国民党。国民党于9月22日发表。宣言宣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次日公布了蒋介石的谈话。他以“接纳”共产党“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这样的言词，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公开合法地位，实现了两党特殊形式的合作。1938年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论新阶段》的报告，通过了一项政治决议案，其中说：“为了完成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为了顺利进行抗日持久战，就必需国共两党长期合作。国共两党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是抗战建国大业完成与胜利的保证。”这次全会再一次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对于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的诚心诚意。”⑩
皖南事变以后，国民政府加强了对抗日民主运动的镇压，国共关系大大恶化，抗战前途蒙上了浓厚的阴影。这就使人民对国民党大失所望。
1941年以后，国统区经济和国民政府的财政进入困境。1943年以后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而官僚资本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大大加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大受扼制，人民生活水平大大降低，有权势的人发国难财的势头却有增无减。“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了民主运动的共同要求。从各党各派声明诚心诚意拥护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到“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提出和成为普遍的要求，这是抗战时期中国政局的重大变化，它标志了国民党政治上的衰落。
国民党统治在中国大陆的崩溃是在1949年，而这种崩溃的起点是在抗战中期。
下面再说中国共产党。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力量有极大发展，打下了建立全国政权的基础，这些史实各种书籍和文章中有大量叙述，这里只做简要说明。
中国共产党有一个最根本的思想，就是哪个政党能够积极有效地领导抗日，哪个党就会得到民众的拥护。共产党只有投身到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去，自己本身和革命力量才能得到发展。任何避开或偏离国家中心任务去谋求发展的意图，都是不能实现的。这样一个坚定不移的思想在抗日战争中得到圆满实现，因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得到空前的大发展。
抗战开始的时候，共产党有组织的党员有四万，军队有四万多人，根据地人口一百五十多万。到1940年党员发展到八十万，军队近五十万人，根据地人口约一万万，开辟了广大的解放区。中间虽然经过挫折，但到抗战结束时，有党员一百二十万，军队一百二十万，民兵二百多万，建立了十九个解放区，人口一亿二千余万，人民革命力量得到空前的大发展。这时国共两党掌握的军事力量，在绝对数量上，解放军不如国民党军多，并且相差还很大；但相对来说，同抗战以前相比，两军的差距是大大缩小了。在政治威望方面，共产党大大上升，国民党大大下降。
中国共产党成立并领导起中国革命以后，逐渐形成了中国政治主要由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决定局面。国共两党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的变化，就表明了中国政治现实和中国发展前途的变化。
综合以上所述，从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战争时期是国共两党所代表的政治力量消长的关键。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国民党自己为南京政权的覆灭准备了条件，而共产党则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
（四）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同外部世界密切联系起来的时期
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之后，世界各地的联系日益密切起来。中国进入世界体系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从那时起，中国一步一步地走向世界，但前进是缓慢的、阻力是很大的。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以后。由于美苏英等国与中国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对中日战争给予了密切的关注。欧洲战争的爆发，苏德战争的爆发，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快速地推动了中国进入世界体系。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战场，不仅在战略上而且在具体作战行动上，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密切结合的重大步骤。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参与了国际活动，不过不是作为被宰割被损害的对象参加，就是作为一个消极的成员参加。中国和外国签订的条约协定大多是赔偿损失、割让土地，或出让国家权益。这种情况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才有所改变。1942年1月1日，以美英苏中四国为首发表了《联合国家宣言》。随后成立了中国战区，中国战场正式成为世界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1943年1月11日美英两国宣布废除与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其他各国随后也废除了这样的条约。1943年10月美英苏中发表了《普遍安全宣言》。同年11月中国参加了开罗会议，与美英共同发表《开罗宣言》。1945年4月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成立大会，中国政府作为发起国之一参加了大会，在会上被确定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在一系列国际活动中得到肯定。1942年2月蒋介石访问印度，目的是调解英国和印度的分歧，加强对日作战的力量，维护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团结。调解虽然没有成功，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国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中国的软弱和国民政府的腐败，中国的大国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虚名，仍然受着美苏英的支配和制约，雅尔塔会议通过的损害中国主权的决定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但是中国以积极的形象和大国的地位参与国际重大活动和某些重大决策，明显地表现了中国国际地位的大大提高，这是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重要表现，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
“八·一三”淞沪会战标志着全国性抗战的开始。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对外政略的基点，是利用英美苏同日本的在华矛盾及在东亚和太平洋上的矛盾，使他们干涉抑制日本的侵略，最好是把他们拉入中日战争。所以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一再宣传中国抗战与国际形势世界政治的密切关系。从主观上说，这是出于蒋介石的政略战略的需要，在客观上这是世界现实的反映。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中共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积极争取外国的了解、同情和援助，外国人对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对解放区的参观访问考察多了起来。中共驻武汉和重庆的代表机构更是中共通向外国的一个窗口。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了国际宣传组。但是中共在争取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援助中国抗战的问题上，有很大局限，有很大保留。中共争取外援（苏联除外）的政策有三个基本点：(1)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这是一条主要原则。(2)共产国际和中共自己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态度和推行世界革命战略的要求。(3)从阶级分析出发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分开，联合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主要是联合那些国家的人民。
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对中共的对外政策做了说明，他说：“过去的，大家都明白，各民主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援助中国的，主要是其人民的同情中国，苏联的援助则更加积极。……日本的深入进攻，进一步加深了日美间的矛盾，苏联与中国的友谊是增长的，中美苏有进一步亲近的可能。但是我们第一，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第二，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之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之人民的区别；第三，更加不可忘记现实与将来的区别。我们对前者不应寄以过高的希望。应该努力争取前者一切可能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事实，但过高希望则不适宜。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外援的配合，主要的是和先进国家与全世界广大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之将来的配合，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的方针，应该放在这种基点之上。”(11)从这些可以看出中共对英美法政策的观点及限度。
1939年9月1日，欧洲战争爆发，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14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报告，其重要内容是：(1)欧洲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非正义的战争，是“一群疯狗打架”，完全应该反对。(2)欧洲战争爆发之前，世界分为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大阵营，后者中包括“各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战争爆发后，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的划分已不适用了。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成了两大帝国主义阵营的一个，应把战争的双方“看成一样的强盗”。(3)现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政策应该是：在各交战国，是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向人民宣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的国内战争，建立反帝国主义战争的人民统一战线”。在各中立国内，如在美国，是揭穿资产阶级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在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是民族统一战线，或者抵抗侵略者，或者反对宗主国。中国、苏联、各国人民解放运动、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应该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用以对抗反革命的统一战线。(4)对世界前途的估计是：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尽头，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现在的时代就是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把黑暗世界整个儿的改造为光明世界的时代。我们正处在这个时代中。”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字，三国同盟正式结成。与此同时，美国加强了对英国的支援，两国结盟的活动在积极进行。这时英美积极拉拢中国加入英美集团。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作了如下的分析和决策：国民党内的英美派近来加紧活动，要加入英美同盟，并乘机反苏反共。“在此情况下阻止与援救国民党这一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集团的错误，是我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我们既反对德意日同盟的所谓新秩序，也不赞成英美旧秩序，而主张独立解放的民族革命秩序。我们既反对中国成为日本的工具，也反对中国成为英美的工具，两者都是没有出路的，只有独立自主的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12)毛泽东基本上同意上述分析。他认为现在蒋介石是待价而洁，既准备加入英美联盟，又准备加入德意日联盟，而后者可能性更大，共产党对两者都要反对，主张进行“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但不久毛泽东改变了上述意见，1940年11月6日致电周恩来，电文说：“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虽然我们也不应该提倡（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13)；而对“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这一原则并没有放弃。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大举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苏德战争打乱了帝国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革命阵营的划分，坐待两群疯狗打架两败俱伤乘机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战略破灭了。苏联人重新解释了这次世界大战的性质，认为由于苏联参加，战争性质由帝国主义之间的非正义战争转变为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相应地共产国际对世界的战略策略做了重大修改。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策略也做了修改。
1941年7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明确地说：“目前是全世界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的伟大斗争时代”。随后中共中央又发表了一项党内指示，其中说：“在目前条件下，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或是否资产阶级，凡属反对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义的。凡属援助德意日，反对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坏的，有害的，非正义的。在此标准下，对于目前的对德战争，美国的援苏、援华、援英行动及可能的美国反德反日战争，都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而是正义的，我们均应表示欢迎，均应联合一致，反对共同敌人”。(14)这里把战争性质重新做了规定，决定与英美联合，改变了由中国进行“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的原则。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英美对日宣战，中国也对日宣战。美国参加到战争中来了。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进一步密切联系在一起了。同日，中共中央对外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在党内发表了《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在这两个文件中，中共的国际统一战线又有了重大变化。中共主张：“中国与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应当是上层的，同时又是下层的，是政府的，同时又是民众的联盟。”着重指出：“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做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
上面我们论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怎样与世界密切联系起来的主观认识和客观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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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这段历史，作为一个特定的时期已经过去五十年了。纵观二十世纪前五十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成立了中华民国；二是进行了抗日战争并取得了胜利；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光辉的篇章之一。
关于这段历史，人们可以从许多方面去理解，从许多方面去总结。人们可以从中引发出深邃的思想，从中感受到民族精神的活力。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不久，一位著名学者写道：“八年的抗战期间不容易否认地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独特的最伟大最神圣的时代。在这期间内，不惟高度发扬了民族的优点，而且也孕育了建国和复兴的种子。不单是承先，而且也启后。不单是革旧，而且也是徙新。不单是低抗外侮，也复启发了内蕴的潜力。每个人无论生活上感受到多少艰苦困顿或灾难，然而他精神上是感到提高和兴奋。因此在抗战期间内每个人生活中的一鳞一爪，工作上的一痕一迹，意识上的一思一感，都觉得特别具有较深远的意义，格外值得回味与珍视。”(15)对于抗日战争的历史，这一段文字既有理智的观察与分析，又有带感情色彩的感受与回顾。就把它当作我们的结束语吧。
注释：
① 毛泽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9页。人民出版社1791年6月第2版。
② 毛泽东：《论新阶段》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第642页，1991年3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③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第5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6月版。
④ 刘少奇：《论抗日民主政权》，《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5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
⑤ 艾思奇：《共产主义者与道德》（1938年9月8日），《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417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第1版。
⑥ 章乃器：《少号召，多建议》，《申报》1937年9月1日。
⑦ 张申府：《目前的根本要务》，济南《实报》1937年10月11日。
⑧ 陈铭枢：《国民党与党派问题》，原载《血路》周刊第11期。转引自《中国国民党的新阶段》第12页，独立出版社1938年6月初版。
⑨ 周洪山：《国家社会党与中国青年党公开以后》，原载《奋勉》《周刊》转引自《革命领导权》第61页，《东南日报》社，1938年7月初版。
⑩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第753-75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
(11) 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第600-64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
(12) 《中宣部政治情报第六号——英美拖中国加入其战争集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第52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
(13) 《毛泽东关于不反对蒋加入英美集团及制止投降分裂致周恩来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第55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
(14) 《中央关于凡是反对法西斯德意日均应联合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第16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
(15) 贺麟：《文化与人生·序言》，《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47年11月初版。本书是作者在八年抗战期间发表的文章的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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