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法音》联合社论——回顾千载 展望百年——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论论文,二千论文,千载论文,中国佛教论文,佛教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8年是中国佛教二千年。
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向中国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这是目前见诸正史明确记载的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记录（原文见《三国志》裴松注所引鱼豢的《魏略·西戎传》）。其后60余年，汉明帝“永平求法”，将佛教初传推向新阶段。经赵朴初会长和1998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扩大会议确认，以“伊存授经”作为佛教初传的历史标志，在1998年度举办“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的活动。国家宗教事务局经研究并报请中央领导同志批准，1998年5月8日，以国宗函[1998]097号文件发出《关于举办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年活动的批复》。
依照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名誉会长赵朴初先生的批示，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的活动由中国佛教协会主办，中国宗教学会协办。这是中国佛教界和中国学术界联袂共办普天同庆的一件大事。
回顾千载，展望百年，使我们在中国佛教迈向新的千年、新的世纪的里程时，站在历史的门槛前感慨不已，思绪万千，壮志勃发。
二千年，中国佛教经历了几多风雨、几度辉煌。
二千年前的今日，一位来自北天竺的和平使者，一位虔心佛法的忠实教徒，开始把佛陀的遗教注入中华文化的洪流。佛教的传入，是不同民族在不同宗教信仰背景下和平往来、平等交流的范例。作为已经在古印度北部建立国家而且举国信仰佛教的大月氏王的使者，伊存成为第一个列入中国史册的佛教弘法人。他的努力得到汉王朝的理解。在王朝中具有相当官方地位的博士弟子景卢能够被允许跟随他学习《浮屠经》，表明了汉王朝政府的开放态度。虽然这一历史的瞬间在史书中的记载只有短短的几行，但是这几行字所传达的信息，却足以使我们了解到佛教初传时在古长安发生的那一幕其乐融融的情景。
“伊存授经”之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走入上层。67年之后，即永平八年（公元65年），楚王英“奉帛衍罪”，得到汉明帝“诏书还赎”，其中对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加以肯定，并将黄缣白纨三十匹还给楚王，“以助伊蒲塞（即优婆塞——男居士）、桑门（沙门）之盛馔”。此处清楚地表明，当时在楚王的治下，已出现皈依佛门的出家众和在家众。对他们的称谓，也与伊存所授《浮屠经》中列举的基本一致。因此，赵朴初会长曾赋诗指出：“四海颂一马，千秋护两坟。若教梼杌在，应记楚桑门。”
世传明帝“永平求法”，表现出中国政府的明确的官方态度。从“伊存授经”到“永平求法”，一授一求，恰好构成初传时期的第一轮重要往来。其后千余年间，这种授求关系不断推动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推动着中国佛教不仅发展了汉语系，而且发展了藏语系和巴利语系，形成了三大语系俱足、三乘同步的盛大局面。同样，在中国与亚洲各国之间，也出现了这种授求关系，对于中国佛教传向亚洲各国并在各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起到了和平推进的作用。
回顾中国佛教的历史，很有必要的是重新审视对中国佛教历史阶段的划分。划分历史时期，具有宏观把握的重要意义。为此，我们先要提出两个划分的前提。
一、我们对历史时期的划分，不是站在历史发展的终端，而是处于历史仍在运行之中的某一点上，特别是对宗教（包括佛教）的存在和发展，更要明确这一观念。如果认为在中国社会已存在数千年的有据可考的宗教（其中佛教为二千年）基本都已衰微，即将泯灭，那么必然要划出一条从波谷到波峰再到波谷的曲线，并以当今作为结论的时刻。这种观点显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和可能。
二、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包含了人类社会几乎全部的存在因素。从哲学、神学、正统信仰或民间信仰的某一单纯的角度去判断宗教的兴衰都是不全面的。正确的判断应该建立在全方位的观察、多层次的阐述和大系统的论证之上。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宗教在人类历史上的真实面貌和实际作用。
基于这两个前提，我们可以对中国佛教提出这样两个重要判断：
一、中国佛教的历史进程，并不像某些观点描述的那样，呈一个倒锅形，把唐代佛教置于锅底最高点，然后便一直走下坡路。中国佛教的发展是阶梯式的。随着中国社会不断地发展，佛教适应了社会发展的变化，不断地改变、充实着自己，并以自己的根本言教去度化世间。如果说人类社会的总趋势是后一个阶段比前一个阶段高，那么佛教也必然是如此。只要能适应时代的转变并保持自身的根本，中国佛教就必然会踏上更高的阶段。
二、佛教的中国化是中国佛教最具生命力的根本原因。自从传入中国之始，佛教便与中国的固有文化在碰撞中走向融合。我们所说的中国佛教，是包含经学、哲学、艺术、文化、真谛信仰和俗谛信仰在内的综合体。所谓中国佛教的兴衰发展阶段，也是就这个综合体的整体而言，并不能以其中某一因素的增减强弱而断言整体的趋向。那种以哲学范畴为唯一尺度，认定中国佛教以唐代为顶峰的观点，无疑是有失偏颇的。
在中国佛教二千年之际，让我们且以千年为周期做一次回顾。
从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到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在这一千年中，佛教用了582年的岁月度过早期的“译传阶段”，从与中国思想和现实的简单生硬结合，转向以追本溯源为目的的大规模翻译与专题研究。而这种追本溯源，非但没有解决一些人所发现的译文不准确的问题，反倒促进了具有更浓厚的中国特色的更成熟的佛教不断成长。在这一阶段里，道安、慧远等高僧既使佛教在中国社会中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同时也确立了中国佛教“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处世立场。
中国佛教583年之际，隋朝建立。其后325年，便是号称鼎盛的隋唐佛教时期，特点是在译传阶段的基础之上，从智
大师开创天台宗为始，不同的派别都以一定的印度佛教经典作为立宗、判教的依据，创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其中慧能大师予以弘扬光大的禅宗，举世公认最具中国特色。中国佛教各宗充分发挥了中国人的创造性和协调性，可称为“创造阶段”。在唐代“三教鼎立”的背景下，这里所说的协调性，当时还是侧重于佛教内部各种流派的协调，而与中国固有思想的协调则未得到突出，于是出现佛教与儒道对峙有余却相融不足的局面。“三武一宗”灭佛，虽有多种因素，但这个大背景实在不容忽视。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佛教5世纪前后，现在盛行巴利语系佛教的柬、泰、缅诸国，已经与中国交往频繁。7世纪中叶至9世纪的上半叶，藏传佛教度过了约200年的前弘期。中国佛教三大语系俱足的格局，在第一个千年的后半轮和第二个千年之初，已逐渐形成。
在第一个千年的最后一个世纪的60年代之前，中国佛教经历了极其黑暗的一段遭遇。唐末五代，战乱频仍，民不聊生。除禅宗之外，佛教各宗都出现了暂时的衰败。其中如天台宗、法相宗，竟连主要的经典都已失传。
宋王朝的建立，将中国佛教的历史进程重新推向高潮。复兴的宋代佛教在规模、人数等方面很快便胜过了前朝。仅在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全国僧人总数已达39.7615万人，尼6.1240万人，大大超过了唐武宗毁佛时强迫天下僧尼还俗的总数26.05万人。各种主要的宗派都得到恢复和发展。这种趋势随着封建社会向其最高阶段的推进而逐渐加强。
中国佛教的第二个千年是以宋真宗亲制《崇释论》宣告开始的。佛教在中国从此走上了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的不退转之路。宋孝宗明确提出“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知识分子也清醒地看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尽归释氏”。宋、元、明、清四朝，直至西元1898年，中国佛教始终处于“融合阶段”。在清代盛世的空前广大的版图上和空前众多的人口中，佛教的踪影几乎处处可见。“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佛教在这900年间空前广泛地深入地与中国的文化全面结合，特别是借助于诗词、剧作、小说等文学形式和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形式，成为民间风俗习惯以及整个民族心理、思维乃至语言素材构成的重要的有机成分。佛教在中国已发展到人们觉察不到而实际上他却客观存在着，所谓“日用而不知”、“大而化之”的地步。
之所以能发展到这一步，佛教与儒道的融合是其关键。“三教合一”历史背景下的佛教是彻底的具有中国封建时代特色的佛教，是中国佛教在封建时代达到的最高思想阶段。佛教为“三教合一”的“一”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并伴随“三教合一”思潮的成熟而使自己具备了在封建时代的最终的成熟的外在面貌和内在思想。首先，对“身心性命”之学，佛教具有思辩的特长，“心”、“性”之辩，是佛学的老话题。强调内心约束，同时不忽视客观监督。其次，成佛与成圣一样，都涉及“人性”的善恶，即如何对待善的可能性和恶的现实性。最后，对出世与处世的思辩，解决了宗教与宗法的根本冲突，甚至使二者相互弥合与补充。思想理论上的新的理解和诠释方式为佛教的民族化、世俗化提供了依据。宋、元、明、清四朝，高僧辈出，大多能以出世情怀做入世事业，为国分忧，为民解愁，直至近代“念佛不忘爱国”、“上马杀贼，下马学佛”，体现了中国佛教的独特的民族个性，优良传统一脉相承。
但是，封建时代的丧钟在“戊戌变法”前后已经敲响，中国社会开始迈上了新的台阶，古老的中国就要启动现代化的进程了。就像上一个千年之末曾度过一段几乎毁灭的劫难一样，中国佛教又遭遇到大革命时代的巨大冲击和动荡。“庙产兴学”，一道似乎有理的命令，使佛教险些失去立锥之地。由于中国佛教是在封建时代中成熟起来的，反封建的矛头不可避免地指向了刚刚从旧岁月中拔出脚，尚未迈出新步伐的中国佛教。
中国佛教如何适应从封建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成为现代社会思想的有机成分，这是“戊戌变法”之前资产阶级改革派已经提出并试图解决的课题。世界性的宗教，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在内，无一不经历过这一变革，只不过在不同国度中具体的解决方式和解决程度有所不同罢了。“晚清所谓新学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正是这种尝试的反映。“戊戌变法”中慷慨献身的谭嗣同，其以佛教为主旨的重要著作《仁学》，正是这一思潮的典型，也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宗教革命的明确宣言。
但是，正像中国社会未能进入完全的资本主义时代一样，佛教的时代变革也未能实现。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佛教的改革基本停顿。50年代之后，由于“左”的思想干扰严重，本应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完成的佛教现代化，与整个中国社会一样，始终在现代化的门槛前徘徊。
在中国佛教一千九百八十年的时刻，公元1978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时代性的变化。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重新唤醒了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社会思想得到了一次新的解放，其中对宗教、对佛教的认识也面向现实、面向实践、面向真理，逐渐发生了变化。
近20年来，中国佛教正在继续“戊戌变法”时代的志士仁人们所开创的事业，弘扬本世纪上半叶即提出的“人间佛教”的精神，而且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团结各民族佛教徒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祖国统一、世界和平作贡献。
中国共产党“十五大”的成功，对20年的改革开放作出了充分肯定。江泽民总书记所做的“十五大”报告，从理论上阐明了如何面向现实、面向未来。报告中指出：“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这一百年，恰好是中国佛教向现代社会迈进的百年，它使中国佛教带有不同于以往任一阶段的新的时代色彩，标志着中国佛教已经进入一个不断超越封建时代的新阶段。这个“超越阶段”虽已百年，但前路尚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佛教的现代化既不会被社会甩下，但也不会比社会的进步更超前，因此，应该清醒地保持长期努力的思想准备。所幸的是，我们刚好闯过了千年之末的苦难，迎来了中国佛教的二千年。我们已经迈上了历史的新台阶。站在二千年的门槛上，我们虽然还会受到种种困扰的羁绊，但是，这决不会影响我们为中国佛教新世纪而发出的欢呼。
在中国佛教所面临的新的百年里，祖国将实现民族的复兴。中国，将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沉睡不醒的雄狮，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中国佛教的新世纪，将是与国家、民族共同腾飞的世纪。二千年水乳交融的结合，中国佛教几乎与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当中国佛教彻底适应了新的时代之后，这千丝万缕的联系还会把人们重新维系到它的身边。中国佛教将为中国人、亚洲人和世界上所有的人们提供一份最丰盛的精神资粮。
展望百年，中国佛教的优势是什么？中国佛教现在应做些什么？
中国佛教的优势，在于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佛教的特色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这也是中国佛教现在就应该加以突显的：
一、与民族国家的协调适应。佛教流传中国二千年，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有机成分，没有哪一届政府还会把佛教看作一种外来的宗教，看成一种异己力量。而佛教也为中国的社会发展进步积极地贡献着力量。中国佛教在保持纯正的佛教基本教义的同时，从来都不脱离民族与国家的命运而去寻求单纯的自我解脱。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之一。“将此深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在中国迈向未来百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之际，中国佛教应以般若圆融的法性，进一步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独特的贡献。
二、三大语系的团结统一。世界上包含佛教语系和宗派最多的国家，只有中国。而各语系、各宗派能够团结统一的，也只有中国。这是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色，也是一大优势。中国自古从未因宗教而发生过战争，中国民众对三大语系尊奉如一，三大语系则互尊互敬，这是民众之福、民族之福、国家之福。诸系诸宗各自独立发展，在教理教义上相互交流圆融，法法圆融而又法住本位，达到新层次的圆满结合，这将是中国佛教在新的百年中的大课题。这一大课题，只有在中国佛教团结统一的前提下才能完成。
三、文化艺术内涵的丰富深厚。二千年的中国佛教，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宝库增添了无数的瑰宝。不懂得中国佛教就不懂得中国文化，不懂得中国佛教就不懂得中国历史，这样的判断之所以能够成立，说明了中国佛教在中国文化历史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地位。开发这座宝库，造福当代，造福未来，应做的事还远远无尽。中国佛教身在宝山，应多设法门，利乐有情，饶益众生。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佛法真谛播向世间。中国佛教的文化工程应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旗帜。
四、对生、老、病、死人生际遇的终极关怀。中国佛教原本是与民众的人生际遇息息相关的。僧众作为人天师表，自古以来为信众解答了许许多多发人深省的问题。禅门公案对此作了无数生动的记录。佛教要复兴，离不开民众的崇信；民众的崇信，离不开佛教对民众的关心。“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慈悲喜舍，是重要的形式。启迪智慧，净化人生，以法施正信教化，是真正的目的。世出世法应圆融无碍，才能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资生奉献，行菩萨道，建人间净土。中国佛教应成为新的百年里中国民众的最亲切的师友。
五、对亚洲、世界的和平进步发挥影响、作出贡献。中国佛教对亚洲的影响，特别是在中韩日三国佛教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是宝贵的历史遗产，也是赵朴初会长多年来倡导并辛勤从事的“黄金纽带工程”的丰硕成果。中国佛教现在不仅促进着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友好往来，而且对欧美各国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中国佛教作为东方文化的特殊体现，将在未来百年中空前地推进整个世界的和平与进步。
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这是“千载一时，一时千载”的历史性机遇。我们殷切希望全世界、全亚洲、全中国的佛教信众和一切关心中国佛教、热爱中国佛教文化的人们，积极参加“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的系列纪念活动，在纪念活动中得到熏习和净化。每一个参加纪念活动的人，都要把自我建设与佛教自身建设、人类自身建设三者结合起来，这才是对中国佛教的历史继承性与现实发展性相互统一的最好印证。人类社会的发展积极向上无限光明，中国佛教与之相应，也一定会积极向上无限光明。让佛教文化之灯世代相传，让佛陀智慧之光人天普照，法音长鸣，法轮长转。
以我功德力，如来加持力，及以法界力，普供养而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