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金霞[1]2000年在《论丁玲延安时期生活与创作的悲剧情结》文中研究指明丁玲延安时期的生活与创作，有着深刻的悲剧意蕴，原因主要有叁点，即“文学与政治的歧路”、现代意识与封建思想的冲突、孤独感和忧患感为主导的悲剧心态。丁玲的悲剧为现当代文学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
周睿[2]2004年在《论丁玲的悲剧》文中指出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革命女作家。由于深陷政治旋涡之中,她的一生极其坎坷不幸,创作个性也深受伤害,充满了悲剧色彩。 本文拟从丁玲的人生和创作出发,展示其悲剧的生命和创作历程,解析其悲剧的实质,并探索其悲剧的根源。从而试图通过分析丁玲个案,揭示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的悲剧必然性。 正文分为叁个部分: 第一部分:回溯丁玲由追求个性解放转向追求社会革命的人生和创作发展轨迹,展现其不断追寻理想,却在追寻中失去自我的悲剧历程。 第二部分:从女性意识和知识分子意识两个方面切入,关注作为女作家的丁玲在革命道路上的痛苦和困惑。在当时中国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为了民族独立和阶级解放,丁玲遵照党的要求,进行了痛苦的自我改造,在改造中逐步消弥自我,女性意识和知识分子意识日益淡化和隐匿,最终导致了创作主体性严重失落,作品的艺术水准明显滑坡,从而形成了深刻的人生和创作的悲剧。 第叁部分:试图从两方面探求造成丁玲的悲剧的根源。 一方面从女性与革命入手,指出在中国现代革命的具体进程中,女性解放与社会解放并不完全同步,是造成丁玲女性自我被迫隐匿和淡化的悲剧的深层原因。另外,对于丁玲在女性解放道路上的探索和努力特别地予以尊敬,因为这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 另一方面,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先天的依附性人格是造成丁玲以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我变异、自我消解的悲剧的历史文化原因。
熊延柳[3]2005年在《悲渺与悲壮——论丁玲萧红小说人物形象的悲剧审美价值》文中研究指明丁玲和萧红在20世纪二叁十年代创作中的人物形象呈现出不同的悲剧性。从悲剧的本质在审美客体中的呈现及悲剧本质引起审美主体的心理体验来比较丁玲和萧红笔下人物形象的悲剧审美价值,可以看出莎菲们缺乏在绝望中抗争的悲剧精神,她们悲剧审美特质更多的是悲渺而不是悲壮,在萧红的作品中看到的则是敢于反抗、富有斗争精神的人物。他们超越了悲剧,呈现出人物悲壮与崇高的悲剧审美特质。
许道军[4]2003年在《行走的影子》文中指出丁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名异常独特的女作家。在她的思想构架中，湖湘文化是“原始地层”，制约着丁玲接受个性主义、女权主义思想的方式和方向。女权主义是她创作的一贯视角，个性主义是她早期女权主义的思想依据。这叁种因素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最终统一到经世致用上来。内在的思想构成因素和外在的时代历史条件决定了丁玲的创作道路。五四新文化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两者的命运在丁玲身上的交锋和上演，使她成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及现当代知识分子人格建设的个案，其意义超出了自身。 论文第一部分回顾了丁玲研究史上的种种错位现象，认为症结在于以往的研究者们使用的“同一”评判标准事实上并不一致，对丁玲的理解和定位也存在着偏差。 第二部分分析了丁玲的思想构架。文章认为她无可选择地接受了湖湘文化对她早期的塑造，又不加选择地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种种思想命题，如个性主义、女权主义等，得出丁玲是被形成的结论。 第叁部分结合外在的历史条件和内在的思想因素对丁玲的影响，勾画了丁玲的创作道路，解释了丁玲不断“突变”和“自我否定”的原因。 第四部分以丁玲为个案，探讨了丁玲及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人格建设的缺憾，以及这些缺憾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他们制造了缺憾，本身也是缺憾的一群。
张大雷[5]1991年在《论丁玲的创作个性》文中研究指明作家的创作个性是具有社会和心理特点的作家个人对世界的独特感受及其独特的艺术体现,是作家在创造自己的艺术世界时创造的“我”的形象。丁玲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创作个性十分鲜明而强烈的作家,她的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都始终如一地显示了她丰富而深邃、复杂而统一的创作个性,唱出了充满激情的“自已的声音”,震颤了人们的心灵。这声音不会因她的逝去而泯灭,就象那古老的令人陶醉的歌曲,将永远留在人间,启示和鼓舞人们追求真理和自由。
张永泉[6]2005年在《个性主义的松动与式微——论丁玲的精神悲剧》文中研究说明丁玲是五四的女儿,是鲁迅的精神传人。她的性格与精神核心是坚守自我,追求自由,是以人的解放为前导的个性主义。这也正是她投身革命的思想基础。但延安整风特别是审干、抢救运动开始后情况则发生了变化,她头脑中的个性主义发生了松动,产生了一定的量变,特别是1957年以后20余年的流囚生涯,对她的性格、思想与精神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那个坚守自我、执着追求的五四女儿已经大大地失去了昔日照人的光彩。这是丁玲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中华民族的悲剧。
蒋晓兰[7]2013年在《论丁玲小说的女性书写与审美》文中研究指明丁玲的小说创作尤其是早期的小说创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书写,体现了女作家特有的审美观。这种女性书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即独特鲜明的纯女性视角,大胆反叛的人物模式,强烈张扬的女性意识,震人心魄的女性悲剧,给人以振聋发聩之感。
郭成, 陈宗敏[8]1984年在《论丁玲早期创作的悲剧倾向》文中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丁玲是以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而着称于世的。然而,她的早期创作却表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从一九二七年末至一九二九年,丁玲陆续发表了《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十多篇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后来分别收入《在黑暗中》、《自杀日记》、《一个女人》等叁个集子。占据这些作品中心的,不是热烈紧张的革命场面,也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而是一个个在生活的漩流中苦闷彷徨、挣扎追求以至绝望幻灭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女性形象;作者深刻地
郭爽[9]2012年在《徘徊于文学信念与政治意志之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品是作家精神生活的一面镜子，通过对作品的细读可以探究出作家的创作心境，从文本的缝隙中能够分析出作家的创作动机，以及当时社会和时代对作家的影响。1930－1949年间是丁玲人生中的重要时期，也是丁玲小说创作的关键时期。本文试图通过对丁玲1930－1949年间小说文本的细读，探究丁玲本时期思想和创作上的特征。并且，以此为突破口深入了解一个时代作家的创作心境。本文认为徘徊于文学信念与政治意志之间是1930－1949年间丁玲小说创作的最基本姿态。1930－1949年间，丁玲的小说创作经历了“左联”时期和“延安”时期两个基本的阶段。加入“左联”初期，丁玲受政治思想影响较小，仅将政治作为作品的大背景，创作风格上更多的是“五四”时期创作个性的延续。并且受“革命＋爱情”风气的影响，革命和爱情往往同时出现在丁玲的作品中，并且时刻碰撞与冲突着。《一九叁〇年春上海》（之一、之二）就是前期的代表作。后期，随着丁玲加入中国共产党，“左联”思想对其影响不断深化，丁玲自身的政治因素也不断觉醒。“大众化”逐渐成为丁玲小说创作中的自觉追求。丁玲开始进行自己思想和创作上“精英”到“大众”的转向。《水》就是这一转向的完美阐释。无论是从选材、人物形象塑造、人物面对灾难时的态度，还是作品的描写手法上，丁玲都创造出了自己的“与众不同”。既在政治的影响下倾斜地探索着，又在坚持自己的文学信念中试图创新着。“延安”时期，丁玲的小说创作也可分为两个阶段，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为分界点。前期，丁玲由于从事革命的实际工作，为抗日救亡的事业服务着，所以创作风格上个性比较鲜明，文学家的敏锐和自觉随处可见。此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无论是贞贞，还是陆萍，主人公的身上都或隐或显地出现莎菲的影子。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流露在字里行间，延续了丁玲早期创作的些许特征。但在敏感和质疑的背后，依然是对解放区的新的“希望”。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丁玲人生中的重要一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让丁玲经历了一次彻底的“蜕变”。在政治的高压和文学批评界各方面的压力下，丁玲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小心翼翼地调整思想和创作。最后，交出了新的答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此时的丁玲自觉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创作的指向标。作品从主题、选材、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等多个方面都表现出很强的政治性色彩。但是，“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后的丁玲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学追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的同时，依然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丁玲在文学与政治之间找到了新的平衡点。
丁燕[10]2000年在《论丁玲早期小说的独特风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分析探讨丁玲早期小说为各阶层女性“写心”的独特描写领域 ,以及她在这片创作天地所取得的艺术成就 ,用当代的眼光重新审视、评判丁玲的早期小说 ,分析其成败得失 ,说明丁玲小说在当时出现的历史价值 ,它们对新文学的独特贡献
参考文献：
[1]. 论丁玲延安时期生活与创作的悲剧情结[J]. 田金霞.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
[2]. 论丁玲的悲剧[D]. 周睿. 湖南师范大学. 2004
[3]. 悲渺与悲壮——论丁玲萧红小说人物形象的悲剧审美价值[J]. 熊延柳. 黑河学刊. 2005
[4]. 行走的影子[D]. 许道军. 西北师范大学. 2003
[5]. 论丁玲的创作个性[J]. 张大雷. 兰州大学学报. 1991
[6]. 个性主义的松动与式微——论丁玲的精神悲剧[J]. 张永泉. 江汉论坛. 2005
[7]. 论丁玲小说的女性书写与审美[J]. 蒋晓兰. 参花(文化视界). 2013
[8]. 论丁玲早期创作的悲剧倾向[C]. 郭成, 陈宗敏. 丁玲创作独特性面面观——全国首次丁玲创作讨论会专集. 1984
[9]. 徘徊于文学信念与政治意志之间[D]. 郭爽. 沈阳师范大学. 2012
[10]. 论丁玲早期小说的独特风貌[J]. 丁燕. 学海.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