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与执政党的忧患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忧患意识论文,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忧患意识，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对社会历史的命运、前途、生存和发展的自觉关注，它是一种由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而来的力求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困难时的心理状态。它既不是基于个人得失的忧患情绪，也不同于怀疑机制的作用所产生的困惑或迷茫，是一种突破了迷茫与困惑之后清醒地意识到问题之所在，对现实的批判和对未来的探寻。它以焦虑的形式表现出来，表达的是人类主体性的自觉——对自己行为负有责任感。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的基本特征之一。在历史上，长期受到人们的尊奉，成为人们尤其是古代知识分子生活行动的指导原则，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担当精神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情怀。因而成为历史发展的内在思想源泉和中华民族延续发展的精神动力。
这种忧患意识，在当今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需要，更为珍贵。在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更好地实现“三个代表”的思想背后，我们感受到一种厚重的忧患意识，它表现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的理性自觉，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负责任的态度。这种忧患意识具体表现为：政治忧患意识、文化忧患意识和民族忧患意识。
一
政治忧患意识的核心是指当无产阶级政党成为执政党之后，能否仍然保证成为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永远保持其先进性。
首先，党在处于执政党的条件下，能否使自己的全体成员始终保持为人民谋利益的自觉意识，这是值得党作为执政党深思的问题。任何政党都是社会存在的产物，政党与其所在的社会、人民的关系也是社会存在的产物。党从在野党成为执政党，党与人民、社会的关系必然会发生变化。如果一个党对此不具备自觉意识，由于社会外部压力的消失，党自觉地保持同人民、社会的良好关系的动力就会显得不足，甚至消失。党处于非执政地位时，其成员所形成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也会得不到保持和在新成员身上延续。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在成为执政党之后不能天然地保证其成员能够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党内的某些成员滋生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出现腐败在所难免。这就要求党本身必须时刻具备忧患意识，研究执政的规律，吸取世界上某些大党覆亡的历史教训，人为造就一种对党的成员的压力，以此转化为党同人民、社会保持良好关系的动力，补充因社会外部压力消失而形成的动力不足。在今天，党在领导全体人民进行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实践中，党的全体成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能否具有这种忧患意识显得更为重要，它是保证党的领导干部具有为人民谋利益的自觉意识的前提。
其次，党作为执政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是否能够真正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能仅仅立足于良好的主观愿望，相反，离不开对所处的历史条件的如实把握和迎难而上克服困难的决心与毅力。在当今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是否真正符合民心、民意，更离不开根据所处历史条件的变化进行调适，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第一，必须关注我国工人阶级同先进的生产力相联系的问题，确保我国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不断提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以及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主动性创造性，始终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第一要务。”[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人阶级群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工人阶级的外延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队伍不断扩大，主要表现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大批农民进城打工或在乡镇企业就业，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农民工人群体，也充实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根据有关统计，到1999年6月底全国农村中从事非农产业的人数为17129万，约相当于国有企业从业人员（8913万人）的2倍。[2]因此，从数量上看，农民工人已构成我国工人群体中的大多数。二是工人阶级的内涵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同其处延变化相伴随，表现为两极性。其一极是国有大型企业中，传统产业工人大大减少，脑力劳动者、技术劳动者和管理劳动者的比重大大增加，青年职工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知识结构在不断优化，这使得职工队伍的科学文化素质日益提高；另一极是在中小企业中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基本上是进城的打工者，他们总体上文化程度很低。根据有关部门组织的抽样调查，他们中间初中及初中以下占到87%，高中文化占10.8%，大专及以上文化仅为2.2%。[3]他们人数众多，年龄结构轻，一般从事苦、脏、累、险的工作，收入很低，能吃苦耐劳但无任何资源优势，是目前中国社会中最无保障和最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应该根据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的精神，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以及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保障其经济利益、民主权利和精神文化权益。这是提高我国工人阶级总体素质，使其成为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增强我们党的阶级基础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二，必须关注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支持率问题。一个执政党在社会群众中的支持率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在一个社会发生着剧烈变动，各种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不断涌现，各个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也在发生变化之时，一个执政党倘若要保持较高的支持率，就必须适应这一剧烈的社会变动，通过制定能够使各种利益集团普遍受益的政策，吸引各种利益集团，将它们纳入支持团体之中。这是历史上一个执政党能够实现有效执政的重要经验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形成，工人阶级执政党若要拥有较高的支持率，就应该不失时机地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使自己在人民群众的各个阶层中都有着比较广泛的影响力，使中国共产党不仅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因此，把全社会各个方面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吸收入党，是提高党的支持率，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使党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当之无愧的代表的基本途径。
第三，必须关注党和政府的各项具体政策如何准确地体现党的理论和纲领，既立足于努力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又能够反映出向党的最高纲领的趋近。
具体地说，当我们选择市场经济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时，发展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之间、效益与公平之间既是相辅相成的，同时又有对立冲突的一面。怎样找准两者的契合点，尽量减少、缓解对立冲突的性质，值得党的政策制定人深思。在存在着多种所有制成分和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与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两者间没有天然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需要我们主动去寻求，离不开我们的自觉的实践。并且，我们不能仅满足于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的两者的终极统一，还应该寻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上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就是我们不能仅关注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也应该关注人民群众当下的、眼前的利益；必须使党所制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既反映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又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达到两者的统一。
如何做到既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积极主动地参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以壮大自己，同时又顶住西方资本主义的压力，牢牢守住社会主义的基本阵地，始终不放弃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也是值得党的各级领导审慎对待的问题。在当今世界，依然存在着冷战思维、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经济全球化趋势，既打破了传统的经济上的壁垒，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精神、文化上的壁垒。西方文明以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势力为后盾成为了一种强势文明，在“西方文明优越论”的观念支配下，正日益侵蚀着其他文明，甚至危及其他文明的生存，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利用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所提供的机遇以发展自己时又面对着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在力量上处于弱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发展自己而参与世界现代化进程时，如果屈服其压力就有可能步其后尘而偏离甚至放弃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理想。因此，这应该引起当今中国共产党人的警惕与思考。
以上问题，既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又关系到执政党的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影响力，因而不能不让全党忧患之。
二
文化忧患意识是指党所代表的先进文化能否真正内化为其成员的精神主体，并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选择，在当今多元文化的价值观中掌握主动权和领导权，名符其实地成为社会的主旋律。
首先，如何使党所代表的先进文化真正成为全体共产党人的信念并付诸实践，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共产党人的人格的统一，是实现党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并获得在社会多元文化中的领导权的重中之重。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被中国人民所接受，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具有强大的感召力，而且也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中国共产党人——具有高尚的人格所产生的感染力。党对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领导是通过党的全体成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实现的。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我们党长期处于执政的地位，在部分党员领导干部中立党为公、掌权为民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淡化甚至被遗忘，往往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为向党和人民讨价还价的筹码，甚至变为为个人谋取私利的手段。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则放弃了个人人格的修养，以为仅凭手中掌握的行政权力就可以使行使领导权。这些领导干部难免在钱财、酒色、人情网面前打败仗，成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俘虏。所以，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要求每个党员领导干部都应该想一想：参加革命为了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应该留点什么？“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必须始终坚持清正廉洁，一身正气，经得起改革开放和执政的考验，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绝不允许以权谋私、贪赃枉法。”[4]所以，在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实践中，党要代表先进文化实现其在文化建设中的领导权，不仅必须做到有理论上的创新，不断有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新观点的提出；同时还必须有全体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新观点的认同；必须有全体共产党人在文化建设中身体力行的“示范效应”。真正做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文化所具有的真理魅力与共产党人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所具有的人格魅力统一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去滋润、塑造共产党人的人格，又用共产党人的人格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只有这样，才能使共产党人真正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实现党所代表的先进文化在社会多元文化中的领导权。
第二，如何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中能够化解市场经济的片面性和负面影响，保证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不受侵蚀，这也是保证党所代表的先进文化能够成为社会主流文化所必须解决好的问题。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胞胎里发展成熟的，因而同资本主义有着天然的亲合力。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因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所奉行的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价值取向，前者的核心是集体主义，后者的出发点及其最终结果都是立足于个人。目前党内所出现的一些严重的违纪、违法案件都表现出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对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侵蚀。因此，仅仅把市场经济视做工具理性，看不到或者根本否认它也具有价值理性的一面，那将是极为有害的盲视。江泽民同志提出“以德治国”，正是为了对治市场经济产生的负面的价值取向。在“七·一讲话”中强调“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础。”[5]这表明我们党的领导人在市场经济面前是清醒的，具有高度的警觉性。
第三，如何在改革和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关注人文价值取向，不断加强和优化人的教育、人的建设和人的发展，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形成人文主义精神的氛围，也是保证全社会认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既是“祛除巫魅”，世界日益理性化的进程也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从公众生活中隐退”（马克斯·韦伯语）的进程。中国现代化必须汇入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的现代化也就难以避免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所出现的人的发展的片面性。可以说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在当今中国已随处可见，“躲避崇高”成为了当今中国信仰危机的重要表现之一。许多人再也没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积极心态。对于科学，也仅仅注重于科学的价值在于它能够引起技术的重大突破和革新，从而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科学完全被视作工具理性，视作功利主义的追求物质财富的工具。科学精神中所内含的价值理性，科学以追求真理为圭臬的精神以及科学在对“真”的追求过程中所内含的对“善”、“美”的追求，不是视而不见就是有意被遮蔽了。因此，发掘科学精神中所内蕴的价值理性，揭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相通之处，自觉地关注全民族人文精神的培养和塑造，提高整个民族的人文主义精神，可以说是保证全体共产党人代表中国先进文化不可或缺的工作。
三
民族忧患意识的内容是面对着民族分裂势力同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与“分化”政治战略的沆瀣一气，如何防范抵御，为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国内环境。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一次实现了我国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和各民族的团结，使中华民族真正做到扬眉吐气，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际政治斗争的影响，民族国家内部强调族际差异性和族裔自主意识抬头。这主要表现在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内部，民族分裂势力与西方敌对势力的“分化”活动互相勾结，利用种族、宗教、文化等问题发难，制造民族矛盾。为了成功地应对这种挑战，首要的前提无疑是加快我国自身的发展，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因此，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坚持不懈地发展先进的生产力，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是我们党在目前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
其次，从前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来看，民族分裂势力的猖獗总是同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发生了严重问题相关联，民族分裂势力能够得逞，也主要是由于执政党自身的一系列重大失误所造成的。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的思想虽然直接表达的是对党自身的忧虑，但也无不包含了对中国目前民族问题的关注。落实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的思想，并做到每个共产党员身体力行，是消除民族忧患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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