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清黄檗文化研究综述
张婧雅1，李立柱2
（1.仰恩大学人文学院，福建泉州 362014；2.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福清 350300）
摘 要： 隐元于清初从福建福清东渡日本，在日本开创了黄檗宗，并在宗教、文学、绘画、书法、建筑、音乐、医学、饮食等各个方面都推动了日本近代文化的发展，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重大贡献。目前，中日双方学界对隐元东渡及黄檗文化的研究多集中在黄檗僧团的人物研究、中日双方的文化交流、遗民文化以及东亚格局的历史解读和黄檗文化的在地价值及文创价值五个方面。其中，前三点是黄檗文化研究的传统及重心所在，后两点是近年来新兴的研究热点。
关键词： 福清黄檗文化；文献梳理；中日交流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双方往来源远流长，尤其是两国佛教界互动频繁，有效地促进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明末清初，福建福清的隐元禅师东渡，植黄檗文化于东瀛，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两国学界提供了共同研究的课题。
文章将立足中日两国学界的研究成果从人物研究、文化交流、在地价值、历史解读、文创价值五个方面综合叙述黄檗文化的研究现状。
一、人物研究
学界对于黄檗文化的研究重点首先在于黄檗僧团本身，尤其是隐元隆琦及其早期弟子如木庵性瑶、即非如一等人。
（一）隐元隆琦
关于隐元隆琦，学界首先关注他的生平事迹。中日双方都出现大量关于隐元生平的专著，日本方面有高桥竹迷的《隐元隆琦·木庵·即非》、村上专精的《黄檗宗的创立并论隐元禅师的事迹》、平久保章的《隐元隆琦》以及竹贯元腾和小野和子等人的作品。中国方面则有王恩祥的《日本大光照国师隐元》、林观潮的《隐元隆琦禅师——福建历代高僧评传》，以及台湾学者廖肇亨的《隐元禅师诗歌中的两种声音：以晚年诗作为中心》。
在隐元生平中，学界尤其重视探究他东渡日本的缘起和留日不归的原因。
1.赴日原因
论及隐元隆琦东渡日本的原因，目前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为了弘法。中国学者朱育平[1]和胡沧泽[2]都认为“隐元东渡最大的心愿就是弘扬佛法”。二是“子债父偿”心理。朱育平认为隐元因为对顺治八年弟子也懒赴日溺水一事耿耿于怀，以至有“子债父还”之言。[1]三是为了避乱归化。林世芳和林观潮都认为清军的杀戮促使隐元东渡日本，弘法海外，他在目睹家国变化后最终“弃中土、居日本”。[3-4]以上三个原因，学界同仁虽然表述不同、侧重不同，但基本没有异议。
在隐元赴日弘法中，不少名士受到隐元感召毅然皈依佛门，辅助隐元，其中独立性易贡献巨大。李铭佳指出“独立精通诗文、医术、书法、篆刻、建筑等，堪称明文化全才”。“他在辅助隐元弘法日本的同时传播明文化，于传播种痘医术和篆刻艺术方面具有开创之功”[18]。日本埼玉县现在还存有高玄岱撰写的《明独立易禅师碑铭》，山口县岩国也留有当年独立帮助修建的锦带桥，这都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物证。目前，国内对于独立的研究仅有廖肇亨《从西湖到富士山——明清之际黄檗宗僧独立性易地景书写之文化意蕴》一文。2015年台湾大学徐兴庆整理出版了《天闲老人独立性易全集》，必将引起学界对其的关注。
1.木庵性瑫
2.留日原因
实际上，如果只是为了研究进水流道内的流态、而不是为了测试水泵装置的性能，模型试验装置可以不带模型泵，只需要几何相似以及流量模拟即可[9]。基于这种思想，根据某泵站要求，笔者设计了一个肘型进水流道模型试验装置，除用于测试进水流道的水力损失外，同时对流道内部的流态进行较为全面的观察研究。
关于隐元终老日本的原因，学界也有三个观点。第一，隐元不归是因为清廷闭关锁国。这种是由日本学者大槻干郎提出的。国内学者对此表示不赞成，并提出第二个观点，也就是认为隐元是因为郑成功反清复明失败而留日不归。林世芳依据《长崎志》《广东通志》等材料，证明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绝不是隐元不归的原因，他还根据隐元客居日本期间所作悼念抗清义士黄道周、钱肃乐等人的诗文，断定隐元终老日本是为了坚持民族气节，是自己选择的结果，绝不是因为清朝锁国而不能回。[7]陈智超、韦祖辉等学者也都认同隐元不归是因复明无望。第三，倪学新认为隐元不归是为了兴崇法门，他提出正是因为隐元具有坚毅弘忍的性格和兴崇法门的志向，加上日本幕府的赐地礼遇最终促成隐元终老日本。[8]
3.隐元的文学世界
1979年平久保章校订出版了《隐元全集》。随着《隐元全集》的出版，学者们也开始关注隐元禅师的文学创作。林观潮在《佛教文学中的隐元诗偈》对隐元诗偈的内容进行分析，主要包括亲情和乡愁、亡国之痛、旅途之歌以及禅修的悟证，并通过诗偈确定隐元是一位学道有成之人。[9]商宇琦的硕论《隐元诗歌研究》讨论了隐元诗歌的思想意涵，既剖析了他诗文中的遗民心态，也肯定了他作为文化使者的弘法之愿，还从艺术技巧方面对隐元诗歌进行分析[10]。吴章燕《隐元禅师诗偈中的自然意象与禅宗境界》以隐元笔下的咏花诗偈和山水诗偈为例，分析隐元诗偈中的政治隐喻和诗禅互证的关系，阐释隐元诗偈自然意象中蕴含着的“文字般若、真如法性、随任自然、寂灭无常”的禅宗境界。[11]
工业园区是推动生产要素集聚、促进生产集约发展的重要载体。在产业布局上，通过园区建设等方式培育产业集群，改善产业集群的成长环境，发挥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形成创新型的产业集群；突出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修复对绿色技术的需求，鼓励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实现绿色开采、共同开采、循环经济、生态环境修复。按照纵向延伸、关键补链、横向耦合、配套接续、循序推进循环化改造，从空间布局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企业清洁生产、产业链延伸耦合、能源资源高效利用、污染集中治理、基础设施完善和产业技术研发孵化等几个方面，发挥循环经济园区的聚集功能。
（二）黄檗僧团其他僧人的研究情况
黄檗僧团中的其他僧人，学界也多有阐发，如木庵性瑫、即非如一和高泉性潡等。
总之，关于隐元东渡的原因，学界目前基本认可“弘法说”“还债说”和“避乱说”，对于“借兵说”争议较大。
4.独立性易
中国学者对于木庵性瑫的关注起于20世纪80年代，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沈玉水和廖肇亨。沈玉水《赴日辅助隐元弘法的木庵禅师》一文对木庵的东渡之前和东渡之后的事迹做了简单介绍，并指出木庵一生中的五个重要时间点。[12]1990年，沈玉水又在泉州开元寺的协助下编有《木庵禅师行迹系年》，肯定了木庵禅师在明清之际中日文化交流中的贡献。20世纪以来，学者们开始关注木庵禅师的文学成就。台湾学者廖肇亨《木庵禅师诗歌中的日本图像——以富士山与僧侣像赞为中心》讨论了木庵诗歌中的富士山意象和僧侣像赞，旨在肯定黄檗宗对于中日双方在佛教文化融合中的努力。2017年华东师范大学陈白雪的硕士论文《木庵禅师和日本——以其诗偈为线索》以木庵禅师的的诗偈入手，以黄檗宗在日本传播的实际情况及其为日本社会所接纳的理由为考察对象，阐述了木庵诗偈在其传法和交游中的作用，并分析木庵诗偈中所反映出的心境和心态。[13]
2.即非如一
当解释变量为外部评价主体时，ICS=1，否则，ICS=0。从公式（1）能够发现，γ2反映会计稳健性和正股票收益率之间的关系，γ4反映会计稳健性和负股票收益率之间的关系，若γ4显著为正，则表明“坏消息”比“好消息”能更快速地反映会计稳健性。在本文中可以解释为在内部控制评价过程中，若有外部评价主体参与内控评价，则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将显著高于仅有内部评价主体参与的公司的会计稳健性。
林观潮在《黄檗东渡禅僧即非如一的爱国情怀》一文指出“黄檗东渡禅僧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异国，这种爱国情感与耿耿于怀的传法热情相交错，也跟挥之不去的乡愁相融合，在他们的诗文中表现出来”[14]。廖肇亨《即非如一在京都：晚明清初黄檗宗僧人的异国佛教艺术巡礼》以即非如一在日本长崎与京都所写诗文为主，就其“眼中所见日本佛教特质与生活状态加以审视”，并就其处于明清易代因缘下的政治认同与思想境界加以分析。[15]王晚霞的《即非如一校刊之<老子鬳斋口义>考述》一文以即非如一对林希逸的在日本的整理刊行工作为线索，考述了即非如一的《老子鬳斋口义》在日本的传播情况，肯定了即非如一对道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的功绩，也通过该刊本的流行情况揭示了日本江户时代三教合一的学术思潮。[16]
即非如一也是隐元禅师的徒弟，在隐元东渡日本三年后，应本师之召赴日。即非如一不仅帮助隐元弘法，还在福冈县开创黄檗宗第二大派系广寿派，法嗣众多。即非禅师长于诗文，工于书法，在日期间不仅留有诗文创作，更编有《福清县志续略》。1988年台北出版了《明洞、性安、性节——即非禅师全录》，1993年日本出版了平久保章校著的《新撰校订即非全集》引发了学界对于即非诗文的关注。
3.独湛性莹
独湛性莹，又称独湛寂闻道人，顺治十一年（1654年）随隐元大师东渡日本，1664年在日本远州滨松开创宝林寺，1682年担任京都黄檗山第四代主持。林国平在2018年9月于福清召开的“中华文化薪传与发展”会议上提交了《从〈悟山旧稿〉看青少年时期的独湛性莹》一文。该文通过对现存于日本的独湛性莹早期的文稿汇编《悟山旧稿》进行爬梳，展示了独湛性莹的家世、教育经历、禅学修养和民族大义。这是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对黄檗僧团研究取得新成果。
木庵性瑫是日本黄檗宗的第二代祖师，也是隐元隆琦在日弘法最得力的助手。日本方面很早就有关于木庵禅师的研究，如吉村义怀的《木庵禅师的前半生》和林雪光的《木庵》等。1992年，平久保章还整理出版了《新撰校订木庵全集》。中尾文雄的《木庵禅师的教徒法语研究》《木庵禅师的坐禅态度》和《木庵禅师的曹洞宗禅德》等文章，是对木庵禅学主张的研究。大槻幹郎的《木庵的绘画趣味》和《木庵禅师的布袋、水仙、菊兰竹》等文着眼于阐述木庵的绘画和审美在日本的影响力。
小说的故事情节一般由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个部分组成，但有些小说前面还有序幕，或者后面有尾声。有些小说故事主体不是完全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组成。《孔乙己》一文写了六件事情：(1)众人取笑孔乙己脸上又添了新伤疤；(2)众人讥笑孔乙己考不中秀才；(3)孔乙己为偷书作辩解；(4)孔乙己教小伙计识字；(5)孔乙己给小孩子们分茴香豆；(6)侧面交代孔乙己被打断腿。其中，写众人揭短，取笑孔已己偷东西、众人奚落孔已己没有考中秀才，是故事的开端和发展，写孔已己最后一次到咸亨酒店买酒是故事的高潮，“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是故事的结局。
关于隐元东渡的原因，学界分歧最大的在于第四中说法：为郑成功借兵说。最早提出“借兵说”的是日本方面的陈舜臣和小野和子，两人都明确提出隐元东渡的“借兵一说”。对此，中国学者陈智超于1993年通过两篇文章给予支持。陈智超文中虽没有明确借兵之说，但他也认为隐元是郑成功阵营中“负有重要的政治使命”的“亲善使节”[5]。但是，“借兵说”一经提出就受到中日双方学者的否定。首先，日本的野口善敬通过对隐元禅师的书信材料进行文本分析，明确否定了借兵一说。其次，胡沧泽则通过考订《旅日高僧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隐元全集》《台湾外记》《小腆纪年》和《海上见闻录》等材料，从文本源头上否定了借兵说。[2]第三，林观潮通过对隐元与黄道周、林化熙等人的交往的梳理，认为以隐元为首的黄檗僧人虽然“同情抗清斗争，与抗清势力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但“他并不参与实际政治斗争”，他只是“一位悲伤的亡国遗民，是冷静的避世者，是有远见的文化伟人”，再次否定了“借兵说”[4]。倪学新的《隐元东渡刍议》不仅否定陈舜臣和小野和子的借兵说，还否定了陈智超的“亲善使者”说，认为隐元东渡是日方积极向中国求法的偶然结果，并不具有“政治使命”[6]。
5.高泉性潡
高泉性潡嗣法隐元隆琦高足慧门如沛，继独湛性莹之后入主黄檗山万福寺，为黄檗宗第五代主持。高泉性潡与日本皇室、幕府交好，诗文书画无不兼善，编著按《高僧传》《僧传》，号称中兴黄檗。随着《高泉全集》的整理出版，世人开始关注到高泉性潡。台湾学者廖肇亨《高泉与温泉：从高泉性潡看晚明清初渡日华僧的异文化接触》一文，就高泉诗作分析了高泉对于融入日本文化的热情。在高泉诗文中不仅描绘了温泉药师的无边法力，还有花道名家的巧手妙心，以及前代禅林僧宝的历史事迹，这都是高泉弥足珍贵的“日本经验”。“高泉留下的大量著作，正是近世离散知识人心态的绝佳例证”[17]。廖肇亨还把高泉放在明清交替之际东亚政治格局之中考察他和朝鲜使节、日本汉诗人的往来酬唱,强调佛教特别是黄檗僧人“在东亚文化交流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17]。
6.逸然性融
从接收序列编码起点开始，按长度mn对其划分并构造L×mn阶矩阵V，然后在选取的本原多项式p(x)下，将式(5)中H第r行hr转化为其二元矩阵形式令为第i行，1≤i≤m，当为该(mn,mk)线性分组码的校验向量时，矩阵V中每一行都对应该分组码一个码字，此时即属于V的对偶空间V⊥.实际传输中由于误码的存在，不一定成立，又m个彼此相互独立，因此我们先考虑的概率.当对任意i值，均以很大的概率成立时，则可以认为成立.
逸然性融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府，明末赴日，是日本长崎兴福寺第三代主持。他四次写信，诚邀黄檗高僧隐元赴日弘法，并最终促成隐元东渡。逸然还在日本重新刊刻了《黄檗和尚扶桑语录》（《隐元禅师语录》）和《五灯严统》等重要禅籍，“不仅对日本黄檗宗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推动了中国禅宗的发展”[19]。逸然隐退后，专攻佛画，在长崎画派中独树一帜，“为长崎汉画之祖”[19]。
对于逸然的研究，日本方面成果较多。日本黄檗宗研究先学吉永雪堂经过长期调研，先后编写了《兴福寺三代逸然性融年谱》《逸然性融纪年》。近年来，锦识亮介在此基础上编写了《逸然性融年谱》，并在《黄檗文华》上发表了《逸然与探幽》《画僧逸然的交游——七封书简》等文。中国方面对于逸然的专篇研究目前只有任萍的《浙江籍侨僧逸然性融与日本》一篇。
二、文化交流
隐元创立的黄檗宗是日本江户时代最具号召力的佛教宗派，其影响渗透至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前辈学者从宗教、书法、篆刻、绘画、茶道、音乐、建筑等诸多方面研究黄檗文化对于日本的影响。
1.宗教
李铭佳分析了隐元东渡之前，江户佛教呈现出的“政治化”“世俗化”“保守化”三大问题。隐元正是以“强劲的精神力量、刚健的面貌及新颖的格调”[18]解决了江户佛教的三个问题。他以“静坐参禅为根本的修行法门”，“引自净土为方面的念佛方法”以及“严守戒律并注重威仪的持戒传统”[18]使日本佛教为之一振。李铭佳还指出隐元在佛经翻译整理方面的贡献。他们刊刻的黄檗版《大藏经》，使佛经能够普遍传播于一般民众，扩大了佛教特别是黄檗宗在日本的影响力。[18]
2.书法
许多专家学者都认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是系统学讨论班最大的成果，这是中国人智慧和原始创新。我们认为还有一个重大的成果，就是系统学讨论班培养了一批研究复杂系统工程的人才，这批人在各个领域及各类复杂系统工程研究和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继承和发展并广泛实践了钱学森系统思想、理论、方法等。
7.建筑
3.篆刻
马旭明通过考证日本黄檗寺万福寺保存的隐元印章，证明隐元印章“有明显的晚明时期风格特征”[23]，隐元还将 “明末盛行的篆刻艺术传到日本，奠定了近代日本篆刻的基础”[24]。
4．绘画
在“白专典型”和“反革命家庭出身”的双重巨大压力之下，邢先生忍辱负重、刻苦做学问，并取得如此突出成绩。邢先生成长的经历告诉我们，好的时代和好家庭出身固然能为人才的成长创造好的环境和条件，有助于人才的进步。但对于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毅力的人来说，即便是在逆境中，他们都能以坚韧顽强的意志，克服重重困难不断成长进步，获得成功。
学者们还关注到黄檗僧团对日本近代绘画艺术的影响。孙淼指出“对于日本的文人画来说，黄檗僧侣对于南画的创始起到了重大影响”[25]。“黄檗宗在日本绘画艺术上的影响无处不在，其影响最大的则是人物肖像画和书法”[25]。万福寺的第一任主持隐元隆琦所留下的肖像画就有十几幅，吴立民评价：“隐元禅师虽不以画名，但其活泼之禅风，精湛之书道，对黄檗画派影响甚巨，其参禅不废习艺，内明而通工巧之懿规，更为后世奉为风范”[26]。孙淼通过文献证明“许多黄檗僧侣在禅思修行之余”[25]都曾进行描绘活动。“宇治的黄檗山万福寺还经常召集一些中国的黄檗僧侣前来，每次都带来一些书画作品用于交流，因此，这个寺庙成为当时传播中国文化和艺术的发源地”[25]。日本的近藤秀实、中尾文雄、西村贞、大槻幹郎，以及中国的何庆先、任道斌、庞志英等各位先学也都确认，是黄檗绘画催生了日本文人画。
5.茶道
寇丹[28]、郑雯嫣、徐静波、徐蓉等学者都曾发文肯定黄檗宗对日本茶道的影响。“隐元带去的明清煎茶法，经日本煎茶道始祖卖茶翁茶山菊泉的努力，渐渐形成了日本的煎茶道”[27]。时至今日，“日本把煎茶法称为隐元茶，把煎茶的炭炉称为隐元炉，把煎茶的砂罐也称砂丞相”[28]，可见隐元及其弟子对于日本茶道的影响。北京大学的孙晓艳则从17-18世纪中日贸易对日本茶道初创期的影响角度，考察日本煎茶道与长崎“唐人贸易”之间的关系。[29]日本方面也认同黄檗宗对于日本茶道的决定性影响，其代表作有小林代鹤的《煎茶道与黄檗东本流》。[30]
6.音乐
周耕则着眼于从音乐角度探讨日本佛教黄檗宗与中国音乐的关系，他指出 “回顾中日佛教交流的历史，黄檗宗声明堪称佛教东渐史上最后的体系完备地传入东瀛的大陆佛乐”[31]。黄檗宗声明“不仅使用汉文经词，并全部采用明朝官话所谓‘唐音’的发音拼读”，“虽不能完全避免日本化的过程，然大量的中国元素和明清佛乐遗存却是其特点”[31]。“佛乐东传是古代中日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中日佛乐之比较研究”，“对于探究两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演变，有重要意义”[32]。
学者们一方面发掘黄檗僧人书法作品的典藏价值，如史树青在《明独立自书五律诗轴》一文就强调了独立书法的典藏价值；[20]另一方面重在研究黄檗书法对近代日本书法的影响。解小青指出“这些渡日禅僧在艺术方面的文人情怀直接影响了日本江户时代的艺术，特别是在书法方面。在‘黄檗三笔’的影响下，出现了‘唐样书’——日本模仿唐人即中国人的书风”[21]。“黄檗僧人带来的崭新的书风”“不仅打破了当时封闭的日本书坛，也使得汉民族的书风血脉在日本得以延续”，确定了晚明书风在日本的经典意义。[21]万青力还有研究黄檗僧人东渡日本之后的书画作品在美国的收藏情况，可见黄檗僧人在书画方面的收藏价值。[22]
林晶分析了明末福清黄檗山作为临济宗道场的建筑特色。[33]毛胤云《福清黄檗山遗存僧人塔墓考》一文考证了福清黄檗现存的僧人塔墓，分析了其史学价值和史料价值。[34]李沁园的《日本黄檗寺院布局初探》则从建筑学的角度考察黄檗文化对于日本佛教建筑的影响。黄檗宗寺院建筑的独特做范继和样、大佛样、禅宗样之后在日本被称为“黄檗样”。[35]福清黄檗宗还有传到台湾，并在台湾建寺，大陆学者刘福铸《融台黄檗寺的关系》[36]和台湾学者卢秀华《台湾黄檗寺废修缘由考》都是对台湾黄檗文化的研究。
从这些细节不难看出，少年时期“我”所接受的是传统意义的封建私塾教育和封建式家庭教育。寿镜吾老先生和“我”的父亲，都是封建教育的代表，呆板，严苛，不懂童心，“我”的儿童天性，喜欢花鸟虫鱼的爱好和提问的做法在老师那里被视作不可以，看五猖会的迫切在父亲那里置若罔闻，全然不顾，封建式教育为“我”砌上一道无形的围墙：一道摧残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教育围墙。“我”整天与枯燥乏味的书本打交道，这里的世界没有五彩的贝壳，没有有青蛙似的两只脚的跳鱼儿，没有西瓜要看守，没有皮毛像油一样光滑的猹，更没有瓜地刺猹，雪地捕鸟的乐趣。
图4给出了沉管周围典型区域海床(沉管顶板、侧墙、底板)和与之同深度远场区域海床的超孔压时程曲线。从图4可以看出，沉管顶板海床和相应远场海床的超孔压发展时程曲线基本一致。在沉管侧墙、底板和与之相对应远场区域的海床，其超孔压时程曲线发生了明显的分离。沉管侧墙和底板海床的超孔压比对应深度远场海床发展更快，沉管底板海床超孔压在更短的时间内(10个波浪周期)达到最大值(初始有效应力)。此外，可以发现1、2、5监测点处海床振荡孔压幅值基本相同(约20 kPa)，而3、4、6监测点处振荡孔压幅值相对较小，且6监测点处振荡幅值最小。
总之，黄檗文化从“审美风向”“技术革新”“思维方向”[19]三个方面将其影响从“宗教界横向扩展到江户社会”，“由上层人士自上而下地纵向扩展到普罗大众”，在“生产建设、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各个方面”[19]影响了江户社会。
它每时每刻都在考验着我作为一名北大保安的能力、素质和德行，而这种考验又是我暗暗渴盼的，因为我心中那颗不安分的种子，已经开始发力生长了。
三、在地价值
随着中日两国交往的深入，学界更多着眼于把隐元作为中日亲善关系的一个象征。学者不断探索中日两国由隐元东渡引发的文化交流，并以此为契机促进两国友善，如梵辉、刘建、李天锡等学者皆从隐元以及黄檗僧团文化交流的使命立意著文。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法音》杂志，它曾在1992年隐元禅师诞生400周年之际推出系列文章，强化隐元及黄檗僧人在日本影响力，旨在促进中日两国的亲和友善。《法音》还专文报道过日本黄檗宗在2000年、2015年、2017的访华行为，更是肯定了隐元禅师在新时代中日友善关系中的持续作用。
四、历史解读
学界除了关注对于隐元及黄檗僧团的专门研究，还逐步发掘他们在明清时代的东亚历史中的价值。林观潮、廖肇亨等人都将隐元及黄檗僧团纳入明末清初遗民逃禅现象进行研究，不断深化隐元东渡在整个东亚政治格局中价值。廖肇亨还通过对木庵禅师、独立性易、独往性幽、高泉性澈一系列黄檗僧人的文学研究，考察其赴日之后的历史记忆和活动书写，展示他们在异国他乡的心绪和对异域文化的认识。
王荣国[37]则把隐元东渡事件与日本华侨华人社会联系起来，认为隐元东渡弘法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然结果。
冬季住宅的取暖方式调查结果如图1所示。其中火炕的比例为52%，火墙的比例为23%，暖气片的比例为19%；另外，火炉的比例为2%，地热的比例为4%，说明北方农村地区冬季的取暖形式主要以火炕为主[1]，其次是火墙、暖气片。随着农村经济水平提高，也有少数住宅采用地热取暖，同时较偏远落后村镇仍存在火炉取暖。
五、文创价值
作为福清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如何打造黄檗文化的品牌价值，成为近年来学界新的研究热点。苏勤[38]、王彦[39]等学者皆从黄檗文化与福建地方文化的关系入手，探讨如何在文创方面开发黄檗文化的新价值。罗章燕则通过梳理叶向高和黄檗寺之间的关系，丰富了福清黄檗文化的历史内涵。[40]
初检共获得文献2 550篇，阅读标题及摘要后初步排除文献2 403篇，得到147篇文献，排除综述及个案报道、未获得全文的研究等，最终纳入14 篇文献[3，5-6，10-20]，共计13 740例患者，其中试验组2 356例、对照组11 384例。文献筛选流程见图1，纳入研究基本信息见表1。
综上可知，中日双方关于隐元东渡及黄檗宗东传日本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先学们都关注到黄檗僧团中的核心人物以及黄檗文化对于近世日本方方面面的影响。但是，学界对于黄檗僧团的文献整理以及文学解读和经济背景等方面的研究依旧薄弱。除了隐元、木庵禅师等核心人物之外，大量赴日黄檗僧团中僧人的成就以及影响目前研究也较少。期待随着新材料的整理发现以及中日学界交流的深入，福清黄檗文化的研究工作能够更加深入。
要使秦安花椒产业健康发展，必须通过科技栽培，集中财力，引进优良品种、良种繁育、标准化基地，组织实施秦安县花椒特色优势产业项目，在丰富花椒种植资源的同时，实现产业增效，农民增收。同时，随着产业的发展，农村各类合作经济组织应运而生，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对秦安花椒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将起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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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ultural Relationship of the Ancient Fuqing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ZHANG Jingya 1，LI Lizhu 2
（ 1.Yangen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14, China; 2. Fuqing Branch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qing, Fujian 350300, China ）
Abstract: Yinyuan traveled to Japan from Fuqing,Fujian Provinc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founded Huangbo sect in Japan,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modern culture in religion, literature,painting, calligraphy, architecture, music, medicine, diet and other aspects, making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Currently, the academic circles of both China and Japan focus on the study of Yinyuan's eastern emigration and Huangbo culture in five aspects: the study of the monks of Huangbo Monastery,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the culture of adherents of a former dynasty, the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pattern of east Asia, and the local value and cultural creation value of Huangbo culture. Among them, the first three points are the tradition and focus of Huangbo cultural research and the latter two points are new research research highlights in recent years.
Key words: Fuqing Huangbo culture; Literature review; Sino-Japanese exchange
中图分类号： G 127.5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21（2019）04-0013-07
收稿日期： 2019-01-08
基金项目：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黄檗文化研究中心专项课题（HB001）。
作者简介： 张婧雅（1984— ），女，安徽淮北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和闽南地方文献；李立柱（1984— ），男，安徽淮北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经济史与国际贸易 。
（责任编辑：林飞莺）
标签：福清黄檗文化论文; 文献梳理论文; 中日交流论文; 仰恩大学人文学院论文;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经济与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