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星期刊》与《伴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伴侣论文,星期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关香港早期文学的叙述，多数论者都受到当事人侣伦的影响。侣伦所建立的模式，是将1927年视为香港新文学的开始，将1928年8月创刊的《伴侣》视为“香港新文坛的第一燕”。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侣伦写于1966年，后收在《向水屋笔语》中的《香港新文化滋长期琐忆》一文①。此文中，侣伦认为：从1927年开始，香港新文学开始滋长，表现是本地报刊出现新文艺副刊，如《华侨日报·华岳》等。在他看来，新文学的标志，是1928年《伴侣》的创立。据侣伦回忆：《伴侣》的“主编者是张稚庐”，他将《伴侣》称为“香港出现的第一本新文艺杂志”，是“一本纯文艺性质的杂志”，其内容“侧重刊登创作小说，其次是翻译小说，此外还有杂文、闲话、山歌、国内文化消息等项目”。侣伦借用别人的话，称赞《伴侣》：“当日有人写过一篇推荐这本杂志的文章，称《伴侣》为香港新文坛的第一燕。”因为没人见过侣伦所提到的文章，“香港新文坛的第一燕”的版权后来就落到侣伦头上来了。 80年代中期，香港报刊研究专家杨国雄先生发现了一篇侣伦早年写的有关香港早期文学的文章，这篇文章验证了侣伦《香港新文化滋长期琐忆》一文的结论。侣伦的文章题为《香港新文坛的演进与展望》，署名贝茜，连载于1936年《工商日报》副刊《文艺周刊》94、95、98期，时间分别为该年8月18、8月25和9月15日。《香港新文坛的演进与展望》一文的观点，与《香港新文化滋长期琐忆》的说法完全相符。侣伦在这篇文章中，还对香港新文坛作了明确的分期，前期是1927-1930年，近期是1930年以后。《香港新文坛的演进与展望》一文写于香港新文学开始不久的1936年，这更加增加了侣伦有关香港新文学叙述的可信度。 侣伦的说法，后来基本上成为香港文学史的定论。论者都将香港新文学的开始时间划在1927年，而《伴侣》之为“香港新文坛的第一燕”也成为不刊之论。卢玮鑾曾在《早期香港新文学作品选·编选报告》中质疑香港早期文学过于受侣伦说法的限制，“因为资料不全，对早期出版的文艺刊物，我们往往给某些人的一两篇回忆文章定调了，这也是很难说的，例如目前许多人谈《岛上》《铁马》《伴侣》这三份刊物，多数依据侣伦的回忆文章，这种研究方法其实是有问题的”。②不过，这本《早期香港新文学作品选》仍然沿袭了侣伦的说法，把香港新文学的开始定在1927年《华侨日报·华岳》等报纸新文艺副刊上，而在谈及有关“香港白话文学的正式出现”的问题时，仍然最早追溯到1928年的《伴侣》。 的确，正如卢玮鑾所担心的，仅仅依靠侣伦个人的回忆是靠不住的。后人之所以相信侣伦，应该与没有看到完整的《伴侣》杂志有关。杨国雄在《香港文学》1986年1—4期上连载的《清末至七七事变的香港文艺期刊》，是香港文学史论述早期报刊的重要依据。然而在这篇文章中，杨国雄自叙只看到《伴侣》的6—9期：“由现存的六—九期得知……”“因为缺藏《伴侣杂志》的创刊号，没法看到该刊的发刊辞……”③由于年代久远，分布零散，查阅《伴侣》杂志的确并非易事。笔者通过多地查找验证，完整获取了《伴侣》的1—9期，这才发现侣伦的上述被文学史沿袭的说法事实上很有问题。 侣伦说，《伴侣》“主编者是张稚庐”。事实上，《伴侣》无“主编”之称谓，前三期“编辑”是关雲枝，社长潘岂圆，督印余舜华。从第四期开始，“编辑”才变成张画眉，即张稚庐。 侣伦说，《伴侣》是香港的第一本“新文艺杂志”，“纯文艺性质的杂志”，“侧重刊登创作小说，其次是翻译小说，此外还有杂文、闲话、山歌、国内文化消息等项目”。事实上，《伴侣》英文名为Illustrated Family Magazine，就是一个家庭生活类刊物，主要刊登生活类杂文，文学很少，直到第7期开始才变成以文学为主要内容，可惜到第9期就没了。《伴侣》并非由什么文人团体主办，据第1期封底，《伴侣》系由中华广告公司主办，地点在香港大道中六号四楼。 《伴侣》的题材内容大体分为以下几种，姑以第1期为例略加介绍。1，服饰类：第1期的颖子、金全的“新装图案四种”是四种新装服饰的图文介绍，每种占据一页，篇幅颇不小。2，家居类：石彤君主撰的介绍家居陈设的“现代室”一栏，自第1期一直延续到第6期，直至第7期才消失。3，杂文类：第1期有介绍游泳能手梁兆文、舞蹈明星郎德山父女的文章，还有一篇冰蠶的《中国新文坛几位女作家》，算与文学有关。4，闲谈类：第1期“伴侣闲谈”有《情书杂话》等文，无非风花雪月。5，征文类：《伴侣》第5期是“初吻”专号，刊登了侣伦、张吻冰、秋云等12位作者的有关于初吻的征文，都与文学无关。第10期预定是“情书”专号，可惜没有看到。6，文学类，主要是小说、翻译和诗歌，数量较少。总的来说，《伴侣》上文学的比例很低，第1期只有两个短篇小说：雁游的《天心》和盈女士的《春三与秋九》。雁游的《天心》抄袭了《小说月报》11卷11期的一篇译文(安黎士·威廉士〈Anrice Williance〉的《一元纸币》)，大概只能算作译文。《伴侣》全部9期，一共只发表了14篇小说，一期还不到两篇，当然，其中有不少是连载小说。 《伴侣》的发刊词置于第一期的首篇，题为《赐见》，但较为简短，较能表达《伴侣》意图的，是1929年新年号(第8期)的篇首《新年大头说点愿意说的话》。然而，这篇文章却不能不让我们对这“香港文学第一燕”大失所望。文中提到：“伴侣之出”，只是想“谈谈风月，说说女人”，“作为一种消愁解闷的东西，给有闲或忙里愉闲的大众开开心儿罢了。徜还得扯起正正之旗，则以‘趣味为中心’是更其明白而又较为冠冕的！”《伴侣》将自己定位在通俗文学：“在能力尚弱的我们，对于为大众所需要的通俗文学的建设上，也想效点棉薄的微劳的……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先就在每篇小说中加上一些插图。” 插图是《伴侣》的重要特色，图画在《伴侣》中决非点缀品，《伴侣》本身就是一个图文并茂的刊物，这是它区别于其他刊物的一个市场定位。据侣伦回忆，主办《伴侣》的中华广告公司的经营者与司徒乔是大学同学，因为这种关系，司徒乔得以为《伴侣》画插图。司徒乔是知名画家，在现代文坛上享有声誉，可以说是《伴侣》的一个招牌。《伴侣》的图画大约能占到三分之一的篇幅，大体可分为封面封底画、文中插画、广告配画等多种形式。《伴侣》封面的美女头像白描，刻意彰显出现代女性风姿，很吸引人。司徒乔在文中的多幅插画，则更见特色。 与“通俗文学”相关，我们还需要提到旧体诗词。《伴侣》第1期刊登了两部诗作：一是香港资深文人黄天石的《满江红——纪恨》，另一部是意蘭的《恋歌七章》，全部是旧体诗词，没有新诗。有这些旧体诗词的存在，《伴侣》甚至很难说是一本纯粹的“新文艺”刊物。 《伴侣》上的白话小说，多以言情为主，主要涉及爱情家庭关系等，符合《伴侣》家庭生活类刊物的定位。在《伴侣》上发表小说最多的是张稚庐，他以画眉、张稚子为名发表了7篇小说，占据了全部14篇小说的半壁江山。张稚庐的《晚餐之前》(第2期)、《雨天的兰花馆》(第3期)写年轻夫妇为家庭琐事冲突，《试酒者》(第8、9期)、《梨子给她哥哥的信》(第9期)等几篇写爱情纠纷，《夜》(第4期)和《春之晚》(第7期)则写父母和子女的婚姻冲突。这些小说，有的较为简陋，有的初具规模，整体来说较多停留于生活表面，热衷于青年人所纠结的爱情家庭本身。 在《伴侣》上发表小说的，还有早期香港新文学代表作家侣伦。侣伦的《殿薇》连载于《伴侣》6、7、8、9四期上，是该刊的一部重头小说。不过，这只是一篇多角恋爱的小说，写女主人公殿薇周旋在三个男朋友子菁、若昭和心如之间。这篇小说的题材有点像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不过侣伦仅仅停留在多角恋爱的表面，而没有像丁玲那样深入剖析莎菲的心理纠结，从而开拓出女性主义的主题。 在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鑾编选的《早期香港新文学作品选》(1927-1941)中，他们对于香港早期小说评价很低。黄继持说：“小说似乎比散文更落后，连五四时期直面社会的作品也及不上。”卢玮鑾说：“看香港文学早期的作品，你会看到一群很稚嫩的年轻人，好奇地利用文字来表达内心世界。他们用什么方法呢？于是只有向中国内地文学学习，但却并不得心应手，加上没有良好而持久的写作环境，所以水平并不高。”④ 说到“向中国内地学习”，《伴侣》较受后期创造社《幻洲》的影响。《伴侣》发刊词“赐见”开头说：“我们执笔者——不问其为写书的或是写字的——都是徘徊于十字街头的青年。”然后有一段括号解释，“这‘十字街头’四个字，新近给人家用腻了，可是为着下文总不免要提到象牙之塔的原故，所以，在这里，似乎不得不牵来一用。”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十字街头”与“象牙之塔”的来源。那就是后期创造社的“小伙计”叶灵凤和潘汉年主编的《幻洲》(1926·10-1928·1)半月刊，此刊分上、下两部，上部是叶灵凤主编“象牙之塔”，专载文艺作品，下部是潘汉年主编的“十字街头”，专载杂文。为此，《伴侣》还曾受到读者的批评。在《伴侣》第9期的读者来信中，香港早期新文学作家龙实秀批评了《伴侣》作品“文言化”的问题，并认为这种追求辞藻美丽的文风来自于《幻洲》的影响：“文言化真是本港许多作者的常病。他们的文章只晓得要求词美丽，但内里情绪空虚得没有半点意义。本来辞藻美丽是可以用机械式的工夫来取得的，而结果的成绩就成为了一种新四六的辞章罢了。我以为这是学幻洲派的叶灵风腾刚等所致的流弊，这里许多青年爱好他们的文章。叶灵风辈的作品已经算是纤小了，他们坏得更坏呢。”⑤ 《早期香港新文学作品选》选择作品的范围，只是《伴侣》《铁马》《岛上》等刊物，甚至还包括了上海的《幻洲》，因为香港早期作家偶尔也会在上面发表作品。如果他们注意到了较《伴侣》早四年的《小说星期刊》，对于早期香港文学的评价大概会有所不同。 侣伦将香港新文学最早追溯到1927年前后的香港报纸的新文艺副刊的说法，事实上也不尽准确。袁良骏先生找到了1924年7月1日创刊的英华书院基督教青年会的内刊《英华青年》(仅一期，文白混杂)，以刊物上的几篇白话小说证明，香港新文学的开端应该提前到20年代中期⑥。《英华青年》仅有1期，又是学生内部刊物，不足为训。香港最早的文学期刊，始于辛亥革命时期。阿英在《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中提到两种香港早期文学期刊，分别是1907年的《小说世界》和《新小说丛》两种。“五四”时期还有《双声》(1921)、《妙谛小说》(1922)、《文学研究录》(1922)等期刊，可惜这些期刊都残缺不全，存留很少，且多数为大陆人士所主持。这里特别想说的是1924年8月创刊的《小说星期刊》，此刊现存23期，存留之系统在香港早期期刊中是罕见的。《小说星期刊》主要由香港本地文人所主持，内中所刊载的白话小说，数量远远多于《伴侣》。可惜的是，《小说星期刊》在香港早期文学的研究中并未得到多少注意。 《小说星期刊》是一个文言为主、文白夹杂的文艺类综合刊物，格局与《伴侣》不同。以1924年8月的《小说星期刊》第1期目录为例，其主要栏目包括“插图”“论坛”“说荟”“翰墨筵”“剧趣”“丛谈”“谐林”“世界大事记”“通讯”“阅者俱乐部”，还有不存于目录的英文栏目、“补白”及广告等。 “说荟”占据《小说星期刊》的主要篇幅。《小说星期刊》“投稿简章”云：“文体不拘庄谐、白话文言、长篇小品，一律欢迎。”“说荟”中的小说，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长篇连载，二是中短篇小说。在“说荟”的长篇连载中，多为文言，不过吴霸陵的《学海燃犀录》和许梦留的《一天消息》确是白话长篇。姑且把单篇列为短篇小说，连载两次的为中篇小说，连载两次以上者为长篇小说，统计下来，《小说星期刊》刊载的白话小说有：短篇小说60篇，中篇小说4篇，长篇小说2篇。这还是不完全统计，因为在陶淑女校“彤管集”中的学生习作，并没有统计在内。从数量上看，《小说星期刊》发表的白话小说数倍于《伴侣》。 需要提及的是，《小说星期刊》的白话写作出现了最早的“小小说”和新诗。一般认为，1978年12月25日台湾《联合报》附刊发表陆正锋的极短篇《西北风》，其后开辟“极短篇专栏”，是为小小说的首倡。在大陆，谈到“小小说”之名，多追溯到1958年老舍的《多写小小说》(《新港》1958-2、3)。事实上，《小说星期刊》早在1924年就明确使用“小小说”之名刊发作品，较台湾《联合报》早了50多年。《小说星期刊》上刊登的小小说有罗澧铭的《汽车上》(1924-4)、台山侨民《金钱……万恶》(1924-8)、L.Y的《二个婴孩》(1924-13)等等，它们一般作为补白出现。同样作为补白出现的是新诗，《小说星期刊》上出现了香港文学史上最早的新诗。这些新诗多数只是简单地写景抒情，大体停留在胡适《尝试集》和冰心小诗的水准上。其中许梦留算是较为杰出的诗人，他对于国内诗坛较为熟悉，曾在《小说星期刊》上发表《新诗的地位》(1925-2)一文，是香港诗歌史上首篇新诗诗论。 《小说星期刊》的文类有不同分工。通俗小说专注于市场，迎合市民大众，古典诗文、地方剧趣等是传统文人的天地，白话短篇及小小说、新诗等则是新文化爱好者的尝试。从写作上看，如果说《伴侣》的白话小说追求通俗，那么，《小说星期刊》则因为已经有通俗小说的部分，白话小说反倒可能出现反映思考现实的面向，文体也较为多样。 《小说星期刊》发表了大量直接描绘现实苦难、批判现实的小说。许梦留《渔翁的命运》(1924-13、14)写饥寒交迫的渔父老翁去捕鱼，跌入水中，无钱医治。秋雨雁吟阁主洁瑿《苦哉为婢》(1925-4)写杨二嫂因为穷困被迫将自己的女儿卖给富人的姨太太为婢，使得女儿堕入水深火热之中。在忆的小说《冬夜》(1924-11)中，“我”在报上看到了令他受刺激的两则消息。一是某地冻死乞丐二百多人，二是七十岁老翁娶十五岁的女儿。他无法解释贫与富是如何造成的，只能为贫苦者呼吁，“那么，我却代表命里生出是应该贫苦的人们，很悲惨的呼吁几声咧。”黄澄《可怜的小贩》(1924-6)、杜之远《拉夫泪》(1924-7)则涉及到了战争的主题，批评的都是兵士。然而，兵士也有自己的痛苦，王商一《兵的日记》以日记的形式写一个兵士的战争经历和心理活动。连载于1925年1-4期上的许梦留的长篇小说《一天消息》，则是一篇风格独特的反战小说。 在《小说星期刊》上，涉及恋爱婚姻的小说也不少，不过它们往往描写父母包办婚姻所造成的悲剧，指向对于旧的婚姻制度的批判。这一类小说有王商一《她的憔悴》(1924-5)、邓啸庵《不满意的婚》(1925-5)、关畅《瓜子面》等。荒唐室主《月下的一幕》(1925-3)也写一个女子因为包办婚姻而自杀，不过她已经能喊出反抗专制婚姻的声音，“我也知道，自杀我们青年是尤其不应该的。但是不是这样，难道就顺从这专制的婚姻，卖给一个目不识丁凶恶无匹的武夫作妾吗？”主编黄守一在评点中，指出了该文反抗旧礼教的意义，“旧礼教之遗害青年男女也最深，况复孤零寄人篱下，有不出于自裁者几希，此篇之事实，吾恐蹈其覆辙者尚不尠也，读此能勿悲哉？” 在压抑和苦难的对面，是内心抒发和梦幻追求，这是《小说星期刊》白话小说一个较为醒目的地方。这类作品，虽然归在“短篇小说”，但多数没有写实的故事情节，而是着重于写景抒情，风格类似鲁迅的《野草》，标志着早期香港文学水准的高度。此类小说有荒唐室主的《催眠术》(1925-4)、弃疑的《两个女郎》(1924-5)和《月下幻境〉(1924-8)等，可惜从未被人注意。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星期刊》虽然以言情小说为主，然而对此却不无反省。身为编辑部主任的罗澧铭，在《小说星期刊》上连载的“意蕊晨飞集初编”第1篇白话小说《小说家的觉悟》(1924-4)，就从新文学写实观念出发，批判鸳蝴小说的“顽艳之词”。小说借一个女性读者的笔，批评了言情小说的哀艳文风，“且今日道德披靡，我辈青年，不欲挽救则已，不然，则著作行事，亦应采取正道，以挽此颓风，破此恶俗而后可。若此种写悲寄恨鸳鸯蚨蝶之小说，又有何益哉？”在这篇小说的“弁言”中，作者悔悟了自己“好作顽艳之词”的历史，如今他认为应以“写实之道”来纠正，希望“可以描尽社会之虚饰，人心之险诈，生活之度率”，并且希望作品在文字上“尤贵显浅”。 《伴侣》之所以受重视，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是香港第一个白话刊物，而《小说星期刊》虽然发表了不少白话小说，但却是一个以文言为主、文白夹杂的刊物。以中国新旧文学对立的方式叙述香港文学，自然会推崇《伴侣》而忽视《小说星期刊》。与中国大陆不同，新旧文学排斥的现象在香港并不明显，原因很简单，殖民地香港的文化结构是英文和中文的对立，而不是中国新旧文学的对立。 英国占领香港后，初期教育完全被教会所控制，目的在于传教。19世纪60年代之后，香港教育开始从宗教教育转向世俗教育，不过教育的重心是英文教育。1895年，港英当局规定：新设立的学校，若不以英文为教育媒介，便不能获得政府补助。1902年，香港出台《教育委员会报告书》，奠定了20世纪上半叶香港教育的两个原则：一是强调英文教育，淡化中文教育；二是精英教育，即将教育经费和资源集中于少数上层港人子女上。香港的中产阶级子弟，多热衷于学习英语，目的是为了在毕业后可以进入买办阶层。殖民统治下的香港，英语是官方语言，政府文件、法律条文等等均以英文为准绳。从英国入主香港直到19世纪末，香港的报刊也基本是英文的，华人所办报刊只有《循环日报》一份。英语文化在香港的统治地位，是无可置疑的。中国文化的传授主要由民间私塾和中文学校承担，一直不受重视，在中文教育中，文言自然一直占据主流。在中国大陆产生白话文学之后，在香港早期文学中的确可以看到新旧对立，比如《铁马》第1期上发表的署名“玉霞”的《第一声的呐喊》，即是新文学青年对于香港旧文化的不满。不过，这种偶发的批评，灵感多来自于“五四”新文学，并不能反映香港早期文学的主要结构。事实上，文白夹杂恰恰更为真实地表现了香港早期文学的状况。 《小说星期刊》在1—6期上，重点推出了罗澧铭的《新旧文学之研究和批评》一文，表明自己对于新旧文学的态度。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罗澧铭对于“五四”新文化的主张及新旧文化冲突的情形是非常了解的，然而他并不赞成新旧文化对立。在他看来，新旧文学各有所长。以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为例，罗澧铭认为，其中很多的新文化主张值得称赞： 新文学之长处，固在乎能独辟奇论，为文学界放壹异彩，如“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不做无病呻吟之文字”“不用套语谰调”等，俱可称为确切不磨之论。舍此以外，绍介欧西学说，使国人耳目为之一新，思想为之一变。及“大凡文学的方法可分三类”(见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之几段，都得写实之精神，亦为新文学家之特长处。 罗澧铭认为，旧文学的确有其弊端： 彼辈既以文人自命，又犯自以为是之弊，如好用古奥文字，以相酬答，直令根底薄弱之学者读之，不易了了(按：此为新文学发达之一大原因)，词语堆砌，偏谓辞藻华贵，资料丰富，文字艰深，阅者弗喜读之，偏谓博通古籍，出类拔萃。凡此种种。殆其伦也。 不过，罗澧铭并不完全赞同新文学，对于胡适“八事”中的第三条“不用典”及第八条“不避俗话俗字”他就不同意，并在文中一一加以反驳。他觉得新文学全用白话，而排斥文言，也有局限： 以上所批评“不避俗字俗语”及“不用典”两条，即为新文学之短处。至如全用白话，不用文言，亦为新文学之短处。 罗澧铭在文中强调自己既非新学家，也非旧学家，他认为新旧文学两者之间并无绝对对立，从而主张的是一种兼容的态度。他认为文言的长处是简练，短处是过于艰深，白话之长处是浅显，易为大众明白，短处是过于啰嗦。 《小说星期刊》对于新旧文学兼收并蓄，并无歧视。1925年《小说星期刊》第1期上出现了两篇有关新旧文学的文字。对于新文学，一篇反对，一篇支持。第一篇文章是何惠贻为其师何禹笙先生的著作《六四骈文之概要》写的评论，题目就叫《六四骈文之概要》。作者既推重旧体骈文，不免攻击新文学。不过，紧接着《六四骈文之概要》后面的许留良的《新诗的地位》，就是支持新文学的文章。许留良从文学进化的角度，肯定新文学和新诗，文章描述中国古代诗歌代代革新的状况，由此推论，“民初，钱玄同、胡适之等提倡文学革命，努力于国语文学的创作，毕竟是适应时代需要的产物，就发荣滋长，造成一种新文学，新诗歌，对待以前的诗词的命名，表示它不同从前的风格，是一种沿革新生的产品。”作者支持中国新诗坛，“我的新诗们呀，我赞美你，祝福你，这伟大而有价值的劳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许留良虽然肯定新诗，但却并不完全否定旧诗，他表示：“我并不是否认旧诗的价值，而且很羡慕旧诗中有这么多杰作，但不能因这个缘故，就否定新诗的产生。”这种不偏至的态度，倒与罗澧铭有一点相通之处。 《小说星期刊》把《新诗的地位》放置于《六四骈文之概要》一文后面，不知道是否有意安排，《新诗的地位》明显构成了对于《六四骈文之概要》一文的批评。这一正一反的文章，至少表明《小说星期刊》对于新旧文学两端并无特别排斥。 在香港，白话与文言的对立的确并没有那么分明。在1927年2月鲁迅来港演讲之后，《华侨日报》副刊《香港涛声》出现了白话文写作。4月的《华侨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长城”的文章，称赞该刊提倡白话文，并将此提升到批判旧文学的高度。这是文学史家津津乐道的事实。不过，我们却没有注意到，该刊编辑冷盦立刻在文后加了一个“编者按”，澄清他并没有“提倡白话文”的意思： 长城君说有提倡白话文的表示。“提倡”二字，我断不敢言。我对于文言和白话，以为最好是各随其便就是了。就是以一个人而言，对于文言和白话，也有各随其便的时候，所以我的撰著，用文言和白话，是没有定规的，只看文体应用哪一种好些，也就采用哪一种就是了。我并不是说有了白话就可以废止文言，也不是说务要以文言来替代白话，须知只能够应用这一种而废弃那一种，是都犯着偏枯的毛病。 冷盦的态度，和我们前面提到的罗澧铭的《新旧文学之研究和批评》一文是完全一致的。文中提到作者杂用文言白话的现象，在香港是属实的。罗澧铭在《小说星期刊》上连载的短篇小说集“意蕊晨飞集初编”，既有白话也有文言。L.Y在《小说星期刊》上既发表新诗，也发表旧诗，旧诗如第6期《咏浙潮》《留别》《虞美人》《如梦令》。这些都是常见的现象。 发表于1928年10月15日《墨花》的吴灞陵的文章《香港的文艺》，是研究香港早期文学常被引用的文章。文中最后是对于香港文坛现状的总结： 现在，香港的书报上的文艺，就是新旧混合的，纯粹的新文艺，既找不到读者，而纯粹的旧文艺，又何独不然？所以书报上的文艺，就马马虎虎地混过去，很少打着鲜明旗帜的。 作为当时香港文坛资深文人，吴灞凌以“新旧混合”概括当时的香港早期文坛，应该是准确的。吴本人在《小说星期刊》发表的文章事实上也是新旧混合，既有文言，也有白话，其中以文言为多数。 香港第一个白话刊物《伴侣》面世以后，并未使香港文坛的格局为之改变。一直到抗战为止，香港白话期刊虽有增加，但并没有改变报刊以文言为主，文白夹杂的格局。由此足见，香港文坛的结构并不是新旧文学对立，不存在一方打倒另一方的问题。 对于香港的偏重英文，忽视汉文，中文文学界倒是有不少批评。梁炽附的讽刺小说《一个女学生》(1924-4)写香港的一个学生因为中文发音不标准，被一个算命人戏弄。在文后评点中，“凤仪”指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香港的教育： 然吾尝默考此篇之义，敢下一断语曰：女学生无过，卜者更无过，推原祸始，实学校之过也。何也？盖本岛学校，多趋重于外国文，汉文则每星期只授数句钟，一曝十寒，学者实受益几何？反之外国文则不然，学校趋重之，教员趋重之，学生又趋重之。虽有汉文之教授，一曝十寒，其不归诸淘汰者鲜矣。 评点者认为，这种教育导致了洋奴心态，导致了文化国族认同模糊的严重后果，“呜呼噫嘻！某家究竟是中华民国之某家欤？抑非欤？呜呼噫嘻，吾可爱可敬之学生乎，其亦有鉴于斯文而自醒乎？” 1927年鲁迅南下香港，1935年胡适南下香港，都呼吁港人反对文言，倡导新文化。然而，在港大担任教授，对于香港有深入了解的许地山，看法却不一样。1939年，他在《大公报·文艺》发表文章，表达自己对于香港教育和文化的看法时。指出：“在香港教育司所辖的学校中本分为两系，一是以英文为主的，一是以汉文为主。要得到最高津贴费，必得是以英文为主的学校。”他沉痛地说：“我们不要忘记此地的国语是英文，汉文是被看为土话或外国文的。”“以汉文为主的学校，官方名之为‘土语学校’。”如此，“学生相习成风也就看不起汉文。”在谈到香港的汉语教学时，许地山提到，“其实若把学生教得通，不会写出‘如要停车乃可在此’，‘私家重地’，‘兵家重地’一类的文句，也就罢了，何必管它白话、黑话。”在许地山看来，文言还是白话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提高学生的中文水准，促其热爱中国文化。⑦ 《小说星期刊》虽然发表新文学作品，却并不放弃旧文学，并且能够从香港自己的历史语境出发，反省“西化”观念。《恨不相逢未嫁时》(1924年1—4期)的作者孙受匡，主持亚新书局，这是“专售新文化新思潮书的书局”，然而他对于中西文化的理解，与“五四”思想并不完全吻合。小说女主人公倩影出自英文学校，不过晚上复请某太史补习中文，所以中英文俱佳。她最讨厌的就是香港学生为了挣钱只重视英文，养成奴隶性格，忘却了自己的文化： 惟某岛之半数学生界，其志卑，其宗旨劣，其目的不外为利，只以读洋文为得较高薪金之利器，为人奴隶，受人呼喝，任人辱骂，怡然而受，恬不知耻。对于中文，一无所知。问以历史，瞠目结舌。询以国事，更梦梦然。说什么秦始、汉武，讲什么苏海、韩潮，均丝毫不懂，视中文如一文不值，重洋文若万黄金，甚至有洋文得学士衔，而中文程度，中学不如。 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余仕宣虽然就读于著名西文学校，然而不忘中国文化。他在纪念孔子诞辰会上发表演讲，认为孔子不是一个圣人，但他是两千多年来的一个伟大的教育家。现在孔子故乡山东青岛落于外人之手，我们要效仿孔子“以司寇资格，为鲁定公宾相，会齐侯于夹谷，为父母之邦争面子”，为中国争国体。女生李倩影因此爱慕仕宣，并主动给他写信。某日，仕宣去游乐场，遇洋人酗酒调戏李倩影，他怒斥洋人，英雄救美。两个人从此相爱。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较为开放的香港，反倒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客观评价孔子，反对崇洋媚外，这与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是完全不同的。 香港文学史常以1922年《文学研究录》等刊作为香港旧文学的代表，以1927年鲁迅来港演讲及随之而来的1928年《伴侣》的诞生作为新文学的开始。《文学研究录》中被列举出来的反对新文学的文章，是章士钊的《新思潮与调和》，而鲁迅的演讲则被视为香港新文学的呐喊。很明显，章士钊与鲁迅的对立，只是大陆新旧文化在香港的一种位移，并不来自于香港文化内部。这表明，我们是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白话/文言”的新旧二元对立的方式来理解香港文学史的。这种理解方式，与殖民地香港的历史处境显然有较大的差距。 在当代世界，西方的启蒙现代性已经遭遇危机。对于西方现代性的质疑，既来自后现代主义，也来自后殖民主义。对于中国而言，后殖民视角的批判更有启发。后殖民主义认为，西方现代性最大的问题是忽略了非西方的世界，从而压抑了殖民地第三世界的历史。更大的问题在于，殖民地第三世界自觉将西方现代性视为普遍性，贬斥本地的文化，从而构成自我殖民化。这一点，在我们以启蒙主义现代性论述殖民地香港文学的时候，看得尤其清楚。在殖民地香港，殖民性以现代性的名义出现，并贬斥中国传统文化，孱弱的中国传统文化便成为民族认同和文化反抗的工具。我们在论述香港文学的时候，却反而以现代性的名义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不是一种文化颠倒呢？事实上，“五四”时期批判中国文化，鼓吹西化，在今天看来也需要重新思考。不过这已经不是本文的任务了。 在修改此文的过程中，笔者收到香港商务印书馆刚刚出版的“香港文学大系”。让人欣喜的是，“大系”的编者们已经意识到了笔者所谈论的香港新旧体文学问题，并且“大系”包含了由香港中文大学程中山先生编选的“旧体文学卷”。 在陈国球撰写的“香港文学大系·总序”中，他指出：“香港的文化环境与中国内地最大分别是香港华人要面对一个英语的殖民政府。为了帝国利益，港英政府由始至终都奉行重英轻中的政策。这个政策当然会造成社会上普遍以英语为尚的现象，但另一方面中国语言文化又反过来成为一种抗衡的力量，或者成为抵御外族文化压迫的最后堡垒。”在中国语言文化中，古典文学较有社会地位，而大陆来的新文学受到年轻人欢迎，“至于‘新文学’与‘旧文学’之间，既有可能互相对抗，也有协成互补的机会。……如果简单借用在中国内地也不无疑问的独尊‘新文学’观点，就很难把‘香港文学’的状况表达清楚。”(《香港文学大系·旧体文学卷》，第25—26页，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版。) 在“香港文学大系·旧体文学卷·导言”中，编者程中山甚至断言：从1843年至1949年，中国传统文学是“百年香港文学的主流”。程中山尖锐批评了香港文学史忽视旧文学的做法：“近三十多年来，香港文学主流研究者，对百年香港旧体文学大多视而不见，或更排斥诋毁，制造一部部以偏概全的《香港文学史》，至为可惜。”(同上，第44、76页) 早在十多年前，笔者就在《小说香港》一书中指出：“在大陆，旧文化象征着千年来封建保守势力，而在香港它却是抗拒殖民文化教化的母土文化的象征，具有民族认同的积极作用。在大陆，白话新文学是针对具有千年传统的强大的旧文学的革命，在香港“旧”文学的力量本来就微乎其微，何来革命？如果说，在大陆文言白话之争乃新旧之争，进步与落后之争，那么同为中国文化的文言白话在香港乃是同盟的关系，这里的文化对立是英文与中文。香港新文学之所以不能建立，并非因为论者所说的旧文学力量的强大，恰恰相反，是因为整个中文力量的弱小。因而，在香港，应该警惕的是许地山所指出的殖民文化所造成的中文文化的衰落，而不是中国旧文化。一味讨伐中国旧文化，不但是自断文化根源，而且可能会造成旧文学灭亡、新文化又不能建立的局面。”(赵稀方：《小说香港》，第90页，三联书店2003年版)十多年来，笔者一直在海内外的会议和自己的文章中，呼吁改变香港文学史新旧文学对立的结构，现在终于看到同道和成果，能不万分欣慰？在此，再次呼吁香港文学研究者，改变观念，改变《香港文学史》“以偏概全”的状况。程中山编纂的“香港文学大系·旧体文学卷”主要收录诗社诗集，较少涉及报刊，更无介绍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看起来还任重道远。 ①侣伦《香港新文化滋长期琐忆》写于1966年7月，开始发表于1966年8月《海光文艺》第8期上，70年代后期又刊于《大公报·大公园》的“向水屋笔语”专栏中，《向水屋笔语》一书由香港三联书店于1985年7月首版。 ②④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鑾：《早期香港新文学作品选》(1927-1941)，第8页，第15页，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 ③陈国雄：《清末至七七事变的香港文艺期刊》，《香港文学》1986年第2期，总14期。 ⑤《伴侣》，第9期，1929年1月15日。 ⑥袁良骏：《新旧文学的交替和香港小说的萌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⑦许地山：《一年来的香港教育及其展望》，1939年1月1日《大公报》“文艺”第48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