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债务危机的政治学分析——选举民主的制度缺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债务论文,西方国家论文,缺陷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2－0032－09
一、西方国家债务危机的现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发生了一轮又一轮的债务危机事件，当今西方国家正处于债务危机多发、频发的时期。我们可以从债务危机波及西方国家的广泛程度、债务率的严重程度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等方面来分析西方国家债务危机的现状。
第一，以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和美国的国债危机为代表，西方国家债务危机涉及的国家多、范围广。就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而言，一是北欧小国冰岛的“外向型”债务危机，这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发源地。2008年10月，冰岛爆发主权债务危机。根据美联社的数据，当时冰岛外债规模高达800亿美元，为其GDP的300％左右，人均负债11.8万美元。2009年，冰岛陷入严重衰退，GDP负增长6.7％。其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主导了冰岛的债务救援。2010年初，冰岛总统否决了存款赔偿法案，其长期主权信用评级被降低至“垃圾级”，冰岛危机再度爆发。二是中东欧国家的“外来型”债务危机。2000年后，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商业银行被以西欧银行为主的外资控制，2008年年底外资所占比例达54％－97％。据摩根士丹利的估计，中东欧拥有约1.7万亿美元的外汇债务，而且2/3的贷款为外币贷款。随着转轨改革的深入开展，东欧国家的负债水平不断提高，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政府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2009年初，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调低了乌克兰的评级，并且认为东欧的形势在不断恶化，这触发了中东欧国家的债务危机。三是西欧PIIGS国家(即所谓猪仔五国：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的“传统型”债务危机。[1]2009年10月4日，希腊新政府公开表示，前政府掩盖了债务和赤字的真相，指出2009年真实的赤字率为12.7％、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为113％，大大超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3％和60％的标准；[2]之后，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纷纷调低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机爆发。随着希腊债务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市场开始质疑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家，债务危机在西欧迅速蔓延。2010年11月28日爱尔兰政府决定接受欧盟和IMF850亿欧元的援助，2011年4月葡萄牙宣布寻求欧盟援助，成为继希腊和爱尔兰之后第3个寻求欧盟援助的国家。西班牙和意大利也面临着沉重的债务困扰，2010年，西班牙的债务率和赤字率分别为61.0％和9.3％；意大利的债务率和赤字率分别为118.4％和4.5％。
就美国的国债危机而言，按照美国宪法规定，政府支出必须经国会审议批准。从1917年开始设立国债上限到20世纪末期，美国国家债务上限虽然一直提高，国债上限占GDP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但总的来说还维持在较低水平。1941—1945年，美国国债上限被限制在3000亿美元，1962年才接近3000亿美元。进入21世纪后，美国国家债务呈指数级速度增长，债务上限迅速提高，如图1所示。美国财政部资料显示：自1962年以来，美国国会已经78次提高债务上限，平均每8个月提高一次。其中，49次是在共和党总统任期内，29次是在民主党总统任期内。小布什总统在两届任期内共计7次提高债务上限。奥巴马就任总统以来，国会已经3次提高债务上限，提高总额为2.979万亿美元。[3]2010年2月12日，奥巴马总统签署通过将债务上限从12.4万亿美元提高到14.294万亿美元的法案。截至2011年5月16日，美国国债总额触顶达到法定上限的14.294万亿美元；8月2日，奥巴马签署提高上限和削减政府开支预案，决定将政府国债提高9000亿美元，同时削减赤字2.5万亿美元；8月5日，标准普尔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A”降至“AA＋”，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丧失3A主权评价；11月，美国国会减赤超级委员会宣布未能就削减联邦政府预算赤字的计划达成协议。数据资料充分表明，美国债务上限已到了惊人的地步，风险不断加大。
图1 近年来美国国债法定上限和总额迅速提高
数据来源：http://www.usgovernmentspending.com，2011年12月29日；http://www.TreasuryDirect.gov(Public Debt Reports)，2011年12月30日。
上述遭受债务危机的国家具有共同特点：一是推行市场经济体制，都是市场经济国家；二是推行选举民主制度，都一贯标榜为民主国家；三是推行社会福利政策，都是福利国家。
第二，债务率的水平不断提高。随着债务危机的日益升级，西方国家债务率的水平不断提高，如图2所示。
图2 近年来PIIGS五国和美国债务率的变化情况①
第三，债务危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不断扩大，具体表现为：一是债务危机使西方国家普遍陷入了政治危机、制度危机之中，使国家濒临破产。正如一位前欧洲国家政要面对债务危机时所指出的那样，欧洲政治被选举政治劫持，政府在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时过多考虑政治和选举因素，罔顾经济客观规律和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德国媒体也评论说，在政府领导人看来“连任比责任更重要”。在债务危机发生前，为取悦选民、争取选票，盲目增加社会福利，推高债务；在债务危机发生后，受各种利益关系的牵制，债务危机久拖不决，引发公众对现存政治制度的不信任和对政治体制效率的质疑。美国《时代》周刊发表《民主能解决西方的经济问题吗》一文评论说，“大西洋两岸的政治问题有着相同的症结——即现代民主国家选举政治的要求”，“西方政客们将选举胜利这种狭隘的利益看得重于更大的国家长远利益。他们关心的不是削减赤字、提高经济竞争力，抑或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他们的眼光最远也就是停在下一次选举计票上。”国际舆论也评价说，发生在华盛顿的不只是一场经济危机，更是一场政治危机：面对债务上限问题美国两党将政党争斗置于世界经济安危和各国利益之上，损害了美国的声誉，也动摇了世界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信心。
债务危机使国家濒临破产，冰岛是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第一个破产的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2008年以来PIIGS五国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大都在3％和60％以上，如表1所示。PIIGS五国的财政和债务状况令人担忧，2008年以来其赤字率和债务率高居不下，而且有继续恶化的趋势，都面临着国家破产的危机，正如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F.Geithner)强烈要求的那样：欧盟官员要着手处理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从而避免出现“灾难性的风险”。
二是债务危机导致了信用等级下降。2009年12月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等全球三大评级公司陆续下调希腊的主权评级，惠誉将希腊信贷评级由“A－”下调至“BBB＋”，前景展望为负面；标准普尔将希腊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由“A－”下调为“BBB＋”：穆迪将希腊主权评级从“A1”下调到“A2”，评级展望为负面。在三大国际评级公司推波助澜下，希腊的债务危机愈演愈烈。2010年4月22日，穆迪将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一个等级，从“A2”下调至“A3”；4月27日，标准普尔成为第一家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级”的评级机构；6月14日，穆迪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下调4级至“垃圾级”；2011年1月14日，惠誉将希腊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级”。随着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不断升级和信用下调，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的主权信用等级也被不断调低。2011年7月5日和12日，穆迪分别将葡萄牙和爱尔兰的评级下调至“垃圾级”；9月19日，标准普尔将意大利的主权信用评级从“A＋”下调至“A”；10月4日，穆迪将意大利的主权信用评级从“Aa2”下调至“A2”；10月7日，惠誉将西班牙的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至“AA－”，将意大利的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至“A＋”。欧洲PIIGS五国遭受到信用危机的猛烈冲击，资金外逃，货币市场流动性短缺，利息率上升。美国过度的举债也导致了信用等级下调，而深陷国债危机之中，2011年5月16日，美国政府已达到了法定的债务上限14.294万亿美元。虽然穆迪和惠誉维持美国“AAA”的主权信用评级，但是标准普尔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A”降至“AA＋”，这是标准普尔百年来首次下调美国信用评级。
三是债务危机引发了大量的示威游行、罢工和社会骚乱事件。债务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国家纷纷推出了福利削减措施，宣布实施财政紧缩计划，以缓解过高的赤字率和债务率，阻止债务危机的进一步升级。但反危机紧缩财政政策与措施遭到了社会的强烈反对，使西方社会久已存在的福利、就业、移民等问题进一步凸显和激化，导致民众示威游行和罢工不断，甚至发生大规模社会骚乱事件。自2010年以来，西方社会如希腊爆发了反紧缩示威及骚乱、法国数十万民众为反对提高退休年龄而爆发了游行和多行业大罢工、英国民众为抗议学费上涨而多地爆发了大规模骚乱、西班牙民众为抗议高失业率和反对削减社会福利而爆发了大游行和大规模抗议活动。美国为反对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以及社会不公正而爆发了“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活动，并逐渐成为席卷全美的群众性社会运动。挪威发生的枪击爆炸案表明，西方国家社会矛盾凸显，激进思想抬头，为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活动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和机会。这些大规模示威游行、罢工等抗议活动和社会骚乱事件，严重影响了西方国家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在意大利甚至造成交通全面瘫痪、飞机停飞、火车和公共汽车停运、全意大利境内政府办公室被迫临时关闭，西方国家已经陷入了全面的政治危机和制度危机。
二、西方选举民主的制度缺陷与债务危机的爆发
毋庸讳言，选举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选举民主制度在保障人民主权、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促进提高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西方选举民主在制度上存在着两个根本性的缺陷：第一，西方选举民主尽管标榜为代表多数、代表全体，但实质上是少数主宰多数、多数服从少数，在这种选举民主模式下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国家利益的重新分配时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意志。如在美国，难得有过半的选民出来投票参与联邦选举，过去26届美国总统选举的选民投票率平均为48％；在其他西方国家，选民投票人数也普遍地持续下降。美国2008年总统选举，大约61％的选民参加投票，奥巴马获得其中53％的选票，这意味着相对于全美选民总数而言，奥巴马只获得其中33％的美国选民的施政授权。这足以证明美国选举民主是少数主宰多数、多数服从少数的民主。第二，用选票说话必然导致被选举人为了选票而讨好选民、迎合选民需求，到最后民主竞选就是看谁给选民得更多。这样，每隔一段期限的、周期性的选举必然提高民众的社会福利需求、选举成本和社会福利成本，将人性的贪婪无限放大，每一次选举实际上都是民众福利的许诺秀，通过先给钱、提高福利等方式来赢得选举和满足社会的暂时平静。到今天，当社会财富的消耗增量大于社会财富创造的增速时，就必然导致借债、赤字，因此，不少经济学家将当今西方国家债务危机产生的原因完全归结于经济方面。笔者认为，尽管导致西方国家债务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选举民主的制度缺陷是重要根源。债务危机在西方国家的广泛蔓延实质上是西方选举民主制度缺陷的集中体现，凸显西方选举民主模式受到了挑战；同时也是西方社会福利制度难以为继的突出表现。西方债务危机看似经济危机，但实质上是政治危机、制度危机，选举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短视性、盲目性、自利性及贪欲的人性，都是促进形成债务危机并诱使其爆发的重要原因。
在选举民主中，被选举人与选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以利益关系为中心的政治交易，它涉及被选举人如何赢得选民、如何对选民负责和以什么样的方式对选民负责等关键问题。被选举人如何赢得选民，西方国家每隔一定期限所进行的选举都以增加社会福利、增加社会就业甚至减小税负作为竞选纲领和竞选策略。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债务辩论中所持的立场旨在保护其忠实选民的利益。对共和党来说，那意味着反对给其富裕的支持者加税；对民主党来说，就是从茶党的预算刽子手中拯救出中产阶级补助计划和福利开支。在欧洲，像德国总理默克尔这样的政治领导人决定如何解决欧元危机时，也需要关注国内选民的意见。换句话说，西方政客们将选举胜利这种狭隘的利益看得重于更大的国家长远利益。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选票，而不是削减赤字、提高经济竞争力。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初，小布什作为共和党总统提名人的竞选领先者在接受《华盛顿时报》的采访时提出了具体的治国目标：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和老年保健医疗制度以及减税。在竞选中，小布什在内政方面喊出了“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主张降低税收、增加就业机会、改善社会福利和提高教育程度，同时确保财政盈余。在2008年大选中，奥巴马承诺不会对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下的美国人增税，宣称95％的人将从他的计划中受益；反对将2003年布什政府的减税法有效期延伸至2010年。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麦凯恩提出支持延续布什政府的减少所得税政策，并打算将企业税的税率从35％减至25％。200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财政赤字高达数百亿美元。为缓解财政危机，当年5月19日，加州进行了7项全民公决，其中6项涉及加税，1项涉及冻结公务员工资，结果是涉及加税的6项条款全部被否决，只有冻结公务员工资1项获得通过。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的“民主制度”究竟能解决什么问题？2006年4月意大利议会选举中，贝卢斯科尼在竞选中承诺当选后削减商业和家庭的税收，减少政府开支以降低财政赤字，甚至许诺如果能获得连任，将会免征首次购房的税收。普罗迪也在竞选中承诺当选后第一年将企业承担的社会保险费用降低5％，由此造成25亿欧元的资金缺口将通过征收资本盈利税、打击逃税等措施弥补。
被选举人如何对选民负责和以什么样的方式对选民负责，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被选举人当选后在公共财政支出上，兑现选举时的承诺、对选民利益进行倾斜。图3、表2、图4反映了美国、意大利社会福利支出所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社会福利支出所占GDP的比重。
图3 小布什政府以来财政支出总额及其占GDP的比重和社会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备注：(1)数据来源：http://www.usgovernmentpending.com，2011年12月29日；(2)社会福利支出包括养老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和福利支出等。
图4 1985年以来意大利主要年份的社会福利支出及其占GDP的比重
数据来源：http://www.oecd.org，2011年12月25日。
根据西方国家选举民主的制度设计和价值理念，选举权是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具有普遍性。而作为选民的公民，包含了不同的利益阶层，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对中产阶层及平民而言，最大的利益诉求就是增加社会福利和就业；对富人阶层而言，最大的利益诉求就是减少税负。由此，在已有高社会福利、高社会保障水平的福利制度基础上，选举民主只有以更进一步增加社会福利和就业、减小税负为纲领和策略才能赢得选民；当竞选获胜以后，只有实施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减小税负等具体措施才能表明对其选民负责，才能稳同其选举成果和执政基础。因此，被选举人为了当选，拉选票时往往采取减税、增加社会养老、医疗补贴、教育补贴等措施来博得选民的欢心。减税则国家的收入减少了；增加社会养老、医疗补贴、教育补贴等则政府的开支加大了。长此以往，必定会出现财政入不敷出，政府只得靠举债来为继高成本的选举民主。每隔一定期限的选举，被选举人为了自己的选票，完全不顾政府入不敷出，继续减税、增加社会福利。因为只有这样做，选民才会投你的票，被选举人才能当选。这就是西方选举民主的制度逻辑。
然而，随着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的居高不下、社会福利财政支出的不断增长，当这些国家无法相应地提高国家创造财富的速度、确保财富的创造量达到或超过消耗量、生产力不能满足生产关系的需要及可支配的财源越来越有限时，解决选举人与被选举人之间利益关系的途径只能有三个：一是削减社会福利支出，但这样会遭到来自中产阶层及平民的反对；二是加重税负增加国家税收，但这样会遭到来自富人阶层的反对；三是通过国家举债来维持选举民主和高福利保障模式，但这样会使国家陷入危机。显然，削减社会福利、增加税负是违背西方选举民主的制度逻辑的。由此，既不能削减社会福利，而且还必须逐年增加；也不能增加税负，这样就只能依靠举债才能维持选举民主运行的利益成本。实际上，近些年以来，西方国家就是依靠举债来维持这种高社会福利、低税负的西方选举民主制度，当这种举债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爆发债务危机。因此，西方国家债务危机的爆发，一是表明了其他债权国家为这种选举民主“埋单”；二是表明债务危机给西方国家带来的社会危害及其影响使西方国家自己为选举民主“埋单”。西方债务危机的实质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制度问题，是社会问题和国家发展方向问题，是西方选举民主制度缺陷的集中反映和体现。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否则生产关系会反作用于生产力，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当今西方债务危机是西方国家为违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原理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建立在社会福利制度基础上的选举民主，或者说社会福利制度与选举民主制度的结合，既是导致西方国家爆发债务危机的根源，也集中反映和体现了债务危机是政治危机、制度危机的实质。在社会福利制度下，民众享有高福利、高水平社会保障，税收政策更加倾向于多数人，社会越来越平均分享财富，无论是积极进取还是懒惰散漫，或者努力工作缴纳更多的税收养活他人，或者失业等待社会救济，但失业者和就业者生活的差别并不明显。西方社会福利制度不仅消耗了巨大的社会财富，而且使民众越来越失去了工作的动力。因此，在这种社会福利制度基础上推行的选举民主，意味着选票决定了选民的高福利生活及被选举人的当选。西方债务危机的爆发已经向世人宣告：西方国家的选举民主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已经凸显制度缺陷，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变革压力。
三、反思与结论：走出债务危机——积极推进制度变革
从西方国家债务危机与选举民主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内在联系的总结分析中可以看到，西方国家债务危机凸显出选举民主的制度缺陷，债务危机和选举民主过程自身固有的运行方式的局限性构成了选举民主生存性的、也可能是最严重的挑战。因此，积极推进制度变革是走出债务危机的重要途径。
第一，民主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发展现代民主制度应更加重视从注重选举到注重对公共权力行使者的监督。民主形式具有多样性，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指民主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西方国家将分权制、议会制、普选制、两党制(或多党制)作为民主的主要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但核心是选举，西方选举民主被推崇为一种普适性价值；社会主义国家将民主的表现形式看成是民主本质的反映，认为民主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重点是知情权、监督权和意志表达权)、民主监督的有机统一体，核心是人民当家做主。二是指与历史文化、具体国情相联系的民主有不同的模式，如古代雅典的古典民主(classical democracy)、竞争性精英民主(competitive elitist democracy)、多元主义民主(pluralism)、合法型民主(legal democracy)、参与型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4]分权制、议会制、普选制、两党制或多党制不是民主的唯一模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形式。因此，既不能以选举代替民主的全部，把选举等同于民主是对民主制度的极大误解；也不能以一种民主形式作为民主的唯一、标准模式，搞民主模式输出。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民主模式，应当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不顾国情盲目实行选举民主只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即使在当今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网络化、信息化时代，虽然不同民主模式间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些相同的外部特征，但也还是存在着不同的民主模式。事实证明，拉美、中东等国家并没有因为推行西方式选举民主而带来发展和繁荣，相反，西方选举民主与欧美国家债务危机爆发的内在联系雄辩地证明了选举民主过程自身固有的运行方式的缺陷。选举民主过程的运行由于选举人与被选举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确实导致了社会福利成本和选举成本的极大提高，甚至使民主的趋向受到了挑战。[5]对于中国而言，推进民主政治发展必须依据中国国情，在法治的框架下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中国民主模式”。
选举不是民主的全部，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6]因此，民主应当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有机统一体。面对债务危机，治本之策就是要改革和完善民主制度，重点是要从只注重选举走向注重对公共权力行使者的监督、改变民主选举的规则。因为选举解决的是如何授权、取得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对公共权力行使者的监督解决的是取得公共权力之后如何确保合法有效使用和增进公共利益的问题。缺乏对公共权力行使者的监督和制约，公共权力行使者就容易忘乎所以，容易脱离人民而高高在上；缺乏对公共权力行使者的监督和制约，也是导致人治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从重视选举到重视对公共权力行使者监督的民主制度变革，有利于改变选民主动、被选举人被动而使被选举人讨好选民的选举秀，有利于强化被选举人决策的独立性而减少对选民的依附；有利于被选举人在法治框架和选民的支持下有力量管束公共权力行使者和选民的贪欲。西方国家债务危机与选举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表明，被选举人不能过度讨好选民、依附选民；被选举人不能只是选民的仆人，而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是选民的引导人；被选举人不能只是跟在选民后面摇尾乞怜，而必须具有公共精神和创新能力。
第二，西方选举民主模式在本质上是一种“金钱政治”，具有制度缺陷。从近现代西方民主起源和发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选举民主的真正本质乃是一种以利益为中心的金钱政治，表现为国家的经济权力，即税收的控制权。关于这一点，正如美国政治学者达尔所说：“统治者需要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一理念，一开始是作为一个征税问题的主张而提出的，这一主张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有关一切法律问题上的主张。”[7]面对法国大革命后的社会现实和各种思潮，恩格斯这样评价说：“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刀剑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8]这些论述充分揭示了西方选举民主的内在本质是基于交易原则基础之上的“金钱政治”(或“物权政治”)，即以物权为依据而进行政治权力分割的政治、物权至上的政治。在现实的政治关系中，金钱成为左右政治的主导性力量。当今西方债务危机正是集中反映和体现了选举民主制度通过“金钱政治”来分配和掌握国家权力的本质。同时，以利益关系为中心、以金钱为基础和保障的选举民主制度也是一种计量成本的政治制度，它通过普选制、竞争制表现出来的对社会政治资源的统筹、整合与利用，体现了市场经济社会货币所蕴涵的效率法则。作为选民付出了投票成本而换回高社会福利、低税负等利益，作为被选举人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减小税负的施政成本而赢得选票和巩固其执政地位。权力运作效率的高低成为了衡量选举民主政治制度伦理的根本尺度；节约权力运作的社会成本与经济成本成为了审视权力的制度安排和权力之间分配与制衡的自律品质的重要标准。然而，选举民主过程自身固有的运行方式的缺陷，不仅导致了权力运行的效率缺失，而且还导致了社会福利成本和选举成本的极大提高。被选举人在选战中的目标是“票数最大化”，而选民的目标是选举能够给他们带来最大净利益的候选人或议案。
西方选举民主还常常标榜“代表人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的制度，即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人”间接地反映选民意愿和偏好的制度。但是，在这种选举制度下是无法将个人的选择和偏好加总成为社会的选择和偏好的，换言之，没有任何规则能够在随意的个人选择和偏好基础上构建社会的选择和偏好。西方选举民主无法提供一个理想的投票规则，自肯尼思·阿罗于1951年证明了“不可能定理”以来，社会科学家对西方选举民主及其选举人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这一特点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迄今为止，西方选举民主制度也还没有设计好投票规则与公民选择、选民偏好强度与投票结果质量之间的制度安排。这样，这种选举民主不仅为政党操作、愚弄甚至出卖选民提供了条件和机会，而且还为解释赤字、通货膨胀、日益膨胀的政府规模、债务危机为什么会出现提供了考察的根据。正如布坎南所说，“当选的政治家乐于将公众的钱花在能给他们的选民带来明显利益的项目上，但却不愿意向这些选民征税。”“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由于他们希望这样做能博得选民的支持。但这只能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选民的行为上。选民们为什么会支持那些从财政意义上讲行为极不负责任的政治家？公众对凯恩斯经济学的普遍接受意味着什么？这里存在着许多悖论。长期存在并不断增大的赤字，以及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再加上一个迅速膨胀的公共部门，这样一种政体对任何人来说很难被视为是有益的。然而为什么社会机制或一般民主过程偏偏产生出这样一种体制？”[9]
西方选举民主的“金钱政治”本质再一次证明，是民主选举制度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今天西方国家的债务危机。候选人为了当选，不断为满足选民无休止的高水平社会福利要求作出不切实际的许诺，甚至远远高于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靠发行债券、国家举债来过高福利的生活，导致财政严重赤字和社会恶性循环。因此，必须从完善选举民主中的游戏规则、大大降低选举民主运行过程中的社会成本等方面来变革传统的选举民主制度；还可以通过发展协商民主来促进传统选举民主制度变革。②
中国历来具有“强政府、弱社会”的体制特征，在加强社会管理及社会建设过程中，大力增强和发展民权、加强社会组织体系、促进社会发育是十分必要的，但不能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在确保人民民主权利的基础上，面对社会群体性事件和不断增加的大量信访，不能只祈求通过经济方式、给钱的方式来解决，而必须通过强化和完善社会管理、寻求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来逐步解决，居高不下的“维稳”成本不仅不能解决社会矛盾，而且会导致财政问题。
第三，社会保障水平应当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后，随着“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的出现，政府管理职能不断增加，政府规模不断膨胀，“大政府时期”、“福利国家”时代到来了。许多国家选择了福利国家的道路，为公众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二战以后，欧洲许多国家实行了为公众提供部分或全面的社会服务体系。因此，社会福利措施的推行是缓和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的一种改良主义方法，是面对日益激烈的利益冲突、社会矛盾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正如列宁所说：“资产阶级从一种方法转而采用另一种方法，并不是由于个别人用心险恶的算计，也不是由于什么偶然的原因，而是由于它本身地位的根本矛盾性。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要顺利发展下去，就不能没有稳固的代表制度，就不能不给予在‘文化’方面必然有较高要求的人民以一定的政治权利。”[10]这种权宜之计在一定条件下和时期内能起到缓和作用，但由于社会福利制度本身的缺陷、社会内在矛盾和环境条件的变化，这种社会福利制度根本无法消除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福利制度最基本的机制就是高税收、高福利，税源减少必然导致高福利难以为继，建立在福利制度基础上的选举民主必然使社会财富消耗的增量更加大于社会财富创造的增速。因此，调整福利政策以确保社会保障水平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一致、变革选举民主从注重选举到注重对公共权力行使者的监督以减少选举民主的运作成本，是化解西方国家债务危机的有效途径。
注释：
①备注：(1)PIIGS五国和美国1999—2010年的债务率是实际统计数据，2011—2013年的债务率是预测数据；(2)PIIGS五国的债务率采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定义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数据来源于http://www.oecd.org，2011年12月25日；美国的债务率采用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数据来源于http://www.usgovernmentspending.con，2011年12月29日。
②协商民主是20世纪后期在西方国家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和实践形式，它强调在多元社会现实的背景下，通过普通的公民参与，就决策和立法达成共识，其核心要素是协商与共识。协商民主有助于矫正自由主义的不足。详见［美］伊森·里布：《美国协商民主：一个设立公众部门的方案》，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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