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业计划》看孙中山振兴中华的战略构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振兴中华论文,战略论文,实业论文,计划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深邃的战略指导思想
战略指导思想是一个战略决策的纲和灵魂，它规定着整个战略的意向，要弄清体现在《实业计划》中的振兴中华的战略指导思想，就先要弄清楚孙中山提出《实业计划》的时间和空间背景。
孙中山的《实业计划》用英文写成，原书名为"The InternationalDevelopment of China"；1918年曾将部分内容单独发表，中译名为《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书—补助世界战后整顿实业之方法》，这一译名显然更突出了作者的写作意图。1920年出版全书英文本。1921年出版中文本，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实业计划》一书的出版安排，显然是想首先把它主要提供给国外有关人士阅读。事实证明，国外人士早在1919年3月已看到此书，而国内一般读者，最早在1921年才能看到此书。就时机而言，孙中山提出《实业计划》时，国内封建帝制已经推翻，袁世凯称帝复辟和张勋拥戴溥仪复辟已先后破产，但是，革命远未成功。分别为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支持和操纵的军阀之间的混战，仍然无休无止，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人民陷于更深的灾难之中。于是在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之后，孙中山回到上海，心情十分苦闷，决心深居简出，埋头著书，希望以此来“启发国民”，“唤醒社会”。《实业计划》就是在这样的国内时间背景下写作的。就国际时间背景而言，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各主要参战国正在由战时经济转向和平经济，其巨大的生产能力所生产的大量商品正需要寻找广阔的市场。孙中山敏锐地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企图利用外国资本、采用外国机器、聘请外国专门家，加快中国工业的发展，既可振兴中国之经济，又可销纳欧美的商品，使“中外利益均沾”（注：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再版，第215页。）。
就空间背景而言，孙中山认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面积相当于欧洲，而人口多于欧洲；而且资源丰富，矿物资源、生物资源应有尽有；特别是地价低廉、劳动力便宜，具有发展工业的充分有利条件；而一旦中国工商业发达之后，其意义又十分重大。正如孙中山所说：“自美国工商发达以来，世界已大受其益。以四万万人之中国一旦发达工商，以经济的眼光视之，何啻新辟一世界？而参与此开发之役者，亦必获超越寻常之利益，可无疑也。”（注：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再版，第216页。）
在上述背景下，孙中山在详尽地论述了他的发展经济的六大计划之后，写道：“简括言之，此乃吾之意见，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的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注：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再版，第369页。）我认为，这是全部《实业计划》的点睛之笔，是孙中山发展实业、振兴中华的战略指导思想之所在。“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是贯彻各项实业计划的纲和灵魂。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整个实业计划的精髓。
这里，我们需要研究孙中山所主张利用的“外国之资本主义”指的是什么？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吗？显然不是。因为他明确指出：“阶级战争，即工人与资本家之战争也。此种之战争现已发现于各工业国家者，极形剧烈。在工人则自以为得最后之胜利，在资本家则决意以为最苦之压迫。”（注：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再版，第368页。）可见，孙中山是不赞成更不提倡这种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因而决不可能利用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
孙中山所主张利用的“外国之资本主义”是指资本主义的垄断制，或者说是指垄断资本主义吗？也不然。因为孙中山指出：“盖大公司能节省浪费，能产出最廉价物品，非私人所能及。……但所不幸者，大公司多属私有，其目的在多获利益，待至一切小制造业皆为其所压倒之后，因无竞争，而后将各物之价值增高，社会上实受无形之压迫也。”（注：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再版，第368页。）所以，利用外国资本主义决不是利用其垄断性。
那么，利用“外国之资本主义”到底是指什么？看来，主要不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方面，而在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生产力，包括它的资本、机器设备和各种专门人才。利用西方各工业国的资本、机器和人才是为了开发中国的资源，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赶上发达国家。孙中山明确说过：“欧美两洲之工业发达早于中国百年，今欲于甚短时期内追及之，须用其资本，用其机器。若外国资本不可得，至少亦须用其专门家、发明家，以为我国制造机器。无论如何，必须用机器以辅助中国巨大之人工，以发达中国无限之富源也。”（注：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再版，第348页。）
我们还应进一步研究，所谓“中国之社会主义”指的是什么？是指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吗？显然不是。因为孙中山并不完全赞成马克思主义，认为它不适合中国之国情。我们知道，自16世纪出现社会主义学说以后，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先后登场，有空想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等。孙中山提出的“中国之社会主义”实际就是他所创立的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实业计划》中提及的社会主义尤以民生主义为主要内容。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是主要采矿权收归国家的民生主义，也是一切大公司都归“通国人民公有”的民生主义。因此，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是一种简单的保障人民生存权的民生主义，而是一种具有更高要求和特殊涵义的民生主义，我以为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中国之社会主义”。
总之，体现在《实业计划》中的孙中山的振兴中华的战略指导思想，可以概括为：抓住机遇，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工业国的资本、机器和人才，以加快中国工业化，并且设想把资本主义的某种经济能力和“中国之社会主义”的某种经济能力以及中国的市场结合起来，“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简言之，这个战略指导思想也就是：以外济中，中外结合；互促互补，振兴中华。
明确的战略目标
在既定的战略指导思想下，战略目标是一项战略决策的核心，其他各项战略要素既是它的支撑又是它的延伸。目标明确而可行，战略方案就容易贯彻落实。体现在《实业计划》中的孙中山振兴中华的战略目标在整体与具体两个方面都是明确的，而且这一目标是在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就整体目标而言，就是“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使中国的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两种革命必须同时并举”，（注：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再版，第214页。）也就是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实现采矿业和大工业的国有化。
就具体目标而言，在《实业计划》中有六大计划，内容十分丰富，可分列为以下各项：
1.交通开发：(1)建西北、西南、东南、东北、高原及中央等铁路系统，共筑铁路10万英里；并建机车和客货车制造厂；(2)筑碎石路100公里；(3)修竣现有杭州——天津运河和西江——扬子江运河，新开辽河——松花江运河及其他运河；(4)长江、黄河、西江、淮河及其他河流的治理；包括筑堤、疏浚、取直等以利航行，又防洪水；(5)增设电报线路、电话及无线电等，使之遍布全国。
2.港口建设：(1)建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南方大港等三个大洋级海港，规模如纽约港；(2)建营口、海州、福州、钦州等四个二等海港；(3)建葫芦岛等9个三等海港；(4)沿海建安东等15个渔业港；(5)于通航河流沿岸建商场、船埠。
3.新兴城市建设：在铁路枢纽和商港地带建立新兴市区，并加强公用设施建设，以强化城市功能。
4.采矿业：(1)在资源富集的地方发展铁矿、煤矿、铜矿、油矿及金、锡、玉等特种矿；(2)建立矿山机械厂；(3)建立各种冶铸机械厂。
5.生活资料工业：(1)发展粮食工业；(2)发展服装工业；(3)发展住宅建筑业及家具制造业；(4)发展行动工业，即发展与满足人民行路有关的工业；(5)发展印刷工业和相关工业。
6.兴修水利：包括水力发电及蒙古、新疆之灌溉等。
7.发展原材料工业及建材工业：包括冶铁、制钢及建立大型水泥厂等，以满足以上各类建设的需要。
8.发展农业和林业，主要在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
上述各项战略目标，在《实业计划》中除了农业、林业、水力之发展外，都有比较详细、具体的规划和分析，特别是对港口、铁路建设和部分河道治理的规划更是倍加精细，独具匠心，倾注了大量心血，体现了孙中山对祖国大地的无比热爱，对祖国未来的无限希望。
上述各项除未涉及商贸业、科技、教育和文化事业外，已是一个比较系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群。上述目标如能实现，中国不仅可以实现工业化，而且将是一个产业结构大体合理、区域布局比较协调、大公司为国家所有的先进工业国，不仅与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相比毫无逊色，而且由于能够避免垄断和贫富悬殊而更具优越性。
突出的战略重点
战略重点是对实现战略目标具有关键意义的那些方面，它是完成战略任务的主要支撑点、关键点和突破口。战略重点解决了，由战略目标所体现的整个战略任务就可迎刃而解了。
从《实业计划》的分析可以看出，为在经济上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实现振兴中华的战略任务，孙中山所确定的战略重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基础产业
基础产业是其他产业和一切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根基。因此，基础产业既要雄厚，又要先行一步。这对于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发展是这样，对于一个国家的振兴更是这样。孙中山在80多年前撰写的《实业计划》正体现了现代产业经济理论的这一要求。
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把交通、能源作为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腾飞首要的战略重点。在其中的六大计划中有三项计划都是规划海港建设和内河航运的；除在第一、三项计划中分别论及了西北和西南铁路系统建设外，还专有一项计划是全面规划铁路建设的。作为交通业组成部分的通讯业，也受到孙中山的重视，他计划使电话、电报通讯网遍布全国。
为了保证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实业计划》还采取两方面的配套措施。一是发展相关工业，如建设铁路机车和客货车辆制造厂以及造船厂，还计划发展水泥等建材工业。一是孙中山根据自己发现的“铁路经济上的原则”：“从利益之点观察，人口众多之处之铁路，远胜于人口稀少者之铁路。然由人口众多之处筑至人口稀少之处之铁路，其利尤大。”（注：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再版，第227页。）于是主张在我国由东南及中部人口稠密的地方向蒙古、新疆等人口稀少的地方移民。
作为战略重点，同交通相比，能源的开发在《实业计划》中论述得比较少些，但也放到了重要的地位。
孙中山深知工业之发展，将有赖于作为动力的煤炭和石油的供给，更念及广大同胞打柴为炊的艰辛，他强调指出：“中国煤矿素称丰富，而煤田之开采者，不过仅采及皮毛而已。北美合众国每年所采取之煤约6万万吨，如中国利用同一方法采取之，并依其人口之比例以为衡，则产出之煤应四倍于美国。”（注：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再版，第361-362页。）所以，他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煤炭开发予以关注和投入经营。对于油矿的开发，孙中山更感迫切。他写道：“中国将来汽车盛行之时，煤气之需用或增至千倍。当此欧美各国煤油正在日渐减缩，由外国输入之煤油、煤气，断不足供中国之需要，此所以在中国以开采油矿为必要之图也。”（注：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再版，第363页。）
孙中山的上述预见在方向上是完全正确的，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决离不开煤炭和石油。今天中国大陆的煤产虽然还没有达到孙中山的预期，但也成为世界第一产煤大国，原油产量也居世界前列，即使如此，犹感必须加强能源的发展。
（二）民生工业
在迄今为止的各种经济计划和战略方案中，明确地以满足人民的衣、食、住、行和文化生活需要为主线来规划工业发展的还很少，这说明孙中山把解除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放到了战略决策的首要位置。依据这一意向，我特意把与人民衣、食、住、行等有关的工业称作“民生工业”。孙中山认为，中国工人、农民收入低下，生活困苦，“中国平民所以有此悲剧境遇者，由于国内一切事业皆不发达，生产方法不良，工夫失去甚多。”根本的救治方法，就在于“无论如何，必须用机器以辅助中国巨大的人工，发达中国无限之富源也”。（注：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再版，第348页。）
对于发展民生工业，《实业计划》把粮食工业放在首位，体现了“民以食为天”的原则。但他又非专讲粮食的加工业，而首先从粮食生产讲起。粮食生产属于农业，孙中山又不是分析农业，而是提出要发展生产粮食所需要的机械制造业；之后，又提出粮食、肉类、鱼类等各种食物的贮藏、运输、加工、分配与输出；还特别提出了发展茶叶与黄豆生产的重要意义。
在《实业计划》中，对于衣服工业，按成衣的原料不同，分别论述了丝工业、麻工业、棉工业、毛工业、皮工业，并兼及制衣机器工业。孙中山认为，“居室为文明一因子”，中国传统的庙宇式的居民，十分简陋，而且把祖先牌位放在室内突出位置，“为死者计过于为生者计”，所以旧式居室必须改造。“就中国之居室工业论，雇主乃有四万万人，未来五十年中至少需新居室者有五千万，每年造屋一百万间，乃普通所需要也。”（注：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再版，第356页。）所以，在《实业计划》中，为发展居室工业，对建筑材料之生产及运输、居室之建筑、家具之制造及包括自来水、煤气和电话等在内的家用物的供给等作了详细论述。孙中山认为，近代社会不同于“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古代，“中国欲得近时文明，必须行动。”（注：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再版，第358页。）要行动，必有车；要用车，必有路；有车有路之后还必须有供车用的燃料，于是同人们走路有关的行动工业必须有一大发展。
以上各项都是同人们的物质生活相关联的工业，印刷工业则是同人们的精神生活相联系的。孙中山指出：“此项工业为以知识供给人民，是为近世社会一种需要，人类非此无由进步。……故此为文明一大因子。世界诸民族文明之进步，每以其每年出版物之多少衡量之。”（注：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再版，第359页。）拥有四万万人口的中国，将来对印刷物的需求必然甚多，而且为了发展印刷工业，印刷机制造业、造纸业、印模工业与胶墨工业均须相应发展。
（三）采矿业和冶金业
为什么要把采矿业和冶金业放在战略重点的位置，我们从孙中山的有关论述中可以明析。他指出：“矿业与农业为工业上供给原料之主要源泉也。矿业产原料以供机器，犹农业产食物以供人类。故机器者实为近代工业之树，而矿业者又为工业之根。如无矿业，则机器无从成立；为无机器，则近代工业之足以转移人类经济之状况者，亦无从发达，总而言之，矿业者为物质文明与经济进步之极大主因也。”（注：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再版，第360页。）在《实业计划》中，对采煤、采油、采铜、采金、采锡、采玉业的发展均有论述，并且对与采矿相关的矿山机械业的发展和冶金业的发展都作了相应的规划。
由此可见，交通、能源业、民生工业和采矿业与冶金业之所以在《实业计划》中处于战略重点的地位，概略而论可有以下三方面的理由：
其一，上述产业关系到国计民生，没有交通、能源、采矿、冶金业的发展，就没有工业的发展和整个经济的兴盛。因为交通是为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和国防等全社会服务的，它是国民经济的动脉；没有它，一切都会瘫痪。能源是工业的动力，也是整个经济、社会活动的动力；没有它，社会只能退回到原始状态。采矿和冶金是为工业提供原料的，因而属于基础工业；没有它，工业主要是重工业只能空转，而不可能有产出。与人们衣、食、住、行相关的工业，堪称民生工业；没有它，人们的生活需求难以满足，社会的进步也难以想象。
其二，上述产业有着较强的联系效应，可以带动上、下游产业和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孙中山曾经说过：“一需要即以发生更新之需要，一利益即以增进较多的利益。”（注：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再版，第230页。）可以说，这就是对联系效应理论早期的简朴表达。以修建铁路为例，其前向联系，可以带动钢材、冶金、采矿和相关机械制造业的发展；其后向联系，可以带动通讯业、建筑业（票房、仓库的建设等）、运输业、商贸业以及社会各业的发展。以建筑10万英里的铁路计算，其对各个产业的带动作用，对劳动者就业的满足程度，将是何等的巨大。修建铁路是这样，修建港口也是这样，发展冶金业还是这样。因此，这些产业由于其联系效应强、关系全局而应成为战略重点。
其三，上述产业的兴起，将大大提高中国的文明程度。试想20世纪初叶的中国人，如能出门远行可乘火车或轮船；通讯联络有电话、电报；家居有自来水和煤气；短程行路有自动车（摩托车）；由于印刷出版业的发展，每人又占有一定量的书报要读，……应该说，这已告别了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开始具有了现代生活的意味。正因为发展上述产业能为中国社会带来新的文明，所以就应该把它们作为战略重点加以突出。
有力的战略对策
战略对策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和途径，具有针对性、灵活性和可操作性。一项系统的战略决策，即使有了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明确的战略目标和突出的战略重点，如果缺乏有力的战略对策，那么，这项战略决策也难以贯彻落实，因而也不能认为是一项科学的战略决策。
《实业计划》中对它所提出的战略目标大多有相应的实施对策，其中具有普遍性的基本对策有以下各项。
（一）利用外资、引进技术
大规模的而且是在短时期内加速进行的工业建设，资金问题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不要说，全部新建的港口、铁路、矿井、工厂等需要巨额资金，就是新建一个海港、一条铁路，对于20世纪初贫弱的中国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压力。所以，孙中山决意大量利用外资。并且认为，以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机器和人才用于中国工业建设，而在建设过程中，特别是中国经济振兴之后，将为西方发达国家提供最广阔的市场。因此，中外合作发展中国工业，对中外两方都将是十分有利的。他预计，由于中国需求量大，工业生产会有较高效益，届时归还贷款是有能力的。为此，他还设想西方发达国家应形成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的行动。中国发展工业不仅需要利用外资，而且还需要积极从国外引进技术，包括大量的机器设备和各种专门人才。这一切都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必要手段。
（二）公私两路、合力开发
如果说前一项对策讲的是中外合力开发问题，这一项讲的则是公私合力开发问题。开发实业、振兴中华是一个宏伟的历史任务，需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奋斗。孙中山主张采取灵活的、也是市场经济国家惯用的、能够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发展实业的办法。他写道：“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个人企业、（二）国家经营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注：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再版，第217页。）为了切实保护和鼓励个人经营，他还提出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改革税制；二是改革币制；三是排去障碍个人经营的官吏；四是为个人经营提供基础设施，首先是交通之便。个人无力承担或具有垄断性质的，应由国家经营之。《实业计划》中所列各种开发事业，大体上都属于应由国家经营的范围。
采矿与冶金业，一般来说应由国家经营之，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部分的由个人经营。《实业计划》中提出：“各种金属埋藏于独一地域者，不过一小部分，而散产于各地者，广狭亦各有不同。故对于各种矿业之经营，有为政府不能自办，当留为私人办之。譬如农业，私人经营者利益常丰，矿业也如是也。”（注：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再版，第364页。）也就是说，在采矿业中，大规模的开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小规模的分散的可由个人经营。矿业如此，其他行业也如此。不仅分散的小矿可由私人开采。即使是大矿，也可实行租让制，租给私人经营。《实业计划》中提出：“至少将来一切矿业，除既为政府经营外，应准租于私人立约办理，当期限既满，并知为确有利益者，政府有收回办理之权。”（注：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再版，第364页。）
在某些采矿业和冶金业允许私人经营的情况下，孙中山提出：“应仿合作制度组织之。”也就是让各投资者入股合伙经营，有了利润以后，按投资比例分配。“如此办法，对于私人之经营矿业者，既可以资鼓励，而工业之基础亦可因之以成立。”（注：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再版，第365页。）
总之，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采取灵活的公私两路、合力开发的对策，可以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各尽其力，各得其所，加快发展的步伐，从而有利于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历史任务。
（三）以建养建，自我循环
孙中山依据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经验，深知地价会依位置重要性和开发程度不断上升的，位置愈重要、开发的程度愈深，上升的程度就愈高。于是他在《实业计划》中提出，港口、市区、铁路枢纽的土地开发费用，可以在开发之前，地价甚低时，政府一次买进，待开发后地价上升，收益增加时，再以土地所增之值支付利息和归还贷款，弥补开发费用，实现自我循环。这是解决资金和资金偿还难题的可行之策。
（四）实施移民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生产力布局不平衡，人口分布也极不协调，东南部及中部人口稠密，经济开发久远；新疆、蒙古、青海、西藏，人口稀少，经济不发达；东三省人口较少，经济开发晚于关内。人口分布不均衡是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反映，又加剧了经济发展的不均衡。这种状况对于在全国范围实现工业化，使全国人民都能享有近代之文明十分不利，于是孙中山根据美国、加拿大、澳洲及阿根廷等国移民的成功经验，以及关内向东北自发移民的客观效果，提出采取移民对策以促进实业计划的贯彻。
孙中山在《实业计划》的第一计划中提出，首先向蒙古、新疆移民，认为“以‘国民需要’之原则衡之，则移民实为今日急需中之至大者”。他主张被移民的地方“土地应由国家买收，……，国家所得土地，应均为农庄，长期贷诸移民。而经始之资本、种子、器具、屋宇应由国家供给，依实在所费本钱，现款取偿，或分年摊还”。（注：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再版，第228页。）同时，孙中山主张移民区实行自治，移民经普遍训练后，实施民主政治。他还主张数过百万的应裁之兵，也复员到移民区，以安全社会。并且他希望外国资本家能为中国移民政策的实施提供贷款。
（五）牢握发展之权
我国自鸦片战争以后，丧权辱国，受制于列强，国人备受欺凌，孙中山惊叹中国已沦为次殖民地的悲惨境地，对这样的历史教训必须牢记不忘。孙中山在《实业计划》的《自序》中十分恳切地指出：“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注：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再版，第212页。）凡我国人都应牢记孙中山的谆谆告诫。这一告诫是对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提的奠定。当然，为了自身的发展，尽可以向外国贷款，为了尽快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尽可能利用外国的先进技术、延聘外国的专家等，然这一切都只能是“洋为中用”，发展之主权必须牢握在手，这是振兴中华的基本立场和基本对策。
除上述各项外，孙中山开发实业、振兴中华的战略对策还有在海港和铁路建设中“必期抵抗之至少”、“必择地位之适宜”，以降低开发成本，节约资金投入；还有对基础设施建设、采矿与冶金事业的发展以及公众建筑等，中央政府应分别设置机构，“以司其事”，并加强监督等等。
小结
包涵在《实业计划》中的孙中山振兴中华的战略构想是一幅中华腾飞的宏伟蓝图，体现了孙中山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和振兴中华的历史责任感，以及一个革命家的雄阔气魄。《实业计划》中所提出的许多战略思想，对于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仍有重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没有也不可能实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迄今也尚未完全实现。未能实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和经济的；有物质的和文化的；有内部的和外部的。但就战略构想本身来说，也有其欠缺之处，作为后人对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也应探究和反思。
其一，《实业计划》中提出了宏大的战略目标，但未进行可行性分析
要在尽量短的时间里，建筑10万英里的铁路、100万英里公路，31个从世界级大港到4等渔港，以及采矿业、冶金业、机械业和民生工业的大批项目，共需多少资金、多少设备、多少建筑材料、多少施工力量以及多少组织管理人才；在多长时间才可能筹集这一切；等等，在《实业计划》中未作出具体规划。因而对于这样的战略目标到底是否可行，国人心中并无底数，实践中自然难以启步。
其二，对实现战略目标未划分出切实的战略阶段
对于一个面向未来的宏伟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必须有步骤地进行，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第三步做什么，以及各个步骤之间的关系都应事先安排妥善。在《实业计划》中，铁路建设曾提及10年内完成，居室建筑曾提及将于50年内依近代要求改造。但全盘战略构想缺乏分阶段实施的策划。因此，这样笼统的构想就难免落空。
其三，对国际资本的引进期望过高
西方发达国家比我国资金充足，它们确实需要在中国寻找投资场所和商品销售市场；但是，刚刚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的西方发达国家，它们本身为恢复经济也需要资金，它们之间也可互为市场，因此，能剩下多少游资供中国引进，这是需要认真测算的；即使一定的国际资本可为我利用，在时间上和数量上能否满足我们的需求也需要考虑。对此，当时美国商务总长刘飞尔于1919年5月12日致孙中山的信中也表示过疑虑，他写道：“以阁下所提计划如此复杂，如此溥遍，即令将其备细之点规划完竣，亦须数年。阁下亦明知书案中一小部分尚须数万万金元，而其中多数在初期若干年间不能偿其所投之利息与经费。是故，其必要之债所需利息如何清付，实为第一须决之问题。”（注：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再版，第379页。）由此看来，把全部实业开发计划都建立在向国外贷款的基础上，本来就是不牢靠的。
其四，《实业计划》局限于工业和交通，难收统揽全局之效
战略是统揽全局的决策，实现工业化必须统筹兼顾。对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和沟通供需双方及内外交流的商贸业，以及关系人才培养和社会进步的教育与科学技术，在《实业计划》中或仅仅提及或完全未曾涉及，让工业与交通孤军奋战，也是难以高歌凯旋的。
孙中山振兴中华的恢宏战略构想中，之所以还存在上述一些缺陷，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调查条件的局限、信息来源的制约，以及研究与撰写时间的仓促等，但从主观上来看，还在于他本身难以避免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孙中山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有其本身弱点。无论对革命还是对建设，总是对人民群众的力量、对自己国家的力量估计不足；而对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本质有所认识但认识不足，并存有一定的依赖心理。由于前者就容易忽视通过发展农业进行内部积累的潜力；由于后者，就容易把现实工业化的愿望过多地寄托在“洋人”的支持上，这是一种“天真”的也是必然要落空的想法。
在《实业计划》中，不足之处虽然可以罗列数端，但瑕不掩玉，何况不能以今日之见解，苛求于前人。综观整体，体现在《实业计划》中的孙中山振兴中华的战略构想仍然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实业计划》也将永远是一部光照中华大地的不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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