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暴露、不同职业和不同体验：我国城乡居民环境关怀差异的实证分析_全球环境问题论文

差别暴露、差别职业和差别体验——中国城乡居民环境关心差异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差别论文,实证论文,中国论文,城乡居民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乡”变量在关注不平等的社会学研究中长期占有一席之地。既有研究表明，中国城乡居民在经济收入、教育机会、社会保障、社会关系网络和生活方式等诸方面都有显著差别(蔡昉，2003；吴愈晓，2013；房莉杰，2007；张文宏、阮丹青，1999；张云武，2009)。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城乡比较研究开始关注生育意愿、政府信任、幸福感、阶层认同和精神健康等议题(风笑天、张青松，2002；高雪德、翟学伟，2013；张军华，2010；邢占军，2006；赵延东，2008)，研究一致认为，在二元社会结构的背景下，客观的社会属性差别已经引起城乡居民主观层面的态度与观念的分化。

       事实上，二元社会结构所引起的城乡分化还体现在环境维度上。从客观的环境监测结果看，当前中国城乡都面临严峻的环境问题。由于现代化建设中优先发展城市的战略和长期以来环境治理与保护工作的重心向城市地区倾斜，使得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严峻的环境问题在一些方面虽然有所缓解，乡村环境状况却在急剧恶化，并呈失控之势(洪大用，2000；王晓毅，2010)。在快速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城乡地区面临的环境风险仍在不断叠加，在给环境治理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也在不断形塑城乡居民对于环境议题的看法和认识。当前，城乡居民究竟如何看待环境问题？对于环境的关心水平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又受到哪些因素影响？这些都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文献回顾

       (一)国外学者关于城乡居民环境关心差异的研究

       环境关心是指人们“意识到并支持解决涉及生态环境的问题的程度或者为解决这类问题而作出贡献的意愿”(Dunlap and Jones，2002：485)。有关环境关心的城乡比较研究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并于70-80年代形成初步共识。特伦布莱和邓拉普(Tremblay and Dunlap，1978)梳理了1965-1972年发表的涉及城乡比较的12项环境关心研究，其中9项显示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水平更高。其后，范李尔和邓拉普(Van Liere and Dunlap，1980)将“城乡居住地”纳为环境关心研究的社会基础变量之一，并提出了“居住地假设”(The Residence Hypothesis)：城市居民要比乡村居民更加关心环境。针对这一假设主要有三种理论解释：“差别暴露理论”(Differential Exposure Theory)、“差别职业理论”(Extractive-Commodity Theory)和“差别体验理论”(Theory of Man-Modified VS Natural Environmental Orientations)。①

       “差别暴露理论”认为，客观环境状况的退化会驱动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心。一般来说，与乡村地区相比，城市地区面临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噪声污染等环境问题更为突出。就此而言，城市居民通常被暴露在更为严重的环境危害中，并因为更多观察到环境质量的衰退而比乡村居民更具有环境关心。“差别职业理论”认为，乡村地区的职业(如种植业、林业、采矿业、畜牧业、渔业和副业等)大多同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有直接关系，从事相关职业的乡村居民会习得一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将自然环境视为一种可供开发、采掘的商品，而不是被保护的对象，所以较少关心环境问题。在共享的乡村文化背景下，这种功利主义价值观还会传播给未从事自然资源开采性质职业的其他村民。相较之下，城市居民更多就职于制造业、服务业等并不直接涉及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的行业，对于自然环境的使用方式多表现为观赏或休闲，因而更容易接纳相关环保理念(Tremblay and Dunlap，1978)。

       利用1973-1978年的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SS)数据，劳威和宾海(Lowe and Pinhey，1982)研究发现，“过去居住地”比“现居住地”能更好地预测环境关心，并据此提出环境关心城乡差异的第三种竞争性解释。“差别体验理论”认为，在人造环境和自然环境两种不同属性环境中的社会化经历和体验导致城乡居民差异性的环境保护态度。具体来说，在人工环境(如商场、柏油公路和主题公园等)中成长的城市居民更容易感受到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能动作用，并更认可人类对于环境问题应负有责任。相比之下，在自然环境中成长的乡村居民可能自幼就认为环境是“上帝或大自然的作品”，并更倾向于认为环境问题的解决途径是自然环境系统本身的演化，而不能充分认识人类在环保方面的能动作用，对环境问题表现为漠不关心。

       尽管针对“居住地假设”的这三种理论解释都存在一些争议(Rickson and Stabler，1985；Freudenburg，1991；Aim and Witt，1997)，但并不影响“城市居民比乡村居民更关心环境”的研究结论在很长时期内被绝大多数学者接受(Greenbaum，1995：145-146)。不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涌现的一些新动向使以上理论解释和几近成熟的“居住地假设”面临空前挑战。

       首先，环境问题的新特点开始显现，这既增加了环境关心测量的复杂性，也对“差别暴露理论”的解释力形成挑战。20世纪90年代初，传统环境污染问题的治理初见成效，与此同时，气候变化、臭氧层空洞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等越来越多的新的环境问题开始从科学研究发现走入公众视野，并立刻受到广泛关注。环境问题开始具有整体性、抽象性和全球性等新特点。这样的直接后果是，环境关心测量变得更加复杂，一些简单的测量工具可能已无法准确捕捉城乡居民对气候变化等新环境议题方面的态度差异(洪大用，2006)。进一步讲，对这些新的环境风险进行直接观察和量化往往比较困难，所以，“差别暴露理论”中“更多观察到环境质量在衰退”的说法可能已经过时了。

       其次，在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乡村地区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城乡之间的物理边界不再明晰，早期相关理论的现实基础也不再牢靠。一方面，产业转型使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逐渐减弱，旅游业等新兴产业开始在乡村地区兴起(Bennett and McBeth，1998；Jones，et al.，2003)；另一方面，伴随着城市化(特别是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间人口流动也更加频繁，城市基本设施(公路、环保设施等)的不断延伸使越来越多的人工景观在乡村地区落成，乡村环境不再是单一的自然环境(Huddart-Kennedy，et al.，2009)，“差别职业理论”和“差别体验理论”的成立前提也因此被动摇。

       最后，在“差别暴露理论”、“差别职业理论”和“差别体验理论”各自面临新挑战的同时，大量证据表明，城乡居民的环境关心差异在逐渐趋同或消失。伴随着环境关心研究的全球化，一方面，“居住地假设”在美国之外的一些国家得以检验并获得支持(Berenguer，et al.，2005；Huddart-Kennedy，et al.，2009)；另一方面，最新的跨国调查数据分析却表明该假设在大多数国家不成立(Marquart-Pyatt，2008)。此外，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在“居住地假设”的发源地——美国，不断有学者注意到城乡居住地对环境关心的影响在逐渐变弱，到90年代初已无显著城乡差异(Mohai and Twight，1987；Xiao and Dunlap，2007)。可见，晚近研究的发现倾向于否定“居住地假设”，即，在当前的全球范围内，城乡居民的环境关心都可能在不断趋同。

       (二)国内学者关于城乡居民环境关心差异研究的现状

       中国内地有据可查的环境关心调查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洪大用基于1995年在全国7个城市和7个城郊农村实施的包括3662个样本的“全民环境意识调查”数据，较早分析了中国公众的环境关心特征。从对百分制量表的回答情况看，城镇居民的环境关心得分要高于乡村居民(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1998)。针对该数据的其他分析还表明，与城镇居民相比，乡村居民对于环境问题和环保政策法规更缺乏了解，只有58.2％的乡村居民听说过“环境保护”(城镇居民中这一比例为89.0％)。马戎和郭建如(2000)利用1997年一项300个样本的调查数据，用多个测量指标对城乡居民的环境关心进行比较，发现城镇居民总体上比乡村居民具有更强的环保意识，也更加支持环境保护。基于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研究似乎提示我们，在中国城市地区，居住地差异对环境关心的影响仍然存在。例如，来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居民与地级市和县级市居民相比，前者环境关心水平更高，并更经常参与环境保护(Xiao，et al.，2013)。此外，近年来一些小范围的调查大多也表明，中国城市居民更具环境关心(高彩云、孟祥燕，2011；周葵、朱明姣，2012；Yu，2014)。

       尽管以上研究的数据大都存在一定不足，却也能够大致描绘出这样一幅图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内地，城镇居民环境关心水平要高于乡村居民。就此而言，“居住地假设”在中国内地也成立过。但国内学者对于环境关心的城乡比较大都限于描述性分析，缺乏深入的理论解释。考虑到当前的城乡差别，我们可以尝试检验国外学者提出的几种理论解释：第一，当前中国城乡地区虽然都面临十分严峻的环境问题，但环境问题一般先在中国城市地区爆发，之后才会在乡村地区出现。就接触环境问题的时间而言，城市居民总体上比乡村居民更久地暴露在环境问题中，环境危害在城市的人口波及范围可能也更大；第二，目前中国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等与自然资源开发相关的职业主要集中于乡村地区，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仍然占较大比例；②第三，在中国中西部的一些乡村地区，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尚未完全开发，仍然以自然环境要素为主。加上严格的户籍制度曾在过去很长时期内限制了城乡的人口流动，大多数中国居民在社会化时期都居住在出生时的户口登记地(陆益龙，2008)。因此，前述的“差别暴露理论”、“差别职业理论”和“差别体验理论”在中国都有被检验的空间。

       (三)关于城乡居民环境关心趋同机制的研究

       前文已经提及，晚近研究倾向于否定城乡之间的环境关心差异。如果测量工具的局限没有严重干扰到研究结论，为什么城乡居民的环境关心会趋同呢？从之前的分析中似乎可以得到两点启示：第一，环境问题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变迁，城乡居民各自承担的客观环境风险呈现均等化的趋势，体验和看待环境问题的方式越来越近似；第二，是社会结构发生了调整，城乡居民的社会属性在城乡一体化的大格局下开始趋同，态度和观念上的共识也渐多。以上都是在宏观社会层面的解释，具有抽象性，其操作价值和政策意义有限，需要寻找具体的解释机制。从一些研究来看，教育和大众媒体可能是城乡居民环境关心趋同的重要中介因素(Tremblay and Dunlap，1978；Freudenburg，1991)。

       首先，教育(特别是环境教育)可以直接促进公众环境知识的增长，进而影响环境关心。1992年“地球峰会”(Earth Summit)的《21世纪议程》呼吁要将环境教育纳入各国的国民教育，使之成为世界公民必备的通识，③各国政府也很快在战略和政策上对该议程做出响应。目前，环境教育基本上已经成为各国教育方面的“必修课”。通过标准化的教育，特别是环境教育，公众的环境知识水平普遍得到提高。但是，关于环境知识如何影响环境关心，目前还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那些具有较高环境知识水平的人，通常表现出更多的环境关心(Hayes，2001)；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因为知识是有限或无知的，所以公众才会去关心环境问题，环境知识越多的人反而不太关心环境(Davidson and Freudenburg，1996)。无论如何，环境知识对于环境关心的显著影响是学界共同认可的。

       其次，大众媒体对环境关心具有重要影响。第一，这种影响体现为媒体的“信息源”功能。通过新闻报道和专题等多种形式的呈现，公众会开始意识到并思考环境议题。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气候变化异常和臭氧层空洞扩大等新型环境议题一直是全球媒体关注的热点，很多公众最早也是通过媒体接触到这些环境名词，并开始关注这些问题(Stamm，et al.，2000；汉尼根，2009：83-97)，公众对于媒体的使用还会增加环境知识(Chan，1999)。在此意义上，环境问题虽然在不断变化，但大众媒体有效填补了公众的认知“盲区”，间接影响环境关心。大众媒体对环境关心的第二种影响方式是引导受众的态度立场，但在影响方向上是不确定的。这是因为，呈现在媒体上的环境问题来自科学家、政府、当地机构、环保团体和政府官员等多方面，抵达公众面前时经常是一个被建构而非客观的事实，人们的相关态度因此也会受到媒体中不同立场的影响(Gooch，1996)。

       在中国，教育和大众媒体对公众环境关心的影响也值得关注。一方面，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21世纪议程》迅速做出回应，大力推行环境教育，并取得很大成绩，促进了中国公众环境知识的增长(闫国东等，2010)。通过对CGSS2003数据的研究发现，环境知识对中国城市公众环境关心水平的影响显著(Xiao，et al.，2013)。另一方面，也有许多研究注意到大众媒体对当前中国公众环境关心与环境参与具有重要影响，但在影响的方向和大小方面，相关结论同国外研究一样也存在分歧(洪大用，2001：148-155；Paek and Pan，2004；龚文娟，2013)。

       基于以上文献分析，本文试图利用最新的全国城乡社会调查数据，就中国城乡居民的环境关心问题进行深入比较分析，并检验国外相关理论的解释力，对城乡居民环境关心差异形成的社会机制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讨论。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说明与分析策略

       本研究所用的数据来自CGSS2010，此次调查覆盖了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不含港澳台地区)，调查对象为17周岁以上的居民，问卷完成方式以面对面访谈为主。CGSS2010的全部有效样本为11785个，应答率为71.32％。本研究的主要测量项目集中在调查问卷中的环境模块，该模块为选答模块，所有受访者通过随机数都有1/3的概率回答此模块，该模块的有效样本为3716个。虽然设计样本减少了，但统计结果同样可进行推论。剔除缺失回答较多的少量样本，最终进入分析的有效样本有3679个。其中，城市受访者占64.3％，乡村受访者占35.7％；男性和女性分别占47.3％和52.7％；年龄在25岁以下、25-35岁、35-55岁和55岁以上者所占比例分别为8.7％、15.7％、44.1％和31.5％；文化程度为小学、初中、高中和高中以上者所占比例分别为34.1％、29.2％、20.1％和16.6％。

       简单地说，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在当代中国，城乡居民的环境关心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存在，究竟是城市居民更加关心环境，还是乡村居民环境关心水平更高？尽管国际比较研究表明，全球城乡居民的环境关心差异都可能在趋同，但我们相信，“居住地假设”描述的“城市居民比乡村居民具有更多环境关心”的现象在中国仍然能够被观察到，这也构成本研究的总假设：

       假设1：城市居民比乡村居民具有更多的环境关心。

       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问卷设计，将围绕“居住地假设”的三种理论解释分别操作成一些具体假设。

       “差别暴露理论”认为，因为被暴露于更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中，城市居民比乡村居民更加关心环境。依照该理论，根据个人对环境问题的危害性直接体验和观察的差异，可以得出如下假设：

       假设2：遭遇过环境危害的城市居民可能比没有遭遇过环境问题的城市居民，特别是比乡村居民更加关心环境。

       “差别职业理论”认为，乡村居民因为多半从事依赖自然资源的职业，所以比城市居民更少关心环境。本研究只检验务农对环境关心的影响。当前中国的农业生产仍然是以小农经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对土壤、水源、树木、草原等自然资源有很强的依赖，因此得出以下假设：

       假设3：目前务农的乡村居民比不务农的乡村居民，特别是比城市居民更不关心环境。

       “差别体验理论”认为，在人工环境中长大的城市居民更能够体验到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能动作用，也比在自然环境中长大的乡村居民更加关心环境。劳威和宾海(Lowe and Pinhey，1982)检验该理论的指标为“16岁时的居住地”，而CGSS2010的问卷中并无该测量项。但是，如果根据户口类型变动情况和变动年份推算受访者16岁前是否有过“农业户口转非农户口”的经历，则可近似考察当前居住在城市的人在社会化时期是否居住在乡村地区。④具体来说，那些16岁前为非农户口的城市居民主要在城市地区经历了社会化的过程，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16岁前为非农户口的城市居民比那些16岁前为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在乡村完成社会化后迁居城市)，特别是比乡村居民更加关心环境。

       本研究拟采取双重分析策略检验以上假设。首先，通过方差分析(ANOVA)的双变量分析，将以上假设涉及的群组分别进行比较，对城乡类型与环境关心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探索。具体来说，我们将对四个研究假设涉及的七个城乡群组的环境关心差异进行比较，以检验它们描述的城乡差异是否显著。其次，建立环境关心的结构方程模型，在控制其他社会人口变量和引入环境知识、媒体使用作为中介变量的情况下，进一步观察城乡与环境关心的关系。

       (二)变量测量

       1.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环境关心”。事实上，由于测量的复杂性，以往研究观察到的城乡环境关心在方向、大小上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影响。⑤目前，最为常用的环境关心测量工具是邓拉普等(Dunlap and Van Liere，1978；Dunlap，et al.，2000)提出的NEP量表及其修订版，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近年来也开始使用修订版NEP量表研究中国公众的环境关心(洪大用、肖晨阳，2007)。NEP量表及其修订版测量的是亲环境世界观——新环境/生态范式，实质是一种狭义层面的环境关心。因此，许多学者还拓展出不同地域层次环境议题认知、环境议题重要性认知、经济生态权衡、环境政策支持、日常环保行为等不同面向，以更为全面地测量公众的环境关心(Dunlap and Jones，2002；Xiao and Dunlap，2007；卢春天、洪大用，2011)。为了更加全面地捕捉当前中国城乡居民的环境关心差异，我们根据问卷设计内容，在测量模型中也尽可能引入更多的环境关心面向和测量项目。利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对测量项目在不同测量面向下的组合信度进行检验，⑥最终确定了5个环境关心面向。除了由NEP量表修订版中8个项目测量的新生态范式，⑦还包括3个项目构成的关注环境问题程度、4个项目构成的环境危害评价、3个项目构成的环境贡献意愿和3个项目构成的日常环保行为(见表1)。

      

       在确定了环境关心的5个面向之后，我们建立了一个高阶CFA模型(图1)。该模型即结构方程模型中的测量模型。假设以上5个不同面向共同负载于一个二阶因子之上，该因子就是要测量的“环境关心”。图1中的矩形表示的是问卷中的21个测量项目(观察变量)，分别负载于环境关心的5个不同面向上(一阶潜变量)，而这5个面向再次负载于其所要测量的二阶潜变量“环境关心”之上。同时，每一个观察变量都有相应的测量误差，分别是e1-e21；每个一阶潜变量亦有相应的回归残差，分别是z1-z5。

      

       图1：“环境关心”的高阶CFA测量模型

       表2是利用CGSS2010数据对图1的模型进行城乡分组估计的部分结果。首先，从模型拟合指标的结果看，虽然卡方检验是显著的，但其他所有拟合指标都达到可接受的标准。⑧其次，如果以0.25和0.40分别作为一阶因子和二阶因子的负载标准(Raubenheimer，2004)，我们可以发现，各项的因子负载全都达标，说明各项具有较好的测量信度。综合来看，五面向测量模型得到数据的有效支持，可以作为中国城乡居民环境关心研究的一种工具。根据环境心态体系的相关理论，五面向的环境关心测量模型的城乡分组比较结果不存在显著差异，还可以说明，当前，中国城乡居民在看待环境问题的方式上存在一种相对连贯且相似的心态体系。⑨这是本文进行城乡比较的重要前提。如果城乡居民对于环境问题的认识是“碎片化”的，或者看待环境问题的方式存在很大差异，进行同一尺度的比较就有很大局限。

      

       为便于方差分析(ANOVA)，本研究将环境关心各面向所辖项目的得分分别进行累加可以得到5个变量，以面向名分别对它们进行命名。某一变量分值越高，表示在相应面向呈现出的环境关心水平越高(见表3)。

       2.预测变量和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预测变量是“城乡居住地类型”，这是一个定类变量。国外一些研究中的城乡类型通常是以居住地人口规模来区分，因为像美国这样高度城市化的西方国家中乡村人口的比例非常小。很明显，这种城乡划分方法在中国并不适用，国内的相关研究也多未采用(张玉林，2013)。CGSS中依照所调查社区设立的是居委会还是村委会的差别，对城市居住地和乡村居住地分别进行了界定，我们的研究沿用了这一城乡划分方式。⑩为了更清楚地检验城乡居住地与环境关心的关系，我们引入了一些控制变量，既包括性别、年龄、教育、个人年收入、户口类型、党员身份等常见社会人口变量，还包括“是否遭遇环境污染”、“目前是否务农”，以及“16岁前的户口类型”等变量(变量描述见表3)。

       3.中介变量

       为了更好地解释城乡居住差异与环境关心的关系，特别是探索城乡差异形成的社会机制，本研究还引入了两个中介变量——环境知识和媒体使用。CGSS2010沿用了CGSS2003中十项目环境知识量表(洪大用、肖晨阳，2007)，将每项实际判断正确赋值为1，实际判断错误或选择“不知道”赋值为0。由于各项目均为二分变量，所以并未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但统计结果表明，该量表的α信度系数高达0.805，说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好。将量表各项目分值累加得到环境知识的连续变量，分值越高表示环境知识水平越高(见表3)。

       媒体使用变量的建构依据的是CGSS2010问卷中询问受访者过去一年中使用媒体的情况，所列类型有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和手机定制消息。将选择“从不”、“很少”、“有时”、“经常”和“总是”的回答依次赋值为1-5分，量表全部项目的α信度系数为0.668。但单维CFA结果显示，在与其他媒体使用共同测量潜变量“媒体使用”时，电视使用的因子负载较低。进一步分析发现，电视使用的项目具有较好的分辨力，单维因子负载较低可能是因为公众对电视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其他媒体。基于表面效度，我们仍然将该量表项目视为单一维度的工具，并将量表各项加总获得媒体使用变量。该变量是连续变量，分值越高说明使用媒体的频率越高(见表3)。

      

       三、数据分析结果

       (一)环境关心的多面向城乡比较

       表4是基于CGSS2010数据关于城乡之间与城乡内部差异的双变量方差分析(ANOVA)结果，分别比较了不同城乡群组在环境关心5个不同面向的得分情况。

      

       由组1的比较结果可知，城市居民在新生态范式、关注环境问题程度、环境危害评价、环境贡献和日常环保行为5个环境关心面向的得分都要高于乡村居民，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说明，与乡村居民相比，城市居民更为普遍接受新生态范式体现的亲环境观念，更加关注环境问题，更能够认识到环境问题的危害，具有更强的环境贡献意愿，也更为积极地在日常生活中参与环境保护。这些结果充分支持了“居住地假设”(假设1)。简言之，在当代中国，城乡居民的环境关心水平确实存在显著差异，城市居民在许多方面都比乡村居民表现出更多的环境关心。

       组2和组3的比较是为了检验假设2。从组2数据看，遭遇过环境危害的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水平要显著高于乡村居民。组3数据表明，遭遇过环境危害的城市居民确实要比未遭遇过环境危害的城市居民更加关心环境。也就是说，“差别暴露理论”得到数据的支持。

       组4和组5的比较是为了检验假设3。从组4数据看，目前务农的乡村居民在环境关心5个面向的得分都低于城市居民。组5的比较结果显示，目前务农的乡村居民在新生态范式、关注环境问题的程度、环境危害评价3个面向的得分比不务农的乡村居民要低，但在环境贡献意愿和日常环保行为方面两个群体没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目前是否务农与城乡居民的环境关心水平确实存在显著关系，但只局限在部分方面，“差别职业理论”得到部分支持。

       假设4的检验情况可以参见组6和组7的比较结果。组6数据表明，16岁前为非农户口的城市居民在不同面向的环境关心得分都要显著高于乡村居民。但组7的数据却表明，16岁前的户口类型只与城市居民的新生态范式、关注环境问题程度和环境贡献意愿3个面向的得分显著关联，在环境危害评价和日常环保行为方面，16岁前的户口类型差异并没有体现出来。进一步说，在有显著差异的3个面向，16岁前为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得分都要显著高于16岁前为非农户口的城市居民，这与假设4描述的方向相反。因此，假设4及所依据的“差别体验理论”没有得到数据支持。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居住地假设”在现在的中国社会仍然成立：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水平要显著高于乡村居民。为了进一步探索城乡差异与环境关心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建立了环境关心的结构方程模型。

       (二)环境关心的结构方程模型

       在环境关心测量模型的基础上(见图1)，以二阶因子“环境关心”为因变量，以城乡类型、性别、年龄、教育、个人年收入、户口类型、党员身份、是否遭遇环境危害、目前是否务农和16岁时户口类型为自变量，以环境知识和媒体使用作为中介变量，由此建立了环境关心的结构方程模型(见图2)。其中，媒体使用除了对环境关心具有直接影响外，还可能会通过环境知识对环境关心具有间接的影响。另外，模型删除了6对不具备统计显著性的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11)

      

       图2：环境关心的结构方程模型

       表5给出了图2模型的部分估计结果。除了卡方检验依然显著之外，NFI、CFI和RMSEA等其他模型拟合指标全部达到可接受标准，综合来看，该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

      

       首先，看一下各变量对环境关心的直接影响。从表5可知，环境关心得到很好的解释(R[2]=59.8％)。具体来说，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城乡类型对环境关心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城市居民比乡村居民更加关心环境，再次验证了“居住地假设”(假设1)；是否遭遇环境危害对环境关心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该结果支持“差别暴露理论”(假设2)；目前是否务农、16岁时户口类型的影响不显著，说明这两个变量对环境关心的影响不是独立的，假设3和假设4最终被否定；媒体使用和环境知识对环境关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从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判断是影响最大的两个变量；年龄、教育、户口类型等变量也对环境关心有显著影响，年龄大的、受教育水平高的、拥有非农户口的人更具有环境关心；性别、个人年收入和党员身份对环境关心没有显著影响。

       其次，表5还说明，环境知识和媒体使用也都得到各自变量较好的解释(R[2]值分别为0.322和0.478)。第一，就环境知识而言，在控制其他变量后，有显著影响的变量分别为性别、年龄、教育、户口类型、党员身份、是否遭遇环境危害、16岁时的户口类型和媒体使用，城乡类型、个人年收入、目前是否务农则没有显著影响。从标准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来判断，对环境知识影响最大的两个变量分别是教育和媒体使用：教育水平越高的人或越经常使用媒体的人，拥有的环境知识也越多。这一结果说明环境教育和大众媒体对中国公众环境知识增长的促进作用。第二，就媒体使用而言，模型中除了是否遭遇环境危害外，其他变量都对其具有显著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城市居民要比乡村居民更加经常地使用媒体，男性、年轻人、教育水平高的、个人年收入水平高的、拥有城市户口的、党员、目前不务农以及16岁时为农业户口的人使用媒体的频率也更高。

       最后，重点考察各自变量与环境知识、媒体使用与环境关心之间的关系。作为中介变量的环境知识和媒体使用都对环境关心有显著的直接影响，据此可以认为，一个变量只要对环境知识或媒体使用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对环境关心也会有显著的间接影响。在这里，可以将各自变量通过环境知识和媒体使用对环境关心的间接影响与直接影响相加，从而得到各变量对环境关心的总影响(见表6)。(12)

      

       环境知识和媒体使用的中介影响几乎涉及模型中所有自变量，限于篇幅，本文只考察城乡变量。从表6可以看出，城乡类型对环境关心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城市居民要比乡村居民更加关心环境。这种差异被环境知识水平和媒体使用情况进一步放大，表现为总影响要大于直接影响。因此，环境知识和媒体使用是城乡居民环境关心差异形成的重要机制。一方面，城市居民会因为更经常使用媒体而具有更高的环境关心水平。另一方面，表6表明，尽管城乡类型对环境知识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但其通过媒体使用对环境知识有着较强的间接影响，会进一步扩大环境关心的城乡差异。

       四、总结与讨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结论：第一，通过对CGSS2010的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城乡居民在看待环境问题的方式上存在一种较为相似和连贯的心态体系；第二，中国城乡居民的环境关心水平确实存在显著差异，城乡类型对环境关心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城市居民在诸多方面都比乡村居民表现出更多的环境关心，这与国外早期“居住地假设”的描述是一致的；第三，“差别暴露理论”可以解释中国公众环境关心的城乡差异，而“差别职业理论”和“差别体验理论”则不适合；第四，在环境知识和媒体使用的中介作用下，环境关心的城乡差异被进一步放大。

       国外的晚近研究表明，全球公众环境关心的城乡差异在不断趋同，但本文的研究发现，中国城乡居民的环境关心水平仍然存在显著差异。从研究工具的选择看，在测量环境关心时，我们尽可能多地涵盖了环境关心的不同面向。每个面向的比较都显示，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水平要显著高于乡村居民，所以，有理由排除因为测量方法不同而可能导致的结果差异。从研究方法的设计看，在结构方程模型中，在控制社会人口变量和其他一些对环境关心具有显著影响的变量后，城乡类型变量仍然显示出对环境关心的显著的直接影响，也基本能够排除虚假相关的可能。因此，“居住地假设”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证实，中国城市居民比乡村居民更具环境关心的这一发现也应该是真实有效的。

       本文系统检验了国外早期研究针对“居住地假设”提出的三种理论解释，但只有“差别暴露理论”得到数据的有效支持。也就是说，在当代中国，城市居民确实可能因为有更大概率遭遇环境危害而比乡村居民更加关心环境。但“差别暴露理论”只能解释一部分环境关心的城乡差异。从表3可知，城乡居民自我报告遭遇过环境危害的比例分别为87％和79％，应当说，当前大多数城乡居民都感受到了所居住地区环境退化的事实。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显示，在控制是否遭遇过环境危害变量不变后，城乡类型仍然对环境关心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这至少说明，差别暴露不是环境关心城乡差异的主要原因。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遭遇过环境危害的人，其环境知识也会增加，进而会对环境关心产生间接影响。据此，我们可以对“差别暴露理论”进一步拓展：城市居民比乡村居民更有可能遭遇环境危害的事实，首先会直接引起他们更加关心环境；他们也会因为“久病成医”而具有更多环境知识，也会促进他们对于环境的关心。对于城市居民是如何“久病成医”的问题，本研究的模型和数据还无法提供详细的解释，但可以作为下一步的研究问题。

       本研究选用“目前是否务农”测量带有依赖自然资源的职业，用“16岁时的户口类型”测量社会化时期的居住地，以分别检验“差别职业理论”和“差别体验理论”。数据显示，目前务农的乡村居民在环境关心的部分面向确实比城市居民和不务农的乡村居民表现出更少的关心，但16岁前非农户口的城市居民并没有比16岁前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表现出更多的关心，在部分面向，后者的得分甚至更高。进一步说，在控制其他变量后，目前是否务农和16岁时的户口类型都对环境关心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这些结果与“差别职业理论”和“差别体验理论”的相关描述都有很大出入。事实上，这两种理论在解释城乡居民环境关心差异时都存在很多预设，并不符合一个好理论应有的“简洁性”要求。例如，“差别职业理论”预设乡村居民因为从事资源开采性质的职业而习得功利主义价值观，“差别体验理论”则预设乡村居民因为在自然环境中长大习得一种“环境是上帝或大自然的作品”的观念，这些似乎都是合理的推断，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功利主义价值观和“自然天成”的观念必然会导致乡村居民对环境不关心的结果吗？国外一些研究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回答：从事自然资源开采性质的职业、农业生产以及在乡村的成长经历，并不绝对会减少环境关心，有时还会促进人们更加关心环境(Freudenburg，1991；Jones，et al.，2003)。

       研究发现，虽然务农的乡村居民环境关心水平最低，但这一结果很有可能是因为与其他群体相比，农民拥有的环境知识较少和不经常接触媒体而造成的。至于“差别体验理论”中阐述的在乡村地区的社会化经历会降低环境关心水平的说法，数据并不支持。双变量的方差分析(ANOVA)结果甚至与该假设的描述方向相反。国内一些研究表明，在中国乡村居民的生产生活中，对于环境有着本土的内生知识体系(地方知识)：正是因为对自然资源的高度依赖，也正是因为相信“自然天成”，他们才更多地表现出一种顺应自然的倾向，在客观上起到保护环境和维持生态平衡的作用(麻国庆，2001；王晓毅，2010；钟兴菊，2014)。虽然研究尚不足以完全否定“差别职业理论”和“差别体验理论”，但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两种植根于西方社会的理论可能并不适合解释中国城乡居民的环境关心差异。

       研究还表明，媒体使用和环境知识对于环境关心城乡差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应当说，大众媒体近年来已经在中国乡村地区得到了有效普及，但与城市居民相比，乡村居民接触媒体的机会仍然较少。(13)在新媒体(手机、互联网)大行其道的今天，城市居民可以通过更多、更便捷的媒体渠道获取环境信息与知识，这在目前的大多数中国乡村地区可能还无法实现。一方面，城市居民明显较乡村居民更为经常使用媒体。正是接触大众媒体的机会和类型不同，城乡居民了解到的环境信息量存在落差，关于当前中国媒体报道中较为明晰的“环保立场”的接纳程度也会不一样。另一方面，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城乡居民的环境知识水平虽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经常使用媒体的城市居民还会较不常使用媒体的乡村居民从媒体中习得更多的环保知识。结果导致环境关心的城乡差异被进一步放大。

       综合来看，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中国城乡居民的环境关心也将不断趋同，并最终走向同构。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国外研究表明，城乡居民的环境关心趋同是一种全球现象，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调查结果甚至显示已无城乡差异。这说明，当一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城乡居民环境关心趋同可能是一种必然趋势。当前，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还是应对环境问题的能力方面，中国同一些西方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但这些差距正在不断缩小。从长远来看，中国城乡居民的环境关心差异应该也会像其他国家的相关发现那样逐渐消失。第二，从已有的国内研究来看，近年来中国城乡居民的环境关心差距已经在开始缩小。如前所述，1995年的“全民环境意识调查”显示，只有58.2％的乡村居民听说过“环境保护”，而城市居民中有九成听说过(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1998)。但是，CGSS2010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不考虑大众媒体等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城乡居民关于环境保护的知识水平已无太大差异。这充分说明，过去15年，随着环境教育的普及，城乡居民之间关于环境议题的认知差距正在不断缩小。第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环境抗争在中国乡村地区和城市郊区集中爆发，乡村居民对具有环境风险的项目抗议情绪十分明显(景军，2009；李晨璐、赵旭东，2012)。这似乎可以说明，环境保护的观念在中国乡村地区已经越来越流行。第四，我们的研究还表明，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乡村居民会更加关心环境。大众媒体的普及一直是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英格尔斯，1992：321)。当乡村居民有更多机会通过更多类型的媒体了解环境保护的相关信息和知识时，他们应该会更加关心环境。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尚有两点主要不足：第一，虽然在环境关心的测量工具上我们基本上做到了系统和全面，但环境关心测量的复杂性提示我们，还是有可能存在信息遗漏和方法局限。乡村地区的环境问题说到底是城市化和现代化带来的新社会问题，在长达数千年的农业社会里，乡村居民曾与自然环境长期共存，形成地域特色明显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其中不乏一些朴素的“环保观念”。如何认识这些具有“本土性”的环境保护理念，是定量研究力所不及的，但可以作为进一步的质性研究的课题。第二，由于问卷测量项目的限制，本研究对于西方相关理论的检验所采用的指标较为单一；我们期望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可以有机会采用更为全面的测量指标对这些理论进行重新检验，以不断深化对于中国城乡居民环境关心差异的理论解释。

       本文的英文初稿2013年曾在南京召开的第四届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环境意识与环境风险”分论坛上报告，感谢与会人员的讨论；感谢西安交通大学的卢春天博士在统计方法上给予的建议；感谢《社会》两位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注释：

       ①“Extractive-Commodity Theory”和“Theory of Man-Modified VS Natural Environmental Orientations”可以分别直译为“供开采的商品理论”和“人造VS自然环境取向的理论”。出于简洁和方便理解的考虑，这里参照“差别暴露理论”对它们进行了意译。

       ②参见《2012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相关数据，网址：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shizhengyaowen/201305/t20130528_103939.htm。

       ③参见http://www.un.org/chinese/events/wssd/agenda21.htm。

       ④推算仅限于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颁布之后出生的人口。由于中国户籍制度的相关限制，非农户口转农业户口的情况不多，城市人口向乡村地区的迁移也比较少。在“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城市青年人口曾大规模向乡村迁移，但这一同期群大多是在完成社会化之后(至少初中毕业)迁向乡村，且在“文革”结束后大多数已经返回城市，因此也不在分析之列。

       ⑤例如，范李尔和邓拉普(Van Liere and Dunlap，1981)曾比较了5种不同测量方式下环境关心的城乡差异，发现显著性水平和相关系数大小都会受到一定影响。

       ⑥利用CFA检验，我们初步放弃了一些因子负载较小的测量项目，其中包括NEP量表中的7个负向陈述项目。文章只呈现了部分数据分析结果，欢迎有兴趣的读者跟作者联系索取其他结果。为了模型简洁，所有数据估计都未控制相关测量误差。

       ⑦在近期的一项研究中，我们根据2000年版NEP量表的10个项目建构了适用于测量中国公众环境关心的CNEP量表(洪大用、范叶超、肖晨阳，2014)，但检验发现，原量表中的项目8和项目10在乡村地区的测量质量并不稳定，故在本研究中暂时舍弃了这两个项目。

       ⑧在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中，卡方检验因为容易受样本规模影响而并不能作为模型拟合情况评估的绝对标准。有学者认为，基准拟合指数(NFI)、比较拟合指数(CFI)大于0.9、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小于0.05是模型拟合较好的更有力证据(邱皓政、林碧芳，2008：77-84)。

       ⑨“心态体系”是英文“belief system”的意译，是指“由相互约束和有机相关的一系列观点、态度所组成的构型”(Converse，1964)。环境关心的相关研究认为，相同社会背景的公众会共享一种连贯的环境心态体系，在理解和看待环境问题的方式上具有诸多相似性(Dunlap，2008；Xiao，et al.，2013)。

       ⑩之所以不使用户口类型作为城乡划分的标准，主要有两方面考虑：第一，当前中国户口类型较多，除了常见的非农户口、农业户口外，还有军籍、蓝印户口及“黑户”等其他类型；第二，更重要的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较大，许多人都不常居住在户口登记地。当然，为了检验户口对环境关心的影响，本研究在结构方程模型中也引入这一自变量，读者可与依照基层自治组织划分的居住地类型进行结果比较。

       (11)被删除的几对相关关系分别是城乡与性别、性别与户口、性别与是否遭遇环境危害、性别与目前是否务农、性别和16岁时户口类型，以及年龄与户口。多元共线性检验的结果表明，各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在1.05-2.38之间，共线性问题并不突出。

       (12)需要说明的是，任何一个自变量，只要其对环境关心的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中有一种是显著的，那么该变量对环境关心的总影响也显著。就此来说，模型中所有自变量对环境关心的总影响都是显著的。

       (13)以有线广播电视为例，2012年统计数据显示，乡村有线广播电视用户数已达8432万户，但只占家庭总户数的33.5％，中国有线广播电视用户数和占家庭总户数比重分别为21509万户和51.5％。也就是说，尽管有线广播电视在全国一半的家庭中已经普及，但近七成的乡村地区居民却无法在家直接收看。参见网址：http://data.stats.gov.cn/workspace/index?m=hg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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